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的时候，“拉美化”一度成为中国经济学界、产业界和财经媒体关注的焦点。直到今天仍然有很多人不断忧心于此。
那么什么是“拉美化”？有些人认为，“拉美化”就是贫富两极分化。确实，在拉美国家的确出现了贫富分化的现象，但那只是结果，而非成因。那么是什么造成的“拉美化”？简单说，就是我们所批判的民粹主义。而参考拉美的那些经验教训，可以让我们更清晰地看清民粹主义的危害。
这看似十分荒谬。许多国家一直在推崇右翼价值，即不强调社会公平，而强调应该更多地尊重法律，尊重私人财产。推崇辛勤劳作的国家和民族，如德国和日本，它们不但消灭了恶性的贫富分化，国家也整体富裕起来，并建立起比较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
相反，那些总是以推崇激进社会运动、公平均富、劫富济贫的左翼价值为主流的国家，如拉美，却总是会陷入严重的贫富分化，而且每每造成社会的动荡、人民生活的倒退。
在拉美化方面表现得最典型的国家是阿根廷。近些年阿根廷遭遇的最大的危机，是发生在2001年的金融危机。与阿根廷患有同样病症的南美国家，都倾向于相信一种民粹主义观点的解释。这种观点认为，阿根廷危机的根源是哈佛出身的卡瓦略自1991年出任经济部长以来推行的“新自由主义”经济路线。阿根廷的经济危机，也就是是经济全球化的危机。
这部分批评全球化的民粹主义分子认为，因为IM F和美国在阿根廷出现危机时袖手旁观，而此前它们却对阿根廷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积极鼓励，所以，它们对阿根廷的危机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在这种观点影响下，民粹主义的思潮又开始在南美抬头。在之后的大选当中，这些国家的政治家们反复宣称这一观点，他们也都纷纷向选民承诺将避免走阿根廷曾走过的自由主义经济道路。
最激进的还是委内瑞拉总统查韦斯。自上台后，查韦斯就效仿阿根廷前民粹主义政府总统贝隆，宣称要走“第三条道路”，为贫困阶层谋求利益，并实施了一系列“革命政策”：创建工人合作社，进行土地改革，将大型工业国有化，提高原油税收比例，强化银行收税，等等。但是，查韦斯的一系列激进革命导致了国家局势的震荡，“拥查”和“反查”阵营严重对立。2002年的政变，查韦斯被赶下台。不过，仅仅两天的时间，在相当部分民众对政变的抗议声和众多高级将领的支持下，查韦斯就重新上台了——从这一事件看出，民粹主义在拉美有着相当广泛的民意基础。
那么阿根廷的经济危机真的是因为经济自由化和全球化引起的吗？答案是否定的！
实际上，关于阿根廷危机的具体原因，很多经济学家只是从技术角度入手，认为阿根廷金融危机产生的直接原因是阿根廷实行的紧盯美元的联系汇率制度。
这只是对问题的表面理解。而且，如果仅仅强调这一理由是有巨大危害的，它让我们看不清事情的本质，让我们得出错误的经验教训。实际上，联系汇率制度充其量只是危机爆发的导火索而已。阿根廷金融危机背后深层的原因是其拥有高达1500亿美元的巨额外债。也就是说，阿根廷的危机实质是债务危机。而这是阿根廷自贝隆时期便延续下来的，是政府机构臃肿、国企大量亏损等问题的总爆发。根本上说，阿根廷危机其实是贝隆式的民粹主义经济政策在现实中的清算。
民粹主义之所以能够在南美生根发芽，与贝隆是有巨大关系的。而贝隆主义也基本成为民粹主义与威权主义结合的代名词。
拉美文化主流是充满感性的，热情而浪漫的。因此拉美国家总能在艺术、文学、体育等方面取得巨大成就。但是，在需要理性思考及谨慎尝试的政治领域，这种热情、浪漫的心性，却总是让拉美陷入经久不衰的左翼激情当中。拉美的著名文学家略萨就曾有过这样的描述：“在每次选举中，各个政治派别都许诺向农民家庭免费提供水、电力、煤油和其他基本商品。地方政治活动变成了竞争性的民粹主义。”
拉美的民粹主义激情，成就了许多的政治野心家。在选举时，他们常常做出略萨所说的那种许诺，以取得民众的支持，并借机挣脱代议制民主程序、获得超越宪法的独裁权利。在经济上则强调通过国家干预来进行收入再分配，以公众的名义剥夺部分人的财产；主张企业国有化，积极营造公共事业，实施众多福利政策，强制全民就业。必须说，因为这些政策，拉美国家民众总是能享受到比其创造财富更多的福利和享受，这与我们中国恰好相反。中国是创造了大量财富，但民众却享受的较少。
