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国会议员趋于年轻化，对总统的权威构成了挑战。20世纪90年代，许多年轻的新议员被选入国会。尽管这些新议员在竞选过程中几乎完全以关注国内事务而当选，但一进入国会，便谋求对美国的对外政策施加影响，从自身利益出发，抱着减少合作或协调的心态，总是对行政部门的重大对外政策方针进行批评，以此增强自己尽早出人头地的政治资本。相当数量的新议员不信任或怀疑权威，对美国冷战时期对外政策持否定态度。希望冷战结束以后，全面地改变美国对外政策方针，减少海外驻军，增加对美国国内社会及经济问题的关注。一般地讲，“年轻议员趋于更为党派化、更为意识形态化、渴望迅速出名，因此，在对外政策或其他事物上不是很愿意顺从总统的权威”。
第三，国会工作人员队伍日趋庞大，且专业化，使国会对外交事务的管理更加具体化和细节化。工作人员包括议员、委员会以及整个立法部门的服务人员。一个议员还有25名助手为其工作。许多国会工作人员学历高，工作经验丰富，他们运用自己的专长和专门知识协助国会议员对总统方面的权力提出挑战，使国会对美国外交决策的工作具体化和效率化。
第四，现代技术的发展，使美国国会的工作更加趋于专业化。传统上，国会顺从总统的一个原因是行政部门在国际事务方面独占大量信息。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这种情况已经发生了很大改变。随着现代技术的发展，国会内部各机构可通过电脑、互联网、卫星工程等现代技术，获取大量信息，为国会议员提供各方面的专业咨询服务，增强国会与总统为首的行政部门进行权力较量的能力。
第五，国会议员有更多的机会发表公开言论，并参与外交斡旋。现代传媒技术的进步在一定程度上已改变了美国国内政治权力的平衡。传统上，只有美国总统和国务卿才在美国的电视屏幕上谈论对外政策主张，现在由于电视的普及，任何一个议员都可以做到如此。而过去30年里航空旅行的革命，使国会议员们可以飞往世界各地，亲临世界“热点”现场，参加外交斡旋，充当国务卿的角色，甚至掌握制定某项对外及防务政策所需的第一手知识。
然而，美国总统的权力仍然很集中，这是美国社会的多元性和权力的分散性决定的。尽管这一时期国会加强了对总统权力的制约，然而由全民投票选举产生的总统仍然是美国政治舞台上的中心人物和国家象征。总统确定国家航向，并聚合力量，提出和执行国家的内外政策。公众也习惯于把总统作为政治领袖，希望总统解决国家面临的各种问题，尤其在“9·11”恐怖袭击后，总统的权力又有进一步扩大的趋势。
（二）压力集团、院外集团活动异常活跃
战后美国政治的又一突出变化是各种压力集团、“院外集团”、“思想库”层出不穷，异常活跃。美国政治的多元化、多层次，使各种利益主体都有不同的利益诉求。
据统计，所有的美国人都分属于10万个协会、团体、俱乐部。很多利益诉求相近的利益主体结成利益集团，意图对政府的决策、议会的立法施加影响，以使政府的政策措施、议会的法律规范能反映和保护自己的利益。
各利益集团通过提供、进行宣传、游行示威、私下游说、新闻监督、提供研究报告、雇佣职业院外活动家等方式对政治家、议员、官员、法官施加影响和压力，故称“压力集团”，又由于他们经常活动于国会参、众两院会议厅之外，也称“院外集团”。
这些利益集团在美国政治、政府行为和立法行为中的影响不可小视。如美国枪支协会多次成功地挫败了枪支管制法案的通过，直到克林顿政府时期，枪支管制法案才得以通过。美国的犹太人院外集团更以其数之不尽的财富和卓有成效的游说活动，在美国政治外交上发挥着重大影响。美国政府之所以坚持亲以色列的对外政策，除其战略利益考虑外，与犹太人院外集团的压力和影响有着很大关系。
随着现代政治运营和决策的复杂化和科学技术的发展，政治活动、立法活动和政策制定过程要求专业化、系统化、科学化，使得专业人员组成的“智囊”、“思想库”在决策过程中的作用和影响也越来越大。罗斯福总统为推行“新政”，招揽了大批经济、法律方面的人才，充任有关部门顾问，开了官方引用专家参与决策的先河。
