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5日”
余性行狂直愚拙，故对人对事皆无戒惧，更无疑虑，所谓直道而行者乎？因之此身虽入陷境，而不知其为冒险；已当万难，而不知其为犯难。及至险难一一暴露，方知此身已陷重围，乃不得不发奋拼命，恶战苦斗以自救。而自救之道，一则攻坚致强，一则蹈瑕抵隙。至余之处事决策，多用瞑眩瘳疾之方，孤注一掷之举，以为最后之一着。而此最后一着则为起死回生，绝处逢生之机，亦即兵家所谓置之死地，蹈之亡地，而后生后存之道。此余一生之所以不能不茹苦含辛者在此，而无数次之蒙羞忍辱者亦在此。故世人认余必为智勇兼全者之人，而余自觉为狂直愚拙，所恃者唯道与义而已；唯能以道与义自持，乃能蹈瑕抵隙，先声夺人；亦唯狂直愚拙乃能无畏无忌攻坚致强乎？
蒋介石自己说他十八岁而知有“王学”，以后在日本看到海陆军军官都读王阳明之《传习录》，于是他也效仿。自此他也可以算做一生低首拜王阳明的信徒。台北之草山经他住过，即改名为阳明山，也可见得他仰慕之真切。
本日记全未提及王阳明，可是先采取行动，次考虑后果的方针，与日人心目中的王学如出一辙。而且内中的“瞑眩瘳疾”，亦即乱开药方治病，出自《书经》“药勿瞑眩，厥疾弗瘳”，尤其自认其行动不合逻辑。
其实蒋胸有城府并不完全如此段的粗鲁孟浪，以下还要提及。只是他因着王阳明的影响，提倡“坚苦卓绝”全从主观着眼，以不可能为可能，不承认困难，甚至否定事实，固然使他成大功，有如东江之役、北伐之役与抗战胜利，也使他在无数西洋人面前和受过西方教育的人士前产生深厚的隔膜。即是他与蒋夫人情爱弥笃，有时他之执拗仍使宋美龄不能完全信服。
1943年12月16日史迪威在他日记中写出，蒋夫人曾承应设法改变蒋氏，她甚至以美国语气说出：“除了谋杀他之外，一切都来！”(此时夫人亦衔蒋命前往说服史迪威，使他向蒋道歉)。多年之后，蒙巴顿爵士接见涂克门女士，他追忆到开罗会议时，曾与蒋商谈，由夫人翻译。及至蒙氏说及雨季之前空运吨数不能如中国要求时引起蒋夫妇之间一段冗长之讨论。后因蒙氏催促，夫人出于无奈，只好说：“信不信由你，他不知有雨季！”此段并非说蒋氏不知世间有雨季一事，而是他不承认以雨季为借口，延迟军事行动。这一点须与蒋介石所受日本军事教育之经验对照，方可彻底了解。
“2月19日”
最近共党对美国宣传鼓励干涉我国内政，要求我政府准美国派视察团到延安，实地调查真相。此次共党政治攻势，国内外互相联络，可谓最大最猛之一击，非毅然拒绝并乘机予以反击，决不能平息此风潮，贻患且将无穷也。
1944年2月罗斯福正式通知蒋，请准予美国军方派视察团往“山西陕西一带”巡视。此提议发动于当年正月，由戴维士之报告经过霍浦金斯而达罗斯福。蒋并未一口拒绝，只是借辞拖延。
“3月28日”
“下午5时后，史迪威来谒。对缅战获胜特致慰勉，并严正警告其拨发租借法案之武器，须遵照指示办理。――切不可只限于远征军之局部，而不顾其他战区也。”
史迪威将军自3月18日任东南亚盟军副总司令以来，对国民党在豫湘桂战役中不战自溃，及对共产党的第三次反共高潮极为不满，他一贯反对蒋介石利用美援打内战。
于是，他用美援物资武装了从北拱河谷入缅的中国远征军，并亲自指挥入缅部队在胡康河谷打了个大胜仗。
仗是打胜了，可蒋介石不满意于史迪威这种擅自挪用美援军事物资的独断专行之举。他不客气的对史迪威提出严正警告。
“4月26日”
此次会议自二十日起至本日止，计共七日，竟能在河南战事危急，外交局势不利，经济危机严重，本党内部分歧之中，茹苦饮痛，持志守约，渡此一关，故结果当属圆满。
这是蒋介石在十二中全会闭幕时所写的日记。
他所谓“持志守约”，乃是由于对日作战并非他一人之决策。他从未说及此种事业容易，当初学生游街，部下胁迫，百姓请愿，爱国人士说得义无反顾，他才毅然接受这艰巨的工作，并且提出“地无分东西南北，人无分男女老幼，均应抱定为国奋斗之决心，与敌作殊死战”。所述并非改造社会，创造战时体制，而是精神胜于物质，人人咬紧牙关救亡图存。所以在他看来，无形之中，他与全国国民已订有一种国民公约。
“5月31日”
(一)古人以身苦心乐为修身养生之道，今余终日身劳心苦，毫无快慰可言，而又强颜悦容以应世，不亦殆乎，但终身有忧处，终身亦有乐处。天下无易事，天下亦无难事。凡事有败必有成，亦有成必有败。今日认为恶因者，或适为他日之善果。而今日所获之恶果，在昔及反认为善因者。以此证之；无事不在矛盾之中，并无绝对之善果也。是在反求诸己而善运用之耳，何自苦乃尔。
(二)上月为外交逆势最劣之一月，本月则为军事逆势开始之一月。于政治、外交、军事等之处置，获一难得之经验，此乃上帝使我动心忍性，自反自制之良机。余不仅不以为悲，而反增我自立自强之决心也。
(三)患难危急之来，唯有在己者可恃，而在人者尤其外援更不可靠也。若有丝毫依赖之心不仅无补于事而且成为他人之奴隶矣！此时除求其在我，力图自强以外，决无其他挽救之道。
(四)豫长水镇敌寇之战车，完全为我中美联合空军所击毁，于是其占西安之野心亦被我阻遏，此乃大局转危为安最大之关键。美国空军之援助，末始完全无效耳。
(五)豫战未完而湘战又起，敌寇既打通平汉路，其势必企图再打通粤汉路，以在东亚大陆决战之基础。当此严重局势，美国对于已存储在成都之区区空军油料犹靳而不予以济我燃眉之急，而两召史迪威，亦避而不来，唯陈纳德竭诚援华为可感也。
宗教信仰与哲学思想同为蒋介石内在力量之来源。我们站在唯物的立场看着他身为统帅，犹抱着唯心的宗旨，不免认之为迂阔。其实他从未在任何情形之下，完全抛弃现实。他的经常办法是先在抽象观念之中把消极的形态，说成积极，使他自己得到慰勉之后，再对付实际的工作与情况，有如他在日记里检讨1944年5月之所述。
“6月16日”
“昨晚，美超级空中堡垒(B―29)由成都起飞，轰炸倭国北九州之八幡制铁炼焦厂，唯47架之中有2架失踪，余皆安全返回基地。
“又美海军在中太平洋倭委任统治地塞班岛登陆，是美已直向倭之心脏地区进攻矣！”
1943年11月起，美国飞机就已不断轰炸日本本土。但由中国本土成都的轰炸机基地出动飞机轰炸日本本土，则是从1944年6月15日开始的。
提起成都的轰炸机基地，必然要提到这基地的修建。这中间有一段插曲。
1944年1月5日，罗斯福总统给中国政府发来一封信，正式拒绝了蒋介石对经济援助的要求。因为中国政府没能制止通货膨胀，没能取缔货币投机和修改美元与法币的十分不合理的汇率，同时没能充分承担缅甸作战任务。
