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218年（秦始皇二十九年）初春，秦始皇再出函谷关巡行东方。他如此频繁的巡行东南，表明他对被自己征服的山东六国颇不放心，秦王朝对这一地区的统治还不够巩固。《史记·高祖本纪》所载：“始皇尝曰：‘东南有天子气。’于是东游以厌之。”秦始皇此次出游中的遭遇刺客，亦可说明这一点。此外，秦始皇这次东巡时再度登之罘，至琅琊，接见方士，说明他对到渤海之滨寻仙求药仍抱有十分浓厚的兴趣。
秦始皇出关东巡的路线，与上次相同。然而，当皇帝的车驾到达河南阳武博浪沙（今河南原阳南，河南武县城东南隅有“古博浪沙”碑）时，一场突然的事件发生了。
博浪沙地处黄河故道，这里虽无有高山密林，但却是杂草树丛密集，沙丘起伏，一片荒凉。春寒之中，柳枝刚刚吐芽。遍地枯草之下，早已有嫩芽破土而出。举目远望，大地已是斑斑点点。
秦始皇的庞大车队，自西土一路而来，马蹄声、车轮声伴随着马铃声由远而近。遥望驰道的上空，笼罩着黄尘。巡行车队是由皇帝的乘车、副车等所谓“安车”和侍卫人员乘坐的“高车”（即兵车），以及其他所谓“属车”所组成。80余驾车马一字形沿驰道行进，犹如一条长龙蜿蜒在曲折起伏的沙丘之中。不必说，皇帝的车队是戒备森严的，高大而健壮的卫士，手持长戟立于兵车之上，虎视四方，威风凛凛。在车队中，卫士所乘立的兵车占了一半以上。车队中兵车与卫士的配备，是足以能保证皇帝旅途安全的。
这是秦始皇即皇帝位后连续的第三次大举巡游。前两次巡游帝国的西北与东南，旅途上并没有发生过危及皇帝安全的事件。此次出函谷关不远，车队刚刚走出韩国故地，进入原魏国的东界。上至秦始皇以及随行大臣，下至车队中全副武装的卫士，谁也未曾料想在这里会出现什么意外。当车队前面的几驾开路兵车刚刚沿驰道向右绕过一个沙丘，装饰豪华而独特的皇帝乘车也行近驰道的拐角处。就在这时，只见道旁的杂草树丛中突然窜出一个高大的身影，迅猛地径直向车队扑来。站立在皇帝安车前后兵车上的卫士，刹那间几乎全部被这突然出现的情况惊呆了。这些训练有素的卫士们，在他们立即定神看清身影是一个手持凶器的刺客并决定下车当场捉拿之际，那个高大的刺客已双腿叉立于驰道路基之下，扬臂将手中的凶器掷向安车。只见一道寒光从眼前掠过，砰的一声，一辆安车的车厢后室被击中，接着便是那驾安车前四匹大马的一阵嘶鸣。就在这轰击声中，只见刺客在掷出凶器后，立即转身窜入杂草树丛之中，转眼间已是无影无踪。
站立在兵车上的卫士们看得清楚：刺客从路旁的杂草树丛中窜出，扑向路基之下，立身掷出凶器，直到转身窜入杂草树丛，这全部过程竟发在三五秒钟的霎时之间。
刺客所击中的是兵车后面的第一辆安车，它是车队中的“副车”，而秦始皇当时就坐在这辆副车后面的专车即所谓“金根车”之中。秦始皇车队中的副车，与皇帝乘坐的车在形制上没有大的区别，这样才能起到“副车”的两大用途：第一，它是皇帝的备用乘车，以备皇帝的乘车出现故障时使用；第二，与皇帝乘车形制基本相同的若干辆副车被编入车队之中，使图谋危害皇帝的暴徒一时摸不清皇帝究竟乘坐哪辆车中，这无疑将增加皇帝在旅途中的安全系数。
从秦始皇陵出土的铜车马模型中可知：那辆被定名为“高车”的模型，是卫士乘立的兵车，车马通长2.57米。而那辆被定名为“安车”的模型，在形制上比高车（兵车）大得多，驾后通长3.171米，车舆较长，分前后二室，它是供皇帝及大臣们在旅途中坐卧用的。可见，正是皇帝所乘坐的专车与副车形制的基本相同而与兵车形制明显差异的这一事实，使得刺客误认为兵车后的第一辆安车便是秦始皇乘坐的专车。刺客虽然击中了目标，但秦始皇却安然地坐在专车之中。
在一声巨响和马匹嘶鸣声中，专车戛然停住。坐在车中的秦始皇拉开左边车窗向外望去，只见从前后兵车上跳下来的卫士，手持长戟奔向驰道路基之下左侧的杂草树丛。
