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春福
我与瞿树滋的友谊可以追溯到20世纪30年代，那时我们都在南通县农村当小学教师。1939年，我在双林庵初小当校长时，树滋和赵仰霞等人发起组织了读书会，又称励志会，意在鼓励青年抗日救国意志。我也参加了读书会的活动。记得大家买了不少进步书籍，订了一些报纸，通过读书会的活动，了解国家的抗日救亡形势，向农村青年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以后，参加读书会的不少青年人先后加入了革命队伍，我是1941年在二窎小学教书时参加中国共产党的。
1945年，组织上通知我到如皋学习。我们一行数人，由交通员带路，绕过敌人据点，避开敌人搜查，走小路，涉沟河，昼伏夜行。通过敌人的封锁线时，大家都很紧张。趁着夜深月黑，来到一条河边。渡船早已被敌人控制，交通员找来一只木澡盆，一次只能坐一个人，稍有不慎木澡盆就会翻，人就掉到水里。好不容易渡过河，来到竹篱笆旁边。这是敌人在苏中四分区边界用大量的竹子编筑百里长的竹篱笆，妄图封锁、消灭抗日力量。大家紧紧伏在地上，不敢出声。交通员先悄悄靠近竹篱笆，利用黑夜掩护，在离敌人碉堡较远的地方，拔去竹篱笆上的几根竹子，扒出一个口子，然后招呼我们一个接一个快速钻过竹篱笆，跑步冲出封锁线。等我们都过去后，交通员再把竹子插上，将缺口恢复原样，以防敌人发现。我们一口气跑出几里路，累得跑不动了，就躺在草堆上休息，不知不觉我竟然睡着了。就这样经过重重艰险到达掘港（那时掘港属如皋县）。
我参加的这期学习班有二三十人，大多是小学教师，现在只记得还有赵胜标、李晏复等人。我们主要学习抗日战争的形势和政策，对中国前途的认识等问题，也学习部分整风文件，联系实际提高认识，增强抗战必胜的信心。尤其是亲自看到新四军部队纪律严，作风好，深得民心，大家更加坚定地认识有了共产党，民族就有希望。树滋同志是学习班的负责人，他虽然已是一名领导干部，但仍然那样平易近人，耐心帮助学员，和大家一起学习。对学员中的不同认识，能以平等态度进行讨论，通过说服教育，达到统一思想。树滋同志发扬民主、尊重知识分子的态度，给我们这批教师学员留下了深刻印象。许多年后，许多同志回忆当年的情形，对树滋同志仍充满了敬重之意。我虽然早已是党员，但一直在农村基层组织，对党的认识、对党的路线和任务的了解，有一定的局限性。这次经过系统的学习，受益匪浅，为今后的工作打下了良好基础。学习结束后，树滋介绍我到苏中一分区专署工作。从此，投身到革命队伍里经受锻炼，把自己的一生献给革命事业。
1942年9月，新四军三旅七团在粟裕师长和旅首长的亲自指挥下，在二窎镇附近的谢家渡伏击战全歼日军大队长以下70余人，打出军威，震慑了日伪军。10月初，日伪军纠集了1 000多人，向二窎、三余、杨港等地进行报复扫荡，实行残酷的“三光”政策。日伪军害怕再遭到新四军伏击，在一路烧杀的同时捕捉了许多群众，强迫他们走在日伪军队伍前面，妄图用老百姓的血肉之躯替他们挡住新四军的子弹。我那时在同心灶小学当教师，也被日伪军抓住，敌人只知道我是教书先生，并不知道我是党员，把我和群众扣押在一起。日伪军一路战战兢兢，过了二窎以后没有遇到新四军，他们以为安全了，这才把群众放了，我幸免逃过一难。“文革”期间，我在云南思茅专区工作，因为我曾被日伪军抓过这一情节，给被戴上“叛徒”帽子，残酷斗争，撤职扣薪，蒙受不白之冤。思茅专区的造反派派人来调查，树滋同志当时的处境也很困难，但他顶住压力，坚持原则，实事求是给予证明，我被日伪军抓去并没有暴露自己的党员身份，也没有出卖同志和组织。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的这一冤案得以平反。树滋同志谦和诚朴，为人公正，光明磊落的高尚情操，深深铭刻在我的心中。
2010年6月24日
（作者离休前任云南思茅地区统战部部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