蒋介石对美国政府的态度十分不满意。他认为美国在做一笔“商品交易”，而且罗斯福在信中的措辞也不是一个盟国对另一个盟国的口气。因此，蒋介石愤慨地致函罗斯福，含糊其辞地警告说，中国可能不得不退出战争，并扬言要停止帮助修建美国在成都昆明等地的轰炸机基地。
对于蒋介石要退战争的威胁，美国并没放在心上，此时的中国战略地位在美国人眼里已失去了原来的重要性；对于在中国修建B―29远程轰炸机基地，美国认为不可废止。
关于修建机场的费用，原来中美有个协定，即由中国先供给美方所需物资与人力，用记账方式赊欠，战后一并结算。这时，蒋介石对美国不友好的态度予以回击，提出由于中国经济困难，要求美国拨还修机场的欠款。蒋介石派孔祥熙赴美办理此事。罗斯福不给蒋介石10亿美元贷款，但没有理由拒付修机场的贷款。可是美国财政部不同意按1美元兑换40元法币的官方汇率折算，因当时黑市上1美元可兑换120元法币。孔祥熙据理力争，说美国在华人员均按官价兑换，收进付出不应两价。罗斯福出于无奈，只得命财政部先拨还一部分，其余战后结清。孔祥熙为蒋介石索回1亿多美金现钞，立了一大功。但孔祥熙却借机大肆贪污，并以20元法币折算1美元的汇率，私分了中央银行库存的美金债券，从中套取美金，牟取暴利，发了国难财，造成轰动全国的“私分美金债券案”。但其结果只是撤下孔祥熙的财政部长职务，此案不了了之。
而当时为了修建B―29飞机机场，四川省从各地聚集了四十万民工。男女民工，还有童工，携带工具和九十天的口粮，步行前往工地，用肩挑，独轮车推土，还有女工背上背着孩子整天砸碎石。机场占用了农民千百年来用辛勤的汗水开垦的良田。但为了抗日，中国的农民毫无怨言。九十天后，六座飞机场全部完工交付使用。勤劳勇敢的中国人民，为民族解放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所做出蕴藻浜的自我牺牲，使美国人都赞叹不已。
蒋介石日记中所说的6月15日由成都起飞，执行轰炸倭国北九州之八幡制铁炼焦厂”任务的是美国军第二十航空队的超重级轰炸机群，从此以后，美军不断地由成都出动飞机轰炸日本本土，以及东北鞍山等工业地区。
另外，美国在太平洋战场已占优势，由于“跳岛作战”成功和艾塞克斯级航空母舰诞生，在太平洋掌握了海、空控制权，开始了向日寇心脏地区的进攻。这些都是可喜的，但也由此导致中国再陷困境。
“6月30日”
据其在各地观察及所得之报告认为：中国行将绝望。其悲观心理一至如此，此乃受其党反动宣传之影响；而我军事之失败，更是增加其失望也。
困处逆境已有半年，而以本月为最甚，不知尚有不测之患乎？推其主要原因，实由于罗斯福总统被亲共分子所包围，以致其态度突变；因之，我国政治、社会心理动荡，继之以军事节节失利，遂致陷今日穷蹙之境也。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国对华政策发生了重大变化。当时存在两种不同意见：一种是承认中国人民的武装力量及其领导者共产党，主张和这股力量合作，去抗击日寇，史迪威是持这种意见的最突出的代表人物；另一种是只承认国民党政府和蒋介石，支持中国的反动势力。而罗斯福则清楚地看到，在中国，真正坚持抗日的是中国共产党；蒋介石不但“不打日本人”，反而“把他大部分最精锐的军队驻扎在西北――红色中国的边境上”。事实尽管如此，但罗斯福还是表示：美国在中国“不得不依靠”蒋介石。（小罗斯福：《罗斯福见闻秘录》V２，第146―154页。他在1943年11月的开罗会议期间，曾经说过上述的那番话。）
然而，1944年3、4月间中国战场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正面战场战局不利，政局危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打退了蒋介石的第三次“反共高潮”后，开始实行局部反攻，八路军、新四军及解放区有了迅速发展。
这一切，使罗斯福震惊和失望，当时美军在缅作战正处于艰苦阶段，他担心国共两党势力的消长，会打乱美国的军事部署。为此，罗斯福一方面授意蒋介石与中共谈判，并于6月派副总统华莱士，以“调谐国共关系”为名来中国活动，对蒋介石施加压力，对共产党问题寻求“和平解决”，缓和广大人民的不满情绪，加强抵御日本的军事能力；另一方面，企图通过谈判方式诱使中国共产党把军队交给国民党。
罗斯福的用心可谓良苦，对蒋介石的支持也可谓专注。但蒋反却误解了他，认为“其态度突变”，是“被亲共分子所包围”。
蒋介石所说的“亲共分子”当然是指史迪威。
然而，他判断错了，罗斯福是何等样人，岂能为他人左右？！若说罗斯福听了史迪威的话，也只能使他更全面地了解了中国的两种命运、两个前途激烈斗争的现实。使罗斯福的对华大政方针，还是由他本人来拿，他不过是出于维护其美国切身利益，对政策做了调整。
蒋介石与华莱士6月21日至24日围绕共产党问题作了四次长谈。
华莱士首先表示美国、苏联对中国的看法：
“美国驻莫斯科大使听斯大林说起：苏联对国民党政府不满，希望国民政府容纳共党力量共同抗战。斯大林并明言，中国共产党无理论之立场，并非真正共产主义者，且与苏联无甚关系。斯大林表示：希望美国介入中、苏关系之改善，但此仅为从中疏解，而并非希望其居仲裁地位。
“美国不轻易放弃对苏联的关系。但美国已向苏联表明：美中关系为美国远东政策的基石，决心承认蒋委员长所领导的国民政府为唯一政府，援助到底。
“关于共产党问题，罗斯福总统绝无偏袒之意；如果国民政府同意，彼当不惜一试，以公正态度进行国共之调解。”
对于华莱士的这番话，蒋氏依然讥为是“受共党反宣传之影响”，于是，他乘机说起共产党的坏话。他说：
国民政府原望与共党合作，但共产党不愿如此，到处非法乱行，反而宣传‘中央歧视共党’；且到处袭击政府军，而喧嚷‘被中央军攻击’；不听中央命令，为所欲为，却叫嚣‘中央不民主’。
共产党的阴谋目的，有下列四点：
一、乘抗战未胜之前夺取政权。
二、抗战失败，就是共党成功。
三、破坏国民政府信用，使中国孤立，以达其俄国独占之目的。
四、使美国政府与舆论压迫国民政府满足共党要求。”
这真是颠倒黑白、贼喊捉贼的故伎重演。在他向华莱士说明国民政府对中共方针时，露出了“赶尽杀绝”的真面目：
