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旦”
去年12月26日之讲演词与本日开除汪兆铭党籍案发表，已克服困难，奠定国基矣！
这里所说的“讲演词”是1938年12月26日蒋介石主持国民党中央党部纪念周发表的讲演。
在这篇讲演里，对于和汪精卫逃出重庆相呼应的“第三次近卫声明”加以驳斥如下：
“近卫谈话所谓东亚新秩序，系以中国新生后，日、满、华三方面合作为基础。他所谓‘新生中国’是要消灭独立的中国，另外产生一个奴隶的中国，世世受其支配。而此‘新秩序’则是根据于中国已变得为奴隶国家后，与日本及其造成之满洲伪国紧密联系而成。……
“‘所谓东亚同体’，他们公言：日、满、华应该是立体关系，而不是平面关系。又说该是家长制，日本为家长，而满、华为子弟。换句话说：前者为治者、为主；后者为被治者、为奴。这不是并吞是什么？……
“他所谓‘经济集团’，不仅是要操纵中国关税金融，垄断我国生产和贸易，独擅东亚的霸权；他逐渐演下去，势必至于限制我们中国个个人民的衣食住行，都得不到一些自由，生杀予夺，唯其所欲，整个的中国民族做奴隶、做牛马、在鞭笞吮吸之下，整个消灭我们民族的生存。
“所谓‘兴亚院’(原为‘对华院’后改名为‘兴亚院’，1938年12月26日成立)，是执行一切灭亡中国计划的总机关，也可以说是集日本从前在中国到处制造罪恶的种种特务机关之大成的一个总特务机关。……现在索性揭破面幕，正式地成立起来。……
“综观近卫的这个发明，我们可以断言：日本真正之欲，乃在整个并吞我国家，与根本消灭我民族，而决不在所谓中日合作或经济提携等等的形式。……
“我们记得：日本人也常以‘日韩一体’、‘日韩不可分’等语调麻醉、眩惑朝鲜的人民，今日他又盛倡‘日满华不可分’的‘东亚协合体’，干脆就是‘中日合并’，就是‘日本大帝国’之完成！……
“现在，他灭亡中国之计划与工具已经一切齐备，其侵略并吞手段与心事已毕露无遗；所缺者，只待中国受其欺蒙、受其威胁而向之屈服，上其圈套罢了。……”
蒋介石的驳论真可谓入木三分，切中要害，在此去从时刻，他的严正立场是大得人心的，值得肯定。
汪精卫之流的卖国投敌行为，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无比愤慨。各党政、团体、机关、市民和解放区军民，纷纷发表通电，声讨汪精卫，并要求给予制裁。蒋介石本打算劝说汪精卫回到重庆，并多次派出宋子文、王宠惠、陈布雷、谷正鼎等要员前往河内进行劝说，希望汪精卫之流返回祖国，共谋抗战大业，可都遭到坚决拒绝。蒋看挽救无望，于是派遣特务前去暗杀，结果把他的同伙曾仲鸣误杀。
1939年元旦，国民党在全国人民舆论的压力下，召集临时中央党务委员会，讨论汪精卫的“艳电”。
蒋介石以党的总裁地位亲临主持，他首先问到会的冯玉祥等对汪到底怎么办？冯玉祥说：我们大家把汪弄成副总裁，是我们瞎了眼，“我们应该向国民认罪！”蒋介石却说：“无论汪怎么不对，我们应当宽待他，……饶恕他。”大家对此极为不满，七嘴八舌，有的在骂，有的还说蒋和汪唱双簧！尤其是林森、吴敬恒、张继等中央常务委员们愤慨以极，非要求予以制裁不可。讨论到最后，终于做出蕴藻浜决议：“永远开除汪兆铭党籍”，并通过由吴敬恒起草的决议。其文如下：
“汪兆铭承本党付托之重，值抗战紧急之际，擅离职守，匿迹异地，散发违背国策之主张。艳(29)日来电，竟主张以敌相近卫根本灭亡我国之狂悍的声明为根据，而向敌求和；一面誉之报刊，广为散发，以建议中央为名，逞蛊惑人心之技。而其电文内容尤处处为敌人要求曲意文饰，不惜颠倒是非，为敌张目；更复变本加厉，助售其欺。就其行为而言，实为通敌求降；充其影响所及，直欲动摇国本。……”
同一天(元旦)，蒋介石夫妇接到英国牛津大学各学院院长及教授联名来函，对中国抗战精神大加赞扬。
函中写道：
“吾人今所企望者，世界民主国家必有一日决定尽力协助中国，而敌人必将屈服于忠勇的中国人民之前。”
蒋介石对“去年12月26日之讲演词与本日开除汪兆铭党籍案发表”如释重负；对大洋彼岸的赞扬与鼓励感到无比的欣慰，于是发出“已克服困难，奠定国基矣”之感慨。
“1月4日”
近卫为中倭战争之内阁，今竟不能维持而倒台，此为我抗战之一收获也。
正当蒋介石1938年12月26日的讲演词和1939年元旦开除汪精卫党籍的决议发表之际，忽然传来了日本的近卫内阁于1939年1月4日总辞职的消息。
何以“不能维持而倒台”呢？其主要是由于对华问题、日德同盟问题等外交政策方面均受到坚持强硬路线的军部压抑。再加上军事预算膨胀导致物价上涨，国内人民生活极度困难，反战情绪不断增长……面临这些困难，均束手无策。另一方面，军部日益狂妄，目中无人，对近卫不理不睬，在中国的战事情况也不能及时报告。在此情况下，近卫当然难于维持，只好倒台。
这也可以说“玩火者，必自毙”。但可以预见，日本军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是不会善罢甘休的。
“1月30日”
总理云：不知不能行。吾则继之曰：不行不能知。唯行而后乃能知其知之真伪与是非也。
蒋介石在这则日记里概括了他一生之特性与长处。
的确如此，所说之理论是：实践出真知的一辙也。
“2月10日”
敌军今晨在琼州海口登陆，声明占领该岛。此为开战以来对英法美最大之威胁。此后，战局必将急转直下。倭寇狂妄，盖已决心向民主世界开战矣！
武汉会战后，中国进入第二期抗战。
1939年，日本帝国主义急于解决中国问题，在对国民党加紧诱降活动的同时，对中国正面战场华南和华中地区发动了军事进攻，以加强军事压力。
