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爆发的美国金融危机，并非是一项突发事件，它是资本主义周期性危机的新形式。金融垄断资本主推的经济过度金融化与虚拟化，特别是“有毒的”衍生金融产品的引进，使美国金融结构畸化和金融体系风险增大，并导致这场空前严重金融危机的爆发。这场金融危机尽管是金融体系内在矛盾激化的直接产物，但其最深根子仍然是实体经济中不断扩张的生产能力与内生需求不足的矛盾。
一、一场百年难遇的、严重的金融、经济危机
2008年9月爆发于美国的危机，是一场自1929-1933年大萧条以来未曾有过的严重的经济危机。其特点是：（1）首先是一场金融危机，它引发银行、投行等金融机构大量破产，股市暴跌，银行信贷收缩，资金周转停滞，金融体系陷于瘫痪。
（2）由金融领域危机演变为企业破产，大规模失业。2009年3季度失业率为10.2%，达到数十年来所未有高度。
（3）是一次还需要不短的时日才能完全摆脱的十分沉重的甚至会有反复的经济危机。
（4）危机严重冲击美国经济，美国经济核心阵地华尔街遭受重挫，美元发生贬值，人们担心滥印货币而发生美元危机。美元作为世界储备货币的地位和美国在世界经济政治中的独霸地位已经严重动摇。后危机时期为众多矛盾困绕的美国经济将低速发展，美国会走向衰落。世界的多极化，以中国为首的新兴国家引领世界经济发展，将成为新时代的特征。
（5）特别是危机对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带来一次大冲击，促使拉美社会主义兴起，社会民主主义思潮在欧洲获得势头，而奥巴马则在“变革”的口号下采用了一些罗斯福新政式的政策措施，如提出为3600万未医保者实行医疗保险的社会福利措施。人们说：美国时钟的钟摆正在由自由市场经济摆向国家干预的市场经济。
可见，2008年9月在美国首先爆发的金融危机，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和机制下，引发和演变为世界各国无一幸免的国际金融危机，并且进一步发展为全面的经济危机，在一些国家引发政治危机和社会动乱。为应对危机，政府采用巨大财政赤字、零利率和信贷扩张等刺激计划，使后危机时期的美国面对着美元危机和滞胀等等风险。
二、美国的金融垄断资本和经济的过度金融化
美国是当代垄断资本主义的典型和顶峰。垄断资本主义指的是：私有制的大企业在生产中占居很大比重，它们对价格形成施加影响和对广泛的经济生活进行控制。垄断价格有别于充分竞争价格，价格不是定于供给曲线和需求曲线相交点，而是位于其上，因而，它包含有超出平均利润的垄断利润。
20世纪以来的现代美国资本主义，则是由福特（汽车）、美孚（石油）、花旗（银行）等工业和银行巨头不同程度控制的市场经济，在一些重要经济领域现实的价格形成中垄断的影响表现得十分明显，大企业获得高额垄断利润。私人垄断资本对生产、交换的支配，在美国有着最鲜明的表现。现代美国资本主义，还具有金融垄断资本主义的性质。金融垄断资本主义指的是：（1）通过集中而形成具有市场垄断性的大金融公司对金融市场交易的控制。美国“3%的银行控制了多于70%的资产。16家最大银行……控制着整个银行系统1/3的资产”，一批金融巨鳄在金融活动中占有支配地位，它们从事于数额庞大的信贷与投资业务。
（2）金融业获得更高的额外利润，成为金融垄断资本“淘金”的沃土。
20世纪90年代以来，金融产业公司的利润比国内其他部门高30%，2009年产业总利润比1970年增大100%。美国前10%的家庭的可支配收入中8%来自金融领域，在2006年提升为22.5%。格林斯潘也说：“最近几十年中国民收入转移到金融、保险机构的份额急剧增大……有金融技巧的人员收入快速增长”。