一、中共军队接受政府指挥，归政府统辖，不准另有其他名目之军队。
二、陕北区域，不得擅设违背中央之别种制度，应于其区域内之商民营业、教士传教不加阻碍。
只要实行以上二项，则中央保障共党之地位，保障其受编之军队与其他军队同样待遇，而且还可同其他军队派遣美国军官为之训练。
三、只要共党无独立之军队，无割据之区域，此等军队与区域归还中共以后，则中央可提前实行宪政，不必待至战后一年之内。”
这些话毋须诠解，华莱士听得很明白，但他还是要求国民政府进行一些政治改革，劝其接受调解与共产党合作，以加强对日作战。
蒋介石找出种种借口拒绝接受，但在华莱士的坚持下，他勉强同意美国出面进行国共之间调解，但他却向美国特别强调如下要求：
一、中国人民之心理，视共党为国际化之第五纵队，而非真正本国之军民。
二、中共无信义，唯欺人以达其目的。罗斯福总统在调解方面，应充分考虑其所带来之利害。
三、我政府必委曲求全，对中共达成政治解决之方针。
四、甚愿美国不为共党之宣传所迷惑，借美国舆论及政府力量，以压迫我政府对共党迁就或屈服之阴谋。
五、对中俄关系，甚愿美国从中斡旋，如能促成中、俄，或中、俄、美会议，自所希望。”
对华莱士提出的美国军事观察组访问共产党地区一节，蒋介石也勉强表示同意，不过，他又相应地提出一个条件，要求美国召回史迪威将军。
美国副总统华莱士在中国两周的访问时间里，真正体会到“耳听为虚，眼见为实”的真正涵义，对蒋氏有了进一步了解，他的印象是：他把国民党比作俄国被布尔什维克推翻的亚历山大、克伦斯基，认为蒋介石集团“差不多宁愿败在日军手里，而无论如何不愿眼看着中国的旧制度垮台。”
华莱士经过思考后，从昆明向罗斯福发了如下电报：
“蒋充其量只是一个短期可以依靠的人物。人们不相信他具有治理战后中国的智慧或政治力量。战后中国的领导人将在演变中或者革命中涌现，而现在看来更可能的是在后一种情况中涌现。”华莱士虽然对国民党及蒋介石作了长篇大论的批评，但最后的结论却是：“除支持蒋介石以外，好像也没有别的办法。现今中国的任何领导人或集团显然都没有足够的力量去接管这个政府”，美国能够做到的只有设法“影响”蒋介石。
华莱士的结论，来自蒋氏的“自画像”，并非美国“亲”了“共”。
至于，国民党军队在日寇进攻中的“节节失利”也都算到“亲共分子”所造成的“政治、社会心理动荡”上来，也未勉过于牵强。说到底，不过是自己在中国的一种“遁词”罢了。
“7月7日”
本日为七七抗战7周年纪念，美罗斯福总统虽仍来电祝贺，不料其又突来一电，即以中国战局危急，欲派史迪威在我直属之下指挥中国全部军队，并以一切租借物资置于史支配之，言明共产党员军队仍在其内；是其必欲干涉中国之心，昭然若揭矣！余于此不外拒绝、接受与缓和之三种方针，以为应付之道；后来决心以缓和处之。
局势至此，若不自立自强，国家民族亡无日矣！今日之事，唯有奋斗图强方能挽救也。
这“突来一电”是指7月6日，罗斯福采纳了史迪威建议，给他发来的口气强硬的电报，电报中说：
“我决定给史迪威晋升为上将军衔，并希望你赶紧考虑把史迪威从缅甸召到中国，使他在你的直接指挥下统帅所有中国军队和美国部队，包括共产军在内，让他全面负责，有权协调和指挥作战行动，阻止日军的进攻浪潮。我认为中国的情况非常严重，如果不立即采取果断而适当的措施，我们的共同事业就会遭到严重的挫折。”
是的，“中国的情况”的确“非常严重”！自日本天皇于1944年3月发动“一号作战”(豫湘桂战役)以来，蒋的军队连连溃败，日军6月下旬，乘胜南下进攻中国空军基地，交通枢纽中心、战略要地――衡阳。衡阳已是“大火熊熊，万丈红光，全城化为火海，尤以房屋坍塌与生灵涂炭，极尽人间惨状”蔡汝霖：《衡阳保卫战》，见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守军伤亡惨重。进而，日军迅速侵占了河南、湖北和湖南大部，打通了北京至长沙的铁路线。
蒋军的这种大溃败，给罗斯福造成很坏的印象，他认识到中国军队必须改组，蒋本人指挥无方，于是毫不客气地在“来电祝贺”“七七抗战7周年纪念”同时“又突来一电”。
尽管如此，向一个主权国家指手画脚，并强硬地索取对全国军队的指挥权，这在通常国际关系中是难以想象的事情。
但是，在此败北之际，急需美援之时，蒋介石不好硬顶罗斯福，而采取了“应付之道”：先是表示愿意接受罗斯福的建议；接着婉转地说明要有个“准备阶段”，否则将他的军队交出去，史迪威也指挥不好；最好，他向罗斯福要求派一名美国联络员，由联络员来“全权调整我和史迪威将军之间的关系。”
罗斯福同意了，于是派赫尔利来华。当然这是后话。
对这封不客气的来电，蒋氏大受刺激，感慨良多，他认识到“若不自立自强，国家民族亡无日矣！”他下决心要“奋斗图强”，然而，眼下，他还无法做到“自立自强”，因美援还在召唤着他，他也只能忍气吞声。
“7月20日”
此为敌国不能维持现局及崩溃在即之征兆，不能不认为吾人之又一胜利也。
此论为蒋氏1944年7月20日所记。日记中所提到的“此为敌国不能维持现局及崩溃在即之征兆”之说，是指1944年7月18日以东条英机为首的内阁被追究连战连败的责任而总辞职。蒋介石把这看作是“吾人之又一胜利也。”
1944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接近胜利的一年。在世界反法西斯力量的沉重打击下，德、意、日法西斯咄咄逼人的进攻态势被遏止，在各个战场上节节败退，到了日暮途穷的境地。
在苏德战场上，苏军由防御转入了反攻。
1944年6月，英美联军在法国诺曼底登陆，开辟了第二战场，对德、意形成东西夹击之势。
在亚洲和太平洋战场上，日军顾此失彼，连连失利。随着美国在太平洋上对日反攻力量的增强，日本在南洋的海上运输线已被切断，甚至日本本土也频频遭到美机的轰炸。
在中、缅、印交界的缅北战场上，从1943年下半年开始，中、美、英积极组织打通中印公路的战役，连连取得胜利，该战区日军不仅遭受重大打击，而且面临孤立无援的困境。
为策应缅北日军，保住一条陆上交通线，重振“皇军”在太平洋战场的军威，日军发动了“1号作战”即豫湘桂战役，以求一逞。
在太平洋战场上，从1943年6月份开始，以美国为首的盟军部队不断加强了对日军的进攻。使日军在太平洋上的大量战略要地连连陷落，日本本土受到更大的威胁。
