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会不会死亡？
十多年前，香港的一位小说家提出了这样的问题。这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他引经据典地（当然是当代的今经今典）引述了好些西方作家的意见，似乎走向同一样的结论：“小说开始在世界各国衰微了”，“小说在垂死中。”
于是，“非虚构小说”出现了，“非小说小说”甚至“反小说”也有了。“非虚构小说”大约接近大陆上的“纪实文学”吧（无奈我们的纪实文学的作品却又常常被指出有不少虚构）。“非小说小说”或“反小说”反掉了小说中的情节甚至人物。
这有些属于创作方法的问题。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被认为不行了，一种理论是：再写实也疏离于真实。一个证明是：再口语化的语言（哪怕出于老舍这样语言大师的笔下）也不是生活中的口语（这恐怕有些武断）。既然如此，就不如干脆放弃写实好了（这岂不像是不能得到绝对真理就索性不再追求相对真理，也就是不追求真理）。
小说创作中最大的一个阻隔被认为是文字。“今天，小说家用文字反映现实时，与新的传导体诸如录音带和电影竞争时，就会发现后者有效得多。”“电影给垂死中的小说以最后的一击……当小说家用以代表事物时，一张照片可以抵得上一千字；一部电影可以抵得上一百万字。”电影之外，更加要命的还有后来出现的电视，这魔术盒子！
但是，十几年过去了，这“最后一击”毕竟没有把小说击倒，一蹶不振。它在电影、电视最普及的地区也还是存在，并不仅仅苟延残喘于现代科技还不怎么光临于人类生活的不发达国家。
小说并未垂死，有些像资本主义并未垂死一样。它还有着生命力。
这就要说到香港了。香港是一个生活节奏紧张得似乎叫人喘不过气来的城市，因此虽然颇有人说，忙得没有时间看小说了。报纸上，一个时期好像不见了小说副刊，或副刊中减少了小说的分量。但现在，仿佛又并不如此了。袋装书在流行，不少是小说，有些搭飞机如同坐“巴士”的人，上飞机时带一本袋装书，下机时把它丢掉，一个中篇或较短的长篇已经在这飞行途中看完了。
小说并没有死，它活得好象还不错，至少没有比从前更坏。
这就要说到香港的小说了。
也是十多年前吧（比小说会不会死亡的质疑声发出得略为晚些），有人在《读书》上说：“……香港的小说，还停留在初创的阶段，上乘的作品如凤毛麟角。作家们似乎束缚在一个看不见的桎梏里，使他们只能在有限的狭小空间闪展腾挪。这成绩不要说和世界小说看齐，离中国小说的主流也相去甚远。”作者还指出，香港小说也有“图解概念”和“为政治服务”的倾向。
我们不妨先回顾一下，回顾得更远一些，六十年代以至五十年代。只看看大陆。曾经有相当一段时间，从大陆看香港，就只有一部小说：唐人的《金陵春梦》。直到“文革”十年过去后，才由一而二，成了梁羽生和金庸两位新派武侠小说的天下。更后一些，爱情随着武侠来了，是亦舒、岑凯伦，也许还有林燕妮……三位或不止三位。这里只说香港，台湾的琼瑶、古龙、高阳……不在其内。
新派武侠，香港上乘，这是没有异议的。也有作家、学者认为金梁之作是文学作品，特别是金庸，甚至比一般不算流行文学的文学作品更文学。也许可以说是“凤”是“麟”。
至于爱情小说，那就另有争议，就是在香港，也还有人认为不一定很“严肃”，或只有个别的才可以归入“严肃”之列，一般就还是流行文学。
现在谈《金陵春梦》的已经较少，好像它已经完成它的时代使命了。如果把它当做“图解概念”或“为政治服务”的一个典型，如果依然有争议，相信也是较少的。
斯人去矣！金庸、梁羽生也已“闭门封刀”停笔不写武侠了。只有爱情小说的作者还在挥笔不已。而更多作者、更多品种的小说作品，此刻正在为香港的文坛创造繁荣。（让我们就用“繁荣”这个字眼吧，就算有些勉强，今天的香港大局不是在强调稳定繁荣么？服从这个大局。）
离《读书》那篇文章的发表快十一年了，今天还能说“香港的小说还停留在初创阶段”么？当时就已经有人并不同意。
手边刚好有一本《浮城志异——香港小说新选》。
这新，新在全是八十年代的作品，而多的是八十年代后期的作品。有的甚至是九十年代的作品，创作于一九九〇年。
作品都是中短篇，甚至很短的小小说。长篇自然是无法入“选”的。
作者二十三位，老中青都有，尽管编者未必要标榜三结合。
