瞿融
作为家中最小的孩子，我和爸爸一起度过了很多难忘的岁月。
1971年，我在南京市群星中学读初中一年级。秋季刚一开学，爸爸突然对我说，他要去南通金沙镇“安置”。当时妈妈因抗日时期参加南通市地下党组织的问题仍然在接受始于“文革”初期的审查，不知何时能够结束，仍属于受控对象，每月只允许回家探视一次。而兄姐们都已插队或工作，能随爸爸前往“安置”的仅我一人。那会儿的我，懵懵懂懂的，还沉浸在老爸从“五七”干校“解放”回宁的喜悦中。听说是组织上的安排，就急急地去办转学手续。老师也是第一次听说“安置”，不明白“安置”的意义，反复问我：“你爸爸是不是下放啊？”我只会按自己的理解一再地解释：“‘安置’与‘下放’不同，‘安置’是照顾老干部，去县城养老，‘下放’是去农村劳动。”
就这样，带着简单的生活用品，我随爸爸登上了轮船。在拥挤的船舱内过了一夜，天亮以后，到达了位于长江北岸的家乡—南通，在南通县城金沙镇开始了长达7年的“安置”生活。这一天是1971年9月28日。
农民的好儿子
喝上了家乡的水，吃上了家乡的“粯子饭”，呼吸着带有庄稼芬芳的空气，和生死与共的老战友、老部下以及父老乡亲相聚，爸爸整天乐呵呵的，显得十分精神。爸爸身材高大，面色红润，不算太浓的眉毛下微微凹陷的双目炯炯放光，高鼻梁，剃光头，胡须刮得很干净。平时衣着极为简朴，身穿深色的旧中山装，裤脚高高卷起，脚穿手工制作的圆头布鞋，冬季则常蹬一双本地农村特有的“毛靴”。能够操南通各地的方言土话与人交谈，说话声音很大，没有一点架子，看上去就像一个略有一点风度的英俊的老农民。
当时的县委领导对爸爸非常好，常来看望、问候。爸爸没有向当地组织提物质方面的要求，只希望继续为党工作。很快，爸爸就去县信访办报到办公了。他劲头十足，每天早早上班，很晚才回来。不久，他的工作地点从办公室延伸到了家里。清晨天蒙蒙亮，敲门声就“嘭嘭”响起，等着我们开门的是从很远的乡下赶来找爸爸反映情况的人。中午，爸爸常带着上访的农民回家吃饭。爸爸说，他们生活艰苦，进城上访舍不得上街吃饭，看着不忍，就自己请他们吃个便饭。晚上，来找他谈事儿的人就更多了，常常搞得我这个小主人没地方安身。那会儿我对上访者每每在我们吃饭、休息时找上门来很不耐烦，后来才明白：这些时间段最容易找到爸爸，连县委大院的门卫都避开了。
爸爸对上访者非常热心，耐心听他们陈述，给他们解释政策规定。如果来访者不理解当时的规定，爸爸就一而再再而三地做工作。有一次一位烈士的妻子来申请烈属证明，爸爸了解到她已再嫁且子女都是和现任丈夫所生，就告诉她按政策不能享受烈属待遇。这位妇女不理解，反复诉说自己确实曾嫁给烈士，现在生活困难，大声责问为什么别人能享受烈属待遇而她不能。爸爸一方面坚持按原则办事，一方面耐心解释，并拿出自己的工资送给她帮助解决些实际困难。
当时爸爸按月领取十三级干部的工资，只负责我们两人的生活开销，本应该很宽裕了。然而，由于经常自费接待上访的父老乡亲来家吃饭，慷慨帮助特别困难的人—这些人爸爸大多并不认识，所以钱不够用是常有的事。1973年，在金沙公社插队的瞿涤姐姐要去南通城里上大学，临报到前，爸爸一时拿不出钱给她。姐姐就挑上两大筐生产队分给她的粮食，去镇上粮库卖掉，换来二十几元钱，留给爸爸十几元作为我们父女俩的临时生活费（爸爸当时没有拒绝，可见他的拮据），姐姐则带着剩余的10元钱，穿着一身洗得发白打着补丁的旧衣服，用扁担挑着行李去学校报到。那几年，我们父女基本上不添置新衣服，我常穿着打补丁的衣服去上学。有时，我们甚至还需要仍在审查中的妈妈给予我们补贴。妈妈很支持爸爸，在这方面他俩态度完全相同。他们常对我说：这些来家找父亲反映情况的农民，大多是基本群众，老民兵、老党员，现在生活、工作有困难，我们应该在政策范围内帮助解决。战争年代，是他们豁出性命保护我们，拿出仅有的粮食支持我们。革命胜利了，我们再怎样回报都不为过。再说我们的工资也是国家给的，自己本来就一无所有。
