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1年5月27日（农历四月二十九）， 生于江苏省南通县金沙镇东五里庙。
1917年2月~1922年7月， 南通县立金沙东五里庙初级小学学习。
1922年8月~1923年7月， 南通县立金沙职业学校学习。
1923年8月~1925年7月，南通县立金沙初级中学职业科学习（职业学校改办），学习手工纺织印染技术，深受实业救国、科学救国思想影响。
1925年8月，考入江苏省立南通中学普通科，攻读数、理、化、英语，准备投考交通大学，理想是当科学家、工程师，以科学、实业救国。
1928年7月毕业于江苏省立南通中学。在家复习自修，准备考大学，同时协助母亲陈茂英记草行的账。是年夏，因父亲瞿学诗病逝，家中又屡遭劫盗，家境渐衰，升学幻想破灭。
1931年7月~1941年7月，任南通县金沙镇东五里庙初级小学校长兼教员。经常自己出钱买书、买笔送给缴不起学费的贫苦学生用，有时连学费也不收。还出钱买些常用的药品放在家里，免费给生病的乡邻使用。1937年7月7日抗战爆发后，在学校里向学生宣传抗日救国道理，教唱《义勇军进行曲》、《我的家在松花江上》、《大刀进行曲》等抗日歌曲。
1939年，与赵仰霞等共同发起组织读书会（对内称励志会），宣传抗日救国，团结了一批进步青年农民。阅读了《西行漫记》、《论持久战》等书籍，深受毛泽东抗日救国和持久抗战一定能胜利的思想教育。
1940年5月16日，瞿树德（三弟）和瞿树藩（二弟）、朱德昌（瞿树藩的内弟）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后，多次受反动派毒打，并受到“斩草除根”的威胁，因此迫切盼望新四军早日东进，为弟申冤报仇。
1940年冬，经南通县抗日民主政府县长梁灵光、秘书马一行的同意，发起组织金沙区堤南三乡（金余、金东、金中）联合抗日自卫队。
1941年3月～4月，多次获悉县保安旅一团团长季莘准备叛变投敌，企图密谋杀害抗日民主政府梁灵光县长的确切情报，主动将此紧急情报送给梁灵光。梁县长接到情报后，及时采取果断措施予以紧急处置。事后，被表彰为保卫和巩固南通县抗日民主政府立了一功。
1941年7月~1944年7月， 任苏中军区第四分区南通县金沙区区长。
1941年9月~1944年7月， 兼任金沙区区队队长。
1942年4月， 加入中国共产党，介绍人梁灵光、马一行。在同兴灶县政府一间房子里，县委书记周一峰主持，举行了宣誓仪式。同年7月，经地委批准提前转正。
1942年秋，组织领导金沙中心区开展减租减息运动。
1943年3月，组织发动金沙区全面开展反“清乡”斗争，取得一系列的胜利，受到苏中四分区通令嘉奖，金沙区张沙乡的反“清乡”斗争成为苏中四分区的一面红旗。
1944年4月~1945年2月，在苏中区党校参加整风学习。1945年3月~1945年9月，任苏中四分区第四专员公署文教研究会副主任兼党支部书记。1945年9月，调回南通县任副县长，分工负责县政府政权工作。1946年9月~1948年1月，任南通县县长，同时兼联络部部长，负责做敌军工作。1947年1月，南通县委会议决定，由县委书记刘中、县长瞿树滋、县团团长沈坚如3人组成县委领导核心，坚持原地斗争，参与组织指挥多次战斗，扭转了解放战争初期南通县被动局面，恢复并发展了部分阵地。对全县党政军民坚持原地斗争，保卫政权，争取胜利，是一个有力的鼓舞。
1947年8月21日（农历丁亥七月初六），母亲陈茂英被国民党还乡团用“扎粽子”的手段残忍地杀害，决心化悲痛为力量，更加坚定了革命意志。1948年1月~1948年9月， 离开南通县去华中党校参加整党学习。1948年10月~1949年1月，任华中九分区干部学校教育长。1949年2月，任苏北人民行政公署南通地区专署秘书长，兼九分区支前司令部政治部主任。参与组织南通、如东、海门、启东等县民工出征，支援渡江战役和解放上海战役。1949年3月~1949年9月，任南通市市长。1949年9月~1951年12月，任南通地区专署主任秘书兼民政处处长。1952年~1955年8月，任南通专署副专员，分管财委工作，兼任地区财委主任。1954年3月24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通过任命为南通专员公署副专员。1955年8月~1956年9月，调省委接受审查，自学《资本论》等。1956年10月~1958年3月，任江苏省工商界政治学校教务长。1958年4月12日，省委组织部副部长口头告知省委决定，因参加革命前（1930年）曾参加金沙镇行政局组织的地主武装6个月这一历史问题，不符合党员条件，不能留在党内，参加革命后的历史是光荣的，希望以干部身份继续为革命工作。
虽然这一历史问题在参加革命和入党、整风时，多次向党组织作了如实说明，没有任何隐瞒，但省委既然作了决定，仍表示个人服从组织。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原审查结论与本人见面，因原结论与历史事实有重大出入，提请省委复查。1980年4月4日，江苏省委的苏委复（1980）23号文批复：撤销省委1958年1月5日的审查结论，恢复瞿树滋同志1942年以后的全部党籍。
1958年4月~1959年8月，担任江苏省各界人士政治学校教务处处长。1959年8月~1960年1月，任江苏省工商联副秘书长。1960年2月~1966年3月，任江苏省政协学习委员会办公室主任，负责党外人士的政治学习。1966年3月起，任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江苏省委秘书长。1967年~1971年9月，在江苏省金坛县朱林镇省“五七”干校“接受审查”，参加劳动。1971年9月下旬~1978年12月，下放“安置”在南通县。1978年12月，恢复工作，任江苏省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办公室主任。1979年2月，任省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办公室主任。1979年12月，增补为政协江苏省第四届委员会委员。1980年4月4日，蒙受冤屈22年的错案得到纠正。4月8日收到省委批准恢复党籍的文件后，4月9日即向党组织补缴了1958年4月~1980年3月共22年的党费。1982年12月离休。离休后积极参与南通市、南通县党史资料征集工作。1983年11月，参加南通市和南通县反“清乡”斗争40周年纪念活动。1986年4月，当选江苏省历史学会理事。参加江苏省中国现代史学会的活动，编写历史资料。1989年2月，参加南通解放40周年庆祝活动。1995年5月5日，参加南通市委在南京召开的加快社会主义时期南通党史资料征集工作的座谈会，撰写社会主义建设初期的有关回忆文章。2007年9月15日，病逝于南京江苏省人民医院。遵照生前遗愿，丧事从简。
（编注：年谱是根据瞿树滋留下的资料摘录、编写而成，基本上概括了他的一生经历）
§§附录一
革命母亲瞿大妈
王兴相
提起革命母亲瞿大妈，她的事迹当地方圆几十里的人都知道，至今还在传颂着。
瞿大妈原名陈茂英，家住金沙镇文礼村（原属金中乡），丈夫叫瞿学诗，嫁到瞿家时间长了，大家管她叫瞿大妈，陈茂英的名字反而鲜为人知。
瞿大妈虽不识字，但精明能干。年轻时，夫妇俩种4亩地，开个小豆腐坊。由于勤俭持家，日子还算过得去。后来开了草行，生意比较红火，佣金收入颇丰，有了点结余。正当日子过得比较宽裕时，天有不测风云，丈夫突然去世，丢下五女三男，生活的担子全落到她的肩上。作为一个农家妇女 ，承受全家的担子实在不容易。后草行被迫停业，不得不变卖部分土地偿还债务，借以维持生计。
1938年3月，日军侵占了南通城。日寇烧杀抢掠，无恶不作的种种罪行，激起了她极大的民族义愤。她虽是个普通的家庭妇女，不能拿起刀枪去打鬼子，但却热忱支持儿子参加抗日救亡活动。当时，大儿子瞿树滋在家乡五里庙小学当教师，在学生中宣传抗日思想；三儿子瞿树德正在就读高中，受到抗日救亡思想的熏陶，跟着他二哥瞿树藩及朱德昌等人组织抗日游击队，打击汉奸的卖国行为。瞿大妈最了解儿子，积极支持儿子组织抗日武装。
1940年5月，国民党反动当局残酷镇压爱国青年自发组织的抗日武装，瞿树德、瞿树藩、朱德昌等人不幸落入敌手，硬说他们是“土匪”，被活活烧死。瞿大妈痛失二子，誓死要为儿子报仇雪恨。同年10月，新四军一师三纵队委派游击大队长陈更生特来慰问瞿大妈。劝慰她说：“这不仅是你一家的仇。你老人家放心，新四军是抗日队伍，是为全民族解放的，也是为劳苦大众报仇雪恨的。”时已年过花甲的瞿大妈，精神上得到很大的安慰和鼓舞，心里也觉得亮堂多了。
新四军挺进通如海启，随着抗日民主政府成立，瞿大妈把新四军和民主政府的干部视同亲人。从此以后，瞿大妈关心抗日事业，主动配合做力所能及的工作。一次，南通警卫团的侦察员来金中乡侦察运盐河的日军汽艇活动情况，瞿大妈主动把侦察员安排隐蔽在自己家里，她担任掩护。一有敌汽艇动静，她就注意观察汽艇的动向、装载、运输、往来次数等情况，以供领导分析敌情动态之用。有一次，南通警卫团二营为配合分区七团挺进通海，追歼投靠日军的邱冠生部队，先派侦察员到通海去侦察敌情。瞿大妈主动给侦察员提供方便，照顾休息，安排他从可靠的朱家渡口渡河。瞿大妈成了当地最可靠的群众，她家也成了最可靠的落脚点。
1941年冬，为了粉碎敌人的冬季扫荡，南通警卫团决定进攻金沙镇据点，打击敌人的嚣张气焰。在进攻之前，警卫团作战参谋找到瞿大妈家，请她带路秘密到金沙镇以开香店为掩护的地下情报员庄凤林家里。瞿大妈娘家住在镇东街，对金沙镇街道了如指掌。她不费周折，顺利完成了向导任务。张参谋在庄凤林的配合下，化装成商人，走遍大街小巷，将金沙敌人的兵力布置、防御工事、武器装备和地理形势绘成地图带回部队。不几天，警卫团发动进攻，激战4小时，突入镇区，全歼伪警察所及伪自卫队，俘伪军警200余人，活捉伪警长张尧福、伪营长季凤鳌，沉重地打击了日伪军。事后，瞿大妈受到警卫团领导的称赞。
1943年初，瞿大妈只身潜入金沙镇，她经过伪军的3道岗哨，将敌军何处设防、何处空虚，以及铁丝网、栅栏门等设施一一牢记在心，原原本本地告诉了三营。次日晚，三营派了5个战士，按照瞿大妈讲的不设防的小巷偷袭进去，活捉一个日军，击毙两个伪军，缴获步枪3支。这虽说是一次很小的胜利，但在敌人心脏里战斗，乱了敌人的阵脚。
在反“清乡”斗争前夕，担任苏中四分区敌工工作的吴强（《红日》作者）接到一个任务，要摸清日军实施“清乡”的具体时间部署。吴强决心深入虎穴，了解敌情。当时四分区有几位老大妈，她们冒着风险，拄着拐杖，挎竹篮作掩护，出没于敌据点，使我军能及时了解敌情，捕捉战机。瞿大妈就是其中的一位。吴强从几位大妈中首先选择了瞿大妈，先从金沙镇据点入手。吴强随向导小李在金沙镇东五里庙找到了瞿大妈。瞿大妈热情接待，按照吴强的要求，仔细商量了行动方案。等到夜幕降临后，瞿大妈带着吴强，绕过岗哨，经过一座小石桥，又拐了几道弯，顺利进入街道，到了马复泰杂货店。店员一见是瞿大妈，急忙招呼进店。经瞿大妈联系，吴强进入店内与内线接上了关系，具体了解到日军实施“清乡”的时间和具体军事行动部署，顺利完成了任务，得到新四军一师师长粟裕的肯定和赞扬。
