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1日”
……表明对日外交方针与态度，国民已有谅解，并多赞成，一月之间外交形势大变，欧美亦受影响，自信所谋不误。
在这既不能战又不能和的关头，蒋介石采取了一种非常之步骤：他用“徐道邻”的笔名，于当年12月在《外交评论》发表《友乎？敌乎？》一文，内中指出日本之错误，也指出“中国方面之错误与失计”，例如自信过度，倚赖其他国家，不愿能屈能伸。但是错误更甚的仍是日本。如果日本以美国或苏联为预想敌，则中国为其侧背。除非日本真能在10天之内灭亡中国，要拖上3个月、10个月或半年的时间，“则日本地位甚为危险。”将这些深思熟虑之后，徐道邻更将中国持久抗战的宗旨宣布：“中国的武力比不上日本，必将大受牺牲，这是中国人所不容讳言。但日本的困难，亦即在于此，中国正唯因没有力量，即是其不可轻侮的力量所在。战争开始，在势力相等的国家以决战为战争的终结。但是在兵力绝对不相等的国家，如日本同中国作战，即无所谓正式的决战，非至日本能占尽中国每一方里之土地，彻底消灭中国之时，不能作为战事的终结，两国开战之际，本以占领政治中心为要着。对中国作战，如以武力占领了首都，制不了中国的死命”。
不久对方日本即看清此文最低限度为蒋介石授意所作，于是各刊物翻译转载，一时展开了和平谈判的空气。蒋介石也在日记里写出自己的看法。
《蒋“总统”秘录》则在日记的“方针与态度”之后添入“实为余政治生活之一大重要事项”14个字。
“6月1日”
倭寇蛮横，非理可喻，未到最后关头，当忍耐之。
本日性躁心急，内忧外患相逼而来，若不静敬知命，何以担当未来重任？
静敬澹一之功夫不可须臾离也。
当日本军人向何应钦逼迫至极时，蒋介石写了本天日记上的一番话。
“澹”为恬静，“一”为视心神与宇宙为一元。凡此均非儒家本来面目，宋儒得自禅宗，西人统称之为“新儒教”。(可是西方研究汉学注重分析而不重综合。研究儒教者不过问近代中国，研究近代史者，则不屑过问此“陈旧”之思想。)其旨在心神凝聚之余，“将发未发”之际，有顿悟的解放与超脱，可以体会，无从理解。
“6月18日”
倭寇横蛮，人心陷溺至此，岂天果亡我中华乎？
自塘沽协定至抗战展开前之4年1个月中国之内忧外患方殷未已，日本之继续分化华北，尚且又在南京、成都、北海各地酿造事件。并引用德王占领察哈尔大部，再西犯绥远。
苏联虽与中国复交，仍与盛世才成立片面之协定，负责新疆之秩序与安全，获得采矿筑路权利，控制盛属下之政治军事。1936年之协定又与日满关系相似。国内之反中央运动既有1933年年末之福州人民政府，而两广在陈济棠领导下进军湘南，直至1936年9月方完全解决，实已为抗战之前夕。各省区内之战事，尚有1933年二刘(刘湘与刘文辉)之争及1934年贵州内黔军之争。红军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之后构成陕西之根据地，不仅进入山西，而且击败前往“进剿”之东北军，此战役已构成1936年12月西安事变原因之一。
生为当日之中国人，对此局面无不愧恨交并。尤以大敌当前，国运如丝之际，军政领袖仍不能放弃小处嫌隙，至堪扼腕。作为中国领导人之蒋介石瞻望全局，必有满目疮痍之感。而他处置各事之方法与能力，也近于捉襟见肘，其复杂心境皆可在日记中窥见之。
“6月30日”