二战以后，各种专业化智囊团、思想库大量涌现。著名的有兰德公司、胡佛研究所、赫德森研究所、对外政策研究所、洛克菲基金会、福特基金会等思想库。美国历届政府、两大政党都会委托各“思想库”进行专题研究，甚至直接从各“思想库”挑选官员。国会各专门委员会，议员助手班子，也会任用众多的专家、学者对特定事项、政策和法案进行研究论证，提出背景报告、咨询材料和选择方案，使“智囊团”、“思想库”和专家、学者在政治运营和决策过程中的作用和地位日益增加。
（三）社会阶级结构复杂化、公众政治参与度下降
尽管美国社会阶级关系相对稳定，但工人阶级内部和资产阶级内部都出现了巨大变化，两大阶级之间的中间阶层也出现了新的特点。从工人阶级这方面来说，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新科技革命使产业结构发生了重大变革，第一产业与第二产业的比重急剧下降，第二产业内部劳动密集型的产业逐渐被资本和技术密集型的产业替代，第三产业得到了空前的发展，成为最重要的产业部门。随着劳动力大量地从物质生产部门向非物质生产部门转移，从传统生产部门向新兴产业部门转移，工人阶级队伍的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从事传统产业的体力劳动工人在工人总数中所占的比例连年下降，而从事脑力劳动和管理工作的白领工人的比重越来越高，通常人们把这些人称为“中产阶级”。在白领工人中，还分化出“金领工人”（指掌握高精尖技术的、收入丰厚的技术工人）、“灰领工人”（指从事精密仪表与机器的维修和专门从事设计、开发和营销者）、“粉领工人”（指女秘书、女教师等从事第三产业的女工人）。
随着企业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除了传统的垄断资本家和非垄断资本家外，还出现了一大批为垄断和非垄断资产阶级效劳的高级经理阶层。他们虽不拥有高学历，拥有公司的大量股票，收入远远超过一般的工作人员。他们虽不拥有生产资料的所有权，但对生产资料具有日常控制权，在美国社会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和作用，被称为“经理资本家”。一些知识分子的上层，如高级律师、高级专家、高级顾问和高级教授，他们为维护当代资本主义的统治和利益，提出理论主张和政策建议，成为统治阶级的高级智囊和脑库，对垄断资产阶级有着重要影响力，是资本主义统治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此外，政府的高级官员和国会议员，代表着资产阶级财团的某一翼或某一派，直接制定统治阶级的内外政策或参与决策。
战后美国的民主政治体制进一步完善，公民的权利进一步扩大，但公众对政府的信任仍然持续下降。根据美国的民意调查，美国人对政府的信任程度，1964年曾达到76％，1980年降为25％，1994年降为14％。1996年总统选举中选民投票率只有49％，冷战后的新形势要求美国政治结构进行相应调整，这将是一个缓慢、渐进的过程。
2001年举世震惊的“9.11”恐怖袭击事件给美国国内政治带来了新的不确定因素。短期内，美国社会的凝聚力会得到加强，但从长期看，这次恐怖袭击沉重打击了美国人的安全感和超级大国的优越感，必然会在民众心理上留下难以弥合的创伤，对种族关系、社会信任程度，乃至政治制度都将产生进一步的影响。
（四）国内各种社会问题丛生，种族矛盾加剧
（1）贫富两极分化十分严重在20世纪90年代末，美国的收入最高的20％家庭的平均收入是20％收入最低家庭的10倍，而且这种差距有不断扩大的趋势。最穷的20％的家庭收入在10年内增长不到1％，而最富的20％的家庭收入增长了15％。
（2）犯罪率居高不下
