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怡声
瞿树滋同志是老县长、老领导，我们很早就认识。他一直对我很关怀，我永远忘不掉。
1945年3～4月，苏中四分区在东台召开抗日英模群英会。我当时在分区记者组做会议记录和采访工作。群英会闭幕后，新华社四支社副社长夏公然通知我随他南下，到了南通县通中地区（余西、金沙区），配合四地委的农村调研组搞农村调查。调研组是由地委周一峰直接掌握的，主要调查农村阶级状况、土地占有情况、人口与各阶层的生活等社会问题。一天，周一峰交给我他亲笔写的一张条子，要我到附近一个联络点找当地干部瞿树滋同志。瞿树滋来后，周一峰讲了调研组的任务与要求，请他帮助掌握一个乡的农民小组座谈会。同时，把我介绍给瞿树滋，做座谈会记录、数字统计与核对。我是海门人，对通中地区的口音听不很懂，记录不下来，很尴尬，又不好意思说。他发觉我的为难，就在参加座谈会的当地人中间，找了一位医生，帮助我记录，才解决了我的尴尬。这是我第一次认识、接触瞿树滋，他平易近人，和蔼可亲，像个兄长那样体贴关心我、帮助我工作，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抗战胜利后，我调到南通县委宣传部担任党报干事。主要任务是一面向新华社四支社发稿，一面发展基层通讯员。有一段时间，我常去县政府找新闻线索，物色通讯报道员。瞿树滋县长有时看到我，他笑眯眯的，亲热地跟我开玩笑说，你这个小“沙蛮”到县政府干什么来啦？我正好向他说明了来意，他就热情地介绍县里有哪些重要活动，指点我要做好哪些方面报道和找什么人写稿等，讲得很具体。他给我介绍的通讯员，至今我还记得其中的两位，一个叫刘雄先，是通西做财经工作的；一个是瞿福生，是金沙区的工农干部。他们两个写稿很积极，成了我们的骨干通讯员。瞿树滋当了县长，工作更忙了，但他仍那样热情关心我，帮助指导我开展工作，他对我的关爱，在我脑海里又留下了深深的印记。
1946年4月下旬，小海自卫还击战胜利后，县委在张家沙召开土改工作会议，贯彻中央“五四”土改精神，紧急部署土地改革运动。地委指示，为配合土改搞好宣传，要求各县都要办报。县委书记顾尔钥来到党报干事驻地，说要做好办报准备，等蒋宁同志从四安调回来，马上要出报，他有办报经验。他还说，报名是否叫“翻身报”，大家研究一下。我觉得既然办报，不能单一地报道土改，土改以后仍然要有报纸。我提出叫“南通大众”。顾说可以，你们考虑吧。就这样，第一期油印《南通大众》报于6月初在张沙乡正式出刊，主要版面报道张沙乡的土改情况和全县的土改动态。随着土改运动的逐步推开，到9月又掀起了“保田保家乡”的大参军运动，《南通大众》报始终紧紧配合宣传。正当群众运动在全县蓬勃开展时，全国内战的形势却一天天紧张起来。10月底，国民党军队占领了金沙镇，紧接着几乎占领了全县的大小集镇和交通点线。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敌人步步紧逼，我们不得不退却。《南通大众》报的出版也逐渐受到影响，不能按3日刊定期出版了，纸张、油墨供应不上，稿源也不足。报社同志随机关一路向东北方向转移，退到黄海边，报纸不得不暂时中断停刊。
1947年1月，华中九地委调刘中接任南通县委书记，指示南通县委要打开局面，要求在4月底前大部或全部恢复阵地。县委根据地委指示，在海边朱家饭店等地开了几次会议，决定插回通中，扭转局势，恢复阵地。同时，要求已中断了的《南通大众》尽快恢复出报。为做好报纸复刊的准备工作，县委委员、县长瞿树滋在除夕前把我喊去，交给一个紧急任务，布置我设法到敌占区购买一台五灯直流短波收音机，用以收听陕北新华广播电台记录新闻。我是做报纸工作的，在当时极困难的条件下，领导上给我们配备一件难得有的新闻工具，是多么高兴呀，就一口答应了。瞿县长见我爽快地接受了任务，却突然十分严肃而又以沉重、关切的口气对我说：“怡声同志，你虽然经过反‘清乡’斗争，有一定对敌斗争经验，但那是民族斗争，现在是阶级斗争，情况不同了，完成这个任务担子很重，何况收音机是违禁品，购买和携带都有危险。我们都是党组织同志，要不断锤炼自己。现在斗争形势十分严峻，敌人很嚣张、很狡猾，要完成这个任务，我们必须比敌人更狡猾。古话说：‘狡兔有三窟’，是敌人迫着我们必须学会狡兔三窟，才能对付阴险、疯狂的敌人。”这是瞿县长布置执行任务时对我讲的话。虽然已经过去60多年了，但至今我仍记忆犹新。