这时，李斯已走至专车车窗之下，躬身向秦始皇问安。秦始皇从专车的后门走下。当秦始皇在李斯的搀扶下走出车门，举目看到前面被击碎的副车后室，便明白了大半。二人走到副车前，向车厢内望去，一个重有百余斤的大铁锥击入车厢中，从车厢内深深嵌入副车的右轮，右轮的车辐条已被击断数根。秦始皇与李斯看过现场后便全然明白了：铁锥是从左车轮之上的车窗上方飞入车中，然后沿弧线嵌入右车轮。铁椎在车厢内所走经的弧线，正是乘客坐卧的位置之上。
很显然，如果刺客不是把副车误认为皇帝专车，那后果真是不堪设想！秦始皇与李斯看过现场后，你看我，我看你，谁也没有说什么。这时，随从的文武官员已来到秦始皇面前，个个垂手而立，面带惊慌之色，一字形排列在路旁，听候差遣。
文武官员此刻还没有看到车厢内的现场情景，只见皇帝镇静如常，看不出带有什么惊恐、紧张或恼怒的表情，只是负有护驾之责的丞相李斯表情十分严肃。
秦始皇没有看到刺客掷椎的一刹那，甚至连刺客的身影也未能收入眼帘，他只是看到了破碎的车厢与铁锥的静态现场，这种现场给予他的第一个感受是暗自庆幸。确切地说，在这次旅途遇刺的事件中，秦始皇的感官并没有受到惊险场面的直接刺激，因而他面无惊恐之色；由于心中为误中副车而暗自庆幸，因而他面无恼怒之容。秦始皇这种异乎寻常的镇静表情，使惊恐万分的随从文武官员们暗自称奇，便不约而同地齐声说道：
“皇帝神威，臣等听命于陛下。”
秦始皇看到随从的文武官员竟被惊成这个样子，心中感到很是可笑，同时也为自己的异常镇静而感到格外地得意自豪，深感自己是天下当之无愧的皇帝，遇乱不惊。秦始皇微笑着对路旁的文武官员们说：
“卿等不必惊慌，不过是一个小小的狂徒想加害于朕，已经逃走了，即刻便可擒拿归案。没有你们的事了，都各自暂且回车歇息去吧。”
就在随从的文武官员陆续各自上车的时刻，十几名追捕刺客的卫士陆续三三两两地结伴归来，一无所获。这距离出事还不到半个时辰。
秦始皇见没有捉拿到刺客，脸上立刻现出怒气。然而他听取卫士们的禀报后才确切得知：卫士们所说的刺客从突然出现、掷椎击车到即刻消失，只是在刹那之间；而卫士们跳下兵车时，刺客已消失在树丛之中。因为秦始皇闻声凭窗外望时也未能见到刺客的身影，只看到武士们正跳下路基去追捕刺客。卫士们还禀告说：谁也没有看到刺客窜入草丛后的身影和去向，搜索了这一带的杂草树丛，也未见到半点人影，担心皇帝还另有其他吩咐，便回来向皇帝禀报听命。
对于卫士们的后一段禀报，秦始皇也相信了。他从副车的被击现场判断，刺客是一个训练有素的高手，这是一次有周密预谋的行刺。秦始皇没有责怪卫士未能捉到凶手，便对追捕刺客的卫士们说：
“你们辛苦了，都各回到自己的车上去吧。”
陪同秦始皇听取卫士禀报的官员只有丞相李斯一人。李斯见皇帝脸上的怒气在听取卫士禀报后非但没有消失，反而越来越重，便向前请示道：
“暴徒冒犯圣上，应诏令天下严加追拿法办，以儆效尤。”
秦始皇点了点头。
李斯见皇帝站立在路基上沉默无语，猜想到皇帝此刻心情复杂，有些话要由他李斯代说了。善于揣度皇帝心意的李斯，向前进言说：
“陛下，此刻时不过午，不能被这个小小的狂徒扰乱了圣上的东巡，是不是……”
“起驾！”秦始皇刚毅而果断地做出了决定。接着又用缓和的语调回首对李斯说：
“余下的事就由你处理了。”
李斯接受皇帝的旨令，便当即召随行的郎中令即刻到皇帝面前领旨，立即向天下发布追捕凶犯的紧急通缉令。郎中令领旨走后，李斯向尚在周围警戒的卫士们发出命令，命令撤除警戒线，卫士们各自回归兵车，起驾继续前行。
秦始皇请身后的李斯同登自己的专车，李斯为皇帝赐给自己的这一殊荣而深感无限荣幸。事实上，秦始皇此刻心绪烦乱，惊魂未定，车中需要有位大臣陪伴他；就事发后的表现而论，惟有李斯是他可借以宽慰的大臣。
秦始皇的东巡车队，在经过大约一个时辰的惊扰之后，又井然有序地继续向前行走。车队的行进速度比往常显然是缓慢了许多，但车中的秦始皇、李斯以及随行的文武官员们，却丝毫没有感觉到车速的放慢。
果然不出乎秦始皇所料，这是一次有预谋的行刺，而策划人则是后来为刘邦充当军师的张良。