1943年底，盟军攻陷了所罗门群岛和吉尔伯特群岛。
1944年2月，美军占领了马绍尔群岛。
1944年4月，美军在新几内亚北海岸登陆，并于6月控制了整个北海岸。
1944年6月15日，美军发起了对马利亚纳群岛的进攻。如果该岛一旦被攻陷，整个日本国土就置于美国B―29重型轰炸机的轰炸范围之内了。因此，该群岛对于日本国土的安危，乃至整个战局都至关重要。在争夺该群岛的战役中，日军受到了惨重的损失。被击沉航空母舰三艘，击落飞机640架，许多军舰被击毁。
1944年6月15日，美军开始在马利亚纳群岛所属的塞班岛登陆，至7月9日前，占领了整个塞班岛，为全面攻占马利亚那群岛建立了桥头堡。战局对日本十分不利。
日本在各个战场的连连失利，特别是塞班岛的失陷，使日本朝野大为惊慌，内部矛盾加剧，因之导致了东条英机内阁总辞职，东条本人退入了陆军预备役。7月22日组成了由原朝鲜总督小矶国昭为首相，米内任海相，杉山元任陆相的日本新内阁。
这是日本法西斯集团妄图挽救其彻底灭亡的徒劳之举，因此被蒋介石视为“不能维持现局及崩溃在即之征兆”。
“7月22日”
本周倭东条内阁已倒，敌方之命运失败在即，因为可慰；然而敌国败后，如我不能自立自强，则虽胜犹败，究有何益乎？因之焦灼更甚矣！
本周，美军轰炸日本佐世保、长崎、八幡等地；随即，在太平洋上完全攻占塞班岛，打开了日军内防线之大门。
与此同时，在中国，自6月25日至7月9日，苏中民兵约5万人破路350公里，拆毁桥梁50座。
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节节胜利面前，日本处境十分困难。为了挽救覆灭的命运，日本内阁又来了一项大换班。
看到如此“走马灯”似的连番倒台――组阁，组阁――倒台，蒋介石内心里止不住地笑：看来，“敌方之命运失败在即”！
在这样的形势下，蒋介石一方面感到很欣慰，一方面却感到“焦灼更甚”。而使蒋氏“焦灼更甚”者，是罗斯福三番五次的要挟，特别是7月6日罗斯福的那封毫不客气的来电，要他交出指挥权，把指挥权交给史迪威，让史“指挥所有中国军队和美国部队，包括共产军在内。”这简直是对他的不信任，这样下去怎么了得！
如今，他已是绞尽脑汁，步步为营，慎而又慎，为了得到美国的援助，他对罗斯福粗暴侵犯主权的行为，表现了温顺，甚至作了恭敬的答复。
在难以忍受的屈辱之中，蒋氏痛切地感到：“不能自立自强”，“虽胜犹败”因而“焦灼更甚”。
“7月25日”
敌军对衡阳之战术，是用分散与牵制之法，使我守衡阳之军久困城中，待弹尽援绝，而后唾手以得，此应设法粉碎之。
由于美国飞机不断轰炸日本本土，日本天皇极为恐慌，决定对中国大西南发动全线进攻，以摧毁我西南地区的各机场；同时打通京广线，连接印度支那。这便是所谓“1号作战”。
“1号作战”共分三大战役：河南会战、湖南会战、广西会战，又称豫湘桂会战。日寇投入五十余万兵力，规模之大前所未有。东条英机称之为“玉碎作战”，可见日寇已是破釜沉舟、孤注一掷了。
1944年4月18日，日军第十二军等部五六万人在开封、新乡一带集结，然后分路进攻。中国方面，由汤恩伯、胡宗南所指挥的四五十万人的国民党军，不是对日军的进攻采取积极防御措施，而且是望风而逃。
日本第三十七师团和第八独立混成旅首先渡过黄河，攻击中牟的守军暂编第十五军；接着分兵两路西攻郑州。
4月22日，郑州、新郑失守。日军第一一○师团从邙山突破黄河防线，占领茶阳、密县、虎牢关，又犯登封。
5月1日，新郑一带日军攻下许昌，接着占领了临颍、襄城、郏县、鲁山等地。
5月26日，洛阳失守。
仅四十几天，河南的四十五个重镇和三十八个县大片土地为日军占领，国民党军队损失兵力二十万，平汉铁路落入敌手。
日军打通平汉线后，紧接着发动了长(沙)衡(阳)战役。
五月下旬，日军调动十二万人的兵力集结岳阳附近，兵分一线、二线。一线兵力分驻湘江东西。中国方面，由陈诚、薛岳等指挥的国民党军三倍于敌，但仍是一触即溃。
5月25日至28日，日军的一线部队先后出击，中方守军总兵力有二三十万，但他们各自为战，节节阻敌，没有集中优势兵力围歼进犯之敌。因而当敌军发起全面进攻时，各守军被相继击破，次第败退。沅江、湘阴、湘潭、浏阳、株洲等地失陷，长沙处于敌围困之中。
6月17日，日军总攻长沙。
6月18日，长沙失守，守军突围。
6月下旬，日军乘胜南下，进逼衡阳。
衡阳，是中国空军基地，也是这一地区的交通中心，战略要地。中国方面在这里集结了十万兵力。日军占领长沙后向南推进，先占领了湘乡、衡阳机场，并由西北和东北方向夹击衡阳。
驻守此地的国民党军第十军面对来势凶猛之敌，毫无畏惧，进行了英勇的阻击，予敌以重创。
6月28日，在黄茶岭附近击毙了日军第六十八师团长佐久间中将，迫使敌军暂时停止攻击。
7月11日，日军经过休整补充后，继续进攻衡阳。他们向守军惨无人道地投掷了大批的毒气弹和燃烧弹，守军伤亡惨重。
蒋介石在日记中分析了敌方战术，并提出我方“应设法粉碎之”，但，何种良策？未说。
“7月28日”
愿主赐我衡阳战事顺利，当在南岳峰顶建立大铁十字架一座，以酬主恩也。
德国军事顾问无心服务，强留之何益？可见得当日撤退之消息仍使蒋相当震撼，才有此强迫留职之举措。兹后顾问团离华，蒋纬国在德亦无被扣留情事，直到珍珠港事件之后由德赴美。又在前述湘桂战争期间，蒋除日夜祷告外，尚在日记上发愿，似此他的宗教信仰带有极浓厚之原始解释性格，更用不着说当日事态之紧急。
“7月31日”
衡阳保卫战已1月有余，第十军官兵死伤已过十分之八，而衡阳城屹立不撼。此次衡阳之得失，其有关于国家之存亡，民族之荣辱至大。
7月11日，日军由于衡阳守军的坚决抵抗而导制第二次总攻击失败。于是，放弃正面进攻，采取持久的包围战。
7月末，日军增加兵力，第十一军司令长官横山勇亲自上前线指挥向衡阳城发起更加猛烈的攻击。我方将士视死如归，寸步不移，奋勇抗击日寇，战斗异常激烈。五桂岭官兵为争夺制高点，大半伤亡，最后连输送兵、炊事员都上了火线。当时，国民党军第六十二军在军长黄涛率领下奉命驰往增援，但被日军所阻，受到很大损失而退却。这样，方先觉所指挥的第十军在敌重围之中孤军作战。
蒋介石写这天日记时，正是衡阳守军孤军奋战，难于突围的危急时刻。
8月3日，日军空军大肆轰炸，同时向衡阳展开了第三次总攻击，战况极其惨烈，衡阳市区被重炮火彻底破坏。
