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忠奸自古就有别。
毫无疑问，照一般人看来，诸葛亮是忠臣，曹操是奸臣。千百年来，人们都这么听人说，也这么自己说，可很少有人会认真地想一想，他们忠在何处，奸在何处？
曹操因讨伐奸臣董卓起家，没想到以奸易奸，除掉董卓后，他反被人看作是奸臣。在讨董卓时，他是汉朝的忠臣义士，在灭董卓后，他弄权自重，目无天子，欺压群臣，其奸邪比之董卓有过之而无不及。更有甚者，其子曹丕自称皇帝，以魏代汉，追谥曹操为魏武帝，那就更不用说了。至于诸葛亮，则是大大的忠臣，其主刘备是汉室宗亲，更兼仁德宽厚，天下归心，在曹丕称帝后，刘备也做了蜀汉皇帝，俨然以汉室的继承者自居，忠于刘备，也就是忠于汉朝，无论从哪一个方面讲，诸葛亮是忠臣，则是无可争辩的了！
其实呢，人的思维有时是很奇怪的，曹操不忠于汉室就是奸臣，那么，商汤反夏算不算奸臣？周武王伐殷算不算奸臣？唐高祖李渊起兵反隋算不算奸臣？赵匡胤搞兵变夺了后周孤儿寡母的政权算不算奸臣？如此算来，中国历史上几乎有一半朝代是臣子从主人手里夺取建立的，这些人算不算奸臣呢？好像从未听到过谁有闲情逸致来议论这个问题。
这就是了，改朝换代原是正常的事，孟子在评论武王杀纣王时说：“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孟子把纣王看成是残暴的独夫民贼，臣下杀了他，只是杀了一个有罪的人，不能算是犯上作乱。孟子的这个观点，在今天看来，也还是有进步意义的。
在《三国演义》中，曹操要结束军阀混战的局面，统一中国，有什么不好呢？说他目无天子，天子懦弱，不能领导群臣，是否该换一换呢？说他欺凌群臣，群臣之中，有谁有能力、有志气统一中国呢？在小说中，把汉献帝、群臣描写成了弱者，我们同情弱者的心理促使我们同情献帝、群臣，憎恶曹操，实际上是不让自己正视现实，在不知不觉中把自己变成了一个弱者，民族精神也由此虚弱起来。在这种现象的背后，掩藏着一种懦弱的心理：没有进步的信心，希望得到廉价的同情。
天下无主，唯有德者居之。曹操历来被描绘成一个无德的人，但令人感到不解的是，曹操既然无德，其手下怎能谋臣如林、猛将如云呢？一个寡恩薄义之人反能收天下英雄于其麾下，天下英雄岂不是不可理喻了吗？说到底，不是曹操无德，而是我们不喜欢曹操之“术”而已！
在这一点上，如果把曹操同诸葛亮相比，真是相映成趣。诸葛亮可谓是文治武功，均超出曹操许多，但有一样，曹操有人，而诸葛亮无人。诸葛亮事必躬亲，每战必到，如不亲自设谋定计，恐怕就有败北的危险。诸葛亮手下，充其量也就是“五虎大将”，而曹操的手下，其能独当一面的将领谋士不下数十人，众寡悬殊，由此可见。诸葛亮之后有姜维，姜维还是魏国叛将，他虽能竭忠尽智，怎奈孤掌难鸣，所谓“蜀中无大将，廖化作先锋”，真是说透了这一点。
而曹操之后有司马懿，其才智应说不在曹操之下，终于在其后代手里灭蜀吞吴，统一了中国。在能否得人这点上，诸葛亮则比曹操相去远甚！
因此，曹操之奸，并非真奸，你硬要说他奸，那也是“奸”之有道，“奸”之有术，“奸”之有方。说他是“英雄”也好，“奸雄”也罢，曹操给人的感觉只是畏和服，却很少让人憎恶，这足以说明问题了。
【事典】
