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璞
大舅舅去世近3年了，每每忆及大舅舅，心中难受，泪流满面。旧社会外婆、大舅舅一家经历的苦难，那些悲惨的往事令人不堪回首，悲愤之情使我难以自拔。
一
我有3个舅舅，大舅舅瞿树滋是我的启蒙老师，是我参加革命的带路人。大舅舅沉稳慈祥、谦虚谨慎、和蔼可亲、廉洁朴素、低调做人，是我做人的榜样，是我心中的偶像。我5岁时，母亲把我送到金沙东五里庙小学读书，学校条件很简陋，一间教室里摆了四五排课桌，一排课桌就是一个年级，老师只有大舅舅一个人。他教这个年级时，其他年级学生有的预习或复习功课，有的做作业，课堂秩序井井有条，纪律很好。这个年级教好了再教那个年级，进行滚动式教学，没有休息，很辛苦。校园里种着各种花草植物，围墙外面栽着桃树，墙上爬着蔷薇、麦秀花。到了春天，校外桃花红、菜花黄，一望无垠的麦田郁郁葱葱，令人心旷神怡。大舅舅精心设计的校园，又是我们上自然课的课堂，他带着我们到校园里上自然课，辨认各种花草和植物的名称、特征，讲解栽培方法和如何施肥松土，使我们在实践中认识大自然，增长知识。学校虽小，环境很美，现在回忆起来，心里还是美滋滋的。可惜好景不长，日本鬼子侵略中国，1938年底金沙沦陷了。靠近学校大门外的运盐河里，鬼子的汽艇天天开来开去。我们学校门前的马路，成了鬼子下乡的必经之路。在岌岌可危之下，学校被迫停课了。大舅舅是爱国者，为了坚持教学，他想方设法借了老百姓的空闲房子给学生分散上课，上午为家住九总的学生上课，下午为头总的学生上课。记得我们头总的教室就是借崔同福老伯家朝南房最东头一间放农具的房子，里面摆二三张旧桌子和几条板凳，课本是他自编用油墨刻印的。我还记得几课内容：“火！火！东洋鬼子放的火！！！”插图是一群日本鬼子在烧中国老百姓的房子；“血！血！中国人民流的血！！！”插图是一群日本鬼子用刺刀刺杀中国老百姓，血流满地；还有“东洋人不学好，住小岛，做强盗！”和“伟大祖国地大物博、土地肥沃，幅员辽阔，矿物丰富，气候宜人，人口众多，是几千年文明古国”等。这些通俗易懂的爱国主义教育，在我们幼小的心灵里培育了抗日救国和热爱祖国的热情。年龄大些的学生瞿民权、袁世晃、纪言等先后参加了革命（后来袁世晃被日本鬼子杀害）。新四军东进后，大舅舅就参加了革命。那时斗争很艰苦，鬼子经常下乡扫荡，实行烧杀抢掠的“三光”政策。鬼子把我舅舅家的房子也全部烧掉了，我外婆、舅母带着我表妹们用树枝和竹竿在田间搭一个草棚栖身。舅舅家曾经养了两条狗，一条棕红色的叫“小虎”，一条淡黄色的叫“小黄”。这两条狗很通人性，日本鬼子下乡来，两条狗就拼命奔跑到我家来报信，沿途老百姓只要看见“小虎”、“小黄”向北狂奔，就知道鬼子下乡来了。青壮年男女便拿着家里稍微好点的东西及养的鸡、鸭，牵着羊一起“跑反”，等日本鬼子缩回金沙镇碉堡，大家才敢回家种田干活，真是惶惶不可终日。