畸高的额外利润是社会资本流入金融业、货币信贷活动活跃和不断扩张的驱动力量。（3）社会资本流入金融业和信贷、投资活动的发展，使金融业在国民经济中比重大大提升。1995-2005年，美国的金融资产与国内生产总值之比从303%上升至405%。1929年美国银行信贷本息占国内生产总值9%，2008年上升为70%，达14万亿美元。特别是资本市场不断发展和扩大，股市资产市值达到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1.5倍。
可见，经济的金融化是21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经济发展的鲜明趋势，当代美国资本主义不仅是垄断资本主义，而且是金融资本快速发展和占居主导的资本主义。
三、经济过度金融化与虚拟化
金融业的快速发展和在产业中地位的凸显，是现代发达市场经济的特征。银行信贷是金融活动的重要部分，是发展现代化大生产所必要和十分重要的杠杆。没有银行信用制度就不会有19世纪下半叶英美等国的铁路交通和海轮运输业的发展。资本市场是现代金融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没有发达的证券市场，就不可能有现代股份制企业的发展，没有20世纪末出现的创业板市场，就不可能有激励和孵育高技术经济的风险资本和科技性企业的快速发展。没有期货交易就不能发挥发现商品市场价格，稳定市价波动的功能，使市场适应发达商品交易的需要。没有衍生金融产品，就不能充分发挥这一新型金融资产的市场融资、再融资功能和充分释放金融市场的活力。可见，发达的金融体系和发达的资本市场的形成和发展，起着积极促进产业经济发展的功能。在现代化、市场化的、全球化大背景下，金融业的加快发展和趋于发达是一个大趋势。
问题是货币信用事业的发展要适应实体经济的需要，而不能听任其自我膨胀，形成货币信用过度扩张。
信用，我们指的是银行的信贷，以及资本市场上的金融资产如股票、债券，以及衍生金融产品等的买卖活动，这些买卖总与货币有关，因而，确切地说，这是货币信用。我们把货币信用过度扩张规定为：（1）社会资本过多流入和集中于金融领域，特别是股市；
（2）在金融自我循环中银行和金融事业机构的过度发展；
（3）劣质或“有毒”的金融工具的使用和多次使用，即杠杆率过度增大。上述情况，意味着国民经济活动中超出实体经济发展需要的货币信用交易活动量的过度增大，特别是金融虚拟资产交易量的过度扩大。
显然地，上述货币信用过度扩张，鲜明体现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经济的发展中。如像，金融部门提供的信用1980年为5783亿元，2002年初达9.6万亿元，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由21%跃升为93%；消费者信用贷款2002年达7.9万亿元，占国内生产总值的77%。一方面是金融业的不断发展和信贷以及资本市场交易活动的急剧扩大，另一方面，制造业则出现萎缩和移至国外。美国1998-2006年工业产值不断下滑，工业中就业占总就业比重，50年代为50%，1998年下降为15%，2008年下降到10%以下，大量就业转移到金融，以及商业零售、旅游、物流等低端服务业，呈现出“去工业化”外观。金融业的发展以及信贷与投资的扩大，意味着债务的增长和债务违约引发的信贷危机的产生。根据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材料，美国1998年1季度至2008年1季度债务增长状况是：