(一)倭寇要求我河北党部取消，中央军队撤离河北，免冀于(河北省政府主席于学忠)察宋(察哈尔之宋哲元)二主席之职，并派飞机任意侦察监视我军撤退之行动，十八日且飞至济南、徐州纵横盘旋威胁。呜呼！国势至此，何以为人？凡有血气之伦，黄帝子孙，其将何以雪此奇耻？若不图自立，复有何颜立于天地之间？小子志之！
(二)此次事变，实等于“九一八”之巨祸，而全国智识阶级与军人皆能仰体政府之意，忍辱沉毅，而毫无幼稚蠢动之气，此实四年来国民最大之进步，而其对政府信仰之程度亦可测其大概，此实为复兴之基础，对此不禁兴喜惧之感。以后全在吾人如何振拔而已。小子责任綦重，可不自勉乎？
(三)倭王昭和当蒋作宾大使呈递国书时，特提此次华北事变，表示其抱歉之意，曰：“此次华北事变，实对不住；对汪蒋二公之苦心，深表敬佩，烦为转达”等语。此国王面示道德之例，实所罕见。彼或深愧不能制止军人非法行动。倭政败坏亦可见矣。
以上三节均各有其历史上之下文。第一节之要求已成为“何梅协定”及“秦土协定”。虽然所谓“内蒙国”及“华北国”并未出现，但是冀察之特殊体制已成事实，卢沟桥事变，即从此特殊体制上发生，蒋介石在第二节庆幸他的退让政策为全国人士谅解，未免言之过早，及至当年年底及翌年之初，各地学生发动罢课请愿游行示威情事。国民政府拘捕爱国人士，封闭取缔抗日刊物，亦在此时产生。再至年底则有西安事变，是可算作军人之反应。关于第三节，则抗战后蒋委员长在国际场合中，尤以在开罗会议与罗斯福交换意见时，竭力主张天皇制应由日本人民自决，间接亦即对日皇裕仁人身不再过问，以情理论，此不可能与彼十年前接见中国大使时所留印象全无关系。
“7月27日”
(一)
云海云山云顶寺，
道天道地道中人。
(二)
朝霞映旭日，梵呗伴清风，
雪山千古冷，独照峨嵋峰。
蒋介石好游历，喜山居。他游峨眉山时曾作占：“云海……”联，这种天人合一的观感，可以消除尘世之欲念，亦能解除身心之负担。
同日，蒋介石又作五言绝句(二)，诗中所称梵呗应指寺庙内之讽颂，与朝霞、旭日、清风同为写实。然则此诗精却在“雪山千古”四个字，象征着宇宙的奥妙与永恒，接近西人所谓“超验哲学”之情趣。
“8月21日”
(一)对中国思不战而屈。(二)对华只能威胁分化，制造土匪汉奸，使之扰乱，而不能真用武力，以征服中国。(三)最后用兵进攻。(四)中国抵抗。(五)受国际干涉引起世界大战。(六)倭国内乱革命。(七)倭寇失败当在十年之内。
蒋介石他无力打败日本，却对日本之必败深信不疑。他在日记内对被彼邦所叙与《友乎？敌乎？》里面的设想相符合。内中除(六)节未成为事实外，其他均切合日后事实上发展。
“9月29日”
鲁韩(山东主席韩复榘)态度可虑耳。
9月，日本提倡华北自治时，蒋介石写了日记上的话，这是因为韩复榘是冯玉祥的旧部，态度有些游离。况且，蒋介石对宋哲元及其将领秦德纯、冯治安、张自忠及刘汝明，于7日颁发了青天白日勋章，虽然此举有浓厚的政治意义，可韩却不自在。
“11月6日”
茹苦负屈，含冤忍辱，对外犹可，对内尤难，何党国不幸，使我独当此任也！
蒋介石不仅有时表现心头之疑惑(如6月18日之日记)，甚至有时嗟伤埋怨。他间常也为忧虑而失眠。但是这种消极疑虑的情形不多。即是他自己摆出以上情绪时，也在短时间用意志力量加以克服。
蒋日记中所发感慨与本年11月1日汪精卫遇刺有关。
1935年11月1日，国民党在南京中央党部举行第四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