这种军事压力，首先是从进攻海南岛开始的。日本为了封锁中国，日军台湾混成波田旅团和海军陆战队在其第三舰队及飞机的掩护下，于1939年2月10日凌晨，突然在海南岛的海口附近天尾港登陆。
中国守备该岛的军队保安第5旅团仓皇应战，但由于兵力不足，阵地陆续被突破，到下午3时，海口等地失陷。接着，日军便在榆林、博鳌等港登陆。
中国守备军司令王毅，考虑到海南岛与大陆隔着海峡，大陆不可能迅速增援，于是下令部队化整为零，退入该岛中心部的山林地带打游击。
日军在海南岛登陆，实际是日本“南进政策”的出发点，同时又是它的“东亚新秩序”、“大东亚共荣圈”方案正式起步。从此种意义上讲，侵占海南岛可以算是太平洋上的“九一八”事变。
蒋介石早在1938年12月的《揭发敌国阴谋阐明抗战国策》一文中就已预见：
“日本的政策，现在已经由他的大陆政策扩张到海洋政策，由他的北进政策推进到南进政策。简言之，日本现在的侵略政策，是大陆与海洋同时并进、双管齐下了。在吞并中国的企图中，同时更要推翻国际秩序，独霸东亚，驱逐欧美的势力。”
蒋介石认为，日军占领海南岛，“此为开战以来对英法美最大的威胁。此后，战局必将急转直下。倭寇狂妄，盖已决心向民主世界开战矣！”因此，海南岛陷落的第二天，他在接见中外记者时，特别强调，日寇侵占海南岛，即是进攻太平洋的发端。首先切断英、美海军之间的联系，控制菲律宾。下一步，日本将侵占关岛，再切断美国与菲律宾的联系。然后发动太平洋战争。
其实，美、英各国也从日本政府1938年11月3日发表的“东亚新秩序”声明(第二次近卫声明)中，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声明中最关键的一节是：
“帝国断不收兵。帝国所希望者，在于建设能够确保东亚永远安定之新秩序；这次征战之最终目的，亦在于此。”
可见，日寇不仅要侵犯全中国，更要霸占全亚洲，乃至全世界。这样，就直接侵犯了英、美、法等国的势力范围和各项权益。当然，这些国家不会坐以待毙的！
首先做出蕴藻浜反应的是美国。
1939年1月，美国决定，在道义上禁止对日本输出飞机一部分零件与器材；
同年2月，禁止对日信用贷款。
这些虽然只是局部的经济制裁活动。但总算是付诸行动了。
接着，2月8日(日军侵占海南岛的前两日)，美国与中国签订了“桐油借款合同”。
与此同时，英国也宣布向中国提供信用贷款50万英镑，为中国购买卡车之用。
英国同时还对中国银行与交通银行贷款500万英镑，以稳定中国的法币价值。
国际上的这一新转机，使蒋介石备受鼓舞。
“2月18日”
美国会毅然以大多数通过“太平洋设防案”，此为九国公约复活之实现，乃我抗战一年半牺牲所得之实效也。
美国总统罗斯福认识到，日军于2月10日在海南岛登陆，将是对于太平洋的威胁。于是，他向国会提出为防卫太平洋、关岛等地增加军费的计划，即“太平洋设防案”获得国会的通过。
这无疑是蒋介石所梦寐以求的喜讯。在抗战之初，他寄希望国际列强出面制裁侵华的日本军国主义，冀图九国公约会议的宣言，结果，失望了。除苏联给予支援外，列强各国竟都处于“中立”、观望的地位，“坐山观虎斗”。如今，日寇侵犯了他们的权益，这些国家的立场终于明朗起来了。
单就美国而言，国民政府求得其援助，是煞费苦心的。
1937年10月，罗斯福总统虽然在芝加哥发表了谴责日本侵略者犹如传染病源的所谓“隔离演说”，并明显表示改变其“孤立主义”。但当时美国还在为日本提供军需物资，外交上还在实行“中立法”。
1938年9月17日，国民政府任命在国际间有很高声望的著名学者胡适为驻美国大使。由他的活动，密切中美关系。
与此同时，国民政府还派遣上海商业银行总经理陈光甫赴美接洽借款。中国拟提供特产桐油(涂料、绝缘材料之原料)为担保，希望借到千亿美元。但虽经多次与美国财政部洽商，终因美国法律上和制度上的限制，未能成交。
同年10月15日，蒋介石为打开借款交涉困难局面，致书罗斯福总统如下：
“中国人民深觉在此患难之时，至少美国总统可引为我之挚友。兹代表此流血之人民，愿再请阁下惠予吾人更大之援助，俾中国抵抗日本侵略得告成功。吾人因急需抗战之资力，自渴望美国予以此项财政上与经济上之援助。如予以相当巨额之贷款，则吾人抵抗日方之攻击亦必获有更大之实力与效果。因此，现在美国进行中之商议，鄙人深愿赖阁下之助而得早告成。”
10月25日，美国提出2000余万美元的借款案。虽然不多，但总算答应。
10月25日，正是广州、武汉相继失守的日子，美国暂缓实施借款。
罗斯福总统透露：“中国如能阐明广州与武汉撤退之战略目的和今后抗战的意志，我将乐于批准此一借款。”
10月31日，蒋介石的《为武汉撤退告全国军民书》发表。
驻美大使胡适，当即将此文译成英语，送交罗斯福总统。罗斯福此时方知国民政府“以空间换时间”的战略意图。
11月10日，罗斯福给战时首都重庆的国民政府拍了电报：
“对于中国人民的勇敢抗战及其苦难遭遇，深表敬佩与同情。”
11月19日，蒋介石又接到罗斯福的复信。复信中表明：
“美国政府之行动，须符合美国法律与美国人民随时表达之公意以及美国对于可以实行事项之估量。”“美国极度同情中国，切望远东早日得到公正的和平。”
12月12日，经美国进出口银行董事会通过，“桐油借款”由2000万美元增额到2500万美元。
12月15日，获罗斯福批准。
1939年2月8日，正式签订了“桐油借款合同”。
紧接着，美国对日本给予了一系列的经济制裁。
蒋介石认为以后的中国军事、经济，随着“太平洋设防案”的通过，将会有所好转。并认为所有这一切“乃我抗战一年半牺牲所得之实效也”！
“3月18日”
德国于本月15日并吞捷克，不费一弹，不流滴血，此为历史未有之创例，推究其原因即在于去年割让苏台德区所贻之祸患。
如果我国于“七七”以前，以为割让东北或承认伪满可免于战祸者，观之，可以醒矣！余更自信所为决无误也。