瞿大妈积极支持大儿子瞿树滋参加抗日工作。1941年7月，瞿树滋担任了金沙区区长。在反“清乡”斗争中，日伪军知道瞿大妈的儿子在抗日民主政府工作，就把瞿大妈和她的弟弟及一个老帮工抓进金沙镇日军宪兵部队，威胁她交出儿子，不要参加危害“皇军”的活动。瞿大妈针对日军的阴谋，巧妙地回答日军：“东洋先生，你家里也有母亲。如果你母亲要你不到中国来，你就不来中国吗？”日宪兵被瞿大妈说得无法审问下去。瞿大妈等被关了40多天，敌人还想“钓大鱼”，才把她们3人放了。但狠毒的日军并不甘心，又派伪军烧掉瞿大妈家的房子，企图从生活上来压垮瞿大妈。倔强的瞿大妈在自己的田里搭了个小草棚子居住，并带信给儿子瞿树滋说，她自己会料理生活，要儿子安心，不要顾虑她。
1943年9月，新四军反对日伪军第一期“清乡”胜利在即，原经上级批准打入日伪内部的汤景延（汤团）配合反“清乡”斗争的任务已基本完成，苏中区党委决定把“汤团”从伪军里拉出来，并派梁灵光（南通县县长、警卫团团长）和韩念龙（团政治处主任）到金沙区来接应。当梁灵光了解到瞿大妈家房屋被伪军烧掉时，特地约来瞿大妈，对她表示亲切的慰问，同时发给她救济款3万元（伪币）。瞿大妈感激地说：“房子烧掉是小困难，我自己能克服解决。现在国家有大困难，这个钱我不能要。”她感谢抗日民主政府的关怀，没有接受救济款。
抗战胜利后，瞿大妈亲手把她一手抚养大的外孙女（从小失去母亲）送去掘港参加了新四军。在五四土改运动中，她按照政策把土地全部交给农会分配，积极拥护土地改革。但是，国民党反动派挑起了内战，盼望已久的宁静的和平生活刚开始又遭到破坏。瞿大妈愤恨至极，又将自己的一个外孙女和孙女送去参军，以支持解放战争。
1947年上半年，南通县警卫团配合分区主力在爱儿庙、滥港桥、九总湾接连几次战斗中取得胜利，国民党反动派及其地方武装为了挽救失败的命运，疯狂进行反扑，大肆杀害干部家属。当时，担任南通县长的瞿树滋正与警卫团团长沈坚如带队去通海作战，支持通海军民的对敌斗争。瞿大妈考虑到当时形势的严峻，先由三女儿将她的两个孙女转移到亲戚家去住，她自己在家坚持种田，遇有敌情就跑，采取“游击”的办法。她的三女儿不放心老母亲一人在家，派人去接她，设法转移。但是迟了一步，就在准备接她的当晚（1947年农历七月六日夜），丧心病狂的还乡团将68岁的瞿大妈用绳子捆绑后，掷在河里将其杀害。
瞿大妈的一生，是光荣的一生。她积极支持儿女们参加革命斗争，为人民解放事业作出了许多有益的贡献。她的事迹永远留存在人们心中！
（本文刊载于1999年第5期《世纪风采》）
大义凛然的爱国青年
—记瞿树德烈士
王兴相整理
瞿树德烈士是一个爱国进步青年，他为了抗日救国，积极投入抗日救亡宣传活动，自发地组织抗日武装，不顾个人安危，多次寻找杀敌机会。他不幸于1940年5月16日被国民党反动分子活活烧死，牺牲得十分悲壮，表现了一个爱国青年大义凜然的革命气节。
瞿树德，1921年4月2日出生于中农家庭，住南通县金沙镇东头总河口（后属金中乡文礼村）。他自幼聪敏好学，成绩优良。先后在东五里庙初小、金沙私立孙氏高小、省立南通中学读书。“九一八”事变后，东北三省沦陷，“一·二八”淞沪抗战爆发，接着全国各地掀起了抗日救亡运动，埋藏在瞿树德心灵里的那颗爱国主义种子开始萌发了。抗战全面爆发以后，他在寒暑假期间，便与家乡的青年农民一起，谈论抗日形势，宣传“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道理，教唱《大刀进行曲》、《义勇军进行曲》等抗日歌曲，深受乡亲们的欢迎。
1938年3月17日，南通城沦陷时，瞿树德正在通中求学。当他与住校的同学发觉时，日军已进了城。他目睹日机滥施轰炸，残酷屠杀我国同胞，而国民党官员弃城逃跑，守城部队不发一枪，置人民生死于不顾，激起了他对日军的深仇大恨和对国民党县政府不抵抗政策的强烈不满。他回到家乡，到南通县中（金沙镇）去借读。但学校当局不但不宣传抗日救国，而且还遏止学生的抗日救亡活动，更激起了他满腔怒火。一次，学校负责人在全校学生纪念总理周会上宣称：“学生要安心读书，抗日的事有政府负责。”他一听此话，怒不可遏地当即给予反驳：“不发一枪，弃城逃跑，政府负了什么责任？！敌人已到家门口，我们爱国青年岂能不管抗日救国？！”他的发言，激起了在场师生的强烈共鸣。国民党县党部极为恐慌，连忙调来武装军警，于是周会一哄而散。
瞿树德为了寻求抗日救国的道路，联络了几个进步青年要求参加国民党金沙区公所的武装，拿枪抗日，结果愿望未能实现。正在这个时刻，金沙区的几个地主士绅躲在救济院（原金沙游民工厂）密谋策划，商定由汤固生（后来为维持会长）秘密去南通向日军投降，并迎接日军来金沙。瞿树德等得知这一消息，义愤填膺地说：“汉奸媚敌卖国，人人得而诛之。”他便与几个青年，以杀猪刀为武器，埋伏在金通公路上，准备杀死汤固生。但因缺乏经验，部署不周，他们只埋伏了一路，汤固生却从另一路去了南通，计划没有实现。又一次，汤固生等要把原金沙区保卫团的几十支步枪和3挺手提式机枪送给敌人。瞿树德等几个青年得悉后，便在半路上堵截，结果全部夺回了这批武器。瞿树德分得一挺手提式和十余支步枪，准备组织抗日游击队。后由于他杀敌救国心切，与几个青年一起，带枪参加了国民党政府县长彭龙骧以抗日名义拉起的“通挥”部队，在五中队当兵。他在“通挥”一段时间后，逐步了解“通挥”内幕，发现“通挥”并非真心抗日。一次，他得到一个可靠情报，驻金沙的日军十余人带了一挺机枪将于第二日拂晓沿运河大路去余西。瞿树德十分高兴，主动要求参加伏击，并不惜自家房子被烧，竭力主张到他家旁伏击，认为这一带地形有利。哪知“通挥”的官儿们百般阻挠，怕得要命，提出“死了人怎么办？”还说“实在要去，你们自己去好了。”瞿树德一听，气得要命，眼看丧失了这次杀敌良机，他愤慨地说：“国民党政府的部队抗战是假的，要抗日只有去找共产党！”于是他愤然离开了“通挥”五中队。
1939年夏，瞿树德几经周折，来到如东商益中学读书。在校期间，他拥护共产党的抗日主张，积极参加抗日宣传活动。在对反动教师压制学生救亡活动的正义斗争中，他仗义执言，敢于斗争，站在斗争前列，并以犀利的文笔揭露学校当局压制学生运动的罪行。
学期结束，瞿树德被校方指为“不守校规”，开除了学籍，但他毫不介意。他说：“这是意料之中的事。现在国难当头，人民遭殃，我辈青年，怎能坐视敌人在祖国和家乡到处横行！”他决心与陈更生（烈士）等同学筹划组织游击队，进行抗日活动。
1940年5月16日，瞿树德等青年组织的抗日游击队，去顾家高桥筹款时，被国民党和反动地主硬诬陷他们是“土匪”，当即被活活烧死。同时被害的还有瞿树藩（树德之二兄）、朱德昌。
瞿树德等爱国青年的悲壮牺牲，激起了金沙区人民前赴后继的斗争。1945年第一号《江海导报》载文称：国民党反动派“以抗日为名，大肆搜刮抢劫”，“怯于对外，勇于对内”，“对当时一些进步自发的抗日武装，进行残酷的镇压……如瞿树德等爱国青年所组织的抗日地方武装，被硬诬为‘土匪’，竟把瞿树德等爱国青年活活烧死。”这不仅为烈士在政治上恢复了名誉，而且对烈士作出了确切的评价。
（本文收录于东南大学出版社出版的《 南通英烈》一书）追忆瞿树德同志
王承志
我同树德认识、交往是从1935年9月到南通中学读书开始的，我们是同一个班的同学。
抗日战争爆发，8月南通城被炸，下半年通中没有开学。我们先后去金沙南通县立初级中学借读。在那里，我感觉太沉闷，管学生很严，我借读了一个星期就回家了。这个想法，曾和树德谈过，他也有同感。是否他也中途离开了学校，我不知道。只是1938年2月，通中复课了，我们又都回校，仍旧在同一个班。
两年多，通中发生了几件事。从我们对这些事的反应，可以看到树德思想发展的脉络。
1935年冬，在“一二·九”运动的影响下，南通学院的大学生带头组织城里各校学生游行。一天上午，集合队伍到了通中操场，又派了代表和学校联系交涉，争取允许通中学生参加游行，遭到学校拒绝。游行学生代表十分气愤，情绪激昂，把校长办公室的一排窗玻璃打碎了一大片。这时，我们还在上课，听到打碎玻璃声和人们激愤的喧哗声，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就自发地拥出了教室。看到对面一排房子 —学校各部门办公室里的人都到走廊来了，神态紧张。有些教职员一边劝说着一群学生模样的青年，一边簇拥着这群青年送出了校门。下课后，经过打听，才知道发生的事情，那群青年人就是游行学生代表。
这件事，引起大家对时势的关注。
那天午饭以后，树德约我和几个同学去操场上看看。我们虽然知道游行队伍早已离开，但是一种无形的力量驱使着我们，像有什么东西失落在那里，一定要找回来似的。到了那里，只见抛在地上的三角彩纸小旗和碎彩纸片，被寒风扫聚在墙角边。大家对学校阻止我们去游行，极为反感，发出“是可忍，孰不可忍”的呼声，恨不得上午游行代表当场把杨萃一（通中校长）抓住，狠狠教训他一顿。
杨萃一是东北人，“九·一八”事变以后，抛下了妻子儿女，自己进了关。到通中不久，就和一位女教师谈上恋爱。1936年夏天，竟双双去日本旅行结婚度蜜月。学生们对此议论很多。有的说：“他（指杨萃一）是德国留学生，可以去德国么，为什么竟然去日本这个地方！”有的说：“商女不知亡国恨，他才做得出这种事！”在回忆中，我仿佛听到树德的一口“金沙腔”在发议论。下半年某天，在童子军办公室外的布告栏，贴出了一篇文章。一看，原来是以杨萃一再婚，蜜月东渡为背景的小说，淋漓尽致地痛斥了杨萃一。我看后，马上拉着树德去看，我们都感到十分痛快。这篇文章很快就被揭掉了，至今也不知道究竟谁是它的作者？
1936年冬天，西安事变后的一天晚上，高年级同学搞来了一架收音机，放在一个教室里，同学自由参加收听时事广播。树德和我都去了。下了自修课，熄灯号也吹了，同学们却没有散去，继续在听。这时，军事教官气冲冲地赶来，把收音机关了。满教室的学生却不散开，引来了他给大家一顿训斥，意思是：“读书就是救国”，在学校里遵守校规，好好读书，就是爱国行动，大家不上自修课，不遵守作息时间，就不合救国宗旨，是非常错误的。这样，收听广播的活动就被禁止了。
这件事，使大家认识到挂在礼堂大门两边的那副“救国必须读书”，“读书便是救国”的对联，还有这般妙用。此后，我们几个功课学得不坏的学生，开始对它有疑问了。
想起1938年南通城沦陷那天的事，树德那种天不怕、地不怕的勇敢形象就鲜明地映在眼前。
3月18日清晨，学校打过起身钟，我们起床，正在整理床铺的时候，突然同时传来飞机盘旋的呼啸声和学校的警报钟声。大家立即下楼向操场方向奔去。操场北边通北环城马路的大门，不知是什么人早就启开了，从那里又走到校外。一上马路，只见逃难的人群不断，许多同学被人流卷着出了城，我就是其中的一个。
但是，树德不是这样，却是一直到中午才离开学校的。这是后来我们在如东重逢时，他告诉我的。
那天，他开始也和大家一样，跑到操场。他发觉敌机多次上下俯冲盘旋，却没有丢炸弹。他不禁想大家这样奔逃，究竟是为了什么？他再次回到学校，到处走了一趟又一趟，全都人散楼空，整个学校空荡荡的。远处传来的只是嗡嗡的人声，却没有枪炮声，他觉得奇怪，想留在那里看个究竟。后来。他看到后大门外马路上出现了日军的岗哨，不禁一怔：难道敌人竟没费一枪一弹就占领了我们的南通城！但是敌军的帽徽却证实了一切，他痛切地感到不离开不行了。出后大门时，不得不经过日军岗哨旁，只是相互狠狠冷眼相视而过，没有发生麻烦。有麻烦怎么办？“那只有他怎么来，我就怎么去，没什么好怕的。”这是树德的话。
