由于王莽更始时的政局混乱，引起天下礼乐分崩，典文残落，四方士人也“多怀协图书，遁逃林薮，“逃避暴政和战祸。所以当刘秀统一之后，也面临一个文教事业重新振兴的重要任务。
光武帝刘秀在教育事业的发展中，所作出的重要贡献，其作用可与汉武帝、汉宣帝、汉明帝相比。这是因为，在统一战争尚未结束的建武五年，他就在战争的废墟上重建太学，这一举措使得这一所国立大学初步规模，又重新具有“笾豆干戚之容”、“方领矩步”之人。
建武五年（公元29年），这个时候光武帝尚远未统一中原，北方彭宠割据势力主力刚刚平定，东方战线干戈方酣，西部陇蜀尚未有余力重兵进讨，此时全国的形势正如陇右割据势力的大将对主子隗嚣所言的那样：“今南有子阳（指公孙述），北有文伯（指彭宠），江湖海岱，王公十数”。鹿死谁手，究属未定。在这样天下大乱不止的时候，光武帝大兴文教，起修太学，这项举措可以说与他“未及下车，先访儒雅采求阙文”的措施，同样具有超人之智。
中国的太学，可以说是封建社会官立的大学，这种教育制度可以说在世界教育史上排名第一。最早的太学，创办于西汉武帝元朔五年，也即公元前124年，最初有经学博士（教师）和博士弟子（大学生）各数十人。但太学的发展很快，到西汉中期的昭帝、宣帝时期，已经发展到太学生二百人；元帝时更增至一千人；成帝时达到三千人。
西汉末年平帝时，分为逸经、古记、天文、历算、钟律、小学、史篇、方术、本草，以及五经、论语、孝经、尔雅各种经学、史学、文字学、医学、数学等专科，太学生以至数千人。在王莽当政时期，不管他政局如何，太学却依然在发展，史载太学生的校舍就兴建了“万区”。东汉时光武帝和明帝，因为本人笃信儒学，所以均大力发展儒家教育，他们的后代继续兴教，到东汉质帝时，太学生数目猛增至三万名之多。
光武帝经常亲临太学视察，可见他对新建的太学的关心。有一次，他车驾临太学，会同诸博士在御前“论难”。当时名儒桓荣“被服儒衣，温恭有蕴籍，辩明经义，每以礼让相厌，不以辞长胜人”，这让所有参加辩论的博士都自愧不及，从而博得光武帝的“特加赏赐”。这一次光武帝还召集诸生“雅吹击磬，尽曰乃罢”。光武帝还经常诏令学者们“说经”，有一年正月初一正旦朝贺，光武帝于是令群臣能说经者互相诘难，说不通者即下座让给胜者，由博士出身，官任侍中的戴凭屡辩屡胜，竟然重坐五十多席，以至京师为之语曰：“解经不穷戴侍中。”光武帝还请桓荣当面说《尚书》，听桓荣所言十分欣赏，立即拜官议郎，赐钱十万，还特聘他为太子师。
我国教育史家认为，西汉时经学教育中的“问难论辩”方法，是一种很好的教育方法，它可以繁荣学术，推动文化发展，东汉大思想家王充的理性批判精神，就是因为受了这一传统的影响。光武帝时代的诘难风气，也体现着东汉初期一种蓬勃向上的精神和光武帝本人的开明作风。
光武帝在建立太学同时，还把儒经的教学内容固定下来，重新振兴和整顿，协调儒学。
于是立五经博士，各以家法教授，《易》有施、孟、梁丘、京氏，《尚书》欧阳、大小夏侯，《诗》齐、鲁、韩，《礼》大小戴，《春秋》严、颜，凡十四博士，太常差次总领焉。
这一段包含好几层意思：第一，光武帝很重视太学教学内容，也十分重视儒学各家各派的统一振兴，所以才让九卿的首席官太常来主管此事。三公、大将军下就数太常，位列九卿第一，他主管的任务除“掌礼仪祭祀”（国古代向来“唯祀与戎，国之大事”）外，还主管“每选试博士”。其下属“博士祭酒”，则专管“掌教弟子”之职。教育事业放在九卿各部的首位，这就可以看出东汉政权对此的重视程度。第二，两汉时期，尤其是西汉中期以后，孔子的儒家学问产生了两大派别的分歧，即所谓今文经和古文经的争论。为此，两汉政府专门召开了三次大型学术会议，集中群儒来讨论统一、协调的问题。
