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政治瞿树滋纪念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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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9章 解放战争时期在南通县工作的片断回忆

瞿树滋

1944年4月~1945年2月,我在苏中党校参加了整风学习,接受了一次马克思主义教育。1945年3月~8月在专区第二届文教研究会工作和参加学习的中小学教师一起在地委领导下,初步学习了党的“七大”有关文件。党中央指出中国面临两个前途、两种命运的斗争,党的任务是要全力去争取光明的前途,反对另一种黑暗的前途。并制定了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在我党领导下,打败日本侵略者,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中国的正确路线,为我们指明了前进的方向。我在结束了文研会所办党员训练班的工作后,于9月底到南通县任副县长、县委委员。

当时南通县的敌伪据点大部分已一扫而光,人民欢庆从日本侵略者的蹂躏下获得解放。但是国民党政府命令日军维持秩序,不向解放区部队投降,因此日军继续盘踞在通城、唐闸、平潮一带。国民党政府甚至把从海门县逃到南通城的日军,送回重占了茅镇、青龙港。他们还把麇集通城的伪军改编为国民党政府的保安队,继续残害人民。南通县的一些封建地主如余西区的陈又奇、三余区的汤景宗、石港区的葛百万(这些人抗战时期就住在通城)、金沙区的顾佐卿(在惩奸运动中,要求县府不要惩办他的亲戚—一个罪恶严重、民愤很大的汉奸,遭到严正的拒绝。惩奸委员会副主任开明士绅徐仰高当时劝他保持抗战时的民族气节,后顾逃往通城)、袁灶的陈仲章(曾任我通海办事处主任,抗战胜利前夕,带了爪牙投奔茅镇、青龙港),他们在通城、海门两处网罗逃亡地主、汉奸,组织起了还乡团,勾结他们的党羽,主要是在农村的反动地主,针对我县策划阴谋破坏活动。随后国民党部队在南通城成立了前进指挥所,南通城成为国民党军队向解放区进攻的基地,南通县包围着敌人这个基地,处于解放战争的前哨。

县委和县团机关当时驻金沙镇张文泉宅,县公安局有一支保卫队(后扩充为一个连)驻孙儆宅,县政府机关驻头总桥徐家园(今县中所在地),机构恢复不久,人员不多,一个人做几个人的工作。丁冲同志任秘书,兼管民政(后来了孙济万同志)、教育(后调来江一帆同志)、司法,还兼机关支部书记。财粮局人员比较多,局长冯志远同志。

当时毛主席已去重庆,国共和谈正在进行中。县委对全县人民进行了政治形势教育,阐明我党力争和平、民主建国的主张,同时揭露国民党准备内战的阴谋,动员全县人民提高警惕,准备保卫用鲜血从敌伪手中夺取的胜利果实。以后苏南、浙东部分部队和干部经我县北撤,而“进攻解放区,消灭共产党”的消息不断从通城传来。县委随时抓紧进行政治思想教育。

县委继续抓紧了统一战线这个法宝。据了解,县已举行了参议会,孙卜菁县长作了形势报告,阐明了爱国、民主、统一战线政策。并由丁冲同志负责,做好上层代表人士的经常工作。顾贶予先生当时任南通县中校长。教育界代表人士吴浦雲,开明士绅徐仰高、张小圃等要求和平民主,反对国民党内战独裁,积极拥护我党的政策主张。团结教育并依靠广大知识分子,迅速恢复了全县的小学;南通县中在金沙恢复(后因国民党内战阴谋加紧,迁到张沙等地),并在姜灶港办了分校。金沙镇还办起了民众教育馆,对职工、青年进行业余教育。团结了中西医,依靠他们在集镇和农村恢复了设备比较简单的医疗机构。李守仁、林则华等医生在金沙办了医院、诊所,参加了防疫卫生工作。1946年夏季,余西等部分地区霍乱流行,党领导了人民和医务工作者及时予以扑灭。

抗战胜利后,群众迫切要求恢复生产,医治战争创伤。为了支持生产,南通县建立了南通县支行(行长盛金生)及下属机构,江淮币占领了市场,排除了伪币,限制了法币的流入,减少了人民的损失。建立了货物管理局(局长谢林、副局长黎传声)和江海贸易公司(黎兼经理,副经理崔度云),按照上级规定对粮食、棉花等物资进行了控制。金沙、二甲、三余、石港等镇成立了商民联合会,对工商业者进行了形势教育,扩大了统一战线。通过工商业者进行与国统区的物资交流。采购了我军民的必需物资如医药器材,换回黄金等。抗战期间陷于停滞的通中、通海部分农村手工织布家庭副业,得到部分恢复。江海公司带动并组织部分棉花、土布商人以棉花向国统区换回棉纱,以棉纱向农民换购土布,解决解放军部队和工作人员的被服需要。农民增加了收入,改善了生活。这一带农民亲切地称江海公司为“我们的公司”。在以后斗争艰苦的时期,不少人冒着生命危险,协助公司转移、隐藏物资。

贯彻了劳资两利政策,几大镇的搬运工人、店员职工发动起来,争得了民主权利,适当增加了工资,建立了工会组织。农产品加工的工厂得到了恢复,政府给予扶持,组织他们加工棉籽、黄豆。县政府还设了生产建设科,刘雄先同志为科长,搞了些农工业生产,主要为机关自给。吴鸣镛、于支平同志负责办了公营的大同油坊,后在环境紧张时停办。于支平同志在负责转移物资时与还乡团遭遇牺牲。