老作家有刘以鬯、舒巷城。中年作家有海辛、也斯、西西、亦舒、辛其氏、吴煦斌、张君默、林荫、施叔青、陶然。青年作家有李洛霞、李碧华、陈宝珍、周蜜蜜、罗贵祥、钟伟民、钟玲玲、钟晓阳、草雪、黄碧云、颜纯钩。个别在六十上下或四十上下，处于老中的边缘。这里面，有早就知名的，也有近年才显露头角的——这部分最多，也可以算是一“新”吧。
新更在内容。
老作家也用新手法进行创作。刘以鬯的《副刊编辑的白日梦》，采用的是意识流手段。舒巷城的《热心》，是三个电话的记录，全部对话，没有一句叙述的文字。在刘以鬯来说，这当然不能说新了，他几十年来一贯就在不断地探索、创新。前几年他的那篇《打错了》，一个打电话的故事，两个不同的结局，两个故事前一部分文字完全相同，重复使用，只是最后一部分文字有异，这一“新”使内地一些刊物禁不住一再转载它。我倒欢喜他七十年代的作品《对倒》：一个渐渐衰老的老头子，一个胡思乱想的年轻女孩子，通过两人偶然在电影院中邻座，而写出两人一天之内所做所想的事，两条线交叉发展，彼此并不相涉，却反映了当年社会一些人生世相和主角的种种心理反应。
像他们这样年龄增长而创作不休的老作家是太少了。两人相较，舒巷城的新作又少了一些，如果是力气用在别的方面，就真有些替香港文坛可惜。侣伦死后，他已是香港土生土长的老作家硕果仅存者了。
每有新作，例必创新的西西。一年前听说患了癌症，现在病情似乎稳定了。遥望南天，我不禁要以《渴望》的歌《好人一生平安》为祝。使人感到喜慰的，是这场大病并没有挫倒她的创作努力，一个新的长篇正在写作、陆续发表，那是题目就有些惊人的《哀悼乳房》。我们的《香港小说新选》的女编者看了，虽未看完（不知道是不是已经写完，至少在西西她们的《素叶文学》上还没有发表完），就已赞好。
编者显然是偏爱西西的《浮城志异》，要不然，怎会用它来做香港小说新选的书名？浮城，是西西给香港取的外号；志异，是“九七震撼”出来后她为这个城市写的童话。浮城，也就是浮动的《我城》（西西旧作）。编者十分赞赏地说：西西“以童话的形式，描写了一个上不着天、下不着地的浮城，展示了浮城中一幅幅奇异的人情世态的画面。城中的生活常态，多是比照着香港的物质环境写出，妙的是对种种奇迹、异象的描写，极富想象力地隐喻或暗示了香港人的某种精神态度、内心状态。作者有所赞叹，有温婉的嘲讽，亦有所置疑和隐忧，但这一切都寄寓一组组笔触明亮简洁且具哲理意味的意象里。结尾时对外来者与城中人面对同一个窗口，彼此凝视，各有所思，言近而旨远，耐人咀嚼回味。”
我是个脑筋有点死的人，更欢喜写实之作。当然，我也并不菲薄《浮城》。
对于香港，八十年代以来最大的现实莫过如“九七”问题了。刘以鬯首先以《一九九七》为题写了它，它没有进入这本新选，据说是别的选本已经选了的缘故。编者求新，力避重复，二十三位作者中，只有钟晓阳的《姑娘》和黄碧云的《盛世恋》是内地刊物上转载过的。读新选，会感到面目一新，而不会觉得似曾相识。
间接和“九七”有关的作品，施叔青《韭菜命的人》、颜纯钩《关于一场与吃饭同时进行的电视直播足球比赛，以及这比赛引起的一场不很可笑的争吵，以及这争吵的可笑的结局》。写的都是“新移民”，还有张默君的《玉玦》也是。所谓“新移民”，是指七十年代以来，陆陆续续从大陆到香港定居的人。他们并不为“九七”而来，只是来了才碰上“九七”。
直接写“九七”的作品不是没有，只是长篇较多，无法“当选”。
颜纯钩的这个题目有点怪，内容有点趣。争吵起于父子之间，这样的争吵在家庭生活中是常事。争吵是为了父亲帮中国队儿子帮香港队。“你是香港人，不帮香港队，你就不对！”“咦，你也是中国人，你怎么不帮中国人？”就是这么吵起来的。人们记得，北京那一场球赛还有人因此打起来呢。生活中的小事能反映出问题，我欢喜这样的作品。
施叔青《韭菜命的人》，是她的《香港新移民系列之二》。在创作《新移民系列》之前，她写过一系列《香港的故事》（又叫《香港传奇》）。《香港的故事》是写上流或半上流社会的；《香港新移民》却偏于下层，而且是通过采访纪实。我们不能不佩服作者的努力（她又通过和和大陆作家的对话，写了十五篇《文坛反思与前瞻》，一样叫人钦佩）！
这位出生于台湾鹿港，在台北、纽约、香港生活得较长久的女作家，把她的笔触更多地放在香港这个国际大城市上面。白先勇因此说：“施叔青选中香港作为她的写作题材，算是挖到了一座所罗门王宝藏。这个六百万人居住的小岛是都市中的都市，其历史之错综复杂，文化之多姿多彩，社会上各色人等，华洋混杂，可谓琳琅满目，应有尽有。恐怕世界上还找不到第二个像香港这样无以名之的奇异区域。香港应该是任何小说家梦寐以求的一个好题材。”