此外，反对发达国家主导的经济全球化，实行积极的进口替代政策亦是南美洲民粹主义的共性。
实际上，贝隆式的民粹主义是欧洲左派政党和意大利法西斯党的结合体（这充分说明，极左和极右思想是有众多共性的，他们虽然彼此似乎引为敌人，但其实都是一丘之貉）。贝隆于1946年上台，由于巧妙实行前述的一系列政策，再加上他年轻美貌、出身贫寒的夫人爱娃总是以穷人的代言人形象出现，并且喜欢深入民间，因此成为下层人民心目中一个亲民、爱民的图腾。贝隆于是在下层民众中取得了巨大支持。贝隆还通过政治手段，控制了所有媒体，极力宣传自己的功勋。
仅仅看贝隆实行的这些政策，可能部分人还会为之叫好。但是，如果看看贝隆政策实行后的结果，我们就会更深刻地体会到民粹主义的危害了。
首先，我们必须了解一个背景。那就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阿根廷曾是当时世界上少有的高收入国家，其人均收入要远远超过意大利、西班牙这些国家。阿根廷的财富排在加拿大、澳大利亚之前，名列世界第八。
阿根廷的富裕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拥有丰富的资源，人口较少，还有着大片肥沃的土地。而且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阿根廷都是中立国，与交战双方贸易的结果就是大发战争财。人们经常说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大发战争财，但其实发战争财最多的应该还是阿根廷、巴西这些从没有参战、一直保持中立的拉美国家。
1946年贝隆出任阿根廷总统时，在一次战后国际重整的会议上曾得意洋洋地宣称：“阿根廷国家银行的金锭都堆到走廊上了。”当时很多欧洲的贫苦百姓都在向阿根廷移民。直到现在，我们观看足球意甲或者西甲的比赛，还经常会介绍一些球员的爷爷或者父亲原先是意大利或西班牙人，这样这些球员进入联赛就不用占非欧盟的指标了。
贝隆执政的一大特色就是经常将自己的权力主张直接诉诸“全体人民”，甩开议会，也甩开国家行政体系。每次，贝隆都喜欢将议会通过的立法案再交全民复决。或者不经过议会，而由选民自己提出立法案，再由全民复决。这样就让民众感觉权力掌握在自己手里。由于贝隆用这些方式不断地给民众提供各种福利，从而也就取得了大众的直接拥戴。而他提出的法案总是能获得民众的积极支持，这样就摆脱了民主代议制程序的制约，从而让贝隆获得了超越宪法的独裁权利。这也让贝隆事实上处于一个不受权利监督制衡的地位上，结果是他终于可以在民众的拥戴下集军政大权于一身。
贝隆上台后首先就是发起国有化运动（直到现在，我们的部分课本还赞美贝隆实行的这一政策是有利于本国工业发展的），将原本由外资控制的部分经济部门收归国有，在经济发展路线上，实行进口替代政策，用高关税等措施构筑贸易壁垒，借以保护民族工业。但是由于长期在缺乏竞争的环境中生存，导致阿根廷的这些工业部门毫无进取心，大多数主要商品的价格都要比国际市场高出几倍，而且质量低劣。与我们改革开放前一样，国有企业受到过度保护而竞争力低下，并且，为了所谓的保障劳工的生活却要人为地压低产品价格。要维持这些国企运转，就必须得依靠大量的财政补贴。表面上，这些国有企业给阿根廷的民众提供了大量就业机会，事实上它只是一种全民福利事业。
贝隆政府还大力发展公共事业，结果就造成至今阿根廷都挥之不去的国家噩梦。由于上任前，阿根廷政府还拥有大量财政盈余，贝隆就将这些资金用于提高工人工资和福利。在贝隆上台后的两年里，工人的工资分别增长了25%和24%。但是，这种政策却极大地耗费了国家的财政资金，导致了巨额的财政赤字。而且还造成一个日后难以挽回的恶果，那就是这些给予公众的福利和就业机会如果发生改动，就会引起人们的强烈不满。
除给国家财政造成巨大负担，导致日后不得不成年累月地还债之外，贝隆政府的这些政策也使得阿根廷的私营企业处于困难境地。一方面，由于要筹措资金，企业被课以重税；另一方面，企业不得随意解雇员工，强制提高工资和福利的政策也让企业丧失掉了经营所需的灵活性，大大增加了成本。因此，很多私营企业或是想方设法逃税，或是就干脆将资本移至国外。而在政治生活中，社会矛盾严重激化，富裕阶层认为是左翼人士和工会组织搞坏了他们的生活，因此，两派之间极端仇视。