真正的奸臣是让人憎恶乃至痛恨的，其奸邪的本质，是任何人也改不了的，南宋时期的秦桧，就是其中的代表人物。
所谓乱世出英雄，其实乱世也出奸臣，秦桧就是在南宋与金国征战对峙的历史条件下产生的一个奸臣。秦桧，字会之，生于宋哲宗元祐五年（公元1090年），江宁人。其父是一个七品县令，由于出身低微，秦桧早年生活较为坎坷，曾经当过乡村教师，他对这一职业可谓牢骚满腹，曾怨愤道：“若得水田三百亩，这番不做猢狲王”。在徽、钦二帝被擒时，他已官至卿史中丞，已算是个不小
的权臣了。
靖康元年（公元1126年），钦宗即位掌权未过多久，金军副元帅斡不离就带兵包围了汴京（今河南开封），宋钦宗慌了手脚，准备车驾，企图逃走。主战派李纲等人看见，连忙劝阻，要求钦宗留下，以安定人心。钦宗虽然留下了，但极为软弱，倾向于主和派的意见。当时，斡不离提出了如下的议和条件：一、输金五百万两，银五千万两，牛马万头，绸缎一百万匹；二、尊称金帝为伯父，要钦宗做侄皇帝；三、割让中山、太原、河间三镇。
对于金人的苛刻条款，北宋朝廷内部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尤其是割地问题，关系到国防大计，尤为敏感。这时的秦桧，尚未露出卖国贼的嘴脸，他主张只能割燕山一路，余地不能割。
在作为使者与金人谈判的过程中，秦桧也还能坚持上述意见，回北宋后又升为殿中侍御史、左司谏。建炎元年（公元1127年），粘罕与斡不离会师于东京城下，钦宗遍调四方兵力救援京师，但终因兵微将寡，且远水不解近渴，东京城被金人攻破，徽、钦二帝被掠。建炎元年（公元1127年）三月七日，金人立北宋遗臣张邦昌为“大楚”皇帝，以取代北宋政权。
这时的秦桧，还有正直之心，他认为，若立张邦昌为帝，“则京师之民可服，天下之民不可服；京师之宗子可灭，天下之宗子不可灭”。天下英雄必会群起而讨之，张邦昌也不会长久。金人不听，秦桧反对立张邦昌为帝，被粘罕和斡不离捉去。
在被金捉去的第一年里，秦桧侍奉徽、钦二帝，尚未见有什么劣迹。不久，徽宗听说康王赵构即位，便修书与金世宗议和，并派秦桧前往。金世宗留下了秦桧，并把他转送给自己的弟弟挞懒。从此，秦桧神差鬼使一般，追随挞懒，成为挞懒的忠实仆人，在挞懒被杀后，他仍忠于金国，以出卖南宋为己任。
建炎四年（公元1130年），挞懒带兵攻打南宋的北方重镇正阳（即今江苏淮安），带秦桧一同前往，其意是放秦桧南归。当时有人问挞懒为什么把秦桧放回去，挞懒说：“我曾经多次把秦桧放在军前考验，觉得这个人表面上有些不驯服，可内心里总能委曲求全，做事很合我的意愿。如今要灭亡南宋，只靠武力还不够，还应该内外夹攻，里应外合，如果秦桧能在南宋朝廷中做个内应，我们取南宋岂不是容易多了吗？”他这番话说服了众人。
秦桧与他的夫人王氏一起“逃”回南宋，在路过涟水时，被南宋水寨统领丁祀抓住，要杀死他。秦桧慌乱说：“我是前朝的御史中丞秦桧，你们应该知道我！”这时，船中的一个穷秀才上来凑趣，装作认识他的样子，一见面就大作其揖说：“中丞回来了，这些年辛苦了！”并与他亲密交谈。丁祀见有人认识他，便送他到了朝廷，就这样，秦桧回到了南宋。
但对于他的归来，大多数人持怀疑态度。因为秦桧说自己杀死了看守人员，自己和王氏连逃了二千八百里，回归南宋，朝中许多大臣认为这不太可能，一路之上，金人盘查严密，岂容一对汉人夫妇自由往来？再问起同被俘获的朝臣情况，他也支吾不清，有许多地方不符实情。秦桧的密友、宰相范宗尹和李回都极力为他辩护，再加上他在前朝给人留下的较好的印象，高宗赵构还是很信任他。