8月6日，日军由小西门突破，涌入市街，守军端起刺刀，白刃巷战。“我官兵忠勇用兵，前赴后继”，“其中可歌可泣之事实，与悲壮之牺牲，人人不敢回忆”方先觉1944年8月1日给蒋介石的电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军长方先觉一再表示“一定死守”蔡汝霖：《衡阳保卫战》。“一死为国”蔡汝霖：《衡阳保卫战》。
“8月7日”
以衡阳战况危急，特督令战车部队急进增援，并电方先觉军长告以“援军明日必到衡阳，决不延误”。不料于下午三时突接空军电话，转报方先觉军长率同参谋长孙鸣玉，师长周庆祥、葛先方、容有略、饶少伟等来电称：“敌人今晨由城北突入以后即在城内展开巷战，我官兵伤亡殆尽，刻再无兵可资堵击。职等誓以一死报党国，勉尽军人天职，决不负钧座平生教育之至意，此电恐为最后一电，来生再见。”阅后忧心如焚。旋于四时许据衡阳电台报称“情势暂时转佳”。至五时后又报称“在混战中”。继又报称“敌炮在猛攻中”。迄黄昏时据空军侦察回报：“城西北角似有战事，其他符号则仍指向西南，表示敌正进攻中云。”研判后自记曰：“综合各报，城北一部虽被敌攻破，但其范围未曾扩大，尚非绝望之局，只有督促援军，明白能如期急进，以势论之，此次战车之参战，应可如期成功也。”是夜起床祷告凡三次几未入眠也。
8月7日，日军再次猛攻，在守军的英勇反击下寸步难行，日军无奈，准备延缓战斗，暂停攻击。
是日下午3日时，方先觉向蒋介石发去电报如下：
“敌人今晨由城北突入以后，即在城内展开巷战，我官兵伤亡殆尽，刻再无兵可资堵击。职等誓到一死报党国，勉尽军人天职，决不负钧座平生教育之至意。此电恐为最后一电，来生再见。”
方先觉发完电报后，便决心自戕，当手枪对准太阳穴之刻，被两个副官打落在地上。蒋在这危急关头，不积极派兵增援，却在“当天夜晚，三度向上帝祷告”。
当日(7日)晚，方先觉接到蒋介石复电，电文只是：“祝上帝保佑你们”国民党中央训练团党政班毕业通讯处给何应钦的电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此时，衡阳守军三师天马山阵地前竖起了白旗，向敌人乞降。军长方先觉见了蒋介石的复电，感到援救解围无望，结束有组织的抵抗。方先觉力尽被俘，但三个星期之后，自衡阳脱逃，回到重庆。这是后话。
8月8日，衡阳陷落。
衡阳攻防战，是抗战后期最大的一次战争，日军虽然攻陷其城，但实则受到了很大打击。
方先觉带全军投敌的三个星期后，只身逃脱，经芷江回到重庆。蒋介石对这个投敌叛国的将军非但不予罚处，反而像看到自己孩子回到身边一样，非常高兴地说：“回来了！好！好！我每天在为你祈祷，希望你也崇信上帝。……”谈话后，还留下共进午餐。当然，这都是后话了。
“8月8日”
以衡阳会战守军苦斗至此历时凡四十七昼夜，故于凌晨四时即起默祷能转危为安。至五时犹得衡阳电讯，距十五分钟之后中断，自此即绝不复通矣！旋于十时许接获空军侦察报告：“衡阳城内已不见人迹。”于是乃确知衡阳已陷矣。因自记所感曰：“悲痛之切实为从来所未有也。”
日文资料证实迄至8月7日国民党军队之抵抗仍极顽强。但当日第五十八师团已攻入市区，向湘江西岸挺进中。城西及西南之战线仍在附廓高地。至薄暮时炮兵观测所报告发现“白旗出现于敌阵地”。第六十八师团亦报告午后五时之后“师团正面森林高地重庆军阵地白旗翻飞”。不久军使亦来。右翼队长第五十八旅团长太田贞昌少将奉师团长命告军使须方中将亲来。夜半第六十八师团长堤三树男中将会见方先觉中将接受投降，同时投降者为第十军之师长四人。在大西门附近集结之“重庆兵”则有“数千人”。在此期间日炮兵仍向衡阳射击。第五十八师团则继续占领衡阳市街。
与蒋介石所获报告符合。
古屋奎二编撰《蒋介石秘录》时曾在台北访问方先觉(原文未注日期，但应在1973年或1974年)。方说：“8月7日下午向蒋委员长发出电报之后便决心自戕。当手枪对准太阳穴之际，被两个副官打落地上。翌晨有自称为日军第十一军使者的竹内参谋来接洽停战。当即告诉他：我们绝对没有投降之意。同时提出：(一)保证生存官兵安全，并让他们休息。(二)收容伤兵，并郑重埋葬阵亡官兵等条件。竹内说：‘中国军勇敢作战的情形，不仅在此地的日军就连日本天皇和大本营都已有所闻。’特地表示敬意，并对我方的条件完全同意。而日本记录说我们投降，甚至有说是举行了投降仪式是绝对错误的。我以军人的名誉发誓没有那回事。”
他说到当时战场情形，似和上述条件符合。他所说竹内参谋，则第十一军司令部有情报参谋名竹内实孝少佐。以下是方的解释，括号亦照《中央日报》的翻译本所录：“由于长期作战，医药品和食品缺乏，极感困苦。没有止血药剂、没有绷带，负伤官兵的伤口有发炎生蛆的现象。本来可以救治的官兵，很多都死亡了。我们给予敌人的打击也非常之大(据日本资料，是役日军伤亡一万九千三百八十人)，每天可以望到敌阵在举行火葬的烟焰。整个衡阳城被死尸臭气所笼罩，实在是很悲惨。
“8月11日”
如余健在一日，则国家必有一日之前途。共匪虽有国际之背景与阴狠之奸谋，彼亦必有终无出路之一日，不可过于忧虑，只须忍辱待机，若至不得已时，唯有以快刀斩乱麻处之。否则余若一经悲观忧世，甚至存一死以报国之念，则国家人民必沦胥以亡，徒使共匪与敌寇之阴谋得逞已耳。能不自勉乎哉！何况今日处境虽恶劣万分，而较之十五年至三十年之间之情势，犹胜多矣，唯在我能自求、自反、自主、自强耳。
这段日记有好几点值得注意：首先他已数年不称中共为“匪”，现在又重用“共匪”之名目，这不能与美国政府因史迪威强迫他与中共合作无关。次之他叮咛自己不要一死报国。他刚嘱方先觉抱“一死报国之决心以赴之”，而自己则反其道而行，如何说得过去？他所说乃是基于他自己的地位，一死报国易而忍辱待机难。照文字看来他甚至业已经过一死报国之冲动，虽说这冲动至何程度，很难设想。总之蒋介石给自己鼓励慰勉的文字经常重复的出现于日记，而叮咛不要一死报国只此一次，已可见得1944年8月，他的情绪激动非常。再次之他说及“15年至30年间”，应指民国15年至民国30年之间，亦即1926年至1941年，乃北伐开始至抗战已4年，而太平洋战事尚未展开之前。当时中国的高层机构经常面临生死问题，现在的困难，最多不过荣辱问题。自此看来他对美国的援助始终曾未忘怀。他虽说过“最后独立作战之打算”也仍不过是给自己的鞭策，并不能立即实施，“自求、自反、自主、自强”只算是一种抽象的观念，并未构成具体之计划。又即在此兵败之际，蒋对他部下精神上之领导的力量仍有十分自信，是以“如余健在一日，则国家必有一日之前途”。证之抗战期间之百般困难的情形，此说并非全部虚构，即衡阳战役亦曾显示此精神因素。只是承担艰危之时日愈久，此种因素之功效愈微。