捷克轻而易举地被德国所并吞，“推究其原因即是于去年割让苏台德区所贻之祸患”。
1938年4月，德国法西斯吞并奥地利之后，进一步企图进侵捷克。与捷克有同盟关系的英、法等国，企图把德国的刀锋转向苏联，因而对德国采取妥协退让的绥请政策。1938年9月29日，德国希特勒、意大利墨索里尼、英国张伯伦、法国达拉第在德国纳粹党根据地、德国西南部的最大城市慕尼黑举行了会议。结果签订了出卖捷克民族利益的“慕尼黑协定”，把捷克的苏台德地区割让给德国，这个会议是绥靖政策的顶点，因此更激起了德国法西斯的侵略野心。
蒋介石由此而反思“七七”卢沟桥事变以前，“以为割让东北或承认伪满可免于战祸者，观之，可以醒矣”。事实正是如此，日寇并没有因侵占东北而罢休，甚至蒙古、华北给了他，他也不会停止军事行动的，他的目标是霸占全中国，乃至整个的亚洲。
“4月2日”
倭寇不欲参加欧洲战局，亦不敢与俄国开衅，计在妥协列强专事侵略我国，乃其最毒之政策。
日寇江南军队冈村宁次的第11军眼下正在发动南昌战役，在中国的“南进政策”已在全面实施中。
正当此时，德国外长里宾特罗甫向日本政府提出：在业已签订的防共协定的基础上更进一步缔结日德意三国军事同盟。
1939年1月新登台的日本平诏内阁，基于国内舆论和中日战局紧张，对于是否参加三国军事同盟，结成“轴心国”参加欧战，形成分歧，以致一时不能拍板定案。
至于对苏联的态度，因“张鼓峰事件”，日军目击了苏联所炫耀的武力，日本政府不想与苏联发生摩擦，以求北方的安定，而致力于其“南进政策”。
“张鼓峰事件”的经过是这样的：
“九一八事变”时，苏联由于国内政局还不太安定，因此对日本侵略东北未能以加强力干涉。“七七”事变后，苏联为安全计，在西伯利亚国境线和沿外蒙的国境线部署了数倍于东北境内日军的兵力，在海参崴方面也增强了海空军。
于是，日苏两军国境警备队，小规模的纷争时有发生。
1938年7月11日，苏军占据了伪“满洲国”东端的苏联和朝鲜国境附近的张鼓峰山顶。
张鼓峰虽然仅是一个海拔150米的丘陵，但它却是一个战术要地。
当时，日军正在向武汉进攻。苏军推进张鼓峰意在探测日本采取什么态度，以及判断日军整个战略意图；就日本而言，也想观察一下苏联是否介入中日战争。于是双方都想以张鼓峰的占领与反占领做一下试验。
日本参谋本部，接到报告后，考虑中日战争正紧，决定通过外交途径加以解决，命令当地日军有所抑制。
但是，1938年7月29日，当地日本驻军第19师团见苏军在张鼓峰附近构筑工事，便擅自出动部队，于是双方交火。
1938年7月31日，天亮前，日军对张鼓峰发动袭击，迫使苏军一度后撤，但苏军马上进行了大规模反攻，使日军陷入苦战之中。
眼看战火不断扩大，日本政府十分恐慌，立即通过外交途径向莫斯科提出由日军单方面撤退的建议。
8月10日，日本驻苏大使重光葵与苏联外交部长李维诺夫会谈。
8月11日中午，达成停战协定。
蒋介石对日本主动向苏联求和极为愤慨，从中他看穿了日本的狡猾伎俩。“实际日本所谓缔结协定，共同防共”都是骗人的鬼话。他的“目的本不在防共，也不在于防俄，而实在于借此名义以亡华。如若不然，当张鼓峰军事冲突时，何以他的驻苏大使重光葵向苏俄外长如此卑下让步而最后终于屈服？就可见他今日对我国提出所谓共同防共云云，只不过外欺世论、内欺国民，而要向中国要求得华北、内蒙驻兵的一个幌子罢了。”
蒋介石通过“不欲参加欧洲战局”和“不敢与俄国开衅”两件事，方才认清日寇“妥协列强而专事侵略我国”的险恶用心，实在也是醒悟得为时过晚。
“4月30日”
敌国连日召开五相会议，协商对德意军事同盟之方针。其目前尚犹豫未决，然其最后必参加同盟无疑。盖日本军阀之逞强好战，实无可救药也。
1939年4月中旬，日军大本营开始将战争由长江中下游转移到汉水流域。中国方面，先将汤恩伯第31集团军从湖北调至枣阳，接着，将李宗仁第5战区主力调至大洪山、桐柏山一带驻防。借以控制宜昌、襄樊据点，威胁武汉的日军。
日寇一方面做紧急调整作战部署，巩固武汉外围，威逼四川，一方面协商德国方面一再敦促签字的德意军事同盟方针。但，自1月日本平沼内阁上台到4月下旬，连连召开五相会议，还没有定下来。其原因是陆军强烈主张加入德意同盟。理由是在中国“南进政策”实施时，需要有个巩固的北方，如果与德意缔结同盟，便可牵制苏联。而海军则认为，如果加入军事同盟，情势紧迫时，日本将卷入欧洲战争，这是力所不能及的，况且，一旦加入便与美国为敌，将自己置于被动地位。正因军部本身意见尚未统一，五相会议到目前尚在“犹豫未决”。
但是，日本军部向来是以陆相左右形势的。所以蒋介石预料“盖日本军阀之逞强好战”“最后必参加同盟无疑”。
“5月4日”
敌逞凶残酷，诚卑劣无耻之尤者。此实为余有生以来第一次所见之惨事，目不忍睹。天父有灵，盍不使此残暴之敌速受其应得之咎？
1939年2月日军攻占了我国南部沿海各重要城镇。
与此同时，向长江中游地区发起攻势。
1939年3月至5月，日军以4个师团的兵力，在冈村宁次的率领下，向南昌进犯。
3月27日，南昌失陷。
南昌失陷后，国民党震惊，马上组织反攻。他们从第9、第3战区抽调20个师的兵力，在罗卓英、上官云相等指挥下，进行反击。
4月23日，各军开始反攻，最初几日进展得还比较顺利，直逼城郊，“敌伤亡甚大，恐慌异常，殆有不保形势”《攻略南昌经过概述》，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后因中国部队中个别将领“决心不坚，畏缩不前，坐失良机”同上。，而未能一鼓作气收复南昌。
