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学者对民俗学的研究开始较晚，大体上开始于新文学运动之后。而对印度民间文学的研究，则开始得更晚，大体上开始于20世纪20年代。这里分新中国成立前和新中国成立后两个时期，着重介绍几位成就突出的学者和他们的有关著作。
1.新中国成立前的翻译介绍和研究
在20世纪20年代，当西方学者和印度学者已经对印度民间文学研究作出重要贡献的时候，一些中国学者也注意到了他们的一些研究成果。例如，杨成志、钟敬文先生就翻译过《印欧民间故事形式表》，1928年由中山大学民俗学会小丛书出版发行。钟先生在同年同一丛书出版的《民间文艺丛话》中，收有一篇《中国印欧民间故事之相似》。此文写于1928年2月5日，文中开头即指出了西方学者在民间故事研究中关于相同故事起源的6种理论：偶然说；假借说；印度发源说；历史说；阿利安种说；心理说。他比较赞同最后一种观点，但并不否认“印欧民间故事”这样的提法，而且他拿中国的民间故事与之比较。同一丛书同年还出版了杨成志先生的《民俗学问题格》，他在书中根据民俗研究的需要提出了许多问题，并没有提到印度民间故事，也没有“印欧民间故事”的字样，但却附了许多插图，其中就有若干幅是有关印度的。这说明杨先生对西方人研究的特别关注。
中国学者对印度民间文学的研究实际上也开始于20世纪的20和30年代。当时，鲁迅、胡适等著名学者都对印度文学予以关注。尤其是鲁迅先生，曾出资刻印《百喻经》，还写了题记，将印度寓言之丰富比之“大林深泉”，认为“他国艺文往往蒙其影响”。
我们这里要着重介绍的是两个人，即许地山和郑振铎先生。
许地山先生于1917年至1923年在燕京大学期间，曾主持座谈会，特邀徐志摩介绍泰戈尔生平，也曾研习佛经与梵文。1923年8月赴美，在哥伦比亚大学研究宗教史及宗教比较学。9月转入牛津大学研究宗教史、印度哲学、梵文等。1926年回国途中到印度瓦拉纳西印度教大学研究梵文及佛学，并拜访泰戈尔。1927至1934年在燕京大学任教，并在北大、清华等校讲授印度哲学等课程。其间，1933年3月再度赴印，自费研究宗教和梵文4个月，回国前访问了孟买、果阿、马德拉斯等地。从他的这些经历可以看出，他对印度和印度学有着特殊的兴趣。
季羡林先生说过：“小说家和梵文学者许地山对印度文学有特殊的爱好。他的许多小说取材于印度神话和寓言，有浓重的印度气息。他根据英文翻译过一些印度神话，像《太阳底下降》和《二十夜问》等等。他也曾研究过印度文学对于中国文学，特别是中国戏剧的影响……他还写过一部书，叫做《印度文学》。篇幅虽然不算多，但是比较全面地讲印度文学的书在中国这恐怕还是第一部。”
地山先生最主要的译著是三本书：《孟加拉民间故事》《二十夜问》和《太阳底下降》。这三书都是印度故事集，篇幅都不算大，但它们都是首次被介绍到中国来。所以，我们应当肯定地山先生的开创之功。
地山先生的《孟加拉民间故事·译叙》写于1928年6月6日，也就是说，此书大约在此前不久译出。《译叙》中谈到此书所依据的底本是1912年麦克米伦公司出版的Folk-Tales of Bengal，作者为Lal Behari Day（即由他采集并翻译为英文），最初出版于1883年。其中收有22个故事。地山先生说，他翻译这本书的主要动机“是因为我对‘民俗学’（Folk-Lore）底研究很有兴趣，每觉得中国有许多民间故事是从印度辗转流入底，多译些印度底故事，对于研究中国季羡林：《印度文学在中国》，《中印文化关系史论文集》，三联书店，1982民俗学定很有帮助”。接着，他用很大的篇幅来谈民俗学和民间故事。他根据西方民俗学者的意见，认为民间故事是研究民俗学的重要材料；口传文学包括四项：故事、歌谣、格言（谚语）和谜语；故事又分为“认真说的故事”和“游戏说的故事”；认真说的故事包括神话（解释的故事）和传说（叙述的故事）；游戏说的故事包括民间故事、神仙故事、童话和寓言等。他画了一张表来阐释这些概念之间的关系，并辅以英文，详细而准确地解释了这些概念。