金融业为128%；家庭为97%，约为15万亿美元；企业为65%，约为24万亿美元；州及地方政府为61%，约为4万亿美元；联邦政府为9%，美国国债规模约为12万亿美元。美国总共债务规模达55万亿美元，为国内生产总值的3倍多，从而使美国经济成为高债务经济。特别是近10年中家庭债务翻番，其中住房债务的坏账，导致次贷危机的产生。可见，美国经济出现了超过实体经济需要与承载能力的经济过度金融化和虚拟经济过度发展，与这种发展相伴随的是实体经济部门的萎缩。这种过度金融化和过度虚拟化的经济，成为美国市场经济模式的鲜明特征，可以称之为金融资本主导的市场经济。显然地，经济金融化过了头，奥巴马也宣称要“重返实体经济”。
四、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的里根主义：金融过度扩张的政策背景
金融活动的过度扩张与政府的自由主义政策密切相关。1980年里根主政，实行放宽管制，听任市场自由活动，人们称之为里根主义。（1）美国1913年创立了中央银行制度——美联储。30年代美国加强了对银行信贷活动的管理，如建立储蓄账户的准备金制度，对银行信贷利率上限进行管制。
80年以后取消了上述规定，实行银行利率市场化，美联储的对商业银行信贷的调控功能也由此减弱。（2）30年代设立联邦存款保险公司FDIC，政府为银行存款提供保险并在危机时处理银行破产事务。1933年实施的格拉斯·斯蒂格尔法（Glass-Stegall Act）规定银行只从事存贷业务以保护存款人利益，严禁银行从事股权投资。这一法令在1999年被废止。主流金融理论片面宣称：实行商业银行业务多元化，有助于减少金融风险。
（3）1971年尼克松政府中止美元与黄金挂钩制度。由于货币与黄金脱钩，一方面黄金自发调节货币供求功能丧失，另一方面货币信用的扩张更加容易。
（4）在听任金融自由创新的政策支持下，金融机构热衷于开发衍生金融产品。一些大金融公司在高额利润驱使下制造出一些“有毒的”金融衍生产品，后者在金融市场中的炒卖增值，诱发出更多的“有毒资产”产生和入市，由此增大了金融市场体系的风险。衍生金融产品入市成为引爆金融危机的直接动因。
（5）美国借助于美国霸权和美元作为世界储备货币的地位，保持大量进口和贸易逆差，也就是以债务融资形式维持其国内的过度消费。作为债务的资产——国库券、财政部担保债券——的大量发行，进一步扩大了国内外的信贷活动。
（6）在当代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形势下，为了保持社会稳定和争取选民，政府对不可持续的住房信贷实行自由放任和金融支持。1979年撒切尔提出“居者有其屋”，美国政治家、从里根迄至小布什的历届总统，在竞选中均作出保障居民住房的承诺。罗伯特·希勒说，政府“对居者有其屋的承诺不断加码”，放宽住房信贷是政府“这一政策的直接后果”。而且，应该看到美联储和政府听任高风险私人住房信贷畸形发展，与其说是为了满足居民的住房需求，不如说是适应了AIG等大公司获取垄断利润的要求。
五、虚拟经济运行机制与金融过度扩张
当代发达国家金融的过度扩张，其重要原因是市场经济中金融化、虚拟化的机制。对此，我们略加分析。
（1）金融活动包括：银行信贷；资本、证券、外汇市场交易；保险业务。资本市场活动越加发达是现代市场经济的特征。在现代化、市场化、全球化大背景下，信用在发展中的作用更加强化。周期长的技术开发活动、新兴产业创业活动、小企业包括科技个体企业的兴办等等，均有赖于银行信贷与资本市场的支撑。因此，促使现代金融业——包括从事资金信贷的银行业，从事资本市场交易的证券业和各种基金，吸收保费和进行资本市场营运的保险业，参与资本市场的养老基金等等——的兴起，形成高效、有序和低风险的金融活动，是现代市场经济的特征和加快发展的需要。