这次会议原定于9月召开，由于发生汪精卫辞职一事，以及内部诸多矛盾，一直未能举行。最后推迟到11月，这是为了在六中全会结束后，紧接着召开第五次代表大会之故。除西南派粤桂中央委员未出席外，冯玉祥、阎锡山、张学良等各派要人都齐集南京。会议似乎显示了各派的大团结，也是自1927年“四一二”政变以来，国民党历史上一次非常重要会议。蒋介石显得“非常高兴”，认为“团结统一运动”卓有成效。
早晨7时，全体代表到紫金山中山陵谒陵，9点钟回到南京丁家桥中央党部礼堂举行开会典礼。由汪致开幕词。仪式结束后，全体中央委员步出大礼堂，前往中央政治会议厅前摄影。参与摄影的人员利用厅前的台阶、前后排了五排。汪精卫、阎锡山、张学良、张继、林森、张静江都在第一排，张静江久病行动不便，便坐在了事先准备好的藤椅上，挨着汪精卫。
中委们各就各位站好了，却迟迟不见蒋介石到来。委员们一再催促，仍不见蒋到场。汪精卫只得亲自进楼相请。原来蒋介石见楼外照相场地上人多，乱糟糟的，各军政首脑云集，每人均带有马弁二名，腰佩手枪，不禁心中一动，警觉顿生，心想谁能保证这众多的马弁卫士中没有异动者？万一有那么一个，首要的刺杀目标必定是我蒋介石。于是立即决定不去楼外参加摄影，带着随从副官蒋孝先坐在休息室里休息。汪精卫跑上楼来请他去照相，蒋对汪说：“今天秩序很不好，说不定要出事。我决定不参加摄影，我也希望你不必出场。”汪说：“各中委已伫立良久，专候蒋先生。如我再不去参加，将不能收场，怎么能行？我一定要去！”
汪回到摄影场，在前排正中位置上坐下，张继大声招呼说：“不要等，就照吧！”于是全体委员摆开照相姿势。照相机对着代表们来回照了两圈。中外记者们也举起手里的照相机，纷纷拍下这镜头。
约在9点35分摄影完毕。在这刹那间，突然从半圆形的记者群中闪出一个身穿西服、外套夹大衣的年轻人来，迅速从大衣口袋里拔出6响左轮手枪，一面高呼“打倒卖国贼”，一面向站在第一排中间的正在转身的汪精卫连击3枪，枪枪命中：第1枪射进汪左眼外角下左颧骨，第2枪从后贯通左臂，第3枪从汪的后背射进第6、7胸脊柱骨旁部位。汪精卫当即应声倒地，血流满身。
枪声响起后，摄影场上立即秩序大乱。坐在藤椅上、患有足疾的张静江惊吓得滚倒在地上，别人还以为是他中了弹；财政部长孔祥熙顾不上新马褂被扯破，慌忙钻到旁边的汽车底下，躲藏起来。在慌乱之中，第一个起身和刺客搏斗的是站在汪精卫身旁的国民党元老、身高力大的文官张继，急奔到那刺客背后，一把拦腰抱住；那刺客接着又射出两弹，张学良急奔上前猛踢一脚，将刺客的手枪踢落；约在同时，汪精卫的卫士向刺客开枪还击，刺客胸肺连中两弹倒地。
楼里的蒋介石闻枪声，带着副官蒋孝先与军事参议院院长朱培德，急奔出去，走到斜躺在地上的汪精卫身旁，屈一条腿把住汪的右手，连呼三声：“汪院长！汪院长！汪院长！”汪有气无力地答道：“不碍事……蒋先生，你今天明白了吧？我死之后，你要单独负责了。”
代表们转成了一圈，竟不知如何是好了。闻讯从楼里赶来的汪精卫妻子陈璧君声泪俱下，怒斥陈公博：“你还站着干什么？还不快将汪先生送医院！”蒋介石也猛醒过来，急忙指挥人把汪搭上救护车送往中央医院。
这时，才有人注意到躺在血泊中呻吟的刺客。陈璧君大叫：“快！将凶手也送进医院，不能让他死！要他的口供！”
当天，南京全城戒严，军警宪特全部出动，封锁了车站、码头与机场等各处交通要道，拘捕了大量的嫌疑犯。