5月1日，蒋介石电令：“限微日以前攻克南昌，如不能达到任务，旅长以上连带负责。”《第三战区28年5月份战斗要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5月2日，罗卓英部队向南昌推进，日军凭借优势火力，负隅顽抗，在城南和南郊一带展开激烈战斗。中国军队猛烈冲杀，第29军军长陈安宝亲临前线督战。日机猛烈轰炸，施放毒弹，中国军队屡攻不下，伤亡惨重，军长陈安宝壮烈牺牲，师长刘雨卿负重伤。蒋介石看此情况，即电令“南昌攻击停止”同上。。
日军为了打垮中国的抗战意志，5月上旬，对重庆、华南、华北加强了轰炸。在敌机盲目狂炸下，非军事区域人民生命财产遭到很大损害。
5月3日，日机对重庆进行大空袭，一连两天，被毁房屋1200余栋，炸死炸伤者达8000余人，重庆人民蒙受了极其惨重的灾难。蒋介石对此极为愤慨，他说：“残忍暴行，岂能胁制”我们中华民族！
“5月5日”
昨夜为救护难民事，通宵筹划督行，观我民众遭此惨痛，仍无一句怨恨抗战之言，余思之更难自安。对此纯洁同胞在苦难中之行动，神情可爱，使余铭感无涯！遭此凶残不能忍受之艰难，见我民众如此，更增余之乐观与勇气矣！
战时的首都--重庆，被当作日寇轰炸的目标，无情的炸弹，毁坏了房屋，夺走了生命。“有多少精神上的物质上的财产遭到了毁灭”，有多少“幼小的儿女丧失了他们的父亲，年老的双亲失去了他们的儿子，妻失去夫，兄弟姊妹失去骨肉手足--甚或家庭遭了破坏，阖家老小的生活失去了凭依”郭沫若：《成仁便是成功》（《沫若文集》第11卷，393页）。。无数的难民无家可归，流离失所，沿街乞讨，在死亡线上挣扎着。
但，中国的老百姓最富有爱国的美德，为了国家的独立，为了民族的生存，他们该忍受的都忍受了，不该忍受的也通通地忍受了，而且毫无怨言。他们是中国的脊梁，他们富有中华民族的骨气！
蒋介石日记中抒发了自己的“无涯”之“铭感”，但愿他不负中国百姓的依托。此后，他怎么样呢？
“5月6日”
连日救济难民，不遗余力，于此稍得自慰寸心。然悲惨与忧患并集，不得不特别努力也。
真可说是“悲惨与忧患并集”！
这里，中国守军节节向西败退；敌机反复轰炸不已，成千上万的市民死于轰炸之中。
那里，汪精卫集团脱离重庆。
4月25日，汪精卫之流在日本影佐祯昭等人保护下，乘小船，逃出河内。
5月6日，也就是蒋介石写这篇日记这一天，汪等到达上海。在船中与日本今井武夫举行了密谈。
“6月3日”
倭势将加入德意联盟，以缓和其内部之冲突；然其外交必更陷入绝境，德意决不能因其同盟而远助东亚也。
5月22日，德意两国等得不耐烦了，提前在这一天缔结了没有日本参加的军事同盟(钢铁协约)，形成了柏林和罗马的轴心关系。
正当此时，又发生了日苏大规模军事冲突--“诺门坎事件”。
诺门坎，位于中国东北西端与外蒙边境附近的边地。
5月中旬，从骑兵联队为主力的日本关东军企图将推进到诺门坎的外蒙军击退。不想，却被在这里驻防的苏军战车部队所包围，结果，全军覆没。这即是所谓第一次“诺门坎事件”。
而后，败下阵来的关东军竟不顾日本军部的劝阻，接二连三地发起大规模的反攻，以示报复(这是蒋介石写这篇日记以后的事情了)。
6月23日，日军对外蒙的塔穆斯克大举空袭。
7月1日，以小松原道太郎为师团长的第23师团进行大规模反攻。
初战，日军获胜。
接着，苏军出动飞机作战。机械化的大部队在朱可夫率领下，在8月下旬展开全线总反攻。
最后，以日军第23师团在各地被围歼而告终，日军伤亡共计11000多人，约占该师团全部兵员的73%。这即所谓的第二次“诺门坎事件”。
战后，日苏双方于9月15日在莫斯科达成停战协定。
“7月5日”
共军窜入鲁西南，乃图打通其冀鲁皖与新四军联系之大阴谋。共党之假抗战，真作乱，又一例证也。
抗战开始后，在中国共产党的积极促成下，实现了国共两党合作的大好局面。但是，国民党并未打算放弃“反共”的政策。武汉、广州失守后，国民党领导的正面战场，节节败阵；而共产党领导的抗战力量不断壮大。蒋介石对此心存恐惧，处心积虑地“防共”与“反共”。
1939年1月21日至30日，中国国民党在重庆召开第五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简称五届一中全会)。这次会议的中心议题是，制定抗战与“反共”方针。
五届五中全会虽然声言要“坚持抗战到底”，但由于汪精卫集团叛国投敌的影响，会上对日主和空气甚浓。会上，蒋介石一面表示要抗战，并作了《敌国必败、我国必胜》的演说；但他另一面又作了《唤醒党魂、发扬党德、巩固党基》的报告。报告中指出：
“党魂是党的主义，党德就是智仁勇，党基就是包括党魂、党德、党史、党纪四要素，这是中华民族固有的道德，若不唤醒，不发扬、不巩固，国民党的命运就危险。”《中国国民党历次会议宣言决议案》第四分册，264页。(浙江省中共党史学会编印)。
显而易见，蒋介石所说，就是企图以此来巩固强化国民党的独裁统治。
会上，根据蒋介石的报告通过了整顿党务的决定案，规定了国民党在新阶段的新任务是以“防共”与“反共”为中心。为此必须“加强组织的发展和思想的统治，特别是对青年和基层的控制，力谋新生力量之增加与培养”，“力求在乡村社会力量中之发展”，“力求革命理论之领导”，以此来推行“溶共、限共、防共、反共”的方针。
全会极力制造反共舆论，说什么：“本党领导全国从事抗战，已届年半，乃异党假借抗战之名，阴分壁垒，分化统一，破坏团结，谋夺政权，已造成党国莫大隐忧。”李宗黄等13委员提案，见国民政府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蒋介石也在会上扬言道：“对共产党是要斗争的，不好怕它。”“我们对中共不好像十五、十六年那样，而应采取不打他，但也不迁就他，现在对他要严正--管束--教训--保育--现在要溶共--不是容共。它如能取消共产主义我们就容纳他。”同上。