1930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他的《印度文学》，这虽是个小册子，现在看来也比较简陋，但它毕竟是首次向中国人介绍印度文学的概貌，当然，其中也包括印度民间文学的内容。
1935年，许地山先生翻译了印度神话故事《二十夜问》和《太阳底下降》。当年发表于《文学》月刊，50年代由作家出版社正式出版。他在《二十夜问》的《小引》中说，这个译本依据的是英文译本，梵文本未见，即使是英文译本已不易得。英文本的名字叫A Digit of the Moon，选自F。W。Bain的The Indian Stories第1卷。《小引》中，地山先生还简要地介绍了印度古代搅乳海的神话。而更重要的是，他说：“印度文学也和她底建筑一样，从头到尾虽是一整个，但各部分是独立底。各相连底部分都是同样的模型，使人感到层层叠叠，无穷无尽的结构。又因故事还没离开诗歌底格调，为保持文体上底节律，所以各故事底引结，都没有多少变更。在书册难得底时代，这是很必要的，因为人要记诵才能讲出来。印度民间故事都有这样的体裁。”这段话之所以重要，在于地山先生第一次指出了印度民间故事的一个十分突出的结构特征，而这一特征对世界文学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郑振铎先生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重要位置。他对于中国俗文学的研究成就卓著，这集中体现于他的《中国俗文学史》一书中。该书近50万字，开始撰写于1933年，1938年由长沙商务印书馆出版；又于1954年由作家出版社再版；1984年由上海书店影印；1996年由东方出版社重印；1998年由商务印书馆重印；同年又被山花出版社收入《郑振铎全集》；而台湾商务印书馆到80年代止已至少再版7次。“从郑振铎1926年为他选遍的第一部俗文学选集《白雪遗音选》（古代民歌选）写的序为起点，到1958年10月16日（他遇难前的两天）的绝笔之作——为他主编的《古本戏剧丛刊》第四集所写的序——为终点，在他的全部文学生涯中，据不完全统计，共写关于俗文学的文论约122篇。”
西谛先生很早就与印度文学结下不解之缘，于1921年就在《小说月报》上翻译发表印度大诗人泰戈尔的诗，1922年出版了泰戈尔的《飞鸟集》，1923年又出版了《新月集》。新中国成立后，他曾兼任中印友好协会理事，还曾两次率团访问印度，写过许多有关中印文化交流的文章。对印度民间文学，西谛先生也给予了特别的关注。这里举几个具体的例子。
在《民间故事的巧合与转变》一文中，他介绍了欧洲19世纪以来对民间文学研究的几个发展阶段和代表性理论，如“比较神话学派”的“印度发源说”“阿利安来源说”和“印度故事转变说”，以及人类学派的“必然巧合说”等。说明他对西方一个多世纪以来的民间文学研究理论十分了解。
他写过一篇《榨牛奶的女郎》，其中说道：“印度的巨大故事集《故事海》中，《魔鬼的二十五故事》《鹦鹉的七十二故事》《五经书》中，也都有极可笑的愚蠢人的笑话在着。”说明他对印度民间文学概况的了解。
在《中山狼故事之变异》一文中，他指出，“中山狼的故事，有马中锡的《中山狼传》、康海的《中山狼杂剧》、王九思的《中山狼院本》。但在印度、高丽各处，也有与此大同小异的民间传说”。文中，他用印度故事与中国故事进行了比较。
他还特别谈到印度文学通过佛教影响了中国文学，如唐代变文。他说：“变文之渊源，不能不求之于印度。彼邦重要佛教经典，如《本生经》（Jataka），如《本生鬟论》（Jataka-mala）皆由韵散联合组成。”他还批判了那种一切作品都是国货的“国粹”派观点，认为中国古代俗文学也受到印度的影响。他说：“我们重要的民间文学，如弹词、佛曲和鼓词，也都是受印度影响而发生的。”
除了地山先生和西谛先生，新中国成立前还有一些人也曾在不同场合、不同著作中论及印度民间文学的问题，只是比较零散，这里不再介绍。