宋高宗赵构的政府一诞生，历史就决定了其尴尬的命运。其一，当时北宋灭亡，南宋危险，朝野上下抗金情绪高涨，为了收拢人心，高宗要表示抗金，要做出抗金的姿态来。其二，他又不愿意坚决同金人作战，其道理很简单，万一打败了金国，徽、钦二帝还朝，他的皇帝就做不成了。其三，宋朝一直重文轻武，如果积极抗金，许多将领可能就会趁机壮大势力，形成尾大不掉之势，甚至比金人还可怕。在这种情况下，宋高宗的南宋王朝必然是先做做抗金的样子，然后再妥协投降。
秦桧回到南宋之时，宋高宗早已惶惶然如丧家之犬。他先被带兵闯进宫的苗傅、刘正彦两位将军威逼，要求他让皇位于太子，由太后听政，后幸得张浚等人起兵讨伐苗、刘二将，他才得以复位。金兵攻克扬州之后，高宗慌忙逃到镇江，后又逃到临安，再逃至明州、越州。这时，秦桧携带妻奴来到越州，见到高宗。秦桧介绍了徽、钦二帝在金国的情况，并献上了早已准备好的《与挞懒求和书》。
高宗正被金兵追得无立足之地，见到了秦桧，仿佛见到了救命稻草一般，况且秦桧又自吹跟随挞懒数年，深谙挞懒秉性，信函一到，必能议和成功。在召见秦桧后不久，高宗竟与人说道：“桧忠仆过人，与其一谈，朕高兴得夜不能寐。”
秦桧在做了礼部尚书、参知政事以后，更加体会高宗的心意，弄得高宗心中十分熨帖，在绍兴元年（公元1131年）又被提升为右相。这时，秦桧提出了“南人归南，北人归北”的策略，按照这一观点，就等于把北方的土地拱手送给了金人。当时，南宋军队中的将领主要是由河北、山东等地的军人组成，这些人不愿回去受金人的统治，因而，他这一策略遭到了广泛的反对。秦桧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又具体提出了“二策”，即将南宋的河北人归还给金国，中原人送给刘豫（刘豫是金人建立的傀儡政权）。他这“二策”果然轰动了朝野，弄得大臣士民纷纷公开反抗。在强大的舆论压力之下，高宗不得不于绍兴二年（公元1132年）六月，以专主和议、植党专权的罪名罢免了秦桧的宰相职务。后来，金人的使节来到南宋，提出的议和方法竟与秦桧的主张如出一辙，由此可以看出秦桧是早与金人串通好了的。
秦桧被罢相之后，采取的方式是静观以待其变。他深深地知道，金人灭亡南宋的决心是不会改变的，南宋迟早还会主张议和，他也就会被重新起用。果然，绍兴五年（公元1135年），金主粘罕死，其弟挞懒得势，过了几年，挞懒又恃兵威胁南宋，早已被吓破了胆的宋高宗，又起用了秦桧为相，让他主持议和。对于任秦桧为相，朝廷上的许多正直大臣表示忧虑，许多人上书劝阻，但高宗企图让秦桧来往于两国之间，救护南宋小朝廷。
高宗绍兴八年（公元1138年）五月，金人再派来使，重申前几次提出的议和条件，态度十分蛮横强硬。秦桧见高宗态度明朗，形势在逐步朝有利于自己的方面发展，他就准备不顾群臣，只抓住高宗一人，强行推行议和政策。在与金人谈判的前夕，秦桧再来试探高宗，也再三地促成他下定与金人和谈的决心。在几次朝会之后，秦桧都是一个人独自留下来与高宗密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