（2）金融交易工具的增多和现代金融创新中的m扩张。证券交易是现代金融活动的主要部分。实体经济主要通行的是物品与货币交换，即商—货—商，但在资本市场上存在证券与货币的交换，即货—证（券）—货。在发达市场经济下，适应着融资与发展金融业务的需要，出现了包括衍生金融产品在内的证券的多样化。进入金融市场的产品日益增多，包括国债券、公司债券、各种抵押证券、期货，特别是衍生金融产品，等等。这些产品能够在资本市场迅速变现，即实现为现金，由此发挥交易媒介功能，因而，它属于“准货币”性质。现代金融学使用m3m4……等术语来称谓这些金融工具。美国20世纪80年代以来，华尔街大公司在垄断利润驱使下不断实行花样百出的“金融自由创新”，多种金融产品，特别是衍生金融产品被创造出来和推向市场，如CDO，即债务抵押证券（collateralized debt obligations），以及CDS即信贷违约互换（credit default swap）等。我们称这种现象为现代金融创新中的m扩张，它意味着货币范畴内涵的扩大，反映了立足私有制的发达的市场经济中货币信用活动自我扩张趋势。
（3）虚拟资产交易具有自我膨胀的机制。证券是一种虚拟资产。股票、国债券、公司债券、期货以及衍生金融产品等都是实在资产价值的凭证。证券的市场交易价格或市值，不等同其实在价值，它经常地高于实在价值，也会跌到实在价值以下。即使在较成熟的美国资本市场，其金融指数市场上的市盈率水平，1994-1999年上涨907%，在2001年又一落千丈。虚拟资产市场交易，带有强烈的投机性，人们通过低价买进高价卖出，赚取投机利润。资本市场上的资产价格：决定于实在价值；更多决定于产品供求；特别地受到心理因素的影响。在人们预期良好时，会出现“牛市”，它实现的高额投机利润、吸收大量社会资金入市。人们在市场上为哄抬虚拟资产价值而互相博弈，由此形成金融资产交易中资产价格膨胀和“泡沫化”的出现。虚拟资产的价格变动机制及其引发的资本市场自我膨胀，是当代发达金融经济的特征。
（4）衍生金融产品的促进金融资产自我膨胀。衍生金融产品，是以一项基础支持资产，例如以住房抵押信贷为基础，开发出若干次的重复抵押证券。这样：一项始发债券交易，可以生长出为其实在资产价值达数倍、数十倍的后续衍生证券交易。如像美国立足于12万亿美元房贷而开发入市交易的CDO、CDS市值达100万亿美元，为全球国内生产总值的3倍。金融企业可以用这种成倍放大的虚拟资产收益来改善其资产负债表，进一步扩大其信贷和投资活动。衍生金融资产的创造和引入资本市场，促使一种倒金字塔式的虚拟资产的不断自我扩大机制的形成，由此出现了快而大的泡沫化。
虚拟经济的快速自我膨胀总是会带来突发的收缩，也就是经济“泡沫化”导致泡沫破裂，即出现虚拟资产运行危机。虚拟资产市场交易具有投机性。投机性交易中对产品的需求和产品价格决定，更多从属于人们的心理预期。在市场上人们心理看好时，就会有对资产的投机性抢购和价格的节节攀升，而在人们心理预期逆转时，则会竞相抛售和价格的不断下挫。这是一种更多地受心理影响的市场。而人们的心理，则决定于多种因素，包括：企业的经营和利润率、市场销售状况、宏观经济状况、调控政策的走向，甚至包括社会、政治状况与自然环境变化等。这种心理称为市场心态，它本身具有不确定性和非理性特质。市场心态的不确定性质，决定产品市价的易变性和资本市场高风险，后者在本质上是不可计量的。可见，金融虚拟资产交易，是一项高风险交易。特别是在出现“泡沫化”势态下，市场行情就更加不稳，在人们疯狂的市场博弈中，泡沫破裂就将发生。泡沫化到泡沫破裂应该是金融虚拟资产市场交易的客观规律。一些西方经济学家认为人们可以做到“理性预期”，或认为可以通过金融业务工具多元化消除风险，并且认为可以凭借数学模型精确计量风险。当代市场经济体频频发生的金融危机，证明了金融虚拟资产交易泡沫化到泡沫破裂，是不以人们意志而转移的客观必然性。（5）金融业中通行强激励机制，促使金融高管行为畸化，增大了虚拟资产市场交易活动的不确定性。国外的现代金融业是以高风险、高盈利、高报酬为特征。