会议决定设立专门机构，即“防共委员会”。
会后散发了一系列的“反共”秘密文件，如《共党问题处置办法》、《处理异党实施办法》、《沦陷区防范共产党活动办法草案》、《陕甘两省防止异党活动联络办法》等。
在《共党问题处置办法》中诬指陕甘宁边区政府为“非法组织”，“绝对不能存在”；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及冀中、冀南两地的主任公署“与国家整个行政体制不合”，“应遵令撤销”；共产党在敌后建立的各地方政权，都必须移交给国民党的冀察战区党政委员会分会领导；陕北公学、抗日军政大学也要停办或归国民党接收。
在这份“反共”秘密文件中还说：“加派有力部队，或忠实精干之游击干部前往冀、鲁，俾加强本党在华北之武力，以限制共党之发展。”“中央党政军高级长官每月会商一次，研讨对共产党问题之处置，地方党政军每月或一旬开联席会议一次，战地则由党政军委员会分会协同当地最高军事机关，随时协商或规定例会。”《中国国民党史文献选编》，第294-295页。中央党校出版社，1985年9月版。
蒋介石公然说：“我做不到的事是不想的，我融化共产党是一定做得到的。”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记录，国民政府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标志着国民党的政策已由抗战初期的比较积极的国共合作抗日，转向消极抗日积极“反共”。
五届五中全会以后，蒋介石立即将其反共方针付诸实行。在全国各地挑起许多“反共”摩擦事件，掀起了“反共”浪潮。
1939年5月30日，蒋介石密令军令部部长徐永昌：
“根据中共在平江嘉义岭一带，大肆活动，其负责人为黄耀南、徐正坤，以游击为号召，……且密藏多量军火，其活动范围即在该乡西郊之吾、汤口，专以平江为根据地等情。查值兹抗战紧张之际，该黄、徐等竟于后方秘密活动，相应函请查核办理。”国民政府军会部战史会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旋即，蒋又密电陈诚、薛岳：速将新四军平江嘉义留守处人员黄耀南、徐正坤等一一解决。
于是，发生了残杀共产党和革命群众的大惨案--平江惨案。
1939年6月12日，国民党第27集团军派兵包围新四军设在湖南平江嘉义的通讯处，惨杀新四军参议涂正坤、八路军副官罗梓铭等6人。
这一惨案破坏了团结和抗战，激起了广大人民的愤怒，延安各界人士纷纷举行集会并通电全国强烈抗议。
与此同时，国民党调兵遣将，部署兵力，进攻解放区。
6月20日，蒋介石密令西安程(潜)、蒋(鼎文)等国民党军官员：
“一着暂编骑二师(马禄)全部调驻陕北，归阎长官指挥，巩固河防。二该师调陕北后，可控制于满堂川、义和镇、延家川地区，或李家沟、枣林、坪镇虚而郁地区，由程主任与阎、蒋两长官就近洽定之。”同上。
程、蒋奉命后，率部在边区周围构筑工事，建立封锁线，企图隔绝边区与外界联系，拘捕进入边区的爱国青年。
谁是“假抗日，真作乱”不一目了然了吗？！
蒋氏此篇日记，纯属颠倒黑白，贼喊捉贼。
“7月27日”
美国对倭商约，宣告6个月后无效，此其表示乃对英国承认倭寇谈判为不当，以显明美国外交独立之精神。美国有此一着，其或可挽回英国对倭之妥协乎！
7月26日，美国国务卿赫尔向日本驻美国大使堀内谦介提出“废止美日通商航海条约”的照会，宣告这一条约将在6个月后的1940年1月26日期满失效。这无疑是对日本的一个致命打击。这个条约失效，将使日本丧失经济保障，不仅对战争发生影响，而且国民生存也将受到严重的威胁。
美国之所以对日本采取这样严厉的经济制裁，主要是由于日本对英国施加压力而引起的。
日本对美、英两国援华，耿耿于怀，总想采取点措施报复一下。
它首先选准了英国。
1939年4月9日，北平伪临时政府的天津海关监督程锡庚在天津英租界被中国的爱国志士刺杀了。日本正好找到一个报复的借口，于是便向英国驻天津总领事馆的领事杰梅逊要求引渡犯人。
6月10日，日本用通有电流的铁丝网封锁了天津英租界，对于通往哨卡的英国女性，也要实行严格的周身检查。
对此，英国外相哈利法克斯召见日本驻英大使重光葵提出抗议，但日本方面表现出强硬无礼的态度，反而指责英国有意纵容“反日分子”的刺杀活动。
7月15日，日、英两国代表就天津事件在东京举行会谈。日本外相有田八郎竭力给英国驻日大使克莱琪施加压力，迫使克莱琪对日本提议原则接受。
7月22日，双方达成“英国已确知在中国的现实事实，并无意于对妨碍日军达成其任务的行为与措施给予认可”的谅解。
7月25日，日、英两国缔结了《有田--克莱琪协定》，承认在华日军“为保障其自身之安全与维持其占领区内公安之目的，应有特殊之要求”；同意“凡有阻止日军或有利于日军之敌人之行为与因素，日军均不得不予制止或消灭之”；并保证“凡有妨碍日军达到上述目的之行动，英国政府均无意加以赞助”。随后，英方将在天津英租界被捕的中国4名抗日志士引渡给日本占领军。
“7月30日”
美国对倭取消商约后，我外交与金融皆得转危为安，相差不过数日耳，是益可证明余以“政治当努力今日，不忧明日”之哲理为不误也。
日本在英日缔结《有田--克莱琪规定》之后，还不甘心，接着以此为借口，提出禁止中国法币在租界内流通等要求，逼迫英国接受，但英国驻日大使克莱琪予以拒绝。
对日本政府逼人太甚的做法，美国对日给予了强有力的经济制裁的同时，英、美均与中国签约贷款。这样，使中国的外交与经济得以转危为安。
蒋介石认为，所有这一切的取得，都是与他的不屈服、不妥协、坚持抗战的“政治”原则有关，也是与他争取国际援助有关。蒋介石向来是以美、英为靠山的，今日见其付诸行动，心中有底，“不忧明日”了。
