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12日”
康都下后即攻广昌，广昌下后，即攻宁都、兴国，赣匪不足平矣。
关于第三次反“围剿”，毛泽东写着：“第一次、第二次、第四次围剿的战役，我们都从容不迫的对付敌人。唯独第三次战役，因为敌人经过第二次战役那么惨败之后，新的进攻来得那么快(1931年5月29日我们结束第二次反围剿的作战，7月1日蒋介石就开始了他们的第三次围剿)，红军仓促地绕道集中，就弄得十分疲劳。”
他又提及这次“围剿”蒋自任总司令。“进剿军30万人，主力军是蒋嫡系之陈诚、罗卓英、赵观涛、卫立煌、蒋鼎文五个师，每师九团，共约10万人。”“进剿战略是长驱直入，大不同于第二次围剿之步步为营，企图压迫红军于赣江而消灭之。”
7月初攻势展开时，国民党军队之重点在左翼。蒋介石于7月6日至南城，8日至南丰，逗留到12日。他在日记里写下：“康都下后即攻广昌，广昌下后，即攻宁都、兴国，赣匪不足平矣。”这时候他表示着充分的乐观与自信。果然不久在14日宁都又继续黎川与广昌为国民党军队占领。他们继续向兴国进逼。迤北的部队又占领黄陂、沙溪、龙冈、东固。至8月4日进入兴国时，好像中共军队根据地都已廓清。这时候看来的一个可能性，则是对方可能渡赣江而北取吉安。所以蒋又于7月27日亲往吉安，逗留一日。
“7月14日”
以和日掩护外交，以交通掩护军事，以实业掩护经济，以教育掩护国防，韬光养晦乃为国家唯一自处之要道乎。
原来蒋之精神训练在内容上确有虚浮而不相衔接的地方。有如宗教与哲理甚难今日讲说，明日付诸实施。过度的依赖心学的理想主义与意力也难持久。即算蒋介石能用纪律约束自己，他贴身的部下也不见得能如是。所以他主持的精神训练造成了一种对他人身崇拜之气氛，而用以作为一般人之伦理道德标准则为效甚微。因为如此，他的标语与口号不免被传统的官僚主义之作风笼罩。承认它们为现实，有等于继续专制时代真理自上而下的习惯。一到战后，不少的人索性以为他的节目全属本末颠倒，无一是处，而他所标榜的道德也可以用作口实，对他反唇相讥了。
然则这样的发展并不是1930年间的情况。在抗战展开之前五年内，蒋介石引用德国顾问，将陆军之典范令修订公布；任用俞大维使步兵兵器标准化；设立军用化学工厂，使最基本之军械弹药自足；空军扩充至飞机600架(虽则实际能对日作战的只220架)。南京政府又积极在各省督导修建公路，粤汉及浙赣两铁路也在这时期完成。1935年红军开始“长征”之后，中央军亦因“追剿”，将力量推广至云南、四川、贵州三省，兹后此地区即与陕西同为抗战后期之大后方。这种种措施构成了对日战争最低度之准备。此外币制改革，法币用纸，白银国有；公布兵役法，开始征兵，才使全面抗战可能。而蒋又令宋子文、孔祥熙、蒋廷黻诸人游说美、英、苏各国，以争取外交主动。大概愈近1937年7月7日，以上准备愈为明显，蒋介石之声望愈为提高。1935年蒋曾亲赴太原及泰山，面邀阎锡山、冯玉祥来南京。当年8月胡适曾说及：“蒋先生成为全国公认的领袖，是一个事实，因为更没有别人能和他竞争这领袖的地位。”1936年粤桂称兵不成之后，李宗仁来广州，蒋先往拜见。西安事变时，周恩来主张不对蒋人身危害，因再无他人可作国家之领导人。当然，另一原因为避免内战发生。
蒋介石把他所自述的这段期间所谓“埋头苦干”，简缩地写成日记。
“8月12日”
剿匪之难，甚于大战，盖彼利用地形之熟识与胁从之民众，避实击虚，为所欲为，而官兵则来往追逐，疲于奔命。余细思之，如欲剿灭赤匪，绝非一朝一夕之间所能成功，唯有集中兵力，构筑据点，开辟道路，使匪无所藏匿，不得窃发，而我之官兵，则行动自如，如是乃可制其死命也。