金融业萌芽期雇员的报酬（工资）不超过商业雇员的工资水平。当代华尔街金融高管层的工资却大大超过其他各产业的工资水平，金融行业雇员被称为“金领”阶层。特别是华尔街金融高管的年报酬，通常是中产者收入的数十倍。一般地说，经理人员的高薪产生于人力资源的市场价格机制，它是管理者从企业良好业绩中获得的回报，实质上体现了现代市场经济中高管层对企业利润的分享机制，现代管理学称之为收入分配激励机制。金融高管以及科技创新尖子的高回报的产生，一方面，是由于现代金融运行的高不确定性，决定了金融企业高管活动是一项高知识含量从而高复杂性活动。这种人力资本形成，不仅需要有更多的学校学习费用，而且需要有更长的专业实践学习费用，因而，金融高管的工资属于复杂劳动报偿的范畴。更主要的是，金融高管作为公司以市场方式招募的人员，它的报酬是在市场竞争中形成，那些稀缺的人力资源就会获得远高于其自身价值的工资。特别是在从事投机性金融市场活动中，金融博弈能手成为最抢手的人力资源，这就是国外金融高管以及金融技术创新尖子，获得价格远远高出其内在价值的畸高报酬的现实依据。实践表明，金融虚拟资产营运中的强激励制度是一把双刃剑。它一方面会提升金融经营管理劳动的效率，另一方面，它又导致经营决策行为的投机性与风险性。人们可以看见在华尔街，不少金融高管在天价式的报酬刺激下，头脑发热，丧失风险事业所必要的经营行为的谨慎性，千方百计寻找和设计出能“赚大钱”的金融工具，在金融活动中“不惜冒险一博”。这种通行于金融行业的现代强激励机制不仅有悖于“劳有其值”之理，而且带来严重负效应：它助长金融投机活动和“非理性繁荣”；
助长企业经营中的瞒报和财务作假——如2003年美国世通公司等的财务丑闻——，因为只有捏造出业绩，公司经理层才能获得与业绩挂钩的巨额的薪酬；
助长追求短期的投机盈利，而不是谋取公司长期稳健的成长。总的说来，现代强激励机制激发出来的金融大公司的“畸化”行为，影响和造成金融活动中的不良势态，强化了金融泡沫化发展和金融运行的不稳定性。综上所述，市场经济中货币信用活动具有自我膨胀机制，这比较像西方经济学所说的“货币乘数”作用。而越来越立足于虚拟资产之上的现代金融信贷活动，其自我膨胀机制就更加强化，金融运行的风险就更加增大。可见，在发展金融虚拟经济活动和利用其积极功能中，需要有效的制度约束，政府的宏观调控和管理。而听任金融自由创新，听任金融信贷自我膨胀，就会走向经济过度金融化和过度虚拟化，不仅引起经济结构的失衡，而且增大金融运行中的风险，最终导致金融信贷危机的发生。
六、过度金融化的深根是制度性的生产能力过剩
2008年的美国危机首先发生于金融领域，表现为金融危机。一些人认为，当前这一场危机纯粹是产生于金融运行失序，而与生产能力过剩的经济危机不相干。这是一种停留于事物表象的浅见。马克思阐明了资本主义实体经济中不断扩张的生产能力和市场需求不足的矛盾，是经济危机产生的根本原因，“市场的扩张赶不上生产的扩张，冲突成为不可避免的了，而且，因为它在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炸毁以前不能使矛盾得到解决，所以它就成为周期性的了”。我们认为，2008年美国的这场经济灾难，尽管是一场金融危机，是美国金融体系的内在矛盾激化的直接产物，但仍然与美国实体经济内在矛盾有关，其最深的根子仍然是资本主义制度下实体经济中不断扩张的生产能力与内生需求不足的矛盾。