根据上级指示,顺应广大群众惩办汉奸的迫切要求,全县农村在秋收秋种以后,开展了惩奸、减租清算的群众运动。当时县委组织了工作组,在金沙西面的生发乡即原来的三姓(碧华)乡进行试点,吸取经验,指导面上的斗争。吴仲琪同志(原金沙区委候补委员)为工作组组长。贫雇农、下中农经过忆民族敌人残害的苦,忆封建剥削的苦,控诉为虎作伥汉奸的罪恶,提高了阶级觉悟和翻身解放的要求。斗争的矛头是极少数罪恶严重的汉奸,和剥削苛重、依仗敌伪势力抗拒减租、幕后策动伪化、转嫁伪捐等封建地主分子。一面要求政府惩办汉奸,一面有组织地向地主进行算账说理斗争。算应减而未减的地租,算应清退的沉重押租,算转嫁的负担,算地主占有的无偿劳动(这些都是农民提高觉悟以后,自己提出来的合理要求)。在运动中,县政府工作人员按照县委指示,一有机会就到附近参加群众的忆苦控诉会、清算说理斗争会,向群众学习。县成立了惩奸委员会,县长孙卜菁同志兼主任,开明士绅徐仰高(经常驻县府办公)、张小圃和我任副主任,委员有农、工、青、妇各界代表。还组织了惩奸法庭,县府司法科的审判员和书记员进行审判工作。经过县惩奸委员会民主讨论决定,惩奸法庭先后在金沙镇、滥港桥、四安镇举行3次公审大会,处决了几个汉奸,支持了群众的斗争。惩奸运动中,县委对政策掌握上是比较慎重的。在打击少数的同时,注意到争取一切可以争取的力量。对罪恶严重,民愤很大,为了有利发动群众,打击封建势力,准备反击敌人的进攻,当时认为不能不予镇压的极少数予以镇压。多数由群众监督教育改造。有主动悔改的,免予处理。运动过程中,部分乡曾发生过错抓错斗现象,县委及时予以制止。县警卫团除留少数部队留守金沙,大部分挺进兴仁一带活动,掩护群众,后方则依靠民兵及时打击了敌特暗杀我干部的阴谋活动,保卫了运动的开展。这时,后方各区区队大部分上升了县团,党委抓紧民兵组训,依靠民兵打击敌人破坏活动,巩固了后方秩序。部分反动地主陆续逃亡通城,参加还乡团。有的策动爪牙阴谋暗杀我干部。如同乐乡还乡团钱××策动爪牙准备杀害我干部后参加还乡团,他们书信往来,被我民兵发觉,及时破获,为首分子被我镇压,盲从者经教育瓦解。运动的发展,基本上是健康的。经过这次运动,群众生产救灾,参加自卫战争的积极性提高了,培养了一批积极分子,发展了党团员,壮大了民兵组织。部分农民从地主手里得到了土地,农民对土地的要求更加迫切。这次运动成为土改运动的前奏。

在停战协定公布后不久,国民党整编49军调来南通城,随即北犯占我白蒲镇。3月,通城人民向军事调停执行小组请愿,要求民主,反对内战,遭到国民党政府血腥镇压。我县人民和全国人民一起给予支援。与此同时,49军一部占我小海、观音山、兴仁镇。4月底,我华中主力部队5个团,在陶勇同志指挥下,发动自卫反击。经过激烈战斗,攻克小海、观音山,歼敌一个团1 400余人。我们也付出了相当代价,牺牲了100多位同志,其中有团的政治部主任一人(都棺殓埋葬在金沙河南的土山上,现在的烈士陵园),负伤四五百人。为了完成战斗的后勤支前任务,在县委的领导下,全党动员,全力以赴,担架、民工都是各部门负责同志分工到各区乡突击动员组织的,干部、党员、团员和民兵、惩奸运动中的积极分子踊跃参加。县委书记顾尔钥、县长孙卜菁在正场亲自指挥伤员抢运,我在金沙镇。我们在县中和金北校设了包扎所,我县许多医护人员参加了急救工作。妇联发动了妇女群众,县中许多老师和学生热情地护理伤员。伤员包扎急救后,用民船转送到后方医院去。几十个国民党部队伤兵,我们也给他们包扎后,用船送到兴仁以西的草庙子。这次战斗,我军以劣势的武器装备,全歼了美械装备敌人,给进攻解放区的敌人一个下马威,振奋了通城人民。“中央军武器好”,还乡团用来恐吓人民的这个肥皂泡在事实面前破灭了。增强了我县干部、群众斗争的信心,给即将到来的土改运动提供了有利条件。

5月,党中央作了土地改革的英明决策,指出解决解放区的土地问题是我党目前最基本的历史任务,是目前一切工作的最基本环节。按地委指示,县委适时部署除城闸区以外在全县展开了土地改革运动。

这时敌人对华中解放区大规模进攻已经开始。南通城之敌陆续侵占小海、观音山、兴仁、秦灶、陈桥等地,海门之敌侵占三和、天补等镇。还乡团伺机突袭杀害我土改工作人员。工作组组长吴仲琪同志在金沙之西三姓街前庙被害。姜桂贞、严萍同志在袁港东南被害。各区委的大部分乡党支委贯彻“一手拿枪,一手拿算盘”的号召,发动了群众,加强了民兵建设,保卫土改。夏收夏种紧张的时刻,白天生产,夜里搞土改。7月,如东县发生了大规模的暴动,县委要我去二窎。我们集中了上雁、中雁、下雁、爱儿、二窎等乡的民兵基干队,在通如交界的五总、双墩到洋岸一线布防,配合如东县的民兵及时扑灭了暴动。二窎乡的民兵和如东和素乡的民兵结成了亲密的联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