“8月4日”
昨敌国陆军三长官会议后，又召开五相会议，商讨对欧外交政策，就美倭关系恶化、满蒙边境冲突，及英倭会议等问题交换意见。虽其内容不详，但余以意度之：此后，倭军部必更鞭策其政府加入德意同盟之运动。
8月3日，日本陆军三长官会议排除众议，独自决定：
“在8月下旬以前，无条件缔结三国协定是绝对必要的。”
看日本军部的陆军三长官如此强硬的态度，可想而知，“此后，倭军部必更鞭策其政府加入德意同盟之运动。”
日记所言“美倭关系恶化、满蒙边境冲突及英倭会议等问题”，确实是日本政府所最感头痛的问题。
此时，美国对日本的“大东亚共荣圈”方案的反响是对其的一系列经济制裁。
这便是“美倭关系恶化”说。
“满蒙边境冲突”即指已经结束的第一次“诺门坎事件”和正在交战中的第二次“诺门坎事件”。
所为“英倭会议”，是7月15日，在东京举行的英日会谈。这是日本对英国援华所采取的外交政策。最后，以英国的妥协达成了协议。
“8月28日”
敌国军部对俄德于日前签订互不侵犯条约后之宣言称：对处理中国事变之方针，决无丝毫变更，且以此为基调，一意在“东亚新秩序”建设之途迈进云云。观此，可知敌国军阀在未受重大打击与损失以前，决不变更其对华之侵略政策也。
其于欧洲方面风云紧急，苏联急于结束蒙“满”边境发生的“诺门坎事件”。因此，于8月20日，苏军发起大举反攻，在其强大机械化部队打击下，日军第23师团几乎全部被歼，苏军大获全胜。
然而苏军在9月15日的莫斯科停战协定上，对日本采取让步政策。这主要由于苏联的意图是一方面以“共存”抑制亚洲纷争，而另一方面腾出手来加强对欧洲的戒备。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苏联欲以中立暂时避开战争的威胁，而使国内和平建设得以继续进行。对德国而言，以避免在大战初期与苏联冲突。
于是，在1939年8月23日，苏德两国政府缔结了《苏德互不侵犯条约》。以皮萨河、纳雷夫河、西布格河与桑河为界，划定了苏德分界线。
苏德缔结条约，日本大为惊慌。本来日本与德国签订了《德日防共协定》，意在以苏联为假设敌，共同防共。不想，正当苏日两国“张鼓峰”“诺门坎”激烈纷争之际，希特勒竟与斯大林拉起手来。对此，日本当局陷入慌乱状态，正在商讨的“缔结三国协定”也告吹。平诏内阁表示：“欧洲的天地里，产生了复杂奇怪的新形势。”
8月28日，平诏内阁宣布总辞职。
可是，日本军部依然坚持：“对处理中国事变之方针，决无丝毫变更，且以此为基调，一意在‘东亚新秩序’建设之途迈进”，表明了日本军国主义一意孤行的狂妄野心。
“8月31日”
敌内阁改组，新继任者为阿部，其阁员亦全部更换，此又倭内政外交失败之事实也。
去年俄倭在张鼓峰冲突，坂垣任陆相，当能制止前方部队之行动，以后恐不能矣！
8月23日，苏联和德国签订《苏德互不侵犯条约》，诺门坎事件中投入的日军又全军溃灭，这些对日本天皇打击很大。平诏内阁因此宣布总辞职而下台。
8月30日，日本以陆军大将阿部信行上台组阁。陆相，也由？俊六替代了坂垣征四郎。
从1月4日近卫总辞职，不出几个月，日本内阁竟像走马灯似的换来换去，足以见他们的日子的确不好过。
蒋介石认为，日本军部的陆相坂垣征四郎“尚能制止前方部队之行动，以后恐不能”。这说明日军陆相一代不如一代。
“9月2日”
德国竟于1日向波兰进攻，从此战端既起，人类劫运不可设想，然犹望其能停战调和也。
欧战期间，倭必行动，不北攻俄，必南攻英。
我国对欧战政策之唯一主旨，端在参加民主阵线，以为他日讲和时，必使中倭战争处于欧战问题连带解决之地也。
1939年9月1日，清晨4时45分，德国法西斯军队侵入波兰。
德国侵入波兰是蓄谋已久的。早在1939年春，希特勒集团就已做出蕴藻浜侵占波兰的决定。
1939年4月11日，德国领导机构批准了对波作战计划，代号“白色计划”。“白色计划”规定要以短期时间一举击败波兰。
1939年8月31日夜，德国各地电台一齐向全国乃至全世界广播，说什么波兰人突然袭击了德国的格莱维茨市，占领了电台，并广播了对德作战的号召。德国法西斯分子在秘密警察头子希姆莱导演下，演出了挑拨性的丑剧，意在欺骗世界舆论，掩饰其罪恶阴谋。
德国法西斯深信英法是不会给其盟国以有效援助的，首先从进攻较弱的对手开始了他的侵略战争。
而当时波兰资产阶级统治集团认为，德国的侵略矛头是对准苏联，而波兰也是反苏的，因此拒绝了苏联关于缔结同盟的建议，并且没有加强西部边防。而一心指望英法的援助。
1939年8月底，德波关系急剧恶化。可是，英法希望和希特勒达成协议，因此迫使波兰缓期实行总动员。结果，面对强大敌人，波兰却毫无准备。德国对波兰边境全线投入了58个师，其中包括6个坦克师、8个摩托化师和2个航空队，共计坦克2500辆，飞机2000架。而波兰军队只有37个步兵师、11个骑兵旅，2个摩托化旅和近400架飞机。
蒋介石预料“欧战期间，倭必行动”非北即南，势必促进日寇与德、意结盟。
蒋介石表示要“参加民主阵线”，是他的长远打算：“他日讲和时，必使中倭战争处于欧战问题连带解决之地也”。
9月3日上午11时，英国政府对德宣战。
同一天晚间，法国对德宣战。
同一天，印度、澳大利亚、新西兰对德宣战。
9月6日，南非联邦对德宣战。
9月10日，加拿大对德宣战。
至此，以1939年9月1日德国进攻波兰为导火线，爆发了历时6年的第二次世界大战。
第二次世界大战是在资本主义体系内部发生的。它是以希特勒德国为首的法西斯侵略国家准备和发动的。英法两国政府在美帝国主义支持下所实行的纵容和勾结侵略者的反苏政策对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起到了催化的作用。