2001年犯罪案件总数达1180万件，每2.7秒就有一起案件发生。美国司法部司法统计局的报告，截至2001年底，美国犯罪人数比1980年增加4倍，达到了创纪录的660万人。美国的少年犯罪急剧上升，校园暴力犯罪时有发生，据统计20％的暴力犯罪案件是青少年所为。
（3）种族矛盾加剧
美国既是一个移民国家，又是一个多民族社会。尽管在法律上规定各民族各种族都拥有平等的权利，但种族歧视、“白人至上”的思潮一直存在，民族与种族之间的不平等现象也时有所见。种族平等的思想到20世纪60年代后才成为社会的主流思想。战后，美国人口的种族结构发生了显著变化，白人不再占优势。面对这种形势，美国白人保守势力奉行的种族歧视态度进一步加剧，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极端民族主义、种族主义等极右势力逐渐猖獗。
在美国，种族歧视一直是社会中的普遍现象，必然导致美国社会的凝聚力下降。正如前总统尼克松在1994年出版的《超越和平》一书中所说：“冷战的结束使我们的国内问题更趋恶化了。外来的挑战使我们团结在一起；国内的挑战却使我们四分五裂”。
第二节 美国的国家利益
美国是特别注重国家利益的大国。“国家利益”是美国国家战略的基本依据和根本目标。因此，美国的战略决策者及其周围的智囊人物几乎都在怎样确定和怎样维护美国的国家利益方面表现出一种超乎寻常的兴趣和热情。所以，当我们分析和了解美国的政治、经济以及外交战略时，不能不对美国的国家利益理论、国家利益观以及美国的国家利益的分布等做一较为系统的了解。
一、美国的有关国家利益的理论
美国虽然极为重视国家利益，甚至将它作为其国家战略的基本依据和根本目标，但是，他们对国家利益的解释和理解却并不一致，有许多不同的观点和理论。
其中最著名的有摩根索用“权力”来界定的“国家利益”理论和唐纳德·纽克特莱因的“利益强度”说。
摩根索是美国著名的现实主义理论家。他对“国家利益”问题有着自己独到的论述。他认为“国家利益”是一个政治方面的概念，并且应当用权力来界定。他在《国家间政治——寻求权力与和平的斗争》一书中说：“现实主义认为，被界定为权力的利益这一关键概念是普遍适用的客观范畴，但是它并不赋予这个概念以一个永久固定的含义。利益的观念确实是政治的实质，不受时间和空间的条件的影响。”在此，他一方面明确了“国家利益”的客观性，认为“国家利益”这个概念是一个“客观范畴”；另一方面明确了“国家利益”的普遍性，认为这个概念是一个“普遍适用的客观范畴”，“不受时间和空间条件的影响”；同时还明确了“国家利益”的复杂性，认为不能赋予它“一个永久固定的含义”，也即国家利益的概念无法用一个明确、统一的定义来确定。
摩根索的这一理论毫无疑问地存在着其内在的缺陷。这些缺陷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国家利益”是一个非常宽泛的概念，其内涵极为丰富，它不仅包括国家的“权力”，而且还包括国家的“安全”、国家的“发展”等等方面；它不仅局限于国家的政治范围，而且还包括国家的经济、军事、文化等方方面面。但是，摩根索将“国家利益”仅仅局限在政治领域，而且认为仅仅用“权力”就能界定完全。这种理解显然过于狭窄。第二，“国家利益”应是一个具有特定内涵的科学概念，因而应该具有固定的含义。但是，摩根索却片面地强调国家利益的复杂性，忽视甚至否定这一概念的稳定性，这就将国家利益变成了一种飘忽不定和难以把握的东西。第三，以上的理论缺陷又与作为其理论基础的现实主义理论的缺陷连在一起。现实主义理论试图用“国家利益”去说明国际关系领域中各种杂乱无章的现象，这使得它的解释较有说服力，尤其是它的理论能够在实际运用中得到更多的证实，收到更多的成效，因而受到国家战略决策者的青睐。但是，现实主义者过分强调权力，也就将“国家利益”概念中的其他重要变项排除在外。尤其是现实主义者用“权力”界定“国家利益”，也就无法包括“国家利益”的全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