我们重逢时，树德沉痛地说过，从南通城失陷这件事，就明白了“不抵抗”是怎么回事！要保卫国家，不做亡国奴，就要拿起枪杆子同鬼子拼！
这是我们的县城沦陷给树德和我们上的“最后一课”。
他有说干就干、决不空口说白话的坚强性格。“要保卫国家，不做亡国奴，就要拿起枪杆子同鬼子拼。”为了实现他这一崇高的爱国志愿，他受过苦，最后终于牺牲了自己年轻的生命。
依稀记得在1938年底1939年初，我从当时就读的掘港中学去潮桥南通商益中学时，曾遇到树德。南通城沦陷后，他去商中借读，商中搬来潮桥，他也跟着来了。从此，他也知道了我读书的地方。
1939年春的一天，我突然接到他辗转捎来的一封信。他竟被关押在掘港大汪边的一座庙里—一个部队的驻地，要我去探望他。得到这个信息的第二天，就去看他了。见面后，我问他是怎么回事？他眼睛望着看守的士兵，没有正面回答我的问题，只简单地要我为他给家里写信，告诉他在哪里，要家里来人。
回校后，我立即依他的嘱咐写了信。我记得：后来，他是大哥树滋到掘港保释出来的。
他究竟在什么地方，在何种具体情况下被扣押起来的？经过苦苦思索回忆，我已经没有印象了。我记忆中，他当时对读书是“不安心”的。见面时，他告诉我共产党的军队要过来了。还说有人要建立“新五军”。他一心专注要搞游击队，在没有真正抗日的军队时，只有靠自己搞。把这些印象联系起来，他受关押的无妄之灾，一定和他打听、奔走，意图组织或加入抗日军队有关的。
和树德在潮桥重逢，我向他讲了1938年夏，在家乡参加特总第四大队第七独立中队遭到失败的情况。这个独立中队，是我小学时的同学陈更生（树清）倡议和联系组织起来的。我们聚集了20余人，正在设法搞枪支时，“通挥”（南通县政府统率的军队）与“特总”发生摩擦，“特总”大队北移，我们这个有人无枪的队伍就散了。更生虽然遭此失败，并未灰心，一直在家乡从事组建游击队的活动。树德以更生同他志同道合，热切希望与更生认识，建立友谊和联系。这样，通过我的介绍，他俩认识了。
1939年秋，我和树德、更生分别约定了日期，他们同时到掘港来了，树德还邀来商中另一位邱训华同学（邱解放后改名邱丰，现在南通市）。在掘港北郊一处芦荡里，我们4人讨论和决定组建抗日游击队的事。
这次讨论，已经过去40多年了，没有留下书面材料。现在只能根据我的记忆来叙述了。
我们反对像南通城沦陷那样的不抵抗主义，也反对当时各种名为抗战部队，实际“挂羊头卖狗肉”，游而不击的情形。从南通城沦陷以后，在南通城周围和当时县政府及其军队驻地之间有很大的活动地区。要抗日，打鬼子就要到这些地区去活动。因此要组建游击队，也要到这些地区去。
议论得最多的是人枪和经费方面的问题。对聚集力量，一是集合志同道合，彼此了解的同学、朋友，作为组建队伍的骨干。靠这些骨干力量在活动地区反复宣传，吸收抗日分子参加游击队，用滚雪球的方法，由小到大。二是对在沦陷区、半沦陷区里活动着的各式各样游击队做争取工作，联合他们真正抗日。这途径搞成了，就既有了人，也有了枪。实际上，更生一直在做这方面的活动，也结识了一些人。
经费问题，我们反对打家劫舍，搞绑票请财神的做法，认为这损害队伍的形象，很不利于队伍组建。也不同意利用原来乡保长筹募经费的办法，认为这些人不会认认真真办事的，而且经他们手的事，都要雁过拔毛，他们在老百姓心目中影响不好，因此也不值得利用。结果就按有人出人、有枪出枪、有钱出钱的办法，动员活动地区里的殷实户为抗日而出力，向他们直接募捐。我们都知道，这是组建队伍中最困难又是最关键的问题，有了人就要用经费去养，没有枪用钱去买是办法之一。然而光议论，经费自己不会飞来，只有在实际中去闯出解决问题的办法。当时说：“别人能活下来，为什么我们就不能活下来！”
在讨论建起队伍叫什么名称这个问题时，一时没有定得下来，说过些时再商量。议论中，又说到新四军快来了。有人说，我们组建起队伍，好策应新四军的到来。有人说，那时候就参加进去。我清楚地记得，当时我们这几个青年人爱憎倾向是分明的，如果把队伍搞起来，是决不会和当时现有的军队挂起钩来的。
我们还约定，会后就集合志同道合的人，具体开展活动的时间约在学校放假以后，1940年初。
我比较详细地回忆记载了1939年秋在掘港的这次聚会。因为不久树德就是把这次聚会中讨论决定的事付诸实行时牺牲了。而能够叙说这段事实的人，原本不多，现在只有训华和我了。
从那次聚会以后，我没有再见到树德。我知道树德被害遇难的事，是这年（1940年）冬天，更生给我的一封信中说的。知道这消息，我是十分悲痛的，也是很感突然的。为弄清树德被害的具体情形，我到十总埠子找到训华，他告诉了我亲身经历的事实。
秋天在掘港约会之后，树德和训华不久就离开学校回家了。
活动是从树德家乡开始的，训华去了他家。树德动员了他二哥和二哥的妻弟参加了活动。
后来，他们决定到金沙以北（应为西南）顾家高桥一带活动，那一带距金沙和运河不远。金沙被敌军占领的。
一天夜里，他们4人不知是敌人的阴谋，按原约定到一姓顾的殷实地主家去拿筹募的经费。
树德和二哥及其妻弟3人，一进园基就被地主家事先约聚、埋伏的人围困起来，逮住了。训华在进园基前因故滞后了一步，正前行时，突然从前面传来嘈杂的人声，又看到闪烁的火光。警觉到村子里发生了意外情况，就躲进了园基附近的芦苇里。
树德等人被围困时，还传来他们对地主家人的申斥和论理声，这当然没有起丝毫作用。
树德等3人被逮住后，地主家的人就狰狞地下毒手了。一些人在场上堆起了木柴，浇上了洋油。一些人把他们先用绳索绑起来，再把他们每人的两手腕、两足踝用铁钎刺穿，然后用铅丝穿通，把两手、两脚捆绑起来，丢到柴堆上。
这时，树德等人曾大喊大叫，再三再四地通名报姓，讲明家庭住址，申明在这一带活动的目的是为了打日本鬼子。这些丝毫没有得到地主家任何人的理会，他们按照既定计谋贯彻始终。
树德他们被丢到柴堆上，随即在他们身上泼上洋油，点着了火。在烈火中，树德等人极力挣扎、再挣扎，滚出过火堆，挣断过铅丝，直至站起试图奔走。但是，在火堆四周，地主家的人凶神恶煞般拿着铁叉，每当树德他们挣扎离开了火堆，就被用铁叉叉定在烈火中焚烧。
树德、他的二哥和二哥的妻弟，这3位热血抗日青年就是这样在熊熊烈火中牺牲的。
这是一位亲眼目睹者的叙述。47年了，一直留在我的记忆里。出师未捷身先死，更何况不是死于敌军的刀枪，而是死在中国人手里，我永远不能忘记！
树德牺牲以后，更生继续在家乡的土地上奔走。新四军东进以后，更生到掘港访问了陶勇司令员。他向陶司令报告了两年多以来，在南通农村搞游击队的活动及遭到失败的情况。陶司令要他在原活动地区继续组建和联络抗日游击队的工作。
1941年秋，更生到金沙附近的一个村子里和一个游击队队长联系，在那里被接待过，并约定在当天下午去另一个村子和游击队的负责人交谈。下午走到另一个村子口，遇到那个队长，竟翻脸不认人，喝令跪下。更生正欲声辩时，就被那个队长用盒枪杀害了。这个游击队是由俞福基率领的。
显然，更生是在争取、联络这支游击队时牺牲的。
树德、更生先后牺牲，极大地触动我，也极大地帮助我克服了动摇性，推动我去找党，参加了革命。
1986年12月24日于南京大学
（作者离休前任南京大学物理系党总支书记）
吴强当侦察兵
吕虹
1943年初，阴霾满天，敌军压境，一场“清乡”与反“清乡”恶战在江海平原上即将展开。当时南下浙东工作的吴强途经苏中。经区党委书记兼新四军一师师长粟裕同志同意，苏中区党委将他留下，分配在四分区敌工部工作。
吴强接到新任务，心里交织着兴奋与紧张的情绪。
吴强立志：“一定要向指挥员提供确切的情报。”兵贵神速，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他立即乔装出发。
吴强走过五里庙，又走了100多步，与他同行的小李指着绿树掩映处说，前面就是徐（注：应为瞿，下同）大妈的家了。分区有几位老大妈，她们冒着风险，以一根竹拐杖和竹篮为掩护，出没于敌人的据点，使我们能及时了解敌情，捕捉战机，徐（瞿）大妈便是其中的一位。
走过高粱地，一排杨柳树后的3间茅草房便是徐（瞿）大妈的家。小李向徐（瞿）大妈介绍了吴强，就告辞回去了。
就是这个徐（瞿）大妈，三天前，只身走进金沙街，经过了日伪军的3道岗哨，将敌军在何处设防，何处不设防，何处空虚，铁丝网、栅栏门在哪里等情况一一牢记在心，原原本本地向我部队作了汇报。次日晚，我军5个战士，从她讲的一条不设防的小巷偷袭进去，在小石桥北头，活捉了一个敌寇，击毙了两个伪军，缴获了3支步枪。这一小胜不可低估，使敌人乱了阵脚，惶惶不可终日。
暮色四合，她将吴强带进金沙街，跨过一座石桥，又拐了两个弯，到了马复泰杂货店。
这是片经营南北杂货的大店，店员一见徐（瞿）大妈，忙着打躬、招呼。大妈一一应付周旋，她佯装有病，上街来求医，暗中张罗着让吴强接上关系，便回去了。吴强随店员进店，与内线见了面。
据内线报告：敌军“清乡”军事行动定在4月15日，日寇为挽救其在华垂死的命运，这次将抽调“清乡”最有经验的六十一师团中的4个联队，3个伪警大队，分两路合围苏中四分区：一股从通东的四甲、余东、包场一带由西北向东南行进；一股从海门、三厂、悦来、三阳一带由西往东，采取逐区、逐乡、逐保、逐块土地拉网蠢动。还派了不少特工配合行动。
吴强探明这一重要敌情后，即在敌人宵禁前离开了金沙街。几经周折，连夜赶到骑岸镇，不料扑了空，师部已经转移。吴强马不停蹄，一直走到次日中午，已经疲惫不堪。他一身商人打扮，东张西望，引起民兵的注意，不由分说，被扭送到东南警卫团团政委洪泽处。
洪泽见了吴强，热情欢迎，民兵赶紧为他松了绑。洪泽送他到了师部。
粟裕听了他的汇报，肯定了情报的重要，当即写就了一份电文：“……原定4月1日开始的‘清乡’军事行动，现延至4月15日开始。”
粟裕让吴核对后，将电报火速发至有关单位。粟裕满意地赞扬和鼓励吴强说：“很好嘛！以后继续到金沙、茅镇等敌占区去，不断了解敌军动态。”分手时，粟裕又说：“日本人、汪精卫都陷入了极度困难的深渊，他们的败局已定，但还要穷凶极恶地做垂死挣扎，我们只好奉陪到底，胜利已经在望。”
这年夏季，吴强在茅镇敌人据点侦察，获得一份“武装编保甲”的情报，交给王澄团长。这份情报在反“武装编保甲”斗争中出奇制胜，立了一大功，至今还为洪泽撰文称道。
（原载1998年《大江南北》革命故事精选本。文中讲到的徐（瞿）大妈，就是瞿树滋同志的母亲）
不平凡的夏天
卫域曹从坡
1944年，这是日伪在南通地区“清乡”的第二年。这一年的夏天，南通城里天气特别热，老是有暴风雨。解放区的夏季攻势，有时直接搞到城里来了。游击队常常进城活动。一个狂风暴雨的晚上，大生一厂的工人和游击队配合，把城闸公路上的铁电线柱锯倒，全城一片漆黑。狂风怒吼中，各种紧急情报纷至沓来，把个伪“清乡”专员公署冲击得草木皆兵。第二天，路过这个“衙门”的人，看到大门口堆满了沙袋。伪“清乡”人员偷偷地传告，说是那些“清乡”头子，晚上都不敢睡在“公馆”里。
但是，在这些日子里，我们地下党的同志一面为发展着的形势喜欢；一面却又在为我们的领导人马世和同志的安全担心。不久前，她为了摆脱敌人的追踪，抱着严重的肺病，在京沪线上作暂时的转移。现在，她回来了。一回来就大发肺病，住进了靠近西郊的“基督医院”。很快，敌人就知道了她的所在，秘密地把她监视住了。
