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于轼
苏洪涛（苏东）我很早就认识。那还是在1999年的时候，他提出了一个理论，认为中国人过分节俭的作风是经济发展的一大危害，为此他还写了一本书，书名是《走出节俭的误区》。当时我很不以为然，因而与他有过争论。那时我认为节俭有利于储蓄，有利于投资，有利于扩大再生产。经济的发展就得靠储蓄。他未能说服我，两人也因此结缘。中间也看过他写的另一些文章，很有力量，犀利，有见地。对他，我不光是欣赏，而且还一直有些惊奇，虽然他并没有受过特别好的教育，但对很多问题却能够直觉式地看出其内在本质，这也常常让我感叹其过人的才华。我还欣赏他的为人，既能尊重别人，又能约束自己。所以还为他介绍过工作。
关于节俭和消费的矛盾，我到最近才想通。长期的节俭确实对经济发展是不利的。从动态的发展看，消费不足可以用投资来弥补，到了下一周期，生产能力因为上一期的投资而扩大，但是消费依然不足，还要用投资来补足，于是下一周期需要更多的投资。如此循环，造成为投资而生产，而不是为消费而生产。全社会陷入越来越大的投资陷阱和面临生产能力过剩问题。这正是中国当前一个重大的经济问题。我们的经济增长非常成功，可是百姓的生活改善却有限。高增长和低消费，就是储蓄过度的结果。
在2009年9月份的时候，洪涛跑来我家里一趟，跟我说了他要写这本书的想法。最初我是有些反对的，因为初听上去这像是一本流行的民族主义方面的书。但是，听他认真解释之后，我就释怀了。他的基本观点我是认同的。中国经济的成功有许多因素，大家都谈过了。但是中国人的勤劳却很少有人提到过。其实这一点极其关键。如果我们比较一下中国人和外国人，或者比较一下有儒家传统的人和受其他传统影响的人，这个特点就很明显。中国工人的生产效率高，听话，吃苦耐劳。这些特点是有利于经济增长的。中国人对很薄的利润也会不辞辛苦地追求。最典型的是温州人和四川人。
改革开放初期，浙江人跑到全国各地弹棉花，西到新疆，北到黑龙江，到处都有浙江人的踪迹。弹棉花赚不了多少钱，但是他们肯舍得远去万里之外，追求那一点点微薄的利润。改革开放后，温州人跑遍世界各国，在十分困难而且危险的环境下求生存。四川人也不怕吃苦。重庆的棒棒队，一个瘦小个子能挑150斤的货物，能爬很陡的坡，非常让人感动。这种精神是世界上少有的。这种传统可能和生活环境的艰难有关。因为这两个省都是人口众多、资源稀缺的省。
全局而观，和别的国家相比，中国就是一个缺乏资源的地方。这一现状也造就了中国人吃苦耐劳的精神。这种精神一旦有一个良好的市场环境，就能发挥出巨大的力量。
“文化大革命”结束时中国的落后局面也为以后的经济改革成功打下了基础。特别是在农村，从一个极低的水平出发，任何改善都能受到欢迎。改革开放30年中中国最主要的劳动力是进城打工的农民。他们为中国建造了无数的高楼大厦、道路桥梁，为中国积累了两万多亿美元的外汇储备，挖了上百亿吨的煤。一切最苦最累的活都是他们干的，不但流汗而且流血。而他们的所得却只是一份极低的工资，但是比起以往在农村吃不饱的情况，还是有了根本的改善，所以没有发出任何抱怨。只有当这点微薄的工资有时还被克扣时，才会提出微弱的抗议（往往以自杀为代价）。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有这样数量的几乎无限的、勤劳平顺的劳动力。从这一点来看，中国的改革是别的国家无法模仿的。
但是在30年后的今天，情况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现在进城打工的农民已经不是吃不饱的农民，而是有着更高要求，权利意识也逐渐觉醒的一群人。如果认识不到这一逐渐发生的变化，仍然用老旧的劳动政策，是肯定会碰壁的。
关于中国人的勤劳在中国经济发展中所起的作用，我觉得特别有价值的是，过去对这点很少有人提到，而苏洪涛在这本书里却着重做了强调，我认为这是非常可贵的。
2009年11月2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