中元元年（公元56年），东汉又初建三雍——明堂、灵台、辟雍。这虽然主要是举行祭扫、典礼场所，但都与教育有关。明堂本是古帝王宣明政教的地方，凡朝会、祭祀、庆赏、选士、养老、教学等大典，均在这里举行。后来随着宫室的完备，明堂的许多功能逐渐转移，但一般仍在近郊建明堂，以存古制。历代礼家对明堂之说，聚讼纷坛，其中一种说法认为，明堂、清庙、太庙、太室、太学、辟雍是一回事，学人多信从之。由此可见明堂与教育是有关系的。近世学者研究指出，所谓明堂系原始社会氏族议事大房子的遗存，这里同时也是兼施教育的场所。
辟雍原是周代为贵族子弟所设的大学，其四周有水，形如壁环，故名。在那以后则多用于藏书。灵台为周时台名。《诗·大雅》即有《灵台》诗，其中写道：“经始灵台，经之营之。”古人笺注：“观台而日灵者，文王化行似神之精明，故以名焉。”西汉所建灵台，在长安西北，为观测天象之所。东汉灵台性质与之相同。总之，太学和三雍，彼此呼应，共为京师洛阳文化教育的中心。
除中央有太学外，郡国各地，都兴起许多官学私学。
由于光武帝刘秀鼓励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所以郡国各地都开始办私学很快形成文化教育的大昌盛时期。比如寇恂在做汝南太守时，“聘能为《左氏春秋》者，亲授学焉”，常山太守伏恭也在当地“敦修学校，教授不辍。”名儒欧阳歙在任大司徒以前，也长期在所任职太守的汝南，“教授数百人”，达九年之久。《欧阳尚书》专家牟长，在任河内太守期间，也在地方为诸生讲学，“常有千余人”，前后从学达万人。
鲁恭在明帝政府就职之前，也曾“留新丰教授”，后来成为著名的白虎观会议的主将之一。他的弟弟鲁丕，“兼通《五经》、以《鲁诗》《尚书》教授，为当世名儒”。牟融，北海人，长年在地方教授《伏夏侯尚中》，“门徒数百人”，后来才在明帝朝从政，官至大鸿胪、大司农。山东琅琊还有一位名师徐子盛，以《春秋》教授数百门徒，后来在明、章二朝显名的名儒承宫，就在他的门下边劳动边求学，“为诸生拾薪，执苦数年，勤学不倦”，终于成名。
这样，从中央到地方，形成一个儒学的教学网，在地方授徒的，有的本人就是郡守县长，有的则为私人讲学。不管公学私学，总之使东汉时期形成了以儒家经典为教育内容，以社会教化为宗旨的一整套严密的教育制度。
兴学与读经又是紧密相关的。因为不论是太学或是郡国学，所学皆为经学。所谓《五经》十四博士，亦即展现了太学设立的经学门类。过去天下散乱的时候，经书典籍受到极大的破坏；因为刘秀爱好经术，每到一处先拜访儒者雅士，寻求散落的经书；听闻这个消息原来怀协图书遁逃林薮的四方学人，从此带着珍藏的经籍，会于京师洛阳。这样，由于刘秀这番精心搜寻，当他迁还洛阳时，其经牒秘书就装载了两千多辆车；“自此以后，三倍于前”，这些当然都是四方学士云会京师的结果了。
太学出身的刘秀，对谈论经义兴趣特别浓厚。他常常率领大臣们研讨经学问题，经常搞到夜半时分才睡觉。当时为立经博士之事，每有激烈争论。如尚书令韩歆上疏，建议为《费氏易》、《佐氏春秋》立博士，刘秀则命公卿、大夫、博士会于云台，开会讨论这件事。会议由刘秀亲自主持，博士范升首先发言表示反对，接着“与韩歆及太中大夫许淑等互相辩难，日中乃罢”。有时，大臣以上书的形式表示自己的经学见解，最多的时候甚至达到了一天“十余上”，刘秀也都亲自披阅，真可以说是忙得不亦乐乎！