马世和同志当时虽然才22岁，但已经是一个很有才干的党的工作者了。她16岁就参加革命，17岁参加党。1941年11月，只身进入南通城，负责敌区建党工作。她化名为马淑华，在日本人办的江北医院护士班担任语文教师。
1943年春天，敌人在南通地区开始“清乡”。世和同志根据上级党委指示，在“清乡”开始时打进了伪特工总部苏北实验区站。她搞到敌人派遣到根据地潜伏的特务名单，因而敌人不能再知道我军的行踪。陶勇司令的表扬，通过秘密交通送到城里来。她又使党的工作在学生、教师中展开了，文艺活动也展开了，这些为后来的民1943年，马世和打入南通城敌特机关前留影。
主运动—“三·一八”斗争准备了力量。为了打击敌人“清乡”的统治威信，她这一支地下党同别的系统一起，组织了全市学生，把敌伪公卖鸦片、毒品的铺子一起捣毁。
到1944年春，敌人已经得到了马世和在南通城里的情报，但是他们搞不清楚马世和究竟在哪里。马世和、马淑华这两个名字，敌人发觉不到其中的关联。虽然马世和曾经就在他们面前，在日本江北医院的办公室里，在伪特的办公室里待过很久。敌人在群众中是孤立的，世和同志到哪里都得到群众的敬爱。人们感到她是个正直、聪明、有教养的姑娘，所以尊重她，到了知道她是一个共产党员的时候，也就尊重共产党了。
敌人在千方百计地搜索着马世和的踪迹。
后来，敌人居然侦悉到马世和的家住的地方，但是他们仍然没有弄清马世和同马淑华是一个人。
这里有着一番较长的斗智过程。马世和同志先走了一着。她从一个她认识的特务口里获得敌人发现她住址的这个机密，又从群众中得到了一些警报。于是，就有了那一次京沪线上的短期转移。地委知道了她的处境不利，健康状况又不好，决定要她撤退，在南通城里多方设法找她。但因为她的转移，没有办法直接联系。在她接到撤退通知的时候，由于工作的辛苦和旅途疲劳，病更重了，暂时不能走，而敌人很快找到她了！
最先找到她的是伪“清乡”专员公署政工团的情报室主任厉石青。厉石青是个老国民党员，“清乡”开始的时候，他是淮泗地区国民党的一个军政负责人，当年年底公开投敌，带来了一批鹰犬，组织了伪“清乡”专员公署情报室。这个人时常喜欢夸耀自己的反共经验，他和一般清乡头子不同，连“清乡”专员张北生平常也不大讳言升官发财的事，厉石青却即使在吃喝玩嫖时也要大发议论，硬说自己干的是革命。这个夏天，他集中精力在干两件事：一件是寻找我们的地下党，一件是活动做伪如皋特署署长（就是伪县长）。看来要在汉奸的官阶上高升一步，前一件工作能否搞出名堂来，是个决定的因素，因此他特别卖力。
一天，他请日本宪兵队的古泽吃饭，我们打进伪“清乡”专员公署的秘密党员柳（注：文中柳即曹从坡同志，曹从坡曾用名柳若亭）被请去做陪客。酒吃了半醉，伪特、日特发起牢骚来，厉石青大诉苦经，说是经费不够，活动障碍太多等。我们的柳有意逗了他一句：“情报室成立到今天，为什么还搞不到他们的人，足见得石青先生担负的工作特别困难！”这句话把厉石青刺急了，他为了在日寇面前有所表白，就站起了身，脱口说道：“老弟，你未免小看厉某了吧？你看我手掌上……”他狠狠地抓着拳头晃了一下，装了一个很勇武的风度，“现在就有一个人，马上可以抓给你看！新四军的大干部呢，不简单呀！”那个懂中国话的宪兵一声不响，接着就把话扯到自己做生意如何受到伪军阻挠的事情上去了。
厉石青的行动队建立起来了，穿着杭罗褂裤的行动队员在情报室跑进跑出，忙忙碌碌，有时还误了吃饭时间。显然，敌人在部署一个重大的任务：是厉石青的手掌中真有一个人吗？他要动手了吗？我们的同志注意着这一切，这个人是谁呢？
不久，我们掌握到敌情了，情况是从两方面来的。
炎热的下午，蝉在树上固执地叫着“知了”、“知了”，一向掩护世和同志的金（注：文中的金即卫域同志，卫域曾用名金宝玉）轻轻地推开了15号病房的门。病房收拾得那么清洁，静悄悄的，散溢着花香。马世和仰面躺着，头枕着两手，眼圈围上了黑影，眼珠却仍是那么炯炯有神。看见金进门，立即一翻身就轻捷地坐了起来，像惯常那样活泼地一笑，一边从床角拿出了一张纸。
“马，现在何处？火速通知她撤退！”
这是地委的信！这时，世和同志是那么安详，金的心震动了一下，她想到刚跨进这幢病房时看到的那个穿杭绸便衣的人，为什么要盘问我？莫不是敌人已经发现到她了？……“你在想什么啊？”世和同志见她进来后就没有讲什么话，这是异乎平常相见时的神情的。金把碰到的可疑迹象告诉了她。
马看着金微微一笑：“这次要给我送行了。”她看着窗外蔚蓝的天空里飘着的白云，白云是那么舒卷自如。“等病稍许好一些，我就回去。前两次下去汇报工作，地委就要我留下或转移阵地。但我分析了情况，我的处境时紧时松，我还有坚持的条件，为了打开南通城区党的工作局面，组织上同意我还留城坚持。看来这次是非走不可了。”她咳嗽了，脸上泛起了红潮，金让她躺下来。 —世和同志，她热爱着在她培养下成长起来的同志们，她也留恋着历经了种种艰险开辟起来的阵地。
“回去了，等我的病情稍微有些好转，又要和敌人进行公开的斗争了，我们在不同的天地干着同一工作，有机会你到解放区来看看，你会学到更多的东西。现在党要你在这里，你就要在这里干，要听党的话。”
金的眼睛湿润了。
傍晚，金怀着担心敌人逮捕马、却又舍不得马离开南通城的矛盾心情回到了家里。刚刚坐下，王彬来了，看她的样子有些紧张，泪花在眼里闪动着，她说：“世和给敌人发觉了，而且已经受到监视。”金问道：“你也到世和那边去过了？”“不，是从一个叫刘湘的护士那里来的消息。”
刘湘是基督医院的一个护士，这一天她碰到了一件事。
忽然有个老熟人来找她。这人是她过去在国民党游击部队护士训练班里认识的一个连长张公威，他现在是伪情报室的行动队长。张公威把刘湘拉到走廊一角，低低地问她：“15号病房里有个叫马淑华的吗？”
“是啊，”刘湘回答。
“你知道吗？她就是新四军派进城来的一个负责人，本来叫马世和，又叫过马淑华。”
接着他说明了身份，炫耀了一番权势，要刘湘替他监视这个人的行动，注意往来的人。
刘湘正想回绝这个委托，忽然看见有一个短发穿蓝衫的姑娘走进了15号病房，这是王彬。王彬是经常借进步文艺书籍给她看的一个朋友。她想：“她们都是好人呀，应该帮助他们才对！那么就不要回绝张公威吧。”于是她就答应了这位行动队长。行动队长发现这护士似乎是一个不大能抵制物质诱惑的人，立刻把她当作了自己人：“我们并不想立刻抓她，现在的目的是，发现同她来往的人，发现她们整个组织，然后一网打尽。”抑制不住他的得意，又故作高深地笑了一下说道：“告诉你，现在医院就有我们的人，看门的瘸腿就是一个。”
这场谈话之后，刘湘在中午一下班，就赶到江北医院护士宿舍找朋友商量。她的朋友唐明晴、徐韵源、钱俊华，都是马世和教过的学生，她们是十分热爱这位年轻老师的。而在这位老师离开了江北医院之后，又派王彬常去看她们，王彬就成了她们之间的核心人物，借进步文艺书籍给她们看，帮助她们开读书研讨会，谈生活，谈前途……前些时候刘湘的家庭生活遭遇重大的不幸，她们就和王彬一起安慰她，鼓励她找寻思想上的出路。她们成了刘湘最知己的朋友，使刘湘苦痛的心境得到解放，开始振作起来。但是，现在对于马世和，她想不出可以做多少帮助，她只是要告诉王彬，不能再到医院去了。唐明晴、徐韵源这几个年纪很小的护士认真地商量了这件从来没有经历过的事情，她们把这情况告诉了王彬。她们要王彬快点为马世和想办法。
就在同时，护士唐明晴在江北医院也观察到一个日本宪兵来找院长栗本调查有关马淑华的事。唐明晴随即向王彬反映了这个情况。
到这里，我们已经完全了解到：对付世和同志的不仅是厉石青；显然，敌寇宪兵队正在插手。
情况是这样严重！事不宜迟，我们必须立刻拿出有力的对策。
从世和同志接到地委的信看，地委已经掌握了敌人在追索世和同志的情况，但似乎还没有了解到她已经被敌人监视了。应该立即向地委汇报、请示办法。
我们把信送到离城20几里的联络站去，这个站是世和同志亲自争取群众，设立起来的接受地委来信的一个站。但是地下党的联络站却不了解地委机关的地址，一定要等到地委派人来，才能拿走这封信。
可不要以为这些时候我们都镇静，我们可算是孩子（不是按年纪说，是按人生的经验说），只是那时变成大人了。3个月前，柳还看见王彬倚在金的身上呢！一天，王彬同柳一起，悄悄地开了汉奸孙永刚的休息室，对坐着。王彬说：“一个人在，真苦痛。和同志在一起，才平静点。”怀着对世和的忧虑（她随时会遇到不幸），我们自己也得准备遇险，还要装着什么事都没有，瞒过周围的人。这滋味，大家都尝到了！那时候不学点控制能力，去做“小广播”，还得了。
世和同志，甚至整个南通城地下党组织，都处在危险状态中，而消息又不能马上送到地委。一起商量的几个同志都是斗争经验很少的新党员。平时，大家谈起解放区，就像近在咫尺，现在却又好像那么遥远了。怎么办呢？
这时，马世和亲自接收入党的一个女学生任若云，要求化装混进病房去，替代世和同志，让马出来。这个天真的想法在我们思想混乱、很焦灼的时候竟也作为一个方案送到医院里去了。这样行吗？
柳提出，他可以找到城郊的游击队，游击队最近搞据点活动很成功，估计可以把世和硬抢出去，但是这个办法能行得通吗？
世和同志的病体，能应付这个紧张险恶的情况吗？可以相信世和同志是有极大的精神力量来应付这个风浪的。
应该把这些情况马上向世和同志汇报！但是为了避免进一步暴露组织，大家都不能去医院了。刘湘，能够更多地信托她吗？能够叫她担任联络吗？
这么多困难的问题，却难找世和同志一起商量，像过去一样！这时，又发生了一件事，柳要屠志渊去医院看看，屠在回柳的住所时，发现后面有骑着脚踏车盯梢的。
黄昏，在基督医院15号病房里，刘湘按照地下党的委托，把情况告诉了世和同志。她惊慌地说着、说着……忽然觉得奇怪起来，她看见面前的这个病人，静静地在听，一点也不紧张，也不打断她的话，好像听一个故事一样。刘湘说完了，世和同志才说道：“当然你能告诉我，我是很感激你的。那个人再来找你，你就和他谈谈，说正在了解情况，因为你才来这个医院，熟人少，所以暂时没有了解到什么，等了解了再告诉他。还问问他，再要你打听点什么。”接着她又用密写办法写了封信，请刘湘转交。信上是这样写的：“我很好，你们放心！要注意保存党的力量。千万不要以同志们的安全换取我的生存。我的心不安，党也不容许的！刘湘心地很纯洁，我当教育她成我们的人，现在已经这样做了。”她同意了去游击队联系的办法。她的信一出来，同志们冷静得多了。信，使我们很感动，她在这样严重的时刻，那么镇定，那么关心外面组织的安全！
绕过医院沿公路向北走，柳穿着长衫，飘飘荡荡地像是下乡走亲戚似的，去找城外的游击队。终于，在水稻田边的一个车棚里，他见到了刘桥区的负责同志江庆曾，江毫不犹豫地接受了营救的要求。他说：“我马上发电报到地委去报告。你们放心！”回城的路上，稻田一片水，一片绿色，吸引了柳，他有一种如释重负的轻松之感。他想道：“现在的空气是多么清凉啊！到处有党的力量，地委的领导不是就在我们的身边吗？我们要把敌人的阴谋打它个粉身碎骨！”
敌人的监视更严密了。从西吊桥到端平桥，都布下了便衣哨。医院门前和附近，突然增加了许多拉黄包车的和卖糖、卖水果的，又都是那么怪模怪样。守在医院门房里的特务，也监视得更紧，连偶尔到世和同志房间里去玩玩的别的病人家属，都被盘问或盯梢。
世和同志很快以自己的品质感染了刘湘，提高了刘湘的觉悟。
刘湘看到这个身染重病，又面临敌人包围的共产党员，没有一点愁苦，天天同护士谈笑、唱歌，还讲故事，老是要求她们采摘点花儿插瓶。医生认为她的病情是严重的，劝她多睡，她却很爱在草地上散步。除了发热的时候，她的食量也很好。从外表看来，简直不像个遭受重病折磨的病人，甚至，她竟还每天读书。即使不了解她处境的别的护士，也很尊敬这个顽强对待疾病的病人了！多么大的毅力！多么大的勇气！