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美国，一方面科技革命与新技术的使用，使劳动生产率大大提高，总供给不断扩大；另一方面，资本主义所有制结构下的国民财富分配机制和人力商品制度下固有的收入重大差别，决定了居民有购买力需求的增长落后于生产能力的扩张。尽管30年代以来，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加强了社会福利制度建设，一定程度治理和缓解了贫困化，但是国民收入分配向资本倾斜而不是向劳动倾斜的机制不曾改变。特别是由于美国存在大量低收入阶层，占劳动力40%的棕色、黑色人口中绝大多数从事于低收入工作，低收入层的实际收入增长长期落后于企业利润的增长。收入差距的拉大，两极分化越发凸显，是80年代以来经济高科技化时期的特征。1978年占居民10%的最富有层的收入为低收入层收入的20倍，在2008年扩大为77倍。1990年美国有13.5%人口处于贫困状态，贫困人口中男性为32%，美国基尼系数在1980年突破0.4，2005年为0.469，高于北欧、澳洲、加拿大和日本，收入分配差距居发达国家首位。国外媒体称：“美国贫富差距正在不断加大，比任何时候都严重，而赤贫人数攀升到近30年最高点”。美国的净资产贫困人口，即没有收入，其净资产价值减去债务后剩余部分不足维持现有消费水平3个月的人，在1999年约占美国家庭的26%。美国存在上千万缺房户，它们依赖房贷来解决“居者有其屋”。可见，财富富裕的美国资本主义经济，不断扩大的财富生产能力与贫困造成的内生需求不足的矛盾，不仅仍然存在，而且表现得十分鲜明。即使是像格林斯潘这样的美国自由市场体制的热烈歌赞者，2002年2月27日在国会作证词中也多次谈到美国生产能力过剩。在有效需求与供给能力的制度性失衡的大格局下，政府唯有借助于信用扩张——如消费信贷、房贷——来刺激大众消费和支撑有效需求。2001年网络危机后，出现技术创新低潮和技术转化为生产力和对经济增长驱动力的变弱，而房地产在经济增长中作用增大。为发挥房地产的拉动增长功能，2001年以来美联储一直以低利率来维持和扩大房贷。廉价的甚至无需首付的房贷，扩大了对住房的需求，也促使房价不断攀升，由此进一步推动了住房投资和促使住房生产能力扩大。房地产泡沫也由此出现，2007年发生的次贷危机也由此酿成。里查德·邓肯在2005年出版的《美元危机》一书中就已经指出：“房地产市场繁荣不可能持续长久，……最后会在危机中结束”。
可见，大众购买力的增长滞后和有效需求不足，是2001年以来美国住房信用扩大的现实基础，也是美国式的消费债务经济出现的深层原因。正如英国伦敦经济学院韦德教授说：“在美国人口中占90%的低层的收入没有增长的条件下，借助货币信贷来增大人们的消费”。可见，政府主导的货币信用的扩大固然能够在短时期内起着创造和扩大需求的功能，甚至能带来短期经济增长，而刺激和扩大货币信用也就成为一个有效需求不足经济中保持增长的外生力量和杠杆。但是货币信用的扩张毕竟不能消除生产能力扩张和有效需求不足的矛盾，特别是持续的货币信用扩张会滋生出一个过度金融化、虚拟化的畸化经济结构，这一结构导致：一方面，金融体系因其庞大芜杂，内在矛盾更加众多和更不稳定；另一方面膨大的虚拟经济与萎缩的实体经济的矛盾也更为凸显。这一过度金融化的经济的运行中不仅导致金融危机，而且也会使实体经济矛盾深化和演化为全面的经济危机。综上所述，美国2007年爆发的次贷危机，其深层原因仍然是来自于实体经济的矛盾。也就是说，在实体经济中扩大的生产能力受困于不足的有效需求的情况下，为了支撑市场需求，经济过度信用化、金融化、虚拟化的趋势将难以避免，而这一畸化的经济结构的运行必将导致金融、经济危机的爆发。
七、经济自由主义酿成的恶果