毛泽东对第三次“围剿”总结道：“红军苦战后未休息也未补充(三万人左右)，又绕道千里，从第二次围剿时进至的广昌东北以至福建境内，回到赣南根据地西部之兴国集中，时敌已分路直迫面前。在上述情况下，我们决定的第一个方针，是由兴国经万安突破富田一点，然后由西向东向敌之后方联络线上横扫过去，让敌人主力深入赣南根据地，置于无用之地，定此为作战之第一阶段。及敌回头北向必甚疲劳，乘隙打其可打者，为第二阶段。此方针之中心为避其主力，打甚虚弱。但我军向富田开进之际，被敌发觉。陈诚、罗卓英两师赶至。我不得不改变计划，回到兴国西北的高兴圩，此时仅剩此一个圩场及其附近地区几十个方里允许我方集中。集中一天后，乃决计向东面兴国县东部之莲塘、永丰县南部之良村、宁都县北部之黄陂方向突进。第一天乘夜通过了蒋鼎文师和蒋、蔡、韩军间40华里空隙地带，转到莲塘。第二天(8月6日)和上官云相军(上官指挥他自己的一个师及郝梦龄师)前哨接触。第三天打上官师为第一仗，第四天打郝梦龄师为第二仗。尔后以三天行程到黄陂打毛炳文师为第三仗。三战皆胜，缴枪逾万。此时所有向西向南之敌军主力皆卷旗向东，集中视线于黄陂，猛力并进找我作战，取密集的大包围姿势接近了我军。我军乃于蒋、蔡、韩军之间一个20华里间隙的大山中偷越过去，由东面西到西面之兴国县境内集中。及至敌发觉西向时，我已休息了半个月，敌则饥疲沮丧，无能为力，下决心退却了。”
蒋介石没有完全否定毛泽东这段记述。他在莲塘之役后写下了今日之日记。
“9月18日”
倭寇果乘粤逆叛变，内部分裂之时，而来侵略我东(三)省矣！呜呼，余唯有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拼以一身报我总理！报我先烈！报我民族！
1931年夏秋之交的中国呈现着这样一种局势：
一是宁粤对峙：两个国民党中央、两个国民政府分庭抗礼，两个军事委员会摩拳擦掌；蒋介石坐镇南昌“剿共”，全神贯注，“一心以为鸿鹄将至”。7月23日，蒋在南昌发表《告全国同胞一致安内攘外》，其中有这样的话：“不先消灭赤匪，恢复民族之元气，则不能御侮；不先削平粤逆，完成国家之统一，则不能攘外。”
二是东北空虚：张学良将东北军主力调入关内(时东北共有五个旅的兵力)；少帅于1931年5月去南京出席三届四中全会之后，“便卧病在平”。
中华大国内伤严重，边疆不固。此外，外敌乃“乘虚而入”。
中国现代史上难忘的“九一八”，就这么发生了。
“月黑杀人夜，风高放火天”。二更刚过，烦嚣的沈阳市内街已趋于平静。忽然，北门外柳条沟附近的南满铁路线上，发出了短暂的爆炸声。出事地点离3年前炸死张作霖的场地只有几公里，看来干这类行当的人已经很有经验了。其实炸弹威力很小，它只毁坏了3根枕木，并使得铁轨稍稍弯曲，20分钟以后，一列时速80公里的列车呼啸而过，车行并没有受到多大障碍，便是证明。
但不可小看了这一声爆炸，它是侵略者发动战争的信号弹，是人类历史上一场空前规模厮杀的开端。
爆炸是关东军高级参谋板垣征四郎大佐和主任参谋石原莞尔中佐等设计的。
可他们却诬称爆炸是中国军队干的。随即，日军突然炮击北大营(营内驻屯着王以哲的第七旅)。紧接着，日军多路进攻沈阳城。第二天清晨，沈阳市内中国各机关的大门上，都被贴上--“日本军占领”的字条。
上午11时，对所发生的一切了如指掌的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中将(于1945年11月自杀)率领幕僚人员及增援步兵联队由旅顺抵沈阳，同时，驻朝鲜的日军，由其司令官林铣十郎发布命令，越过鸭绿江开进我东北。
第二天清早，太阳旗遍插这座关东名城。
“9月19日”
日寇野心既一爆发，必难再收，东亚从此将无宁日矣。
天灾频仍，匪祸纠缠，国家元气衰敝已极，虽欲强起御侮，其如力不足何！
蒋介石在“九一八”前后是否有过什么“绝对不抵抗”的指示、命令，我们不得而知；但他不愿抵抗，没有下令坚持抵抗，却是事实。即使是按陈布雷日记所云“严令东北当局，节节抵抗”，充其量也不过是叫张学良不要撤退得太匆忙了，应该一面后退，一面抵抗，也就是节节撤退、节节抵抗。
张学良“判断错误”，是应负“不抵抗”责任的；但蒋是国家元首、三军统帅，难道无权改变张的命令吗？东北沦陷的责任，张不能辞其咎，蒋更不能辞其咎。
“9月22日”
日人侵略实行，世界之第二次大战于是开始矣！不知各国人士能见及此乎？
以蒋为首的南京政权，处理“九一八”的善后方针，一是“忍耐”和“依赖国联”。希望“各国人士能见及此”。当然，如果国联靠不住，“最后之行动”则是“自卫”，但都是“忍耐至于相当程度”之后。
“完全撤退到南满铁路附属地以内”的撤兵决议；蒋也曾为此高兴过一阵子。但日本认为：“非经全体一致同意，不能具有法律上的约束力”，拒不执行，国联亦不了了之。
国联，在历史上存在了20来年，它没有保护过弱国。强国视之为玩具，弱国视之为菩萨。利用这个讲坛，争取国际道义的支持，无可非议，认为它可以除暴安良，则缘木求鱼。