“8月22日”
倭外相重光宣称：不仅不与中国军队为敌，而且不与中国政府为敌。倭寇至今日而作此声明，岂非已后悔莫及乎？
小矶内阁在8月19日举行的“最高战争指导会议”上，对战局进行了检讨。其结论为：预料在8月之后，日本本土将遭到大规模空袭，战局趋于“重大化”。因此决定对苏联进行“中立工作”，对华进行“和平工作”的方针。这是为了集中全力适应即将威胁到日本本土的对美战争，于是希望和苏联拉手，与中国和平。而并非“后悔莫及！”
“不与中国军队为敌，而且不与中国政府为敌”不过是一个烟雾弹，而蒋氏一时却被它迷住了眼睛。
“9月7日”
综核其(赫尔利)谈话大意，罗斯福总统所嘱代达者，并非罗斯福有何事要求余来做，而乃是听取余要其所做之事来做云。且语气甚为恳挚，与往日美员所表现者完全不同。
7月23日，蒋介石向罗斯福提出三个条件：
(一)共产党军队不得接受史迪威的指挥，除非共产党接受中央政府领导。
(二)对于史迪威在同本人(蒋介石)的关系中的地位应当明确规定界限。
(三)租借法案援助的物资完全要由他来掌管。
其实，蒋介石在与罗斯福玩弄拖延战术，他是无论如何也不会把军队交给史迪威的，更何况史是一个过去经常冒犯他的人。
8月18日，美国总统罗斯福派遣赫尔利以总统私人代表身份来华协商史迪威指挥权问题。
赫尔利是罗斯福最为信任的军事外交官，曾任陆军部长、少将军衔。他此行，途经苏联，和莫洛托夫外长会谈；然后赴印度新德里，和史迪威晤商后，即偕史迪威同机于9月6日抵达重庆。
赫尔利自称来华使命主要是：“我奉罗斯福总统指示，防止国民党政府垮台并使中国军队继续战争。从战略上和外交上两种观点看，上面所说的成为我们的主要目标。其次是调和中美机构及美国驻重庆大使调和中国政府间的关系。”
9月7日，他再次向蒋介石强调说明罗斯福派他来华的目的是“维护中国国民政府的巩固，拥护委员长是中国的领袖。”
此时，国际形势发生巨变，希特勒崩溃在即，日本的败局已定，美国已不再强调蒋介石的对日作战，而侧重于巩固蒋介石的统治，以便在战后作为美国控制亚洲和太平洋的基地。
尽管蒋介石已经明了美国的用意，但他依然以“深思熟虑”为理由敷衍着赫尔利。一直到9月12日的会谈中，才初步达成如下协议：
(一)史迪威的职务名称为：中华民国陆空军前敌总司令。
(二)其职责范围为：受最高统帅(委员长)之命令，商承军事委员会之同意，指挥中国陆空军对日作战。作战计划之制成，须经军事委员会之核议。对于所辖部队，有依据中华民国法令执行奖惩任免之权。
除关于中共军队之使用问题及租借物资分配手续尚待协议外，关于史迪威的指挥权问题总算有了个结论。
“9月19日”
实为余平生最大之耻辱也。
虽然蒋介石与赫尔利经过多次磋商，达成了一致意见：史迪威职务改称中华民国陆空军前敌总司令。但史迪威担心他不能真正指挥，便要求以陈诚、白崇禧充任军政部长和参谋总长。
蒋介石只是名誉上答应把指挥权交给史迪威，而实际上他一直暗中控制。致使发生了下面不快的事情，双方的冷战演成“白热化”：
在缅甸战场上失利的日军，向云南省的龙陵展开反扑，于是，蒋介石指示史迪威将驻缅远征军调回国攻击日军背后。并告知：如果出动迟缓，则为免败衄，唯有将在龙陵的远征军向怒江东岸撤退。
9月15日，从桂林前线视察军务返回重庆的史迪威，对蒋提出异议：“密支那的中国远征军必须休养。如需援军，可调在陕西方面监视共军的胡宗南部队来援，远征军不宜撤回”。因而发生争执。
史迪威迅速致电马歇尔，电文如下：
“蒋介石要将缅甸远征军调回到昆明。如果这样，则多年来打通滇缅路的血汗，将无法保持，而会前功尽弃。蒋委员长意在避免战争，保全实力，等待美国击败日本。”
马歇尔立即给正在魁光北开八方会议的罗斯福发电，转述史迪威汇报的情况。当时，罗斯福正与丘吉尔吵得不可开交，接电后，便立即给蒋介石发了一封如“最后通牒”式的电报。其大意如下：
“近几个月来，我曾屡次敦促你采取果断的行动来抵御正在日益临近中国和逼近你本人的灾难。现在，由于你还没有让史迪威将军指挥中国所有军队，我们面临着在中国东部丢掉一个极重要的地区的危险，而这有可能带来灾难性后果……我们的军队正在跨太平洋迅速推进，但是，除非你现在就积极采取行动……来保卫你经过多年奋斗所取得的成果，来维护我一直为支持你而作的努力……否则此番进军对于解救中国也许太晚了。
“我确信，你目前能够阻止日军达到其在中国的侵略目标的唯一办法，就是立即增援萨温江(缅甸)部队，继续使他们进攻，同时立即使史迪威将军能不受限制地指挥所有中国军队。我要你采取的行动将有利于我们的决断，也有利于美国为保持和增加对你的援助而打算继续进行的努力……在我们这里所有的人看来，事情已经非常明显，如果再作拖延，你和我们为挽救中国所做的一切努力将付诸东流。”
史迪威得到这份电报，欣喜若狂，立即前往重庆蒋介石的黄山别墅进见蒋介石。当时赫尔利也正在老草房客厅与蒋氏共度周末。
赫尔利看到罗斯福的电报，为之一惊，便对史迪威悄声说：“不应该对于一国元首致这样的电报”，拦阻他暂时不要把电报给蒋介石。但史迪威毫不理会，径直把电报送到蒋的眼前。赫尔利怕在众目睽睽之下有伤蒋介石的尊严，便制止翻译译读电文。
于是蒋介石拿过电文看了一下所附译文之后，就把电报放到桌子上，仰起头一言不发。
史迪威一直怀着称心如意的复仇感盯视着无言的蒋介石。
当晚，史迪威在日记中写道：“这是平生最愉快的日子。在我一生的日历上，这一天得打上红印。”并在寄给他夫人的信上用诗表达喜庆之情：“我用鱼叉，对准小人物，猛地刺去，刺了个透心凉。”
“9月21日”
史迪威欲夺取中国军队之全部指挥权，已无所不用其极；以其自私之一念，意置中美合作政策于不顾。
蒋介石对史迪威的无礼及罗斯福电文的咄咄逼人的态度，极为不满。于是，就在看过电报的第二天(20日)，他向赫尔利表示：“我已下决心，请罗斯福总统调回史迪威，另派一个能合作的高级军官来接替他的职务，希望罗斯福总统不要因为坚决要求调回史迪威而使中美之间产生隔阂。”