2.新中国成立后的翻译介绍和研究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950年印度同中国建交。整个50年代，中印关系出现了一个黄金时期。中国对印度文学的介绍和研究也随之出现了一个高潮。在对印度民间文学的介绍和研究方面，也出现了一个高潮。之后是约20年的沉寂，到中国改革开放以后才出现第二个高潮。
在这两个高潮中，中国出版了许多翻译或编译的印度神话集、民间故事集，这里无法一一列出，而只能以人为纲，重点介绍几位成就突出的学者和他们的主要著作。
在这两个高潮当中，季羡林先生始终是中国介绍和研究印度民间文学的第一人。其实，季先生新中国成立前就有不少涉及印度民间文学的论文。下面列出的是收在《比较文学与民间文学》一书中主要的几篇：
《印度寓言自序》，作于1941年年底，是先生为自己编译的《印度寓言》写的序言。而《印度寓言》则是“在巴利文《本生经》里和梵文《五卷书》里选择最有趣的故事，再加上一点自己的幻想，用中文写出来，给中国的孩子们看。”
《一个故事的演变》，作于1946年年底，以《五卷书》中的寓言故事同中国故事比较。
《梵文〈五卷书〉：一部征服了世界的寓言童话集》，作于1946年年底，详细介绍了《五卷书》在世界各地流传的情况，尤其是对不同年代、不同语言译本的介绍，简直令人眼花缭乱，说《五卷书》“征服了世界”实不为过。
《从比较文学的观点上看寓言和童话》写于1947年10月初，以印度的故事和中国的故事、希腊的故事比较。认为“印度可以说是有产生故事的最好条件”。
此外尚有《柳宗元〈黔之驴〉材料来源考》（1947年10月）、《“猫名”寓言的演变》（1948年3月）、《〈列子〉与佛典》（1948年12月）、《三国两晋南北朝正史与印度传说》（1949年2月）等。都利用印度民间故事作了比较研究。
20世纪50年代，季先生写过《印度文学在中国》（1958年1月）和《印度寓言和童话的世界“旅行”》（1959年2月）等重要文章。而更重要的是，在此期间，他翻译自梵文的《五卷书》出版了。该书的出版对于中国学者研究印度民间文学有着重要帮助。20年之后，当出版社要再版此书时，季先生又专门写了一个相当长的《再版后记》（1979年12月），论述了《五卷书》的产生背景、印度古代文艺发展的道路、《五卷书》的语言、《五卷书》的内容及其结构特点。
粉碎“四人帮”之后，他于1978年写了《〈西游记〉里面的印度成分》，1981年写了《新疆与比较文学的研究》等文章，还为一些有关印度民间文学的翻译作品写序。这一时期，他翻译的印度史诗《罗摩衍那》自1980年陆续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到1984年出齐，共8卷。这是一项了不起的工程，对于我国印度民间文学的研究产生了重大影响。同时，他还出版了专著《罗摩衍那初探》。
季羡林先生还和刘安武先生合编了《印度两大史诗评论汇编》，这部书节选了印度、德国、苏联、美国、法国和英国12位著名学者研究两大史诗的精彩论述，对于了解两大史诗和国外的研究状况很有帮助。
这里还应提到季先生主编的《印度古代文学史》。此书是我国6名学者的工作成果，其中也包括了许多印度民间文学的内容。
金克木先生在印度民间文学介绍和研究方面也有突出成就。这主要体现于他的《梵语文学史》当中。这是中国第一部系统、翔实的印度古代文学史，虽然仅限于梵语。书中，详细准确地介绍和分析了吠陀文学作品中的主要部分，尤其是最早的《梨俱吠陀》；详细准确地介绍和分析了两大史诗的主要内容，包括其中的重要插话；详细准确地介绍和分析了往世书的主要内容；详细准确地介绍和分析了《五卷书》《僵尸鬼故事二十五则》《宝座故事三十二则》《鹦鹉故事七十则》的主要内容；详细准确地介绍和分析了《故事海》的主要内容。金先生以他丰富的学识，不时地与中国文学相联系，不时地与汉译佛经作比较，有许多结论都十分精辟。可以说，这部书大大超过了前人的介绍和研究，到目前为止仍然是学习印度古代文学的必读书，也是研究印度民间文学的必读书。