有一个住在庆丰乡下姓杨的老人，在抗日战争年代担任过爸爸的通信员。父亲知道他家境不好，每次去看望他，总会塞点钱给他。2001年，父亲听说他生病，特地打电话叫我哥哥送去1 000元钱。事后，还向哥哥详细询问了他的身体、吃穿、住房等情况，关切之情溢于言表。
记得妈妈曾对我说，解放后刚进城时，由于接济乡下来的农民，爸妈的日子过得紧巴巴的。妈妈不止一次把身上穿的半新衣服送人，自己穿打补丁的衣服。坐月子也没钱买鱼、肉等营养品，只能吃青菜，所以身体一直很弱。“文革”中获得“解放”后，妈妈回南通，第一件事是与爸爸带上我去以前的通信员王保家中探望。到了乡下，见到王保老两口，那份亲热劲儿，我只能用胜似家人来形容。当时农村生活还不富，爸妈下乡，人家常会拿出长了霉点的馒头干和年糕之类—这在当时算是好东西了—来招待他们，不光是泥土味儿十足的爸爸，连在医学院工作了大半辈子的娇小的妈妈也都吃得很香。有时我忍不住犯嘀咕，妈妈就对我说，当年他们打游击，到老乡家吃饭，老乡会把过年舍不得吃而完完整整留下来的鱼—那是家中最好的食物—端来招待他们。他们自然不会动筷子，于是老乡便收起来，待下次他们去再端上，反复几次，最后鱼上了霉，大家仍然不舍得吃。现在的条件比解放前好得多，要知足啊！妈妈还说：当年她从南通城里来到乡下解放区，发自内心的感觉是：这里的天空最蓝，这里的同志乡亲最好，这里的生活最快乐！
这些所见所闻不禁使我感到，“鱼水情深”一词不足以表达爸妈与当地农民的密切关系。如同庄稼长在适宜的土壤里，爸爸他们来到乡村，便自然而然地与那里的天、那里的地、那里的一切融为一体，他本身就是农民这个群体中的一员。不需任何说教，我就明白了为什么中共党人会星火燎原，赢得天下。在父亲的熏陶下，我对土地和农民有一种天然的亲和力。高中毕业下乡插队，别人哭哭啼啼，我却兴高采烈。在生产队，老的少的、男的女的、干部农民都对我非常好，说我不像城里人。即使是现在，我仍然认为知青生涯是我人生中最为阳光灿烂的岁月。无论走到哪里，都不会忘记土地是我的根。
女儿的好父亲
“文革”以前，爸爸忙于工作；“文革”初期，爸爸在干校接受审查，我和他相处的时间较少，以至于他都搞不清楚我确切的年龄。记得10岁那年去政协参加春节联欢会，人家问我几岁，爸爸答曰：8岁。次年又去，又有人问，还是回答：8岁。到了南通县以后，父女二人相伴度日。爸爸在我的眼里是一个十足的慈父，像山一般可靠。
刚到南通县时，县里安排我们暂住在县委招待所。一间湿暗的房子作厨房，两间亮些的作起居和卧室用。爸爸在生活上对我照顾得十分周到，烧饭做菜，去食堂买好吃的，菜式不断花样翻新。我最爱吃他做的芋头烧肉，香气诱人，入口酥烂，味道极佳。爸爸说，这道菜的做法是打游击时学到的，肉要先炒，炒出油后才能放佐料，最后把肉和芋头一起放在砂锅里煮，水要一次加足。当年打仗，难有荤腥，偶得猪肉，便让做这道菜最拿手的战士放下别的事情，专门烧煮，然后大家一起打牙祭。此外，诸如扫地擦桌、洗碗洗衣等，爸爸无不亲力亲为。而我，则借口恩格斯有言“家务劳动是使人愚昧的劳动”而尽量偷懒。每当这时，爸爸总是面带微笑顺着我。很快，我的懒劲儿就在亲友中出了名。招待所的服务员常说：瞿老对你真好！
到金沙安顿下来后，爸爸立即带着我步行三四里路，前往县中办理入学手续，拜见校长和老师。爸爸自己不会骑自行车，但为了我上学方便，特意去城里买来一辆崭新的26吋永久牌自行车送给我。那会儿这可是一份很贵重的家什，令我的同学十分眼红，自然成了我的心爱之物。