对于2008年的经济危机的发生，西方国家的人们普遍感到仿佛是突然的祸从天降，当局在救市中仓促应对，政治家对于缓解失业、促进复苏的政策措施争论不休，这些充分暴露了人们对资本主义周期性经济危机的运行规律缺乏理论认识。而这种认识缺失的根源，在于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缺陷和科学性的“贫乏”。战后西方主流经济学，在研究对象上使政治经济学变成了一门单纯研究经济运行琐细机制的学科，在研究方法上热衷于数学模型的搭建和使用。经济学家们不曾着力于剖析产生某种经济运行势态的体制基础，更摒弃对经济深层制度，即所有制的理论剖析，更不愿承认资本主义有其严重的内在矛盾。如像经济学诺奖首位得主萨缪尔森自称，对于凯恩斯主义的有效需求不足和有非自愿失业的均衡命题，但他一直难以从内心加以接受。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美国经济相对平稳发展的大背景下，特别是1980年以来，美国经济学思潮中现了离弃凯恩斯的有政府调节的市场经济论，而向“市场自律论”回归。“市场自律论”即实行自由放任，认为放手听任市场机制自发调节，就能使资源配置达到均衡点，从而实现经济稳定增长并“自动熨平”周期波动。这种教义成为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的主流经济学说，并成为美国政府制定经济政策的理论基础。这一理论来源于马歇尔的一般均衡论。在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对美国金融政策具有重要影响力的米尔顿·弗里德曼的货币金融理论。弗里德曼论述了取消政府干预的金融市场自我调节理论，这一理论成为现代金融学的基本原理，贯穿在各种金融学教材之中。弗里德曼阐述的现代货币主义理论，其基本观点是：（1）资本主义市场活动拥有自我调节能力和能使经济实现均衡，而无需政府加以干预；
（2）在出现经济波动时，市场价格和工资伸缩性的机制会迅速地加以校正；
（3）政府只需确定和保证货币数量稳定增长率，无需采用其他工具来管理市场，包括对过热的、泡沫化的资产市场的管理；
（4）主张保持有一定失业的经济均衡。弗里德曼提出了一个“自然失业率”概念，认为失业是“自然的”和合理的。
弗里德曼否认1929-1933年的大萧条的原因是资本主义实体经济固有的生产能力过剩和“内需不足”，而认为是注入流通的货币不足导致萧条的产生。基于这一理论，只要当局根据经济运行事态调控货币，特别是采取降低利率，增加货币数量，就可以通过货币乘数以及信用的功能创造出需求和及时消除危机。这种货币增长消灭危机的理论，通行于《现代金融学》教科书中。发行量达数百万册的萨缪尔森《经济学》中，极力宣扬战后资本主义经济运行的可调控性，认为美国经济已经“不至于扩大成为长期持续的萧条状态，如果马克思主义者在等待资本主义在最后的危机中崩溃的话，他们就是徒劳的”。主持美联储长达20年的格林斯潘，在2007年出版的格林斯潘回忆录《动荡的年代》一书中，充满了对美国“自由市场制度的优越性”的赞扬：宣称自由市场制度拥有的强大自我调适的功能；认为美国1956年以来50年的信贷扩张和各种债务——家庭、公司、政府——的增长“不值得担忧”，“这种担忧忽视了现代生活一项基本事实：在市场经济中，进步是与债务相伴的”。这本书片面宣扬现代金融体系促进增长和减少了风险的美妙能力。格林斯潘对美国20世纪90年代末的房地产与股市繁荣有一句经常重复的话：“我们面临的不是泡，只是沫——大量细小的沫子，这种沫子不可能膨胀到对我们整个经济体制的健康产生威胁的那种程度。”而在他阐述的金融泡沫消散理论后不过两年，一场特大的美国金融危机就爆发了。由于自由市场万能的教条束缚着人们的头脑，美国领导层“对美国存在的问题视而不见，……对资本主义体制的优越性过分自信，这种自信几乎接近宗教狂热程度”。在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的严峻形势下，11月25日美国200多名教授，包括多位诺奖获得者，写信给国会，反对保尔逊的政府救市计划，除指责它安排操作上的不公平外，更认为对私人企业的政15.