更叫刘湘感动的是，她竟还这样关心人。一天，世和同志问她道：“你是不是对你的环境很不满意？感到孤单？”
刘湘很奇怪，她倒还有心思这样注意别人的事，这么了解我呀！
“光是不满也没有用，”世和同志又说：“你要坚强起来，不要苦闷，你会有很多热诚的朋友的……”
后来刘湘告诉我们说：“马世和同志给了我很大的启发，使我能从彷徨苦闷之中抬起头来，使我懂得只有斗争才有出路！原来共产党员就是这样的人啊！这样的人，能让她落在敌人的手里吗？！”
刘湘主动地要求帮助世和同志逃出医院，她悄悄地去看医院后门，不好！后门锁上了。墙头上，插上玻璃片了！隔着宿舍的院墙比较矮，这是唯一的路了吧？她都告诉了世和。
世和同志深陷虎穴，却担心着外面同志的安全，因为有的同志前些时都去过医院。为了扰乱敌人的视线，也为了赢得时间，她嘱咐她父亲，动员了好些家族亲戚到医院看她，分散敌人的注意，牵制敌人的力量。果真，敌人不仅对世和同志的父亲和妹妹进行了盘查，对所有去过医院的人也都不放松。有一天，马先生请了一个中医到病房里，出来以后坐上包车，又接连到几家去出诊，特务便断定他可能是个联络人员，死死盯住他不放。最后一直盯到他的诊所，看见门口的牌子，才知道扑了空，失望而去。
世和同志的一个堂嫂，一个家庭妇女，到医院去了一次，也遭到特务的盯梢。以后，这位堂嫂家门口也有特务监视，侦察在她家进出的人。
就在这时候，一个情报室的特务托人“介绍”，要同世和同志的妹妹“做朋友”。敌人是这么毒辣，策划也相当周密。他们要在世和同志的周围布下陷阱。我们则投其所好，尽量给他们一些看来很有价值其实却是假的线索，把敌人引到歧路上去，我们要拖时间。我们日夜盼望着游击队奇袭基督医院的行动。
世和同志要刘湘去找特务，向他们作假汇报，还问问要再调查点什么。
……厉石青在办公室里正襟危坐，大有深意地把刘湘上下打量了一下，装出一副平易近人的笑容，对她说：“这件事很重大，你多出点力，以后有什么困难都可以找我，我总可以照应……”
以后，这位护士好像真的接受了拉拢，“感恩报德”，她常去找行动队长了。这是为了巩固敌人对她的信任，从敌人手里夺取时间；也为了对敌人随时进行反侦察，这都是按照世和的布置去做的。唐明晴怕刘湘应付不周到，就约了钱俊华赔刘湘一齐去张公威办公的地方玩，还叫刘湘约他到公园碰头，“报告情报”。这样，就给敌人一个感觉 —虽然慢一点，但是很稳妥，很顺利。
世和同志就这样神态泰然地从各方面创造便于出走的环境。
从医院里几次带出来的指示澄清了外面党员的混乱思想，大家认真地遵照世和同志的话去做，保护组织，巩固阵地。女师的任若云当时才17岁，在金的布置下，她不但接受了独立开展暑期学生活动的任务，还接受了另一个任务 —如果组织被破坏，和解放区失去联系，便由她设法找寻关系。任若云是一个聪明能干、机警勇敢的女孩子，她接受了任务，很坚定地说：“你放心，我会找到党的，敌人是杀不光我们的。”（任若云在1947年冬天，被地主武装逮捕时，痛骂敌人，英勇就义。）王彬担任金和柳之间的联系，每天还到护士宿舍里和唐明晴一起做刘湘的工作。
敌人在张网等待我们，我们却绕过这网，分几路攻进了敌人的巢窟。我们的工作，在另外许多方面采取一系列的攻势：我们又派两个同志打入了厉石青情报室的电台。在文化阵地上挤掉了汉奸黄仲辉，重新布置了我们的力量。以后是顾讯逸更多地进行着文艺编辑和组织话剧演出的活动。
好些个白天和黑夜过去了，游击队常常来割断电线，把全城搞得漆黑，却还没有袭击医院的消息。焦灼忧虑，接连的不眠的夜，使同志们也逐渐瘦削下去了。柳说：“我再下去一趟，这一次找着了，一定要等他们派出了短枪队才回来。”
其实在根据地，地委已经急电南通县委，要刘桥区委立即进行营救。游击队已经做了一番准备，在医院附近，端平桥旁设了联络点。
7月30日清早，一个身穿西装的客人，由一个“伪警官”陪同进了世和同志的病房，还带来了根据地的信。但是，没带联络信号。城里的同志疏忽了，事先没有约好，这就增加了世和同志的困难。这位游击队员在东进以前就见过世和，但是世和不认识他。好在世和同志事先了解柳是到乡下哪块地区去找过人的。队员的回答是对的，基本上可以断定不至于是敌人的伪装。
可是，怎么接应法呢？到医院进行武装行动会惊动敌人，可能导致失败。
“我自己出来，晚上8点，你们在哪儿接？”世和同志决断地说。
“我在端平桥，桥下的米店是我们联络的地点。”队员说。
队员一走，宪兵队的八卷二郎来了，他是特务高等警察课的军曹，一张马脸，他的厉害是有名的。这是宪兵第一次出面，这是新的情况，伪特独自经营，期待着大破获的这个“案子”，宪兵队也不放松。
八卷先到护士办公室里看到了马世和的病历，随即进了病房。世和同志正在考虑出走的步骤，突然看到八卷走了进来，她想：“敌人要下手了吧！”但她仍旧躺在病床上没有动弹。一位护士跟着八卷进来了，随口说道：“到量温度的时候了。”说着就把温度计插在世和同志的嘴里。八卷只得坐下抽起烟来。屋子里静静的，没有一丝声息，两个人都在紧张地准备着随即将来的一场唇枪舌剑的斗争。过了几分钟，护士拿出温度计一看，自言自语地说道：“38.2℃！”随即把温度计甩了一甩。又以一种职业的语调对马世和说：“马小姐，今天热度又高了！你一定要卧床静养，不能起床行动，话也要少说一些。”世和同志会意地点了点头，看着这位聪明的护士走出门去，一股暖流通过她的心房。她有些兴奋，咳嗽了，清瘦的脸上泛起了红潮。两条长辫子拖过枕头贴在她的胸前，她抚弄着辫结，神态是那样安详。八卷一直在那里抽着烟，看着窗外的园景。这时回过头来，他不像情报室的特务总想隐蔽自己的意图，却是单刀直入，进行突然的袭击。
“你叫马世和还是马淑华？”他盯住世和同志的眼睛，搜索她的反应。
“我叫马淑华。”态度很镇静。
“在新四军工作过？”八卷不愿兜圈子。
“新四军？”世和同志显得有些惊异似的，“我在新四军地区住过，回来已经几年了。我在朱公馆工作，生了病辞职休养的。” ［“朱公馆”是伪特工实验区的代号（特务机构之一）］。
“我晓得你在朱公馆工作过。唔。”突然的袭击没有得到效果。八卷略一沉思便缓和了语气，絮絮叨叨劝告马世和要保重身体，安心休养。说了一通以后，就显得颇有礼貌地告别了。一出门掏出了一张照片静悄悄和病人对照了一下又放进口袋里，但是这没有逃出世和的眼睛。八卷离开病房找到主治医师，对马世和的病情又作了一番了解。医师证明了马世和的病情很严重。八卷似乎同意了这种看法，但他警告医院当局说：“马淑华的病情如果恶化或者有好转能离院的话，都必须立即报告宪兵队。”他的语气很严厉。
刘湘先到16号病房转了一圈，接着就来到15号。马世和从刘湘的神色知道鬼子已经走了。她下了床，走了几步，刘湘有些爱怜地看了看她，她又说：“今天一定要走了！”世和同志分析了种种迹象，认为八卷默认病情的严重，是为了麻痹我们，今天他来，是最后的核对，对八卷这样的特务是不能作简单的估计的。敌人会立即行动了。行动会在晚上，这是宪兵队在中心城市行动的规律。那么，一切准备必须在白天进行。
她拿了一些钱请刘湘出去办一副黑眼镜，又要她转托护士钱俊华到端平桥一家米行里去查一下早上进来的那个人，再看看约定的联络点，如果一切都如早上来人所说，那就基本上确实可信了，可以跟那位西装客人走了。
两个护士到了米行，看见街边站着几个人，进店问了一声以后，店里的一个人就把她们带到里面去了。这的确是个联络点。他们商量好了联络的办法，晚上派脚踏车在医院墙外巡回接应。
世和发出了给地下党的告别指示信。
金接到了医院里送出来的密信：“今日一早，有人突然到我病房来，要在今晚8时接我去根据地。但没有暗号，这人还没有走出院门，宪兵队的八卷就来了，他没有和我谈什么，问问我的病情就走了。我决定今晚找这个人一齐走了。如果走不出，落进敌人陷阱，你们不要为我难过。我是党派来通城开荒的，我已经完成了党交给我的任务。假如我牺牲了，我相信你们会更坚定地为党工作，为我报仇！”读完了信，金的心情很不平静，她不放心信上提到的人究竟是自己人，还是伪装的敌人。她又派人去端平桥边视察了一下情况。
黄昏，在金的家里，这是世和同志过去常去的地方，金正在沉思着。她希望黑夜快点来临，这个时刻决定世和同志的生死，是我们和敌人决战的时刻！
黄昏过去了，黑夜罩上了大地，星星眨着眼睛，7月的夜热得叫人烦躁，金跑上晒台，想看看西边宪兵队附近的动静。9点多钟，家里的人从街上回来说：“今天很早就戒严了，据说鬼子要捉人哩！”忽然宪兵队大楼灯火通明，从底层一直亮到顶层。这是异乎寻常的现象，就在同时，江北医院的几个护士都站在宿舍的阳台上紧张地看着敌人的兵车和囚车向基督医院驶去，又一直看着汽车驶回。
世和同志被捕了吗？还是抢先一步出走了呢？
在这以前，天还未黑，刘湘匆匆从米行回到医院时，经过端平桥正好遇上了那个看守大门的坐探张麻子。张麻子说：“你来了，我走一下，出去洗澡。”这个机会是突然的，也是十分难得的。机不可失，她放快了脚步，赶回了医院。一边把衣服交给世和同志，一边对她说：“门口那个麻子出去洗澡啦，这个时候门房里没有人。”世和同志高兴地说：“门口既然没有人，那就不化装了，也不要等天黑了，马上就走。”刘湘说：“让我再去看一下。”她又出去了一趟，买了些东西，还采了些鲜花，送到她病房里去。世和同志这时正在剪辫子，抬头看见了她，笑着说：“你看，我把辫子剪掉了。”刘湘说：“麻子确实走了，快，就走！”世和同志愉快地说：“对，立即行动！”在刘湘出去以前，有两个护士在马世和房里玩，都被世和同志巧妙地打发走了，旁边没有别的人了。
一会儿，马世和换了件黑色香云纱旗袍，刘湘看着她，眼睛有些湿润了。世和同志对他笑了一笑回身走了。刘湘从宿舍里的窗口看着她摇着把扇子，戴着一副黑眼镜，就像平常那样在院子里悠闲地散起步来。刘湘的心急急地跳着，世和却不急忙走，哎呀！还要看花。一会儿，向外走了！向大门慢慢走去了，人影消失了！过了片刻，刘湘再到端平桥那里去望望，那个看门的人竟还没有回来。世和同志的突围，比原定的时间提早了近两个钟点。
大约9点钟，突然涌来了很多日本宪兵，如临大敌地把医院包围了。他们一脚扑向世和同志所住的病房。踢开了房门，扭亮了电灯，只见帐门下垂，帐里有一个人影，床前放着一双拖鞋，病人睡得很熟，毫无声息。宪兵用刺刀挑开帐门，哪里有什么人？只有一堆凸起的被子，摆在床上。整个房子里都没有马淑华的影子，床头瓶中的一束鲜花还在散放着清香。这些帝国主义的特务，恼羞成怒，兽性毫不掩饰地发作了，八卷把主治医生找来，指着医生的鼻子责问道：“你们不是说马淑华病情严重吗？病情严重怎么能走得了的？”医生挨了重重的两皮靴。喽啰们更是到处搜索，见人就打。从医生到护士连药房的工作人员都挨了打。门房里的那个麻子，也不容分说，被打了一顿。忽然来了一个好消息，说是马淑华躲在职工宿舍里，被找到了。人带来一看，是一个老太婆，老太太尖声叫着：“我不叫马淑华，我叫马淑卿呀！”八卷咬牙切齿地说道：“滚开！”忽而传说，马淑华其实并没有出走，只是单身离开医院去剧场看戏。于是大批特务红着眼睛涌到剧场去抓人……就这样一直吵到天亮，把个基督医院闹得个天翻地覆。
这时全城加强了戒严，到处是便衣特务，斜着眼搜索着每个行人。城西一带的老百姓从睡梦中被叫醒起来，接受粗暴的搜索。世和同志的父亲和妹妹被找去了，敌人抑制着怒火对马先生说：“把你女儿找回来，我们决不会错待她……我可以把我的女儿交给你抵质。”马先生晓得女儿已经安然脱险了，这正是几个月来他梦寐以求的事。