很容易就可以看出贝隆政府的一些政策是多么不合理。比如，在贝隆政府制定的《劳工法》中有大量五花八门的职工旅游等额外费用都是由企业支付。总之，阿根廷的居民只要进入一个单位，然后再把一生托付给一位工会的免费律师，就不再有生老病死之忧。这种“扶贫”政策只产生了一个好处，阿根廷平民拥护贝隆，尤其是贝隆夫人。
在当时，阿根廷还是一个中下层人民居多的国家，这样的一系列民粹主义政策很快便获得了大众的支持，有了广泛的民意基础。于是贝隆式的民粹主义在南美迅速得到认同，并成为各国政府都积极学习的榜样。
当然实行这样的政策需要大量的国家投入，而且这种投入必定要远远超过财政收入。赤字的解决方法只有两个：要不就对外借债，要么就是多印钞票。这使得拉美国家总是有大量的债务，然后政府总是有大量财政赤字，还有总是会不断地爆发恶性的通货膨胀。
贝隆式民粹主义至少表面上，在短期看来是大大有利于百姓生活的。因此在拉美，这种路线已经形成了一种严重的“路径依赖”，并不断地得到民众的支持。一个典型的例证是，1989年接替阿方辛上台的梅内姆就是贝隆主义党领导人，他曾提出的竞选纲领也是典型的贝隆式的——承诺工资大幅增长、进行生产革命。虽然梅内姆一上台就改弦更张，大刀阔斧进行新自由主义经济改革，并因此与许多原党内元老分道扬镳。但是当选举在即，为了取悦选民，他又开始大规模增加政府开支，推行福利措施。结果在他上台后的几年，阿根廷的财政赤字增长了6倍。仅财政供养的公务员人数就多达200万，而阿根廷的总人口也仅仅只有3600万。因此，自由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成效基本被淹没了。
中国人在阿根廷等拉美国家所遭遇的一切也说明了拉美的问题，那就是牢固的民粹主义传统所造就的过于苛刻的劳工法规以及早已习惯如此安排的受雇者。在拉美国家很多中国人以开办杂货店为生，因为开办小型杂货店就可以避开严格的劳工法规的制约，这样只需付出很少的成本就可以经营下去。比如，小杂货店经营只加价25%就可以够本，而大超市却往往需要加价60%，因为，他们必须支付高昂的劳工薪水。也是这个因素给了华侨商铺生存的空间，使得在阿根廷，华侨商店大量涌现。而华人在掘得第一桶金后，通常都会立即转向购买房产，因为只有这样才可以避开阿根廷严苛的劳工制度的限制。
但是当中国的大型企业进入拉美之后，马上就会深陷当地严格的劳工法规和“不听话”的受雇者共同营造的陷阱中。中国收购的数个拉美矿山都遭遇了这样的问题，消极怠工、罢工、抗议马上就成为最司空见惯的事情，习惯了实行铁腕式管理的中国企业马上就陷入了对抗和无法管理的泥沼。而这正是无论国内的资本还是其他国家的资本在拉美常常都会举步维艰的原因。
但是，大众很少会懂得如此多的道理。事实上，面对危机，民粹主义者总能找到一些其他的借口，诸如全球化、市场经济、帝国主义等，而从来不认为正是因为他们希望获得的那些免费的午餐才是他们如今遭遇到危机的最大原因。
略萨谈到南美人对民主的失望时说：“1992年以来，我访问过不少拉美国家，到处都听人大讲，我们也需要一位藤森，我们需要一位有魄力的领袖，一位能铲除腐败，能踢走无能的政治家的人物。”
除拉美之外，另一个深受民粹主义危害的国家就是我们比较熟悉的印度。我们前文曾经叙述过，印度的劳工制度也是十分严苛、缺乏灵活性的，而如此糟糕的法律的一个根源就是1947年独立时由其国父尼赫鲁制定的经济民粹主义政策。
在印度独立伊始，当时的印度领导人也是充满了理想主义的愿景。在那个时代，正是殖民主义退却、各民族纷纷获得独立解放的时期，几乎所有新成立国家主张走的都是如印度那样的道路，即强调独立自主，积极主动工业化以实现进口替代，设立高关税以保护民族产业，实行国有化，等等。到20世纪80年代，印度国有部门已经控制了包括铁路、邮电、港口、航空运输、军工、保险、石油、天然气和煤炭等几乎所有的要害部门。
但是，这些政策却极大地束缚了印度经济发展的手脚，经济逐渐陷入僵化，并连续遭遇数次外汇危机。特别是1991年，由于缺乏出口硬通货的商品，导致印度外汇储备枯竭，其外汇甚至不够两周进口所需资金，国家已濒临破产。无奈之下，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推动下，才开始了经济改革，比如开放市场、鼓励吸收外资等。但是直到今天，印度的许多条件仍然是很苛刻的。
从印度和拉美的这些民粹主义实践中我们可以看出，那些打着民众幌子的民粹主义能够产生多么大的危害。我们应该从这些过去的经验中吸取教训，以免踏上同样的覆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