据《史记·留侯世家》所载，张良的祖先是韩国的贵族，他的祖父曾任韩昭侯、宣惠王、襄哀王的相国；父亲张平曾任韩厘王、悼惠王的相国。父亲张平在秦灭韩的前20年病卒，张良因当时年少而未在韩国担任官职。韩国被秦灭亡时，张良尚有家僮三百人，家产甚丰。张良痛恨秦王灭韩，为给韩国报仇，他在弟弟病死时也顾不上安葬；为寻求刺客刺杀秦皇，他变卖了全部家产。张良曾到淮阳学礼，又东游拜见隐士沧海君。后来，张良果然得到一名大力士，能投掷120斤重的铁锥，所掷无不击中目标。
这位未能给后世留下姓名的大力士，向张良表示愿意为刺杀秦始皇效死，张良便策划了这次刺杀。刺杀地点选择在原韩魏两国交界的黄河故道，这里是一片荒凉的沙丘，人迹罕至，有杂草树丛可以掩体，又不像驰道所经由的山林地段那样容易引起秦始皇车队的警觉。张良熟悉这一带的地形，事先的掩藏和事后的撤离与转移，都可以较容易的周密布置。
袭击地点的选择，张良更是煞费苦心。经实地勘测，张良选择了驰道面东的向右急转弯处：当秦始皇的专车行至这弯路转角时，专车将在前后兵车上卫士们的视线中有短暂地消失，专车的左侧将暴露在卫士们力所不及的空间。从这里袭击秦始皇专车，不但易于下手，也便于及时撤离。况且转角路基之下的树丛很密，光线暗淡，便于事先的埋伏。事实表明，行刺地点的选择是高明的，它使击中目标和安全撤离这两大预期目的均能容易实现。至于刺客误把副车作为袭击目标，则是另一回事，与行刺地点的选择无关。事实上，秦始皇专车前后兵车上的卫士，是在刺客站立在路基之下投掷铁锥时才看清楚刺客；当卫士们跳下兵车时，刺客手中掷出的铁锥已将副车击中并转身窜入树丛之中。
刺客是无可指责的，他哪里能事先得知秦始皇是坐在兵车之后的第几辆安车之中。他按照预定计划安全撤离了，无奈秦王怎样通缉，始终未能捉到这位身材高大的刺客。为安全起见，张良于行刺失败后，也远离韩国，改名更姓，藏身于下邳（今江苏睢宁县西北）。张良与刺客的安全转移，除了计划上的周密之外，事实上也得力于韩国百姓的保护。当时在韩国乃至于山东六国的百姓之中，反秦情绪一直是比较强烈的。
以上便是秦始皇东游时于博浪沙“为盗所惊”事件的始末，史书对于这一事件的细节内容，并没有留下记载。上述细节过程，系推理文字。
《秦始皇本纪》于“始皇东游，至阳武博浪沙中，为盗所惊”之下只有“求弗得，乃令天下大索十日，登之罘刻石”、“旋，遂入琅琊，道上党入”寥寥数语的记载，说刺客没有捉到，全国范围的大搜捕令为期是十日，博浪沙事件后秦始皇东巡的目的地是上年巡视过的之罘与琅琊，并在之罘刻石歌颂功德，然后到达琅琊，由琅琊取道上党而还。
秦始皇为什么仍把渤海之滨的之罘与黄海之滨的琅琊做为第二次东巡的目的地并由琅琊取道上党回咸阳，史书没有记载。这很可能与秦始皇寻仙求药的急切心情有关。然而，他这次东游海滨并没有得到可以使他高兴的消息。
司马迁著《史记·秦始皇本纪》，关于秦始皇的第二次东巡，只有40字的粗略记载，但却不厌其烦地记录了之罘刻石的长篇铭文，这表明司马迁很珍视刻石铭文的史料价值，现一并照录如下：维二十九年，时在中春，阳和方起，皇帝东游，巡登之罘，临照于海。从臣嘉观，原念休烈，追诵本始。大圣作治，建定法度，显著纲纪。外教诸侯，光施文惠，明以义理。六国回辟，贪戾无厌，虐杀不已。皇帝哀众，遂发讨师，奋扬武德。义诛信行，威旁达，莫不宾服。烹灭强暴，振救黔首，周定四极。普施明法，经纬天下，永为仪则。大矣哉！宇县之中，承顺圣意。群臣诵功，请刻于石，表垂于常式。东观的刻石铭文是：维二十九年，皇帝春游，览省远方，逮于海隅，遂登之罘，昭临朝阳。观望广丽，从臣咸念，原道至明。圣法初兴，清理疆内，外诛暴强。武威旁畅，振动四极，禽灭六王。阐并天下，灾害绝息，永偃戎兵。皇帝明德，经理宇内，视听不怠。作立大义，昭设备器，咸有章旗。职臣遵分，各知所行，事无嫌疑。黔首改化，远迩同度，临古绝尤。常职既定，后嗣循业，长承圣治。群臣嘉德，祗诵圣烈，请刻之罘。据《史记·封禅书》记载，秦始皇在归途中曾经“过恒山”。恒山在今河北省曲阳县西北与山西省接壤处，为“五岳”中的“北岳”。在恒山，秦始皇没有刻石颂德。
过恒山后，秦始皇沿漳水河谷“从上党（治所在壶关，今山西长治市）归”，返回咸阳，第二次东巡至此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