戒严和搜查一直延续了几天。很多打辫子的女孩子受到了盘问和盯梢。敌伪特务到处戒严，到处搜索。整个南通城区的人们，则到处交头接耳地传布着，全副武装的敌伪特务在一个年轻的女共产党员手上栽了跟头；传布着共产党员的机智、英勇的行为。受够了压抑的人们，发出了会心的微笑。
张公威来找刘湘了。他安慰了刘湘，说是以后可能还有合作的机会，总之升官发财的道路多着哩。他又偷偷地大发了一通牢骚：“人已经完全抓在我们的手里了。宪兵队硬要插一脚，夺这块肥肉，胡来一气。现在给他们搞垮了！唉，日本侯就是笨蛋！”张公威自以为白白丢了这一份大功劳，有些咬牙切齿了。
这时候马世和同志正在城郊游击队里住着休息，安静地听着从城里传来形容敌人狼狈、慌乱的各种消息。一个同志替她拍下了纪念照片。
注：这是真事！十年内乱中，有人出于自己的需要，忙了好一阵，且说这所写的事，不过是世和同我们编的“戏”。但他的话无人相信。世和劳瘁致疾，殁于1947年6月（曹从坡）。
（本文原载《雨花》1960年9、10两期，《紫琅》1983年第4期）1944年8月初，马世和从南通城突围出来到达通西游击区，充满胜利的欢笑。
记马世和敌区突围
卫域
1941年11月6日，马世和同志由当时党的苏中区委第四地委派出，进入南通城，负责进行敌区建党工作，化名马淑华。那时，她才20岁。
1943年春，敌人在南通地区开始“清乡”。但就在这时，在南通城里，我们地下党的力量逐步扩大了。在工厂、学校、医院里，在知识青年中，都发展了党员，或是培养了赤色群众。伪“清乡”专员公署及其所属的政工团一成立，我们的同志就打进去了。我们的人还打进伪警察局，掌握到填发居住证的实权。我们的人也打进了敌人的文化、宣传部门，把敌人的文化阵地变成我们广泛联系和组织青年的工具。党也成功地领导了全城的中学生，开展了群众性的禁毒运动。
世和同志，根据上级党委的指示，在1943年“清乡”开始时，就打进了伪特工总部苏北实验区站。世和同志以极大的机智、耐心和毅力，战斗在敌人的心脏里，为党收集了大量宝贵的情报。
当然，敌人也并不是在那里睡觉，他们不会放过任何一个微小的疑窦的；他们曾经多次对世和同志加以盘问和试探，但都被她镇静而机智地应付过去。后来，她由于肺病严重，才不得不离开这个特务机关。
到1944年春，敌人已经得到了世和同志在南通城内的情报，但是他们不知道马世和就是马淑华，搞不清楚马世和究竟在哪里。
敌人在千方百计地搜索着马世和的踪迹。
后来，敌人居然侦悉到马世和的家住的地方，不过他们仍然没有弄清楚马世和同马淑华就是一个人。
这里有着一番较长的斗智过程，终于，世和同志先走了一着。她从一个特务口里，获得了敌人的这个机密。于是，为了摆脱敌人的追踪，世和同志在1944年初夏，作了一次临时性的转移，然后再秘密地回到南通来。
7月中旬，世和同志肺病发作，吐血病倒，进基督医院治疗。
这时，敌人已侦悉世和同志的身份。因此，进院不久，便布下了包围圈，特务经常出现在医院附近。伪“清乡”专员公署政工团情报室的两个特务，还公然日夜守在基督医院门房里；到医院去探视世和同志的人，都受到盘问或盯梢。
这时，日本宪兵八卷二郎（宪兵队特高课的一个军曹，一个相当厉害的特务），也不时来到医院。
敌人是踌躇满志，他们认为马世和终究逃不出他们的掌心。他们一面牢牢地看住世和同志，一面从容布置，企图用放长线的办法，借此将我地下党组织一网打尽。
敌人是十分自信的。伪情报室主任厉石青，在一次酒酣耳热的宴会上，经曹从坡同志（他当时打入伪“清乡”专员公署）三言两语的挑逗，就洋洋得意地夸口说，他们即将逮捕到重要的人物。厉石青还曾把基督医院的护士刘湘找去谈话，命她协助监视和侦察。
但我们很快就掌握了敌情。
正是护士刘湘，向我们反映了情况。她没有被敌人利用，相反的，却帮助了我们。
刘湘原来并不认识世和同志。但由于世和同志在进院后的短短时间内，对她进行了教育，她站到我们这一边来了。她把敌情告诉了世和同志，并且通过江北医院的护士唐明晴、徐韵源等人（世和同志进城之初，为了便于工作，找到职业掩护，曾经打进了日本人办的江北医院，担任护士班的语文教师。唐、徐等人，都是世和同志的学生，我们的赤色群众），转告了王彬同志。王彬当时负责做医院护士的工作，也认识刘湘。刘湘曾看到她去医院探视世和同志。
就在这同时，唐明晴在江北医院，也发现一个日本宪兵，曾与院长栗本谈过有关世和同志的话。唐明晴也随即向我们反映了情况。
至此，我们已经完全了解到敌人的阴谋了。
情况是这么严重。事不宜迟，我们立即研究了营救世和同志的办法。我们决定由曹从坡同志去通西游击区找我们的部队，来营救世和同志。曹从坡同志顺利地到达了游击区，部队决定设法营救。
这时，刘湘是我们唯一能与世和同志联系的人。我们通过刘湘，把我们所掌握的情况和我们的打算告诉世和同志。
世和同志同意我们的做法，并作了具体布置。她一面在敌人的包围中领导着我们紧张地进行突围斗争，一面坦然自若，十分镇静，照常同护士们一起唱歌，讲故事给她们听，并不忘记抓住一切机会对她们进行教育。
敌人的监视更严密了。从西吊桥到端平桥，都布下了便衣哨。医院门前和附近，突然增加了许多拉黄包车和卖糖、卖水果的，又都是那么怪模怪样。守在医院门房里的特务，也监视得更紧，连偶尔到世和同志房间里去玩的别的病人家属，都被盘问或盯梢。
敌人如临大敌似的紧张。
形势非常危急，营救世和同志已是迫在眉睫，刻不容缓的事了。
7月30日上午11时左右，一位穿着西装的客人，大摇大摆地走进了基督医院，一直走到世和同志的病房。原来这是一个游击队员，他带来了游击队负责同志的信，要世和同志当晚设法冲破敌人的包围，以便接应她到游击区去。
可是游击队员刚走，八卷二郎就来了。这个凶险的日本特务，今天亲自来到病房，与世和同志正面交锋。他一进房就问世和同志：“你叫马淑和还是叫马世和？”但世和同志从容不迫地说：“我不叫马淑和，也不叫马世和，我叫马淑华。”接着她就跟八卷随便地谈话。八卷故意不动声色地走了。
世和同志估计到敌人当晚会下手，就立即准备突围。她当即写了密信给我们，作了一系列的布置。她要我们到端平桥附近去，联系上那个游击队员，并摸清突围出走的路线（江北医院的护士徐韵源和钱俊华去完成这个任务）。她还请刘湘为她出去设法借男子服装和黑眼镜，以便化装。她在给我们的信中说，她决定走了，但如走不出去，要我们不要难过。她说：“我是来开荒的，我已完成了党交给我的任务，我相信你们会更好地为党工作，并为我报仇。”
下午5时左右，刘湘送信回来，并带来化装用品。刘湘告诉世和同志，这时候门房的特务外出了。世和同志认为时机不可失，决定争取时间，不待天黑，也不化装成男子，而立即突围。于是在刘湘的协助下，她迅捷地剪掉了两条长辫子，换上一件黑香云纱旗袍，带上黑眼镜，一只手挽着个手提包，一只手轻轻地摇着一把小扇，缓步走出了医院的大门……突围胜利了！世和同志回到了解放区。
果然不出世和同志所料。当晚9时许，大批日本宪兵开到，包围住医院。他们一脚扑向世和同志所住病房。宪兵踢开了房门，扭亮了电灯，只见帐门闭着，床前还放着一双鞋子，但毫无声息，宪兵用刺刀挑开帐门一看，哪里有什么人！整个房间都没有马世和的影子，只有案头瓶中的一束鲜花，还在散发着清香……敌人因失败而恼羞成怒了。他们在医院里疯狂打人，逼着要马世和，好多工作人员挨了打。一个老太，因为她名字叫马淑卿，也被从床上拖了下来。敌人搜遍了医院的每个角落，闹了整整一夜，病人都没能好好睡觉。一直闹到第二天白天，医院的工作人员都没能上班。
那天夜里，宪兵队的大楼，从底层到顶层，彻夜灯火通明。敌人的确也够紧张了。
敌人已经手忙脚乱，逼得到处乱砸乱撞。宪兵队抓去了世和同志的父亲和妹妹，又不得不释放了他们。宪兵对世和同志的父亲说：“只要你的女儿回来，我们绝不错待她。哪怕把我自己的女儿和你抵质。”
敌人听到一点风声就出动。有人说看见马世和在看戏，于是大批特务开到戏院，进行搜查，戏都演不下去了。又说马世和在某大街出现，于是那里就断了交通，行人都被检查。有时在街上走着的面貌同马世和相似的人，也会被拖住了盘问。
敌人一直闹了许多天，但毫无所获。
敌人完全失败了，他们呈现了无法掩饰的狼狈相。他们内部，终于也不得不承认失败，不得不承认：马世和是一个了不起的人物。
（本文原载1959年7月30日《南通市报》）
深深地怀念曹从坡同志
卫域
我和曹从坡同志是曾同患难、共生死的战友。他去世已3年了，但在我心中并没有消失。他的骨灰洒在干部公墓前的松树下，距烈士纪念堂不远。他的遗愿是死后他还可以为英灵“站岗放哨”。那儿苍松翠柏成荫，他选择的那棵松树格外苍劲。我到那儿“看望”他时，既找不到他骨灰的星星痕迹，也没有哪怕是一小块的标记。若不是那里的工友指点，我是找不到那棵松树的，不免有些悲凉。我知道他生前有很多很多的战友和朋友，难道他会甘愿而去？在肃穆的陵园里，我似听到他轻轻细细地在吐露他的心声：“落红本非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这是他一贯为人的精神。
1941～1942年，是我敌后根据地最艰苦的岁月。日本帝国主义频繁地对苏中根据地扫荡、清剿、蚕食、封锁，妄图消灭新四军抗日武装。那时组织上对少数坚持斗争或是就地隐蔽有一定困难的同志，动员到有关系的敌占区暂时“打埋伏”，于是从坡同志回到他家中。他家是书香之家，大伯是当地有名的文人，地居南通城南门望仙桥，未引起敌人注意，这个家有利于他的隐蔽。当年伪教育局长欣赏他的才学和温文尔雅的风度，要把女儿嫁给他，被他婉言谢绝。她堂妹曹霞章已和地下党领导马世和同志有联系，将从坡同志的情况作了介绍，这样他成为世和同志联系和培养的对象。1943年，他参加了中国共产党。根据他的具体条件，党组织要他团结城区的知识分子和学生，做好他们的思想工作，尽可能坚持在敌占区发展抗日力量。1942年，他在伪合作社所属的青年队和顾尔镡、夏理亚等组织了青艺剧社，上演的《怒吼吧！中国》激怒了敌人，后解散了剧社。由于他们善于处理和敌人的关系，蒙混过了关。在抗日战争时期，南通文化界的进步力量比较强，基本掌握在地下党的手中。
后来我才知道，抗战时期解放区的中共党组织派到南通城区从事地下工作的党员不在少数。南通是一个小城市，相互接触机会多，但有趣的是既相识但又不识“庐山真面目”，或是相互在做对方的工作，或是对同一个人在做教育工作。任若云烈士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由从坡介绍给马世和同志而参加中国共产党的。
1941～1942年，日伪首先在苏南进行“清乡”。在我党的领导下，在苏南抗日军民的英勇战斗下，敌人受到沉重的打击。1943年4月，日伪开始轮番向我南通、海门、启东等地进行“清剿”、“驻剿”。当时南通城是日伪“清乡”的指挥中心。日伪投入大量的兵力实行“三光”政策，以“军事清剿”消灭新四军的主力和地方武装，为“政治清乡”扫清道路。“清剿”与反“清剿”的斗争非常残酷。日伪在南通城驻有伪“清乡”公署及其政工团，并驻有敌伪特工总部苏北实验区站（朱公馆）。敌伪在城内是采取内紧外松的怀柔政策以笼络人心，迷惑群众。
