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生生一共到过香港三回，一回是一九二七年二月，一回是同一年九月。二月这一回是从广州区讲演，九月这一回是从广州回上海经过香港。
讲演两次，前后只在香港逗留了三天。路过那一次更只是在船上停了两天而已。两次讲演都是集子中的名篇，一篇是《老调子已经唱完》，一篇是《无声的中国》。后一篇编入了《三闲集》，前一篇初时底稿找不到，在他去世后，才被发现而编入了《集外集拾遗》中。
据他自己说：“我去讲演的时候，主持其事的人大约很受了许多困难……单知道先是颇遭干涉，中途又有反对者派人索取入场券，收藏起来，使别人不能去听，后来又不许将讲稿登报，经交涉的结果，是削去和改窜了许多。”据听过的人说：“香港政府听闻他到来演说，便连忙请某团体的人去问话，问为什么请鲁迅来演讲，有什么用意。”看来初时颇有要使讲演变成“无声”之势，后来总算是《无声的中国》有声于香港，也传之于全国，香港报纸刊载于前，汉口报纸也转载于后了。
这一回虽然是前后三天的停留，但由于他不久前“跌伤的脚还未全好，不能到街上去闲走，演说一了，忽忽便归，印象淡薄得很”。不仅印象淡薄，后来谈起这事时连时间也记错了，他说这是一月间的事，但当他把《无声的中国》编入集子中时，又加上了“二月十六日在香港青年会讲”的副题。二月是对了，十六日却又错了，他其实是二月十八日、十九日各讲了一次，二十日回广州的。
说是“印象淡薄”，两天讲演的那些遭遇却不能不使他留下深刻的印象：“是这样的香港！”讲之余，他还听到过这样的事：一位高级知识分子因受委屈和英国官员申辩，对方最后无话可说时说了这样一句话：“总之你是错的，因为我说你错！”
如果二月这一回可以说“印象淡薄”，九月那一回就实在是印象深刻了。在过境的船上，十几件行李受到翻箱倒柜地检查；先查统舱的，后查房舱的，统舱中的十只书箱才查了一箱就开始勒索十块钱，由于“讲数”没有达成协议，直到房舱里的六只书箱和衣箱已被开始也弄得“七国咁乱”时，如数送上十块钱才得最后幸免于“全军尽乱”，但十六只箱子已经乱得七七八八了。不仅乱，而且有的东西还受到了毁坏。这经过，在《再谈香港》中写得十分生动具体，说是谈香港，其实就是谈那一次有如一场灾难的“过关”。
三到香港，两次讲演，两篇文章：《而已集》中的《略谈香港》和《再谈香港》。
此外，还有《匪笔三篇》、《某笔两篇》和《述香港恭祝圣诞》这些和香港有关的文章，都是读了香港报纸后的杂感。这里“圣诞”的“圣”不是耶稣，而是孔子。当年的孔诞不比耶诞要差多少。由于历法折算的缘故，一年有三个孔诞，可以庆祝三回，一次可以唱大戏三天，通宵达旦，而演出的是整本的《风流皇后》之类的戏，真是漪欤盛哉！
鲁迅凭着他三过香港，特别是第三次在船上的体验，对这个英国统治下的殖民地下了这样的结论：“香港虽只一岛，却活画着中国许多地方现在和将来的小照：中央几位洋主子，手下是若干颂德的‘高等华人’，和一伙作伥的奴气同胞。此外即全是默默吃苦的‘土人’……”
那是半个世纪以前的事了。此刻，香港正进入它“返祖”（重回祖国）的过渡期。在鲁迅于离开香港不远的海上、北归的船中，九月二十九之夜，写下那《再谈香港》整整五十七年后的又一个九月里，英国同意交回香港主权的中英声明草签了。这使人想起《略谈香港》中鲁迅为掉中国书袋的英国总督金文泰指正的四句古话：“摅怀旧之蓄念，发思古之幽情，光祖宗之玄灵，振大汉之天声。”现在不正是光祖宗、振大汉的日子么？“无声”不是有“无声”起而代之传响于世界么？
鲁迅虽然和香港就只有这样三过其地、两次讲演、七写文章（加上两篇讲稿）的关系，却是香港人很可以纪念的。
他讲演的地方香港青年会，位于港岛，接近半山的比列啫士街，是只有几层高的旧建筑，恐怕总有七十以上的高龄了，在这个到处都是几十层高的大厦林立的城市里，已经成为七十为稀得稀物，它还没有被拆掉而另起大厦，有些近于异数。有心人应该把它保留下来，作为对鲁迅先生的一点纪念，也是值得的吧，当一些别的建筑都被当作文物，受到保护的时候。
在香港，有人曾经发现鲁迅写给徐懋庸的最后一封信的手迹（见《鲁迅书信集》下卷），送回了北京。据说，居港的木刻家唐英伟手头藏有鲁迅给他的信一二十封之多，不知此刻何在？藏之于私人总是不如藏之于公家，更能安全地流传于后世；艺术品如此，文物也一样。唐英伟多年来在香港是“隐于宦”，做公务员，早已不弄木刻，而消失于艺坛，和文化界也没有什么来往。愿他无恙，愿那些鲁迅的书简也无恙！
一九八五年十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