二是压制抗日爱国运动。
3年前济南惨案的亡魂未祭，3年后关东军刀斧又来，生灵涂炭，山河破碎，中国人怒不可遏，首先站起来的是青年学生。“九一八”刚爆发，大学生们就组成了抗日救国团体，许多城市举行游行示威，从9月到12月，各地到京请愿的学生多达五六万人。中央党部、国民政府、外交部、鼓楼、新街口、中山陵园，是他们必经的场所，外交部长王正廷挨打，9月30日辞职。
上海80万工人发表《告世界工人书》。
由商界发起，全国掀起了“抵制日货”运动。
对此，蒋早在9月22日就发表讲话，明确表示不赞成！他说：
“国家存亡，关系重大，此时务须劝告民众--严守秩序，顺从政府，尊重纪律，勿作轨外之妄动。”
运动如火如荼般在发展，“劝告”不住了，便指斥是“受共产党的煽动”，派出大批军警镇压，打伤和逮捕了许多青年人。
诚然，这个运动有自发的成分，“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也有共产党在从中领导。要求救国何罪！指责妥协何罪！这不就是在实行民族主义和民权主义吗！
“9月23日”
此为一外交之转机，亦为我国内统一之转机，如天下不亡吾中国，则此次外交或不致失败乎？
对国际联盟及九国公约诸鉴字国干预之期望，也使蒋介石举棋不定。他在“九一八事变”后第3日，在南京接见国联公共卫生处长拉西门即已提及：“君须知日军既占沈阳城，必不肯随便退出。余知日人对我东北之心理，宁使其东京或日本三岛全毁，决不愿自动退出东北也。望君牢记余言，切勿轻易视之。”(1931年9月21日)，此观察可谓一针见血，以后全部证实。但是国联盟约有调查制裁诸条款，中国是弱国，本身无力收回东三省。又不能不对国际正义有所希冀。所以，才两日后蒋介石闻国联议决，中日两国停止军事行动，双方军队退回原防，又不禁将当时感想记在日记中。
此段日记已明白道出如因国际干涉，而使中国死而复生，其机缘正非人谋实为天授。
以后国际调查团来华，日人在东北成立“满洲国”，美国提倡对日经济制裁因英国作梗而罢。中国人怀抱着无数次之希望，每次又眼见希望在国际政治之现实场合中幻灭。迄至1933年2月24日国际联盟召开特别大会，决议东北宗主权仍属中国，但地方自治，日人在境内扩充其铁道特权。投赞成票者四十二国，反对者唯有日本，弃权者唯有暹罗(今日泰国)。而日本代表团竟在投票后，由松冈洋石率领离开会场，表示日本退盟。况且东北三省纷争未已，日本一面退出国际联盟，一面又进攻热河。此举已非军人逞凶。在动员来犯之前，外相内田康哉在贵族院发表外交方针，阐明热河系满洲国领土之一部分，所以热河问题全系满洲国内部之问题。从战役之资料看来，夺取热河之军事行动经过日皇批准。
“10月7日”
此次对日作战，其关系不在战斗之胜负，而在民族精神之消长，与夫国家人格之存亡也。余固深知我国民固有之勇气与决心早已丧失殆尽，徒凭一时之兴奋，不具长期之坚持，非唯于国无益，而且反速其亡。默察熟虑，无可恃也。而余所恃者在我一己之良心与人格，以及革命精神与主义而已。是故余志已决，如果倭寇逼我政府至于绝境，迫我民族至无独立生存之余地，则成败利钝自不暇顾，只有挺然奋起，与之决一死战，恃我一己之牺牲，以表示我国家之人格，以发扬民族之精神。
而蒋介石则坚持唯安内始能攘外，并且他自恃唯有他一己才能达成此任务。“九一八事变”后不久，他一再强调他个人所起的决定性之影响，有“万人皆醉我独醒”之气概。
日记的这段文字不能在战前公布。严格说来，他这时候(至少在1931年)对于和日本作战没有必胜的把握，相反的，以他深知两方的实力，如即此仓促应战，只有自取败亡。可是逼不得已又只有一战。其应战之目的已不在求胜，而只在保全国格。这也和他以文天祥、史可法为典范的态度接近。如果我们不计较当日情势，单独的阅读此段文字，很难不对作者生反感。他把整个中国国民说得全无是处，只有他蒋介石一人气概万千。可是另一方面，想到“九一八事变”之后，北方大学生南下请愿，殴打外交部长，报纸杂志充满着慷慨激昂的文字，动辄称东夷岛寇不足计较。汪精卫因张学良之不抵抗，愤而辞职。及至抗战军兴，遇到困苦艰难之际，汪精卫首先投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