“10月10日”
际此双十国庆，适值湘赣告捷，宜乎欢欣鼓舞之情无逾于此者。然而余内心之痛苦，实非笔墨所能言喻。15年以来，部下与学生之死伤积累，日增不知凡几？缅怀革命先烈之创造民国，与总理嘱托之重，以及抗战前途之艰巨，若不努力尽职，将何以对总理以及为革命而死之先烈在天之灵乎？
“湘赣告捷”，指的是“赣湘会战”或第一次“长沙会战”或“湘北大战”取得胜利之事。
1939年9月，为配合德意法西斯在欧洲战场的攻势，日本政府任命西尾寿造大将为“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坂垣征四郎中将为总参谋长，对湖南长沙发起进攻，妄图一鼓作气结束中日战争。
9月14日，日军调集6个师团，10万兵力，在海、空军协同下，从赣北、鄂南、湘北三路会攻长沙，以湘北为主战场。
当时，第九战区为中国战场的主体，共配置54个师的兵力，20余万人。
中国守军运用“逐步抵抗，诱敌深入”的战术，利用有利地形，节节抵抗，保存实力，消耗敌人，各个击破。日军在这次作战中伤亡3600余人，中国军队伤亡30000余人。由于日军携带的粮秣弹药欠缺，从9月18日发动正面进攻，到29日主力到达长沙外围仅10余天，粮弹已快用尽，因而无力再进行新的军事进攻。
当日军进至长沙北面的永安市、土杉市、金井、福临铺、桥头驿一带时，中国守军于10月2日，在第九战区代理司令长官薛岳率领下发起反击，猛烈围攻来犯之敌。日军失利。
10月4日，日军退渡汨罗江。
10月5日，日军指挥官、第11军司令官冈村宁次下令总退却。日军全部撤至岳阳、临湘、通城等原来阵地。日军败退之际，“我军跟踪追求，当地民众，亦起而协同，敌望风崩溃”，“进6日，我遂完全恢复原有阵地，并续向通城、岳阳进攻。”
第一次长沙战役以我方胜利而告结束。
这次战役是欧洲大战爆发后，日军在中国战场发动的第一次攻势，也是国民党军队自“七七”事变以来首次用武力迫使日军回复到战前原态势的一次战役。
此次战役虽胜，但死伤人数是敌人的10倍。这便是蒋介石“欢欣鼓舞”之余“内心之痛苦，实非笔墨所能言喻”的缘由。
接下来，蒋介石又对抗战以来死难烈士予以缅怀，并下定“努力尽职”的决心。
“10月21日”
改造世界，奠立永久和平之基础，不可不为之预筹。在今日，唯罗斯福总统或可语此，惜尚无机缘晤面耳！
美驻倭大使格鲁在东京痛斥倭“东亚新秩序”之妄念，此予倭以当头一棒，其关于中倭事变之影响必甚大也。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立见“泾渭分明”。世界大体分为两大集团。德、日、意侵略国家为一方；英、法、中、美等反侵略国家为一方。在东西两半球展开了“正义”与“邪恶”的战争。
大战之初，由于德、苏已签订互不侵犯条约，指望苏联参战，一时不太可能，因此，蒋介石把希望寄托在抛弃了孤立主义的美国身上。
令人失望的是，德国进犯波兰后，英法相继对德宣战，而美国宣布中立。
1939年9月3日，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总统在广播中强调指出：“美国仍将是中立的……我不惜一切努力使我国处于战争之外。”这就是说，对各交战国禁运武器和军用物资。
但，不管怎么说，蒋介石从2月8日美中签订“桐油借款合同”，3月美又禁止对日信用贷款，同时通过“太平洋设防案”，7月26日又废除《美日通商航海条约》等大量事实上看，美国是可靠的友邦。于是，他本着“改造世界，奠定永久和平之基础，不可不为之预筹”的精神，从两方面抓紧工作。
首先，于9月10日，蒋介石在国民参政会第四次大会上发表题为《欧战发生后我国的三大任务》的演说。演说中指出：
日本不参与欧战就是决心独霸东亚；日本现已疲惫不堪；今后日本对华将加紧政治和经济攻势。
确实如此，日军为实现建立“大东亚共荣圈”的梦想，急于尽快解决“中国问题”，于侵占武汉、南昌后，进一步夺取湖南粮仓，力求达到以战养战之目的。同时兵分三路进攻战略要地长沙，直逼重庆。又从1939年9月18日至10月上旬进行了长沙会战。蒋介石陷入调兵遣将，发号施令之中，他决心打好这场仗，以增强美国援华的信心。
9月18日，长沙会战开始的当天，蒋介石电令驻美国大使胡适大力促进美国进一步坚定反日立场，以壮英、法之胆。电文如下：
“俄、日停战协定订立后，继之必有互不侵犯条约之订立，而俄必促成日本之南进政策，一面或将劝我与日妥协。英、法不知其阴谋，犹思与日妥协，求保其远东权利。国际形势至危，若非美国有重要之表示与行动，则英、法在远东势必退缩，我国全处于孤立，而日本所谓“东亚新秩序”即可实现。美政府在最近期内，如对日有一坚决表示，或禁运日货等动作，以壮英、法之胆，勿使其与日妥协，方可挽此危局。务请加紧时行。”
胡适未负期望，由于他的“加紧进行”对罗斯福的工作，美国对日有了一个“坚决表示”。
日本阿部内阁上台后，企图与美国缓和关系，起用亲美派海军大将野村吉三郎为外相，让他疏通美国收回废除《美日通商航海条约》议案。
可是美国这时已坚定了决心。
10月19日，临时返国述职而又返回的美国驻日大使转达罗斯福总统的意见：“日本如果侵犯美国权益，则美国立即对日禁运。”并痛斥日本的“东亚新秩序”是侵权政策。
看到美国的坚决表示，蒋介石越发感到罗斯福是“改造世界，奠定永久和平之基础”的忠实伙伴，他对美国寄予了极大的希望。
“12月30日”
昨夜，接朱德等通电，要求政府惩办反共人士、取缔反共言论等；其乱迹已显，但其用意仍在乘机扩充地盘、巩固其边区，甚恐我军进剿也。此种乱党叛徒，近之则不逊，远之则怨，其难养，实有甚于小人也。