可惜好题材引发出来的好作品并不多，特别是具有大气魄的大作品（就不随便说伟大吧）。几十年前张爱玲写过《倾城之恋》，那“城”是香港，只是主要写的是“恋”，不是“城”。施叔青能写出两个系列，虽然还是不能使人感到满足，总是很不错的了。
《香港小说新选》中，也斯的《岛和大陆》、陈宝珍的《找房子》、钟晓阳的《姑娘》、黄碧云的《盛世恋》、亦舒的《缘》、周蜜蜜的《倦》、草雪的《一点三刻的绝唱》、李洛霞的《小工》（尽管背景是澳门）、李碧华的《凤诱》（尽管有些怪异）、钟伟民的《蒲公英与花鱼》（背景似乎也是澳门）……都在不同程度上反映了香港的世态和香港人的心态，使人读来感到亲切。
辛其氏的《盂兰盆节》和海辛的《最后的古俗迎亲》，使人感受到怀旧的情趣。
吴煦斌的《牛》和罗贵祥的《剧作家里的剧作家》，都是力作。作者是花了很大的气力才能写出这种力透纸背的作品的。《牛》以一个探寻蛮荒洞穴里远古壁画的故事，表现了原始的与大自然斗争的坚毅力量，文字的重量压得使人透不过气来。故事的背景显然在异国，如果把它放在《世界文学》之类的刊物中，作者署上一个外国名字，不会引人质疑。我以为这不能算是一个过高的评价。刘以鬯说，吴煦斌长于绘影，也长于绘声，也长于描写动物与植物。她“在那些好象‘锻炼’过的文字中，诗与哲理常如春天的花朵般处处盛开”。她爱向丛林与荒野找寻题材，她的小说“民族色彩淡，却充满了阳刚之美”。这是一位阳刚的女作家。
罗贵祥可能是一位容易引起争议的青年作家。他今年才只有二十九岁，是这个选本中最年轻的作者，却写出了《剧作家里的剧作家》这样的作品。一节又一节附录在前，一节又一节本文在后，这车在马前的形式已经不寻常了。内容更是怪诞的，有人读了说是不知所云。我也不是很看得懂，但却感到了它的一股力量。我也不一定赞赏这样的手法，但我认为文艺创作中应该具有各式各样的创作方法，哪怕有些怪诞。
这本新选中有钟玲玲的《我的灿烂》，是由一首诗和四篇散文组合而成的。香港电台的电视部把它拍进系列片集《小说家族里》，这就使它具备了小说的身份。这使人想起，现代小说家中，贝克特（Becket）就是将诗和小说结合在一起的。这也是一种新的探索和实验（钟玲玲有新著长篇《爱莲说》）。
从这些都可以看到，编者在选编这本《香港小说新选》时，是力求兼容并包，把各种各样创作手法的作品都选进去的。这正是八十年代以至今天香港小说世界的事实。这个世界不仅仅有大量流行的流行小说，也还有居于少数并不就不是真理的少数严肃的作品。这个选本是以严肃为主的，因此没有选用那些流行的（而且流行的又多是长篇），但陶然的《都市即景》和林荫的《险过剃头》这些近于流行小说的小小说也还是选进去了。陶然的五题“小小”，其实写得还是颇为严肃的。
这个选本有一个特色：本文后面附有作者的小传、作者本人对写作的意见和别人的评论。这显然很客观。
编者的主观都在最后的《穿行于彼岸的小说风景》中。在这篇近两万字的编后记中，它告诉读者：她不仅接触过香港的小说，也接触过香港小说的作者和小说背景地的香港。有时是从十几本书中才选出一篇作品的，几乎没有只看到一篇就选上那一篇。她的态度谨严。
如果说七十年代末期香港小说已经算不得“还停留在初创的阶段”，八十年代的这个选本就更加证明了香港小说的更加走向成熟。这个选本放在任何大陆小说选或台湾小说当中，应该是并无愧色的。我想，这不至于是我的偏爱和偏见。
香港并不见得是“浮城”，尽管有时人心不免有浮动的时候。西西又曾经给它取过另外一个名字：“肥土镇”。从经济的角度看，没有人对香港的“肥土”提出异议。
从文化的角度看，香港也早已不能说是“沙漠”了，尽管它也还不能就晋升为“绿洲”。它早已“春在绿芜中”，如今更是有些“杂花生树”的江南景色。不信，就观赏观赏这一片小说园地吧。
香港舞蹈家曹诚渊说：“香港是一个精致的城市，就像一个象牙球，本质是脆弱易碎，外观是灵巧多变，而卷藏在一圈圈球体内的，竟是那么繁复，不易整理，不易清洁。就因为这个象牙球是我土生土长的地方，所以我有权利去喜爱它，也有义务毫无条件去保护它。”对于所有土生土长的香港作家来说，更应该好好去写它。
一九九二年六月
（《浮城志异——香港小说新选》，
艾晓明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