闲下来，爸爸会和我下象棋。我常在快落败时要求悔棋，爸爸便大度地允许我重走几次，并教我如何挽回败局。不过，悔了数次之后，便不允许我故伎重演。除非我偶然出高招自己赢棋，如果求他教我打败他，他是断然不肯的，因为他也不喜欢做输家。所以二人对弈，最后多以他赢我输而告终。赢家自然高兴，输家觉得耍过赖皮有所长进也心满意足。
同学来找我玩，爸爸总是热情招待。我们拉琴、唱歌、谈笑，他从不嫌烦。偶尔，我们请他一起打扑克牌，他也会欣然参与。我的同学都知道他是老革命，很尊重他，叫他瞿伯伯。放学后常来我家和他聊聊时事，开几句玩笑。有一年当地发现“二号病”，招待所被封闭，人员不得随便进出。我的同学主动设法买菜、买日用品直接给瞿伯伯送进来，因而我们的生活几乎没受影响。
爸爸在日常生活中，通过言传身教，培养了我对科学的热爱，对知识的渴求。我们家没有一件像样的家具，甚至几十年都没置过一张衣橱，但我们的书很多。《十万个为什么》新旧版本各一套，是我童年和少年时代翻看频率最高的书籍。爸爸说，年轻时，他的理想是做一名纺织工程师。从小，他念书的成绩就很突出，从小学到初中一共跳了三级，最后顺利考入省立南通中学。可惜高中毕业那年他父亲即我爷爷因病去世，作为家中长子，他不得不放弃读大学的机会，回乡做小学教师养家糊口。爸爸的记忆力极佳，据说战争年代，他能在短短半小时内翻阅一尺多高的一叠文件，看完后烧毁，竟可过目不忘。我们兄妹学习成绩都很好，母亲常说是因为遗传了父亲的基因。
由于南京和南通的课程设置不同，转入县中后，有一些知识别人早已学过而我却全然陌生。爸爸便重操教师旧业，既教我解析数理化题目，又给我指导语文、作文、政治、地理等功课。爸爸能够把生活中见到的虹吸现象、用到的杠杆原理等用简简单单的几句话讲解请楚，将深奥枯燥的公理、定律与生活事件相联系，让它们活生生地显现在我的面前。很快，我的成绩就在班级、年级名列前茅。
其实，名次在我的心中并不重要，在当时的环境下也不可能给我带来什么实际利益。重要的是，在爸爸的教导下，我从读书学习中获得了很多乐趣，在那个盛行“读书无用论”的年代没有迷失方向，反而将列宁的名言“不学无术在任何时候对任何人都是无益的”奉为座右铭。追求真理、崇尚科学成了我人生观的重要部分。
党的忠诚战士
在金沙，家中订阅了3种报纸，看报、听广播是每日必修的功课。爸爸常结合当时我们课堂上的政治教学，给我讲解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唯物论辩证法的一些基本原理，剖析当时发生的一些国内外大事，力图使我树立共产主义人生观。所以我的政治课学得非常好，深得政治老师的喜欢。
我们最常去的地方是烈士陵园。那里有苍松翠柏，还有一种我在南京从未见过的半人多高单层花瓣色红如血的大花，管理人员告诉我那是罂粟花。过去，人们常在墓地种植这种花，因其花瓣特别鲜红，寓意对先烈的纪念（现在由于禁毒的规定，已改种其他花卉了）。每次去，我们都要在陵园内走上几圈。我们会认认真真地瞻仰革命烈士纪念碑，仔仔细细地观看纪念馆陈列的实物、图片和文字说明，爸爸还会和管理人员交谈一阵儿。那里长眠着爸爸的战友，爸爸对他们有着深深的怀念。
爸爸一生坎坷，但他从不在我面前提这方面的事，总是教导我热爱党、相信党，连一句消极抱怨的话都不讲。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也就没有他瞿树滋，是爸爸经常挂在嘴边的话。不过，“文革”开始时我已10岁，提饭盒给隔离审查的妈妈送饭，接受来自不同单位造反派的“管教”，耳闻目睹、亲身经历了很多事情，少年的心难免生出疑惑。我多次问爸妈：解放前你们的家境都不错，不是那种没饭吃的人，为什么要参加革命？爸爸要是做工程师，妈妈要是做小学老师，现在就不会被斗来斗去，我们不就可以好好地过日子？爸爸的回答总是很简单：“不参加革命，就没有活路，如果做工程师，那早就死了。