由于蒋介石密令各地反动分子加紧“反共”，制造摩擦，致使流血事件不断发生。
1939年初，以国民党山东省主席为首的顽固派，指使部下秦启荣等，散布“宁亡于日，勿亡于共”，“日可以不抗，共不可不打”等反共口号，对共产党、八路军、抗日民众，采取“见人就捉，见枪就下，见干部就杀”的反动方针。
1939年3月，秦启荣部在博山等地袭击八路军山东纵队第3支队，残杀八路军指战员400多人，制造了“山东博山惨案”。
6月中旬，国民党军队和特务又制造了“湖南平江惨案”。
11月，国民党军队、特务，围攻确山县竹沟镇新四军留守处，杀害新四军伤病员及家属200余人，制造了“河南确山惨案。”
此外，国民党在重庆、上饶、兰州、西安等地遍设“集中营”，囚禁、杀害共产党和爱国进步人士，“反共”活动日益嚣张。
12月10日至16日，国民党军胡宗南部对陕甘宁边区发动军事进攻。先后调集第97师3000余人，袭击八路军驻宁县、镇原城第770团，杀害干部战士300余人。
为了揭露国民党顽固派破坏团结抗日的罪行，12月下旬，八路军留守团司令员肖劲光致电蒋介石等，呼吁停止进攻边区，恢复团结，勿使事态扩大。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副总司令彭德怀通电全国，反对枪口对内，进攻边区。中共中央指示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向蒋介石、何应钦等提出严正抗议，要求其撤退包围边区的军队，恢复8月以前的边区态势。
面对国民党顽固派破坏团结、破坏抗战，肆意屠杀爱国军民的罪恶行径，通电抗议理所当然！打击日寇，粉碎日伪军“扫荡”，扩大解放区、巩固抗日根据地，何罪之有？真正的罪人是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顽固派。蒋介石在这里却还要反咬一口。可笑，可气、可恨！
“12月31日”
共匪朱德以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名义通电要挟我惩办反共人士与废除防止共党办法，宜置之不理，以其虚声恫吓，有意捣乱也。
共党进扰甘肃宁县与镇原各地，乱党必叛，固无疑也。
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副总司令彭德怀通电全国的同时，甘肃东部地区军民对国民党军的进攻展开反击，恢复陇东大部分(包括宁县与镇原在内)地区，迫使国民党暂编骑兵第2师撤至洛川以南。由于八路军在关中地区增强了兵力，国民党顽固派对陇东和关中的军事进攻暂时被制止。
这是陕甘宁边区军民的自卫反击，而绝不是什么“进扰”。
中国共产党对于国民党顽固派在抗战中可能出现的动摇妥协与分裂倒退危险，早有预见。1939年7月7日，中共中央在纪念抗战两周年的宣言中，适时地提出了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三大政治口号，号召全国人民向顽固派作斗争，坚持抗战的最后胜利。
8月19日，中共中央在给八路军和新四军的指示中指出：“我党我军对于局部武装冲突的立场是明确的自卫原则，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
9月16日，毛泽东在延安同中央社、扫荡报、新民报的三个记者谈话，严正指出：“我可以率直地告诉你们，我们根本反对抗日党派之间那种互相对消力量的摩擦。但是，任何方面的横逆如果一定要来，如果欺人太甚，如果实行压迫，那么，共产党就必须用严正的态度对付之。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也就是中国古圣人说的：礼尚往来，往而不来非礼也，来而不往亦非礼也。以礼待人--这就是我们的态度。”
毛泽东在这里进一步阐述了中共的严正自卫原则。
10月10日，中共中央在《目前形势和党的任务》的决定中，再次向全党敲起警钟：
“应该提高对当前时局的警察性，从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用全力巩固我们的党，巩固党所领导的军队和政权，以准备对付可能的危害中国革命的突然事变，使党和革命在可能的突然事变中不致遭受意外的损失。”
国民党对中共的批评、劝告、敦促其放弃“反共”政策，坚持团结抗日的做法，认为软弱可欺，一意孤行，坚持其“反共”“反人民”的立场。
1939年12月，蒋介石命令胡宗南包围陕甘宁边区的同时，国民党绥德专区专员何绍南组织保安队攻打八路军。在山西，阎锡山发动了“十二月事变”。他集中了6个军的兵力分三路进攻共产党所领导的晋西隰县、孝义一带抗日决死队第二纵队和八路军晋西独立支队，并屠杀进步人士和共产党员500余人，绑架1000余人。
1940年年初，太行区的国民党军朱怀冰就和已叛变投敌的石友三部，配合日军进攻晋东南的太行山和冀南区，把进攻矛头直指八路军总部。
1940年1月25日，中共中央致电八路军总部及第120师，指出：“在武装摩擦中，对于我们有利的是战争的局部性和防御性，而不是战争的全面性及进攻性。”我们应“巩固现有阵地，严阵以待，来者必拒”。
抗日根据地的军民根据“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原则，击溃了顽固派的进攻，使陕甘宁与晋西北解放区连成一片，从而打退了国民党的第一次反共高潮。
这便是不容抹杀的历史事实。蒋介石的歪曲完全是徒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