金先生还带领三位弟子，赵国华、郭良鋆、席必庄，联合翻译了《摩诃婆罗多插话选》。该书分上下两卷，共收入15个精彩插话。书前有金先生的《译本序》，文中加有注解。由于是对原文的忠实翻译，所以该书为印度民间文学研究者提供了可靠的资料。
金先生还与赵国华、席必庄联手，翻译了《摩诃婆罗多》第一卷《初篇》。这预示着一项浩大工程的开始。不幸的是，主力赵国华先生于1991年去世，未见到第一卷的出版，余下的工作也无法进行。好在这项工作还有其他人在继续，并很快就会完成。
刘安武先生也对印度民间文学的研究作出了重要贡献。他作为北大的资深教授，著作等身。前文已经提到他和季羡林先生合编的《印度两大史诗评论汇编》一书，而他对印度民间文学的研究成果，则主要体现于他的三部专著当中，这三部书是：
《印度印地语文学史》，对一些早期印地语长篇叙事诗如《地王颂》《赫米尔王颂》《苏尔诗海》《罗摩功行录》和《莲花公主传》等作了详细介绍和评论，而这些作品无疑都具有民间性特征。
《印度两大史诗研究》，从多个角度考察了印度两大史诗的思想性和艺术性，在谈到两大史诗对后世的影响时，发表了关于印度神话产生和发达的精辟论断。
《印度文学和中国文学比较研究》，大量运用印度民间文学的材料同中国的文学作品比较。如《失妻救妻——〈西游记〉中微型罗摩故事》一章，指出了《西游记》第六十八至七十一回的故事与《罗摩衍那》主干故事的相似性，很有创见。
黄宝生、郭良鋆先生对中国印度民间文学研究也贡献良多。他们合译的《佛本生故事选》中共收有154个故事，是直接从巴利文翻译出来的。我们知道，古代汉译佛经中有许多佛本生故事，但这一次介绍的故事数量却超过了汉译佛经中的本生故事数量，对于印度民间文学研究和比较文学研究极有补益。在季羡林先生主编的《印度古代文学史》中，二位撰写了梵文、巴利文文学的绝大部分。可以说，他们在金克木先生《梵语文学史》的基础上又前进了一步。2001年，他们和蒋忠新先生合译的《故事海选》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尽管不是全本，但也是中国译介印度民间文学工作中的一件大事，其中有些作品都是第一次同中国读者见面。更重要的是，他们还参与了史诗《摩诃婆罗多》的翻译工作。1996年起，黄宝生先生开始主持《摩诃婆罗多》的翻译工作，经过六位学者近十年的努力，这部巨著的汉译本终于2005年12月出版。同时出版的还有他的《〈摩诃婆罗多〉导读》。《〈摩诃婆罗多〉导读》与其说是一部阅读这部史诗的入门书，不如说是一部学术性很强的研究著作。因为，对于《摩诃婆罗多》这样的书，仅仅理清其头绪和结构就不是一件容易事，更何况还要对其中的人物、故事、文化背景作出说明和分析。
王树英先生几乎是我国目前唯一一位专门从事印度民俗学研究的学者。早在1982年，他和刘国楠先生合作编著的《印度各邦历史文化》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其中就有印度各地民风民情的介绍。他的《印度文化与民俗》《宗教与印度社会》都是研究印度民俗学的专著。他以自己在印度的亲身经历和社会调查为基础，对印度的民俗文化进行了深入研究。他和石怀真、张光璘、刘国楠合作编译的《印度民间故事》是一部较大型的印度民间故事集，收有故事174则。他和雷东平、张光璘先生合作编译的《印度神话传说》出版于1987年。
此外，中国还有一些民俗、民族学者，他们不是专门研究印度学的，但他们对中国的民间文学十分了解，也曾撰写出与印度民间文学有关的精彩论文，其中最突出的是刘守华先生。还有许多人，也都翻译、研究过印度民间文学，这里只介绍一个概况，很难全部列出。总的看，在中国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学者对印度民间文学的介绍和研究都出现了空前繁荣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