马世和同志说：“我们地下党应该配合解放区反‘清乡’斗争做工作。我们的同志如有条件应该打入敌伪机关工作，了解敌情，捕捉情报。”于是马世和同志通过有利关系，亲自打入敌伪特工总部苏北试验区站做内勤；从坡同志通过他大伯和南通“清乡”公署政工团团长孙永刚的师生关系而打进伪政工团，被任命为孙永刚的秘书，并任命为政工团出版的《北极》杂志编辑。他掌握了政工团的命脉，由此可以接触到伪“清乡”公署的职员。敌联络部内也有从坡同志联系教育的女师同学。虽不可能一下子得到重要的情报，但星星点点的消息还是可以捕捉到的。
从坡同志与伪“清乡”公署情报室的行动大队长厉石青相识，从接触中得到马世和同志被敌监视的确实消息。在一时无法报告地委并请指示时，为了营救马世和，从坡同志自告奋勇，不顾个人安危到十里坊一带去找游击队。那里有一支队伍的团长江念曾是他的亲戚，这支队伍与我新四军有联系。从坡同志第一次回城来说江念曾答应了，但久等无动静。从坡同志再次去十里坊，我担心他如被汉奸孙永刚发现如何应付。他说对孙永刚我会妥善对待的，只要不被鬼子发现，我会回来的。如果发生意外，为营救一个同志特别是马世和同志而牺牲也值得。这时我为世和同志焦虑，也为从坡同志担心。在地委接到我的报告后，电告通西区长江庆曾设法营救。在江氏两兄弟的合作下，派人来和世和同志联系，抓住敌人的空子，世和同志顺利突围。这是我地下党历史上的奇迹。从坡同志营救马世和同志应该说是为党立了功的，但从坡同志并未以此表功。
当年四地委书记洪泽同志和我第一次见面时曾戏言说：马世和同志在南通地下工作时，领导的是一支“娘子军”。娘子军中唯一的男性党员是从坡同志，他就是这支“娘子军”的党代表。自从有了党代表，他所起的作用是我们年轻女兵难以做到的。有了他，这支“娘子军”就如虎添翼。可是从坡同志在“文化大革命”中却因此遭受了残酷的迫害，当然我也不例外。造反派妄图通过我将已故马世和同志和从坡同志等揪出来，冠以埋藏很深的特务、叛徒罪名，给我们这支当年的“娘子军”披上灰色的外衣，这是当年敌人想做而没有做到的。
有同志羡慕我们地下党同志，分别数十年，革命情谊犹存。我每到南通去，从坡同志得知我的住地必然会来看望我，俞隐同志和他热情地邀我到他家做客，做南通的特色菜给我吃。还记得俞隐同志在若干年前对他孙女，介绍我是他爷爷地下工作时的战友。1998年我去南通，从坡同志再没有来看望我，而是我到烈士陵园前的松树下凭吊他。生与死本是自然规律，而从坡同志去世，不免使我回忆过去，引起深深的怀念。
2001年2月
（本文原载《曹从坡纪念文集》）
往事犹新
—回忆洪泽同志给我的教育
卫域
得知洪泽同志逝世的消息已是很迟了。他住在华东医院治病的情况，我略有所知。我曾请我的老领导张绍仪同志就近代我向他问好，但我没能最后见他一面，再次得到他的教育，总感遗憾。
我没有直接在洪泽同志领导下工作过，而他给我的教育却是深刻难忘的。
1940年秋，马世和同志奉组织命令，单身进入日寇占领的南通城开辟地下党工作。因各种原因，组织上要我掩护她开展工作，并成了她的助手，这样我们形影相随。根据地下党的纪律，我从不向她打听我不应知道的事。我们相处很融洽。她曾主动地告诉我，她的恋爱对象是洪泽同志，在四地委工作。说他的感情丰富细腻，性格温和。爱她爱得很深沉，很真挚，执著而又无私心。这次她进城工作，是他首先提名而后地委决定的。洪泽同志把曾在解放区工作的恋人，派往环境复杂、斗争尖锐的敌占区工作，那是一般常人所难做到的。
1943年夏，马世和同志因开展群众工作已有一定基础，从而打进了敌特机关工作。那是敌特和“自首”人员云集之地，稍有不慎，就会发生意外。如何掩护她？我也产生一定的难度，不得不随她周旋于她接触的另一类人群，刺探有关对她的反应，了解对方的动态。如有个“自首”分子说曾在解放区见过她，现在她变成一名“特务”了。也有些散布流言飞语，污蔑诽谤她。她听我说，却坦然对待：“说他们散布谣言污语，对我并无坏处，相反我更有条件隐蔽在他们之中。”她告诉我，洪泽同志已从敌人口供中得知她的处境，给她密信中要她：①提高警惕；②不计较个人得失；③能坚持下来就是胜利；④党信任她，他也信任她。后来，世和同志对我说：有可能她要随敌特机关迁移，那她就要长期埋伏在敌人心脏，伺机而动。那么她就不可能和洪泽同志联系，什么时候能见面也很难说。又说，“如果你今后能见到他，说我要他不要记挂我，我会处理好一切，即使为党牺牲也在所不惜。”
他俩似铮铮铁骨铸成，为了革命的需要，一个在“天”、一个在“地”，不能比翼双飞，却两心相通，这是多么深厚的革命情、多么高尚的恋爱观，又是多么刚烈的英雄豪气。他们是现实生活中的真人真事，他们揭示了人生的价值，给了我无价的精神财富。
我有幸在敌占区的马世和同志领导下工作，也有幸因她“认识”了未见面的洪泽同志。
敌人并不是睡大觉的。世和同志终于被敌人发觉了身份。在敌人逮捕她的前夕，由于她的机智勇敢，在群众的掩护下，配合来营救的游击队员，突出了重围，安全撤退到解放区。那段时期，我们的处境逐渐险恶，有的同志撤退了，有的被敌人逮捕了。洪泽同志得知后，立即命令我也撤退，于1945年初到达了四地委。洪泽同志接见了我，我们过去虽未见过面，却似曾相识，我并不感到陌生。他亲切地对我说：“能撤回来就好，我们也放心了，当然党的工作会受点损失。”他又关切地问我：“自世和同志撤回，我们和你联系少了，你是怎么工作的？”我作了回答。当时我正如远离家乡的游子，瞬间回到自己的家，一股暖流直冲心坎。他理解我要急于见到世和同志的心情，即让我到后方医院看望她。第二天，洪泽同志来了。在谈话中他要我去参加整风队学习。我却要求他，把我留下来照顾重病的世和同志。他看看世和同志，又对我说：“那是不可能的，你需要学习。你来自敌占区的地下党，为了斗争的需要那时是单线联系，所以你对党的了解有一定的局限性，你要提高对党的认识，提高自己的觉悟，虚心向老同志学习，不能放弃1949年8月，卫域（右三）在南通妇联工作时留影这次学习的机会。这是党组织的决定，你得随我回地委。”语言虽温和，但很坚决。世和同志也劝我，参加学习是为了今后能适应解放区工作打下基础。这样我参加了整风队学习。我在学习过程中，未忘洪泽同志对我的教育和要求。由于党的教育，老同志的帮助，在整风结束时，我交了一份合格的试卷。
1958年，卫域（中）与共同战斗过的地下党同志合影，摄于南京罗廊西村24号大院内自从学习结束，离开了地委，我再也没有见过洪泽同志。直到全国解放后，才去上海见过他几次。他仍然关心我的工作，我的健康。陪我去世和同志的墓地，并让我挑选世和同志遗像，他如亲人般地对待我。有一次我对他诉说，我在政治道路上所遭受的坎坷遭遇。他语重心长地对我说：“一切朝前看吧！”“一切朝前看”，其含意很深。它给了我勇气、毅力，也给了我希望。在和平环境中我经受了一场特殊的考验。
时光催人老，但洪泽同志给我的教育却记忆犹新，激励我前进。直至我生命的终结。
（本文原载于《洪泽纪念文集》）
小海镇党的联络站
卫域
小海镇离南通城不到20里路，日军侵占南通城以后，小海镇也驻有日伪军。镇上有一姓顾的大户，很有名气。家中成员均在外地工作，很少回来。由主人的外甥女茅衍褆代管这个家，有一个可靠的长工为助手。
茅衍褆自幼丧母，在外婆家长大，聪明能干，舅父母都很喜爱她。她女师毕业以后，在小海镇小学教书，为人正直善良，有正义感，民族自尊心强，曾积极参加“一二·九”学生运动，被校方怀疑为“赤色分子”。她有个舅舅在南京汪伪政府当部长，当地敌伪对她刮目而视，不来麻烦她。她常进城购物或看同学或去上海。1941年底由我介绍她认识了马世和同志，从此她们有了联系。
1942年下半年，南通地下党特派员马世和同志去四地委汇报工作回通，曾住在茅衍褆同志处一段时间，领导南通城地下工作。马根据茅的主客观条件，得到茅的同意，在茅处设立秘密联络站。马进城后，地委和马联系，大多通过茅。这个站不属解放区交通局领导，由地委直接联系，茅也不要供给，义务劳动。茅接到地委派人送来的文件，由茅本人或其长工进城送给马或我转马。茅只接受地委送来的密件，没有把回件送地委的任务。所以茅一直不知道来人从何处来，去向何处。马有回件让他带回交来人带去，如来人不停留，必须等下次来人带走。
这个联络站只存在不到3年时间，时间虽不长，但它对当时抗日战争的贡献是不可磨灭的。1942年底，一次地委派人将紧急密件送到联络站，茅将密件卡在鞋底夹层，通过三元桥日军岗哨，送到马世和手里。马第一次把密件的内容告诉我，解放区在进行反“清乡”斗争中，要转移一些同志经通城去江南。当时南通港已被敌封锁了，通过港口，必须有伪南通县警察局的通行证。我早已打进了伪县警察局任课员。因我和伪局长是亲戚关系，伪局长要我负责办理通行证和居住证事宜。下面还有两个办事员。伪局长把警察局的印章也交我保管。马世和同志指示我，对要求发通行证的人“有求必应”。马还向我要了一张空白通行证由她去处理。以后她高兴地对我说，那张通行证是给曾任地委书记向明同志的，向已安全地渡江又安全地回去了。
1944年夏，从敌人内部传出新四军有个大干部到了城里，是谁？在哪里？敌人在秘密侦查。这时马世和同志肺病更加严重，身体孱弱，她选择了便于隐蔽和转移的城西基督医院，这个医院医护员工都是中国人。她住在该院单人病房治疗，待病情好转，撤回解放区。马住院不久，茅送给马一封密信，马要我到医院。告我密信是陈伟达同志给我的。“马失踪，今后地委与你联系，要尽可能坚持下去”。不久茅又送给我洪泽同志的密信，要我找马要她赶快撤退。曹从坡同志（打进伪“清乡”公署，任孙永刚的秘书）得悉伪“清乡”公署已布置便衣行动队到基督医院，行动队长要他在医院做护士的亲戚刘湘监视马本人动静及来往人员。敌伪没有想到刘湘是我地下党员王彬所联系的进步群众。王彬和刘湘的好朋友（伪江北医院的护士）与刘湘商讨，刘湘深明民族大义，顺水推舟，接受了她亲戚的要求，去做了我们内线，成为我们和马世和的联络员。不久敌宪兵队介入，伪行动队在医院里消失了，敌宪兵军曹八卷整天在医院里转来转去。
我把严峻的形势和情况，报告了地委，请求地委设法营救，报告是由茅衍褆带回交地委来人的。曹从坡同志亲自去十里坊河东，找到游击队。地委收到我的报告后，电告南通县委设法营救。
刘湘经马世和同志的教育，迷惑敌人保护马的技巧不断提高，没有遭到敌人怀疑，后来在解放区参加了中国共产党。
经过周密的计划，马世和同志化装走出了医院，由化装的游击队员接应，安全突围到达解放区。敌宪兵当晚到医院逮捕扑空。
1944年11月，马世和同志把她在通城4年工作的总结稿，密写信送给茅，茅的长工送给我。当天敌宪兵到茅家逮捕了茅。翻箱倒柜，没有找到可疑东西，却把茅积蓄洗劫一空。茅不是共产党员，但在敌人的监牢里坚持民族气节，维护了党的机密。任凭敌人诱供逼供，她沉着地承认她和我及马世和都是同学关系。问及其他，她都说不知道。敌人无可奈何。后由她在南京汪伪政府任部长的舅舅营救释放。
这个联络站被破坏了。当时我已在小学校做教员。一次马世和同志派人找到我，说是来城买点东西，有人托他顺便带封信给我。来信没有具名，只写“我要一件毛线背心”。我一看笔迹是马世和写的，心照不宣。问他何时回去，他说如有回信明天来拿。这样我和地委又有了联系。这年寒假我也按组织决定，回到解放区。
回忆当年，我们这些年轻的地下党员，怀着满腔热情战斗在敌人眼皮底下，重要关头多么需要党为我们指明方向，教育和鼓励。没有党的地下交通联络人员为我们传递信息，真是寸步难行。他（她）们为了国家，为了人民不计名利的奉献精神，将永远激励我们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大厦艰苦奋斗。