在我儿时的记忆里，小舅舅瞿树德只比我大几岁。他机智勇敢、活泼可爱，一双睿智的眼睛逗人喜爱。他去南通上中学后，一到放寒假时总喜欢到我家来玩。我母亲是他的三姐姐，也识一些字，他和我母亲很谈得来，喜欢谈他在外学习的见闻。同时，他跟我们姐弟也很玩得来。记得小舅舅牺牲那年寒假，下了场大雪，小舅舅领着我们堆雪人、打雪仗，开心极了，父亲还把家中养的羊宰了招待他，我们姐弟们也跟着沾光。他还给我们小朋友讲述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种种暴行，使我们幼小的心灵受到了抗日救国思想的启迪。小舅舅春节后回校不久的一天，母亲从外婆家回来，一边做家务一边哭泣，非常伤心。我跟在母亲身边，不知她为什么这么伤心，又不敢问。后来父亲把我们叫到一边告诉我们：“你小舅舅瞿树德和二舅舅瞿树藩，还有西面的朱家舅舅（二舅舅的内弟）昨夜出去搞枪支，经过顾家高桥被国民党反动分子抓起来活活烧死了。”我们听到此噩耗，不禁失声痛哭。下午母亲带着我们到外婆家，只见外婆撕心裂肺地哭泣不止，一个一下子失去两个爱子的母亲，她的悲伤和哀痛是难以用文字表达的！！悲哉！哀哉！我们从大人们的言谈中听出，原来小舅舅在学校里就秘密搞抗日武装，他们3人是去筹款购买武器，于顾家高桥被反动势力残酷杀害了。
二舅舅瞿树藩是个善良的农民，成天见人一脸笑，干完农活晚上常到我家来和我父亲说说话。他只读到初中毕业，外婆要他继续读书，他不愿意。他说喜欢种田，外婆就让他在家种田。他是支持小舅舅抗日的，二舅舅被害后留下的一子一女，全靠大舅舅抚养，我表妹瞿淑芸13岁就参加了革命。
小舅舅和二舅舅被反动势力残酷杀害的伤痛深深地埋在我幼小心灵的深处，直至现在一提起此事，我还不禁泪如泉涌，心情久久不能平静。想起我们能有今天，不知有多少革命先烈牺牲了他（她）们的青春和生命，这已成为我们革命事业一种宝贵的精神动力，一想起他们工作干劲更足，共产主义信念更加坚定，这种力量永远激励着我们前进！
二
大舅舅参加革命后，我的父母亲经常到大舅舅那儿去看看，他总要向他们宣传抗日形势，增强抗日必胜的信心。有时候大舅舅会介绍一些革命同志到我家来住，如联络站的丁力、汤炳德等常住我家，在我家开会。同时，也让我父母亲帮着做些事情。抗战即将胜利 ，大舅舅就向我父母亲和外婆宣传，抗战胜利了，蒋介石不会让老百姓过好日子的，还会发动内战，要家里人丢掉幻想，准备打仗。他还告诉家里人，与日本鬼子打仗是民族矛盾，除极少数汉奸外都不愿做亡国奴，中国人能团结一致对外 。如果蒋介石发动内战，有些人就不一定会跟共产党跑，有一些人跟着蒋介石反对共产党，那就是阶级矛盾，斗争将会更加激烈、更加残酷、更加复杂。大舅舅要我外婆和我父母跟着共产党、新四军打反动派，革命胜利了再回家种田。日本鬼子宣布无条件投降后不久，蒋介石果然发动了内战，反动派组织了还乡团，疯狂进行阶级报复，不断地杀害革命者及其家属和亲属。烈属袁文礼同志在运盐河南被还乡团杀害后，大舅舅带信给我母亲说，不要舍不得家中的那些坛坛罐罐了，快点向北（解放区）撤。并派人来接外婆，可惜迟了一步。一天夜里，还乡团陆震亚部把外婆从床上拖出去，用 “扎粽子”的残忍手段，将外婆活活勒死，推到河里。我清楚记得那天夜里，我们刚刚上床睡觉，正处于朦胧之际，忽听门外二姨姐和二舅母叫喊我母亲的声音，喊声很急促，一边喊一边说：“刚才一群人不知是什么人，踢开我家的门，不许我们点灯，从床上把外婆奶奶拖出去，只听见奶奶说：‘你们不能这样，你们不能这样！’