接受了任务，瞿县长问我打算怎么执行？我说到东南县委（启东）去找顾尔钥书记，请他物色一位可靠的商人去上海代办此事。时间正接近除夕，与瞿县长谈过话后，我开始执行任务。先到秘书徐放身边领取经费，除了若干国民党地区流通的“法币”外，他还从缠腰的布袋里拿了一两黄金给我。我们都是一个支部的，相互默视片刻，就点头告别。我单身一人向晋余乡的芦荡里穿行，找到了交通员。他告诉我四甲到吕四一线还没有敌人，白天走比晚上走更安全些，叫我明天上路。第二天一早起来，啊呀，一夜大雪，满天满地白茫茫一片，荡路、方向都辨不清了，而且雪还在下。在这种情况下上路行走，特别引人注目，很不安全。我正在犯疑时，交通员突然得到一个消息，国民党军队昨夜占领了四甲到吕四全线，运盐河也被封锁。一夜之间，情况发生了突变，我想退回去向县委汇报一下情况，可是县委又转移了。我只好改变主张，到我家乡通海去找商人关系。我正要准备动身，在晋余芦荡里遇到县委会计苏旭和《江海报》报社的丁国湖。我们3人各有任务，一合计，正好有一段同路。我们背向三余镇敌据点，傍晚时刻走到了四排头大河边，找个熟人，用大木盆把我们逐个渡过了河。虽说一路总算顺利，但到丁国湖家已是后半夜了。据丁家里人讲，我去通海必须经过余西镇上的高桥。余西是国民党的据点，高桥上有岗哨。第二天一大早（年初五），我手提着土纱和纸锭，向余西方向走去，看见余西高桥上确实站着哨兵。我镇静了一下，不紧不慢地走向高桥，哨兵果然没有问，也没有阻挡，似乎比较松懈，总算侥幸通过了封锁线。我逐步加快脚步，穿过通甲公路，进入了沙南乡。再往南，就是我要去的汇通区了。这里的还乡团更疯狂嚣张，白天很危险，只能昼伏夜行。我找了一个贫农家，躲藏到天黑，沿着小路边走边辨别动静，小心翼翼走到了三星镇西边的汇通区桃源乡我的姨母家。她是贫农又是寡妇，单身一人，我了解了还乡团的活动情况。第二天，我请姨母去三星镇据点，把我的嗣父找来。嗣父是做生意的，常去上海贩运货物，我想请他去上海代办收音机。谁知嗣父一见我，不容我说话，就叫我去三星镇向敌人自首。我当然不从，他就拿了把菜刀来，威胁我说：“今天两个人的命只留一条！”我见状和他拼不值得，因为我有任务在身，就夺门而出，离开了姨母家。这时我才真正领会到斗争的尖锐性和情况的复杂性，连父子情也没有了，这是我没有预料到的。说明瞿县长对我讲的话多么正确，也说明他有丰富的斗争经验。
我从姨母家脱身出来，好在是春节里，路上走亲访友的行人较多，没有人注目。我就在乡间路上警惕地东行西走，待到天黑，我转到了震蒙乡，找到我幼时订婚的女家和我姐姐，她们住在一个园上。我就住在我姐姐家，等待找第二个商人关系。等了四五天，还没有消息，我考虑应该再换一个潜伏地方。可是我姐姐说，她是个寡妇，没有人来往的，叫我仍住她家。加上我一时也考虑不到新的潜伏地点，警惕性有些松懈，没有转移地点。不料，第二天下午，20来个武装还乡团包围了我住的地方。就这样，我被捕了。事情发生时已经过了1947年的元宵节。这次出事，是我没能坚持按照瞿县长关于狡兔三窟的指示行动，思想麻痹了，没能完成任务，深深自责。更为痛苦的是无法向组织上报告我的遭遇！
被捕后，我先后被关在海门、南通、南京的牢里。到1948年，我肺结核已很严重，狱方同意由商铺担保，准予病假于狱外治疗。病略有好转后，我弄到了一张“死亡证明”，才最后脱离了魔掌。
1949年1月初，我经上海辗转回到解放区，在十总找到了县委。刘中书记交代组织部，给我安排随机关休养病体。不几天，南通全境解放了，机关从西亭迁移到金沙。刚解放，工作头绪多，人手少，组织部叫我做些不吃力的、不紧急的事，这样也算是又重新开始工作了！那时老领导瞿树滋已经到南通专署工作，知道我回来了，他一如既往地关心我，一提到我被捕一事，他总是感到歉疚与自责。他说当时考虑不周到，领导上是有责任的，特别是他自己负有主要责任。瞿县长的高尚品格和坦荡胸怀，从来不把责任推给别人，总是把责任往自己身上搁。
瞿树滋老领导为人真诚厚道，态度又谦和，工作责任心非常强。就为布置我购买收音机一事，一直认为他应该负有主要责任。他还认为后来组织上对我的处理，是脱离了当时的历史环境的。他多次向有关部门陈述自己的观点，始终认为张怡声是组织上派他执行任务的，再说他所熟悉的县委机关，以及一起工作过的同志，没有因为张怡声的被捕而发生破坏或损失。
对这件事，几十年已经过去，我自己思想上已很淡薄，早就不放在心上了。倒是瞿老一直记挂着，他每次从南京回来，总是鼓励我，督促我，要我继续申诉。直到四五年前，他已90多岁高龄了，还在关心我这件事。反而使我自己感到对不起瞿老。因为我多少年的申诉，都是无人回应。从开头到现在，从没有哪一级组织、哪一个人找我谈过一次话。我申辩的劲头已经冷却了！
不过，我可以向瞿老告慰的是，从被捕到出狱，敌人连我工作中用的姓名（张怡声）和工作机关的名称（中共南通县委）也没有能够得到。
几十年来，瞿树滋老领导真心实意关怀我，我一直牢记在心里，永远忘不掉！
2008年8月于金沙
（作者离休前在南通县政协文史办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