汪精卫被刺的消息传出后，全国轰动。由于历史上蒋、汪数次交恶，为争当第一把手而死斗，而汪被刺时蒋又恰恰不在场，因而人们很容易怀疑系蒋指使人干的。广西首领李宗仁、白崇禧来电责问。汪妻陈璧君还抓住蒋不在场这一点和蒋大吵大闹，对蒋说：“你不要汪先生干，汪先生就不干，为什么要派人下此毒手！”弄得蒋介石很窝火。
这次刺杀汪精卫，确实不是蒋介石干的。蒋对此事也是满腹狐疑，不知是哪一路人物来干的这件“我国历史上政治暗杀稀有之一重大案件”。蒋介石特地把汪派人物陈公博等人找到中央军官学校，告诉他们：“这件事不是我们自己人干的。”蒋介石还立即把特务头子戴笠召来训斥：“人家打到中央党部，你还不知道。每月花上几十万元，就让出现这类祸事吗？限你三天之内把指使者缉获，否则要你的脑袋。”
“11月10日”
从前只以豪杰自居，不愿以圣贤自待，今日颇欲以圣贤自贵，不复以豪杰自居矣。
此间应注意者，“自责”与“自居”不同，亦与“自待”有别。蒋介石从未自承己为圣贤，并且年近五十尚一直不愿作圣贤。所以自责者出诸外界要求。以上两条均写在日记之“雪耻”栏内。所以雪耻运动纵由蒋介石发起，他自身亦感到所造成气氛之压迫。
古今中外革命家甚难成为圣贤。革命家志在改造社会。当旧道德业已崩坏，新道德标准尚未树立之际，他们着眼于集体之成功，即不能以个人名节自矜。并且此时私人道德亦与公从道德冲突。至此我们只能直截指出：“行一不义杀一无辜而得天下皆不为也”不是蒋介石之行径。日后主持抗战，蒋尚要在长沙大火，黄河决堤，并于河南产生饥馑之情形下求得胜利，他更不可能受着传统道德之束缚，倒与“一即一切，一切即一”之思潮接近。
“11月28日”
倭寇横暴状态，已无和平之望，故毅然断行，一面抗议其倭军在华北之暴行与土肥原之胁迫，一面准备如华北“自治”发表，则明示为倭寇以军力逼成，而规诫华北之主官。筹维再四，另无他道也。
在日人压力之下，蒋介石于11月20日接见日本大使有吉朋。有吉问及蒋对广田三原则之态度，蒋一度称赞同。但事后由外交部长张群否认，谓赞成系赞成自三原则商讨，并非接受三原则本身。北平军事委员会分会于11月26日撤销。30日又派何应钦为行政院驻北平办事处长官北上。何氏自6月离平后即不愿再往，蒋介石曾请国府主席林森及各院长敦劝，始得成行。但从此何被多数国人认为“亲日派”或患“畏日病”。
最后中日两方协商后，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以宋哲元为委员长兼河北省政府主席。委员16人由中日双方拟定，郭廷以之评语云：“中国认冀察政务委员会系中央设置的地方机构，日本视之为华北自治行政机构。”
在日记所写的情况下，遂有民间普遍展开的游行示威抗议。
“11月29日”
每遭非常祸患，应以泰然自处，凡事皆立于上帝，由我信心而生耐心，由耐心而获成全也。
蒋介石那种接近佛教与道教的趋向，又常为基督教之人身的神替代。他之顿悟亦在此时代之以基督徒之虔诚，有如他闻报日军占领平津车站，而朱德与徐向前部亦逼近成都之西南时，便在日记上写出上番话。
要分析蒋介石之宗教思想实在不易，不如综合。大概他保持中国传统习惯“诸说混合”之办法，更因他一直被环境逼迫，也带有“折中主义”的成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