说了两声以后就听不到声音了。过了一会儿，又有人从我家屋檐下拿了根竹篙去了，这些人都不说话，听到脚步声向西去了，我们才从后门跑出来，从庄稼田里跑过来的。”我们一听说此情况浑身冰凉，预感到外婆凶多吉少，又不知敌人是否还有埋伏，大家商量不能直接向南，防止敌人有埋伏。于是从王家桥绕道河东，从河东的田东边迂回向南，边观察动静边向外婆住的地方移动，前边两个人探路，万一碰到有人查问就说是看庄稼的。结果一路上没有碰到什么，所有的人都顺利到达坝上。记不得是谁先发现坝南河心里漂浮着一团东西，我父亲奔到水边，发现河滩上有根竹篙（二姨姐认出就是她家的），就用竹篙将浮在河面上的那团东西拉到河边，一看正是外婆的遗体。我父亲急忙把外婆抱上岸，赶紧把绳子解开，外婆心跳已停止了。大家把外婆遗体抬放到家门口停放好，我父母就去找大舅舅报丧。大舅舅闻悉他母亲被还乡团残酷杀害的噩耗非常伤心，他冷静考虑与分析了当时的革命形势，对我母亲说：“敌人杀害了我的母亲，但我不能因为此事而使革命利益再遭受任何损失，我不能回家料理后事，一切拜托三姐和姐夫办理，丧事从简，办完母亲的后事，你们也不能再待在家中了。”大舅舅强忍着悲痛，首先考虑的是革命大局，考虑的是革命利益不受损失，而不是母子之情，多么纯洁的革命情操啊。天亮后，金沙镇的还乡团放出谣言说：“瞿树滋的母亲死了，他带着部队回来为他的母亲收尸了。”外婆死后不久，还乡团又在一天晚上来抄了我家，把我母亲瞿树芳抓到金余镇，拷问我母亲是否叫瞿树芳？我母亲机警地说，我叫瞿金巧。母亲很聪明，当敌人审问她时，她发现敌人并不知道她就是瞿树芳，所以坚决不承认自己叫瞿树芳，只承认自己叫瞿金巧。还乡团把她关了两天只好将她放出来了，真危险呀。我母亲原名叫瞿金巧，在抗日战争时期经常带头发动群众，组织参加缴公粮、做军鞋、收购土布等革命活动。后来与大舅舅一起工作的同志说，瞿金巧这个名字比较俗气。你们兄弟都是树字辈的，你还是叫瞿树芳吧，又好听，又大方。从那以后母亲就改用瞿树芳这个名字，很少有人知道瞿树芳就是瞿金巧了。母亲被放回家以后，与父亲带着我的弟、妹到三余、东灶等地“跑反”，背井离乡逃难在外。老家只留我祖父，还有我和二弟徐卓看守家门，白天有情况就跑，夜晚躲到我姑奶奶家和堂祖父徐树芬家睡觉。母亲虽然逃难离家，但心中始终记挂着新四军交给她的任务还没有完成，就托人带信回来，要我和弟弟把她为新四军收购的土布设法送给他们。我和二弟徐卓不知道怎么办才好，后来想出了一个笨办法，二弟割了一些牛草，装满了牛草网袋，差不多有他人高，再把土布藏在牛草中间，外人就看不出来了。我们约请了堂弟徐忠（比我二弟大一岁）和徐卓两个孩子背着装满牛草的网袋向杨港方向走去，谁知被陆震亚的还乡团在路上拦住了。扯开网袋搜出土布，说二弟徐卓通新四军，为大舅舅送情报，以此为“罪名”把两个孩子抓到十三总去吊打拷问，要他们说出如何为大舅舅送情报的。送什么情报？我二弟虽然年幼人小，但受大舅舅的影响，他向往革命的意志很坚定，不管还乡团怎么吊打，就是不承认他背的土布与大舅舅有关系。这天我在家等着他俩回家，一直等到下午4点多钟，住在十三总的姑爹爹来告诉我，徐卓和徐忠被陆震亚部队抓去了，关在他们家北面一户人家里，被吊在屋梁上拷打，说他们是替新四军贩布的。