蒋氏之所以敢冒失去美援之险，决心赶走史迪威，是因为他看到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与日寇重重包围和打击之下，竟能发展如此之快，一旦解除包围，要得到美国援助，岂不如虎添翼，战胜日本后，中国就将是共党天下了。
蒋介石认定，不管你史迪威如何蛮横无理，怎样的“无所不用其极”，欲夺我军队指挥权，万万不能。你“置中美合作政策于不顾”，我也以“其人之道，还其人之身”，来个针锋相对。
于是，蒋介石即在的9月25日下午4时，再次召见赫尔利，让其向罗斯福总统转达下列意旨：
一、我国之立国主义，即三民主义，不能有所动摇；故不能任共产主义之赤化中国。
二、立国命脉，即国家主权与尊严，不能有所损伤。
三、国家与个人人格不能侮辱，即不能接受强制式之合作也。否则，任何牺牲均所不恤。”
随即，蒋介石把一份备忘录送请赫尔利转致罗斯福，大意如下：
“今事实证明史迪威非但无意合作，且以为余反为伊所指挥，故此事(任史迪威为前敌总指挥)因而停止……如罗斯福总统指派任何美国将领富于友谊合作精神者，以接替史迪威将军，余必竭诚欢迎，且将以全力支持其作战。”
蒋介石采取强硬态度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他已看透美国出于战后打算，决意支持他。他的领袖地位已经巩固，还何惧之有？因此才以种种理由，要求美国更换史迪威。
“9月30日”
国内诸匪，图谋陷余者已十九年；国外倭寇与我恶战这已有十三年之久，余实已心瘁精疲，几不能久持。……（此处六点从原文）而今又遭党内如此之凌辱，与国内如此之讽刺；此种横逆与耻辱之来，实为有生以来未有之窘困。然余于此，如不积极奋斗，将何以对已死之先烈乎？况今日之实力犹远胜于十三年以来任何时期，只要余能自立不撼，当不足为虑也。
蒋介石本人受到国民党内部之指摘，其详情始终不明，亦未见于其他资料，只有以上一段蒋氏之日记道出。
当时湘桂战争挫败，蒋又要求撤换史迪威，构成中美外交危机，此处前有省略部分，后称党内凌辱，国内讽刺，必与此数事有关。涂克门女士作《史迪威及美国在华经验》一书称上述日记记事三日之后，即10月2日，蒋在国民党中常会之星期一例会曾拍案咆哮，说及史迪威必须撤换，不容姑纵，似更表示党内凌辱实有其事，蒋亦未忍气接受（涂称此消息得自美国驻华大使馆，她怀疑蒋故意将他激怒情形泄露）。
“10月21日”
史迪威果已得美政府之撤回，此为本年内对内对外各种困难之症结；且对此事之隐痛，亦可谓极人生之所未有也。……中、美国交不因史迪威而败，中国抗战亦不因史迪威而败者，殊为莫大之幸运。中、美已误之国交、抗战已颓之形势，皆得由此启其机钥；此后军事、外交与内政务要务，乃可按计划实施矣！
罗斯福在蒋介石的强硬态度下，终于决定召回史迪威。可是在白宫方面的陆军部长史汀生与参谋长马歇尔则强烈反对将史迪威召回，因此罗斯福又为之踌躇不决，而采取逐步调回的办法，暂将史迪威留在缅甸指挥那里的作战部队。
10月6日罗斯福正式电复蒋介石的电文是这样的：
“中国大陆情势，已如此恶化，使我感觉目前美国政府不应再冒派遣美国军官统帅党国全部陆军之责任。……我接受阁下的建议，解除史迪威为阁下参谋长的职务，并已决定不再使其担负有关租借物资之事务；但中国驻印度与远征军的训练指挥，则仍交史迪威管理。……”
蒋介石仍坚决不答应，力主将史迪威调回美国。10月9日给罗斯福回电，强调说：“务须能与中国合作，而得余之信任者，方能授以统帅指挥中国军队之权，史迪威将军显已缺乏上述必要条件！”
蒋介石已明确表态：史迪威是他不信任的人。
同时，又以一份备忘录托赫尔利转送罗斯福，其内容大意如下：
一、史迪威不顾中国之不同意而强行北缅战事。
二、在北缅作战期间，因史迪威的抑制而将对中国的物资供给完全停止，直到6月，始初1月分之供应。
三、结果，中国国内战场因缺乏补给而遭受败衄。”
蒋的这份备忘录，意在促使罗斯福进一步了解现状。
赫尔利经过反复思考后，终于下定决心，给罗斯福写了一封信，其内容要点如下：
一、蒋介石是一个统帅几百万军队，抗日已经七年的国家元首，对他不应施加压力。史迪威却以施加压力作为取得权力的手段。如支持史迪威，势必失去蒋介石，中国的抗日力量亦将随之消失。美国人民将不会赞同总统这样处理问题。
二、蒋介石需要美国援助，他能真诚与美国合作，美国任何将领来华，蒋介石都能与之合作，唯史迪威不行。
三、要求罗斯福总统应即调回史迪威，另派一名高级将领来华充任参谋长。”
此时，罗斯福正面临能否蝉联第四届总统职位的大选，而他将依靠战时和国际外交上公认的成绩来参加竞选。赫尔利那句“美国人民将不会赞同总统这样处理问题”提醒了他，确实如此，如果在竞选前夕，与他一手扶植、塑造的四大国之一的中国决裂，不管有多少理由，似乎在政治上也是不明智的。
于是，他痛下决心召回史迪威。
10月19日下午，赫尔利谒见蒋介石，转达罗斯福总统最后决定的电报如下：
我现在正式颁发命令，将史迪威自中国战区召回，及指派魏德迈将军。目下美国驻中、缅、印战区应分为二――中国为一方面，印缅为另一方面。印、缅区由索尔登中将指挥，中国区由魏德迈指挥，陈纳德将军的第十四航空队仍留中国，受美军司令魏德迈之指挥。……”
当赫尔利将此消息转达史迪威时，史勃然大怒，大骂罗斯福是“老软脚蟹”，说罗斯福给了他致命的一刀。
史迪威接到回国通知后只在重庆停留四十八小时，他结识的中国朋友很多，但只拜会了孙中山夫人宋庆龄。孙夫人流下了热泪，希望自己能有机会亲自去美国，把事实真相告诉罗斯福总统。史迪威在美国朋友中只向美驻华大使高思道别。21日史迪威离华返美。
“11月4日”
史迪威回美以后，其反宣传，不仅诋毁我个人，且必欲推倒我政府。其各种诬蔑诋毁，以《纽约时报》阿特金森之专论为代表，可谓侮辱已极；而共匪乘机煽动，美国之舆论更不待言矣！
唯余寸衷泰然，不为其所动，盖早为预料所及也。
史迪威将军从中国被召回的消息传到美国，在公众中顿时引起轩然大波。
《纽约时报》于10月30日在第一版刊登了这则消息，在这篇报道中说：史迪威的被召回是中国“垂死的反民主政权的政治胜利”，蒋介石对“中国崩溃的速度感到惊恐不已，不知所措”，认为“这实际上是要我们默认一个不开化的残忍的独裁政权……它不能代表堪称我们好感的中国人民。”（(美)巴巴拉？塔奇曼著，陆增平译：《史迪威与美国在华经验》，下册，第733页。）