光武帝时期不但在中央和地方为臣为民广泛兴学，而且还把儒学教育也办到宫廷内部来。他为此特意邀请硕儒大师作为宫廷教师，教授皇太子、诸皇子和宗室子弟。前后有当世名儒桓荣、郅恽、刘昆、包咸等等，在光武帝宫中为皇太子师者。刘昆为易学专家，对孔子仪礼十分熟悉，在王莽乱世，他经常带着门徒五六百人，当“春秋飨射，常备列典仪，以素木瓠叶为俎豆，桑弧蒿矢，以射菟首”，在行大礼时，引动周围郡民的群观，轰动一时。光武帝时他任弘农太守，是当时著名的良吏清官。
光武帝素闻其名，派人把他请到宫中“入授皇太子及诸王小侯五十余人”。包咸是鱼勘《论语》专家，长年在南方立“精舍”私人教学，建武中年，被光武帝请到宫中专为皇太子讲授《论语》。郅恽是一位全才，既懂《韩诗》，又通《俨氏春秋》，还“明天文历数”，后因在光武朝任上东城门候尽职而被光武帝赏识，请入宫中“授皇太子《韩诗》”。他不但如此还在保存废太子母子性命，得以颐养天年方面起了很大作用，后来转任长沙太守。
光武帝父子对请到宫中的太子师是很信任和尊重的，有时可以形容为求才若渴。当光武帝了解到太子的《尚书》教师何汤的本师为桓荣，立刻将桓荣召来宫中，当面试讲《尚书》，刘秀听了桓荣的讲解，认为才学非常的广博，又马上拜为议郎，“赐钱十万，又使授太子。”自那以后每当朝会，光武帝都请桓荣在公卿前讲授经书，一面听一面赞叹，说：“得生几晚！”桓荣后来得了病，皇太子朝夕派人到住处问安，“赐以珍馐，帷帐，奴婢”，并且还不断安慰桓荣：“若有不测，不用发愁家室。”
为太子师多年的刘昆，史称常和另一位学者丁恭“俱在光武左右，每事谘访焉。”郅恽在光武帝前皇后郭氏被废的关键时刻，敢于向光武帝婉转提出建议：“臣闻夫妇之好，父不能得之于子，况臣能得之于君乎？是臣所不敢言。虽然，原陛下念其可否之计，无令天下有议社稷而已”。这番话说得很得体，又从国家的大计着想。光武帝听后十分受用，认为郅恽所言很有道理，说：“阵善恕己量主，知我必不有所左右而轻天下也。”光武帝后来对郭后和废太子刘疆之所以仍然十分厚待，郅恽的这番言论在里面是起了重要作用的。
光武帝的尊儒重道，也影响到一朝后廷和后妃贵戚之家。史载光武帝时即进宫的儿媳，后来成为明帝正宫的马援之女马皇后，自少女时期就“礼则修备”，“能诵《易》，好读《春秋》《楚辞》，尤善《周官》《董仲舒书》”，是一位知识才华十分渊博的才女。
光武帝的母家樊氏、妻家阴氏，也都儒雅成风。光武帝的舅舅樊宏之子樊氏，自幼就对儒学十分有兴趣，他曾就大儒师丁恭学习《公羊严氏春秋》，而且和北海周泽，琅琊承宫等“海内大儒”，全都结为师友。以至到后来他的经学自成一家，删定的《公羊严氏春秋》章句，世号“樊侯学”，并教授着门徒多达三千多人。
阴皇后的长兄阴识，也都十分尊重儒者，他为官时门下所用掾吏，都敦请名流虞延，傅宽、薛莋等担任。光武帝的诸皇子中，好儒者也颇多，除明帝和原太子刘疆外，光武帝的二皇子沛献王刘辅，史称“好经书，善说《京氏易》《孝经》《论语》”等，曾自作伍经论，号称《沛王通论》。明帝的同母弟东平宪王刘苍，也是“少好经书，雅有智思”。他后来大兴礼乐，光武庙的登歌八佾舞，就是他与臣下一起设计的。光武帝最小的儿子琅邪孝王刘京，史称“性恭孝，好经学”，也颇有其父兄之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