我能活到今天，比起牺牲的烈士已经幸运很多。”爸爸的亲人死于国民党反动派之手的有好几个。他的小弟弟瞿树德牺牲时只有十几岁，是一名中学生，死后还被反动当局污蔑为“土匪”。同时被烧死的还有一个弟弟瞿树藩。这件事直接改变了爸爸的人生轨迹。妈妈的回答与爸爸几乎如出一辙：当时社会黑暗，没有出路，找到共产党，才看到了光明和希望。后来妈妈曾对我说起她的姐姐，一位美貌而柔顺的女子，听从父命嫁入封建大家庭，没几年就郁郁而终。如果不是参加了共产党，妈妈的命运可想而知。因此，他们即使身陷逆境，受到不公正对待，对共产主义的信仰也从未动摇。不仅自己没有怨言，也不许我发牢骚说怪话。
打鬼子反“清乡”，爸爸冲锋陷阵，做了很多工作。鬼子悬赏大洋买他的人头，几次放火烧掉老家的房子，还把他的母亲我的祖母抓去。据姑妈说：鬼子威胁祖母，要她去喊父亲回家，不许他抗日。老人家平静地说：“东洋先生，你也有母亲，如果你的母亲叫你回日本，你会不会听从？”鬼子听了哑口无言，竟然没对祖母施以毒手，后来还是放她回去了。解放战争中祖母被还乡团杀害。可见敌人对爸爸及其家人恨之入骨。我们在金沙时经常有工作人员来调查了解情况，言语中时时流露敬佩之情，而爸爸却从不对我说他的“英雄事迹”。如果我问起，爸爸便淡淡地回答：鬼子要灭我中华，跟共产党打鬼子除汉奸天经地义，理所当然。我问：鬼子可怕不可怕？他答：越怕越活不成。我又问：鬼子“清乡”为什么你不跟新四军撤走？他答道：留在当地打游击更加危险，共产党干部就应该这样。
我曾经问爸爸，你除了在南通县当区长、县长打鬼子，还做过什么？爸爸说，临近全国解放，1949年3月，他还被任命为南通市市长。我以为他要搞管理搞建设了，然而爸爸的回答却令我非常吃惊—他这个市长竟然只到任了一夜！任命他为市长的布告贴出去后他就接受了新任务，在南通市待了一夜，第二天一大早便率领民工大队去长江边支前，参加渡江战役了。后来我就以此事为由，笑说他是最早的农民工头儿，爸爸也不气恼。
南通县情况复杂，爸爸经历曲折、性格倔强，有人对他和他的亲人有其他看法。我插队时就有人亲口对我说：听说你叔叔是“土匪”，抢金铜盆被烧死了。爸爸对我小叔叔的事是较真儿的，我曾跟着他一起去找县中的老校长赵仰霞伯伯了解情况。我清楚地记得当时赵伯伯说的话：瞿树德曾经组织他们几个学生学习《共产党宣言》，肯定是共产党，但那会儿太早了，共产党组织非常隐蔽，没法确定他的身份。后来，在爸爸的不懈努力下，在有关工作人员的大力协助下，小叔叔终于恢复了烈士身份，烈士陵园陈列室内写上了小叔叔的英名。恢复高考的第一年，我考上大学离开了金沙，还有人写“人民来信”诬告我小叔叔是“土匪”，试图阻止我入学。得知消息后我和爸爸只相视一笑，便翻过了这一页。
爸爸有着共产党人的宽广胸怀，从不计较别人对他怎样。“文革”后期直至本世纪初，找他写证明材料的人非常多，他从来都是据实陈述，尽力而为。有一件事发生在爸爸80多岁高龄时。一天，南京家中来了一个老人，要求爸爸给他哥哥写证明材料。这人曾说过一些不利于爸爸的话，写过一些颠倒黑白的材料。爸爸不计前嫌，答应了下来。其时爸爸年老体弱，写字手抖，很容易头昏。写一阵，站起来走一走，坐下去再接着写，有时甚至要妈妈帮助他写。我劝他注意身体，不要勉强。他却说，此人的哥哥确实是抗日的，他参加工作的经过我清楚，如果我不写材料，就没有活着的人知道真相了，对他的子女影响不利。就这样，爸爸费了很大力气，坚持把材料写完，并亲自把材料送给有关党组织。
爸爸用他的一生，诠释了什么是真正的共产党人。
亲爱的爸爸，好好安息吧！
2009年9月于南京
（作者是瞿树滋同志的小女儿，南京中医药大学教授、医学博士，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