府干预的作法，会影响一代人以来通行的政策和改变美国的自由金融体制。
在市场自由主义理论影响下，人们对2008的危机的发生，感到十分突然，主流经济学家也不能对它作出理论阐释。危机发生之时，政府官员、总统、美联储主席互相推诿责任。一时间对金融危机的解释是：（1）华尔街经理的贪婪论。布什说：华尔街“喝醉了”，将金融危机的产生归之于金融高管的失误。
（2）一些人则将危机归之于宏观金融当局，即格林斯潘个人决策的失误。
（3）似乎成为共识的金融活动缺乏监管论，也只是着眼于个人造成的监管制度的缺失，人们并未能更深入一步去寻找造成放弃和疏于监管的制度性原因。
2009年美国政府换届后，不少人抨击奥巴马提出的救市新政——包括对金融业进行干预监管、救治失业以及扩大医疗保险的措施——为“搞社会主义”，这也是以经济自由主义作为他们立论的依据。总之，由弗里德曼等所宣扬的自由竞争和市场价格机制能使企业“自我约束”，使它们从事的金融风险业务与它们自身的风险承担能力相当，这一条现代金融基本原理经不起实践检验。在实际生活中是：在经济自由主义旗号下，金融大鳄在市场上任所欲为，进行金融扩张和各种“非自律性”的冒险行为，推动金融运行的泡沫化。如果说，在早期资本主义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运行中体现了企业自律作用，在那时期众多中小企业主使它们的经营行为从属于充分竞争市场的约束，那么，在当代金融资本垄断条件下，充分的、平等竞争实际上不再存在。而缺乏政府的规制和调节，大企业就利用其垄断地位和政府的“隐性支持”，作出许多“非自律”的行为，包括将“有毒的”金融产品肆意批量摊向市场。实践表明，听任市场机制自发调节和金融自由演化，恰恰是促使金融主体行为的畸化和金融运行的失序，并最终导致金融危机的爆发。
小结：
1.2008年的美国金融、经济危机，并非是一项突发事件，而是资本主义经济周期性危机的新形式，其初始表现是金融危机，后续表现是实体经济领域的危机。2.立足私有制的金融大资本主推的金融自由演化，导致经济过度金融化与虚拟化。有毒的衍生金融产品的引进，使金融结构畸化，造成金融活动脱离了实体经济的需要与承载能力，出现与加剧了金融运行与实体经济运行的矛盾。这一畸化的西方盎格鲁撒克逊式金融体系与金融运行的矛盾的积累，导致了这一场空前严重的金融危机的爆发。而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金融的自由演化，则是美国政府实行经济自由主义政策所促成。3.危机迫使西方国家进行政策和体制调整。在各国政府大力救市和增加就业的实践中，国家调节的市场经济取代了经济自由主义，而加强对金融业的监管成为体制调整的中心环节。当然西方国家能否推出真正有效的金融监管和使金融体制完善化，人们还需拭目以待。而在资本主义制度框架下，人们难以做到制止由私人金融垄断主推的金融自由演化和经济的过度虚拟化，因而，这一场危机后在发达国家的“体制调整”，仍将是停留在表层结构。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将不会消失，制度性的周期性经济危机仍将是资本主义经济运行中难以摆脱的痼疾。4.金融体系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当前我国尚处在创建现代金融业的初始阶段，构建发达的、结构完备和完善的金融体系，是推进工业化、城镇化、国际化和推进科技创新加快发展的迫切需要。及早构建起完善的现代金融体制和机制，就能大大提升我国国民经济的活力和发展动力。基于金融产品的特殊性，特别是证券虚拟资产的市场流通中的自我膨胀——即资产泡沫化——和泡沫破裂的规律，这就要求我们：寻找和构建起一种适应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性质和要求的完善的金融结构。要寻找活而不乱的银行模式与资本市场模式，要恰当处理好实体经济与资本市场的关系，防止金融虚拟经济的过度发展。
加强对金融活动的监管。金融活动需要放手发挥主体自主性，才能使金融运行生气勃勃，有效发挥市场的金融资源配置功能。但金融运行固有的风险性，要求有政府的严格规制和有效的管理。特别是对于金融虚拟资产市场运行状况要进行引导，对市场行情变动极端势态要进行有效的宏观调控，而不能听任金融市场泡沫自由发展、自膨自灭。总之，我们应该把构建具有强大投资、消费推动力的、“活而不乱”、能加以有效调控的现代发达金融体系，作为金融体制改革和创新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