就连美国副总统华莱士也有同感，他在国会秘密报告中说：“抗日战争结束后，蒋介石将失去领导地位，对于重庆只能视为短期投资之对象，故对华不宜只限于援蒋。”
进步记者斯诺也在报上发表同样的意见。
这是史迪威与蒋介石矛盾所反映的美国统治集团和国民党蒋介石集团矛盾的公开化。
但是，随着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进展，随着民族独立，人民民主与“反共反民主”斗争的加剧，随着国共两党斗争的激烈展开，美国政府的对华政策愈来愈露骨地实行“扶蒋反共”的政策。
蒋介石看清这个趋势，心中很有底，因此，对“反宣传”“寸衷泰然”。
“11月12日”
桂林既陷，军事受挫至此已达极点乎？此后，对于军事政治应有彻底改革之决心，并速求实行为要。
8月中旬，日军沿湘桂线向南推进，占领祁阳、零陵、东安、新宁等七个县，随即攻入广西。
9月22日，攻陷梧州。桂林、柳州形势紧张，秩序大乱。省府各机关已撤离桂林，城内大火，烧毁数间房屋，驻守城内的国民党军队“不肖官兵破屋抢劫，搜索至三五次”，“守城部队已人人作富家翁矣”，致使桂林“焦头烂额，残破不堪”。国民党中央训练团党政班毕业通讯处何应钦的电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日寇以第六方面军为主力攻击桂林、柳州，以第二十三军配合作战，实行南北夹击。中国方面以张发奎第四战区部队组织防守。
10月中旬，日军进攻桂林以北的高尚天、海洋，中国守军退却。
日军“自11月4日起由东西北三方面向我桂林守军猛扑，并使用毒气，战况至为激烈”《第四战区敌军窜犯经过概述》，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我守军抱与阵地共存亡之决心”，与敌人“喋血恶战”，“我七星岩、月牙山守军，全部牺牲”。《桂柳会战要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11月6日，日军在进攻桂林同时，分兵向柳州进击，首先经永福南下，沿铁路攻占了鹿寨等地。
11月9日晨，日军进入柳州郊区。守军第二十六军进行顽强抵抗，在“机场激战三昼夜、敌我伤亡均重”。《桂柳会战要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11月10日，设置有美国空军基地的桂林失守。
11月11日，国民党军第四战区“以桂林陷敌，柳州似无决守之价值”《桂柳会战要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为由而放弃柳州，守军向西撤退。日军一路从柳州南犯，与由越南北上之敌在南宁会合；一路攻占宜山，北上进入贵州省，攻陷独山，重庆大为震动。国民党内出现了迁都西康之说，如日寇继续增援兵力，可能给蒋介石以毁灭性打击。但此时，日寇打通大陆交通线之目的业已达到，于是，日军停止了进攻，并从独山撤离。
日军发动的豫湘桂战役，虽遇到中国守军的英勇抵抗，但由于国民党当局继续执行错误政策，在短短的八个月里，国民党损失兵力五六十万，丧失了河南、湖南、广西乃至广东与福建等省的约20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失去146座城市，7个空军基地，36个飞机场，使6000多万人民陷入日寇的铁蹄之下。在这次大溃败中，所涉及各省的无数资源和财富被敌人掠去，日寇所到之处，实行灭绝人寰的烧杀抢掠，给苦难沉重的我国同胞带来无比巨大的损失。
蒋介石不得不承认此次大溃败很惨。正如他日记所言：“桂林既陷，军事受挫已达极点乎？”
于是，蒋介石下决心要改革军事和政治“并速求实行。”足见蒋介石事先绝未料到衡阳、广西之惨败。这也是蒋介石独裁统治腐朽没落的大暴露，是其执行观战、避战政策的必然结果。这次战略性的大溃败，更加深了国民党政府政治经济的全面危机。
“11月16日”
此人(魏德迈)直爽勤敏，可说毫无城府，与史迪威之性格适属相反。而其办事精神之积极紧张，我国军人应效法之也。
接替史迪威职务的艾伯特？魏德迈将军，蒋介石参加开罗首脑会议回国途经印度时，曾设宴招待过他。给蒋的印象是，他对自己很尊敬，其性格谦和，循规蹈矩，所以蒋介石表示欢迎他出任中国战区参谋长。
魏德迈吸取史迪威以往的经验和教训，言行对蒋是毕恭毕敬，不再敢提出指挥中国军队之要求，更不敢提援助共产党军队之类事情。这样，他和蒋介石合得来，因之，蒋介石对他甚是称道，说他“直爽勤敏”、“毫无城府”。是的，个性极强的蒋介石， 也只能与对他谦让恭敬的人“合作”！
尽管如此蒋介石还是不放心，他于12月25日，又成立了一个中国陆军总司令部，以何应钦为总司令。这是将中国军队的指挥权，通过何应钦，牢牢地稳操在自己手中，把他的“合作伙伴”魏德迈架空起来。
“12月8日”
……八年来抗战之险恶，未有如今日之甚者也。幸余信心坚定，将士用命，卒将已失各地相继克复使进入黔境之敌全部溃退。而战局亦转危为安，此则殊足引为自慰者。
此时，日本最先头部队已在贵州境内逾100公里，但东京大本营已决心退出，防守沿海。这时是为日本侵华军事行动之最高潮，距珍珠港事变太平洋战争展开亦整三年。
“12月9日”
中美合作之误会与困难虽多，然近日以赫尔利、魏德迈等对华渐具诚意与热情，故遇事多能谅解。而魏德迈且以余守重庆，则彼亦愿共患难、同生死、决不离左右之言相约，更使余有得道多助之感矣！
11月30日，赫尔利出任驻华大使，开始积极、公开的扶蒋反共活动。
对此，蒋介石甚为满意，特别使他振奋的是，在赫尔利的促成下，由纳尔逊率领的美国战时生产代表团来华，帮助国民党政府建立战时生产局，并成立以增产军需品为主要任务的“中美联合生产委员会”。12日，在美国的主持下，用美国军械装备和训练了国民党军队36个师。与此同时，赫尔利还担当国共两党谈判的调解人。
魏德迈更不待言，对蒋是言听计从。
他于12月初，向蒋提出建议：为防贵州省省会贵阳万一陷落，应预作由重庆迁都昆明的准备。蒋对魏德迈这种“忠心”很欣赏。
尤其令蒋感动的是，当他表示：“余纵在渝被敌包围，亦决不离渝一步。”魏德迈当即说：“如委员长不离渝，我也决不离开左右！”蒋自鸣得意地在日记里写下了对此事的感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