我听后连忙赶到杨港向我母亲报信。母亲亲自到金沙探听情况。天将傍晚，在金沙东洋桥东边碰到还乡团的队伍正押着徐卓、徐忠两个小孩回金沙，此时父母和他们正面相遇。徐卓等两人见到父母，故意把头转向别处如同路人一般，保护父母脱离了危险。敌人把两个孩子关了个把多月，我母亲在舅舅的指导下多方营救，敌人也得不到徐卓的口供，就放出话来说，如果他们家要人，就缴800斤皮花。父母为营救儿子，想办法向人家借了800斤皮花把徐卓、徐忠两人赎回来。父亲从金沙接回两个孩子，二弟的手腕上还深深地印着被敌人吊打的创伤，到家没多休息，就急着找大舅舅参加新四军去了。
三
由于大舅舅参加革命，我们全家老少都受到革命教育，决心跟共产党走。大舅舅先后介绍我的三姨姐袁世沛参加革命，我的大表妹瞿淑芸、二表妹瞿冬耘只有十三四岁，也都参加了革命，我的大弟弟徐儒才11岁就到三仑河共产党办的苏中四联中学读书，接受革命教育，参加革命队伍。大舅舅再三劝我母亲，要她让我尽快离开家，总算把我母亲说服了，传信回来要我准备好出去参军。过了春节，母亲送我和姨妹袁世英去我县民主政府，舅母卫域介绍我们到华中指挥部，组织部分配我们去新四军华中医校学医。我俩坚决要上前线去打仗，组织部的同志劝我们说，女孩子还是学医的好，而我们刚从农村来，也不懂什么组织纪律，就是不听劝。组织部的同志将我俩闹情绪的情况告诉了大舅舅。当时大舅舅在千秋港党校学习，他给我们写了一封长长的信说：“医务工作者是个崇高的职业，肩负着救死扶伤、实行革命人道主义的崇高使命，革命的医务工作更加伟大，能使生命垂危的病人转危为安，从死亡线上把病人抢救回来，挽救病人的生命，让他们重新恢复健康再回前线；能使轻病人很快痊愈出院重返战场，增强战斗力；能使健康的人不生病。白衣战士纯洁、善良、崇高、伟大而光荣。你们要安下心来认真地学，好好钻研理论，在技术上要精益求精，要严格要求自己，要向队长、指导员学习，向周围的老同志学，向所有人学习他们的长处，要不断地检讨自己的缺点，改正缺点，不断地要求进步，服从组织分配，将来要向布尔什维克最高标准看齐，不能只做一个起码够格的人！……”读了大舅舅的信，我受到很大的启发和教育，头脑清醒了，觉得大舅舅说得对、说得好。我们只知道凭着朴素的感情向往着革命，却不知道如何革命。大舅舅的信是及时雨，滋润着我这棵革命的幼苗不断地成长，从此决心做一个革命的医务工作者。大舅舅把我这个农村小姑娘带上革命道路，在党的培养教育下成为伟大光荣的中国共产党的一名党员，成长为具有高级职称的医务工作者，成为卫生事业的领导干部，这都是与大舅舅榜样的力量分不开的。
大舅舅为人一贯谦虚谨慎，艰苦朴素，表里一致，作风正派，在艰苦斗争环境中革命立场坚定，在坎坷的境遇中对共产党的信念毫不动摇。他处处严于律己，宽以待人，大公无私，对亲属、子女言传身教、严格要求，在残酷的革命斗争形势下把自己13岁以上的子女后辈都送进革命队伍。大舅舅虽然去世了，但他的革命精神、对共产主义事业坚定的信念、高尚的品质、朴素的作风永远激励着我前进。
我永远怀念尊敬的大舅舅！
2010年5月6日
（作者是瞿树滋同志的外甥女，离休干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