1997年1月3日
严师·良友·引路人
—忆马世和同志
卫域
最近，我怀着万分激动的心情，参加了南通市委为“三·一八”革命斗争以及为马世和、汤景延同志召开的平反昭雪大会。马世和同志是抗日战争时期南通城地下党的一位领导人，是我参加革命的引路人，没想到这位已经去世多年的优秀共产党员，在林彪、“四人帮”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影响下，竟也遭到诬陷。今朝真相大白，得到平反昭雪，作为世和同志当年掩护人的我，内心的感慨和缅怀之情，犹如大海波涛，翻腾不已。
世和同志于1941年由苏中四地委派遣来南通开辟地下工作，由于我的同学沈序同志的介绍，我们相识了。根据我当时的条件，组织上决定我掩护世和同志开展工作。在她的耐心教育下，我成为她工作的助手。3年中，我绝大部分时间在她身旁。她是我最熟悉、最亲近的领导人，又是我的严师、良友。在她的高尚品质感染下，加强了我的革命意志，加深了我对毛主席的热爱。她对革命极端的热忱，使同她在一起工作的同志都尊重她，爱护她，在严酷的地下斗争环境之中，关心她的安危超过爱护自己的生命。
世和同志原来是如皋县委组织部长，进入敌占区时，年纪很轻，完全是抗日根据地一个女战士的风貌。在那个斗争的年代，在毛主席正确路线的哺育下，她成长得很快，具有出色的领导才能。她使许多人，包括一些年龄比她大的人都受到启蒙，燃起革命的热情，同她一道参加斗争。她为党的事业，不知疲劳，呕心沥血地工作。她曾说过，她是党派来“开荒”的。由于她的工作，配合了根据地的反“清乡”斗争，陶勇司令和其他负责同志都说她对反“清乡”提供了重要情报，有过重大贡献，称赞她是一个好同志。她领导了打入敌人内部的情报工作，开辟了南通城的群众工作，也领导过唐闸的工人运动。她自己在反“清乡”期间，只身打入汪特机关收集重要情报。我们的阵地扩大了，我们的队伍也发展了。世和同志积聚了革命力量，这对于抗战结束后的白区民主运动和“三·一八”斗争，以及1949年迎接南通城解放的斗争，也起了一部分作用。世和同志为革命作出一定成绩，而她却是那么谦虚谨慎，把自己当作一个普通战士，把成绩归功于党，一直到死，她从来没有说过一句自己的功劳。现在我们想起她的时候，还为这点而无限感动。历史是最好的见证人，曾经参加审查我的同志，事后很关心世和同志的平反问题。他们说，马世和同志的功绩是客观存在的，看了她的材料，使我们青年人受到党的革命传统教育，想想当年在敌占区的同志们艰苦奋斗，使我们感到革命胜利来之不易。林彪、“四人帮”千方百计打击、迫害、诬陷一大批像马世和这样的好同志，结果却更加激起同志们对林彪、“四人帮”的仇恨。
世和同志在执行毛主席对地下党所作的方针、政策和指示中，给我们作出了榜样。她经常提醒我们说：“毛主席要我们长期隐蔽，积蓄力量，配合根据地的武装斗争。我们要稳扎稳打积极工作。”又说：“敌占区的群众对党了解不够，要靠我们进行宣传教育，首先我们要让群众信得过，愿意接近你，和你交朋友，愿意跟着你干革命，一道迎接解放。”她自己就是这么做的，她像一团火，在群众中传播毛泽东思想，撒下了一点一点的火种。凡是和她接近的群众都愿意和她做朋友，她使人们听到了毛主席的声音，感到有力量、有方向、有奔头，满怀热情地接受她所交给的任务。
世和同志教育我们不但要敢于斗争，还要善于斗争。当我打进伪警察局工作时，她说：“这个地方是敌人镇压共产党的机关，你要有充分的警惕。对里面有些人，你要利用特有的身份，能不理就不理，要使他们感到你凛然不可侵犯，是一个傲慢的小姐。对伪警察局长你要装作一个晚辈，以礼对待，以便取得他的信任，获得情报。”她有高度的革命警惕性，当她打进伪特机关时，她要我首先帮助她改变在解放区所形成的风度，以适应环境，要我每天早晨替她卷发，做好发型，要我矫正她的举止行动。由于她的机智、灵活、沉着，麻痹了敌人，骗得了敌人的信任，获得了重要情报，为反“清乡”斗争作出了贡献。
世和同志善于分析斗争条件，能及时抓火候，要同志们团结群众、发动群众，和敌人作公开的合法斗争和隐蔽的斗争。她成功领导了小学教师加薪罢课运动和学生禁烟运动，给敌人以沉重的打击。她还亲自布置，利用合法形式，组织戏剧文艺活动，联系了一批群众，扩大了我们的力量。对于党的建设，世和同志也很重视，她亲自选择在斗争中经过考验的同志参加党。任若云烈士就是她亲自介绍入党的，钱健吾烈士也受到她直接的教育。
世和同志无私无畏，她打进伪特机关，身居虎穴，我经常为她担心。她说：“不要为我担心，党既然要我把尖刀插入敌人心脏，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我会应付的。”敌人也不睡大觉，对世和同志的身份进行侦察、试探。有一次特务姚一鹏突然闯到她家里，通知她去宪兵队，又不说明去做什么。我的心情很紧张，她却谈笑自如。我想她这次去宪兵队也许不会再回来了，便把短大衣脱下来，披在她身上。她趁机紧紧地握了我的手，我知道这一握手是要我坚定沉着，是要我告诉党，她决不会辜负党的培养和希望。她视死如归，像赴宴会似的离开了我。后来，因为她的大胆沉着，又平安地回来了。就是她被敌人包围、监视在基督医院时，她也利用一切可利用的机会教育身旁的护士，如何去迷惑敌人，对敌人进行反侦察，并指导我们如何对付这场斗争。在党组织的领导下，在同志们的协助下，在群众的掩护下，她终于胜利突围。当时，她的肺部早已有了空洞了，但她的斗争意志却是那么顽强！
世和同志对党忠心耿耿，对革命事业充满胜利信心，不管在什么情况下，她都是乐观的。因为操劳过度，1944年初，她的肺病加重了，躺在家里不能起床。不断的高热、咳嗽使她消瘦下来。她看我起早带晚护理她，白天要去学校上课，还要替她联系同志，便对我说：“你太辛苦了，我躺着没有事做，你把学生的作业本拿来让我改，你可腾出时间去接近群众。”有时中午，我到她家中去，她一个人静静地躺在床上，家里阴沉沉没有一个人。我知道她又吃不到饭了，我说：“你又饿肚子了，你的病怎么办？”她却笑嘻嘻地对我说：“要想想解放区的同志比我更艰苦，敌人去大扫荡了，他们进行反扫荡，一两天都可能吃不到饭。”她教育我们要关心同志，要爱护同志。在病中，她听说一个同志生活很困难，要我送一条香烟去让她变卖，买点米糊糊口。她病在床上，一会儿要我去通知这位同志来，一会儿又要我去联系那位同志。我看她病情不好，不肯去，她就批评我了，她说：“是党的事业重要？还是我重要？你就只知道关心我。”她见我很难受，就低低地唱起革命歌曲来鼓励我，或是讲一些解放区的斗争情况使我高兴起来。她说是在家里养病，实际她却把病榻当作了战场，顽强地工作着。
1978年10月23日，卫域同志在南通市委为马世和烈士平反大会上发言世和同志在1944年夏天被敌包围。在突围当天，她分析了敌人动态，判断敌人要立即下手逮捕她了。这时，解放区党组织派来的游击队员也到了，她决定当天下午突围出去。在她处境非常危险的时候，她还给我一封密信，指示我要告诉地下党员注意隐蔽，保存力量，她分析我的条件，敌人一时不会怀疑我，要坚持下来。她如突围不成被捕了，就英勇牺牲，要我们继续为党工作，就是为她报仇。世和同志胜利突围以后，敌人到处戒严、搜索，迫害基督医院的医护人员和她的亲属，千方百计妄图破坏我们地下党组织。由于群众的掩护，敌人的阴谋破产了。正如世和同志分析的那样，我依然在敌人眼皮底下转来转去隐蔽下来了，我们的力量也保存下来了。在“文化大革命”中，由于林彪、“四人帮”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流毒和影响，使世和同志受到污蔑，连当年冒着生命危险营救世和同志的刘湘同志也受到残酷迫害。我和有关同志受到株连。在审查我5年的日子里，我回顾了世和同志在地下斗争时的事迹，更加思念世和同志。我本来虚弱的身体被折磨得只有70多斤重了，但我想到，世和同志突围前给我的鼓舞，想到党和毛主席的教导，我要顶得住风浪，经受得起考验。世和同志死了，我还活着，我有责任为世和同志当年的斗争情况作证，还历史的本来面目。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战无不胜的，现在这一天终于到来了。
世和同志短短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永远值得我们怀念；她的革命精神、高尚品质，永远值得我们学习。今天，世和同志的10年沉冤得以昭雪，我们的精神负担也得以解脱。我决心以世和同志为榜样，紧跟英明领袖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进行新的长征，为抓纲治国实现新时期的总任务，贡献我的一切力量。
（本文为1978年10月23日在中共南通市委召开的为革命烈士平反昭雪大会上的发言）尊敬的老师
卫域
郁永言老师是一位启发我们走上革命道路的老师，他是那么平凡，默默无闻，但他却有一颗火热的心，就像鲁迅说过的：“好像是一只牛，吃的是草，挤出来的是牛奶、血。”他无私地把他的知识和远大的理想灌输给他的学生。正因为如此，他至今令人怀念、爱戴。
蒋介石政府对帝国主义的武装侵略，实行不抵抗政策，大片国土沦陷在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之下，东北三省的流亡学生，离乡背井到处悲壮地唱着：“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全国人民面临着国破家亡的危险。就在那“爱国有罪，抗日杀头”的白色恐怖下，郁老师无畏地把课堂当作战场，他通过讲授近、现代史，培养年轻学生的爱国主义和民族自尊心。他揭露了“读书救国”论的欺骗性，启发同学关心国家存亡，民族安危。他现身说法地教育同学，走“个人奋斗”、“洁高处世”、“教育救国”的道路是行不通的。在他的启发教育下，校园里再也不是死水一潭，在一些同学中悄悄地争相传阅《大众哲学》和一些进步杂志等政治禁书；为了宣传反帝反封建，沈序同学到《江北日报》主编副刊《村枫》，她常以“枫子”笔名撰稿，并组织同学写稿；也有的同学参加了如皋县的进步文艺组织“春泥社”。夜自修时，在郁老师的宿舍里，往往有些同学静静地听他讲述人的起源，社会发展的必然规律，听他讲苏联革命小说，解释哲学、经济学等书中的疑难点。他从不吝啬自己的时间和精力，就这样把同学引上革命的道路。
在全国救亡运动的风暴中，一向以“温良恭俭让”严守校规的女师学生，竟然冲破了禁锢的校门，投入了“一二·九”学生救亡运动，震撼了南通城。而令人尊敬的郁老师却因此被校方解聘了，悄悄地离开了他的学生。他所培养的一些学生，先后走上革命的征途，在党的领导下成长起来了，有的参加了共产党，为实现共产主义理想奋斗终生。就我所知，其中顾永慈同学在抗战时英勇牺牲了；沈序同学在解放后不久，身患重病不能工作，还以惊人的毅力自学外文，逝世前译完了一本苏联长篇小说。
在庆祝母校校庆之际，我深深地怀念我们尊敬的老师和曾一同学习、一同战斗过的同学，庆幸革命的火炬已为下一代青年接过来了，他们正在党中央的领导下，为实现社会主义祖国四个现代化而勤奋学习，艰苦工作。
1982年1月
（本文刊于《江苏省南通师范建校80周年纪念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