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凯，字慰庭，号容庵，1859年生于河南项城，其叔祖父袁甲三父子曾分别在道光十五年（1835年）和道光三十年（1850年）中进士，袁甲三的次子袁保龄和袁世凯的叔叔袁保庆分别又中了举人，项城袁家由此成为当地望族。袁保庆的长兄袁保中也是秀才，他有六子。袁保庆虽然得中举人，但却膝下无子，于是将袁保中的四子过继过来，这就是袁世凯，这一年，他7岁。
袁保庆曾先后在济南、南京等地为官，还曾放过盐法道这样的差事，自然油水肥厚，但他只活到44岁便撒手人寰。袁保庆的遗孀牛氏只好带着14岁的袁世凯回到项城老家，但第二年袁世凯的生身父亲也去世了。正当牛氏、袁世凯孤儿寡母举步维艰的时候，袁世凯在京任翰林院编修的堂叔袁保桓回乡省亲，他见到了袁世凯，觉得他天资聪颖，似为可造之材，于是将这个侄子带回北京，希望他也能在科举中高中，走上仕途之路。然而，袁世凯却在乡试的时候两次不中，其在京为官的另一堂叔袁保龄认为他天分不高，无甚前途，袁世凯听说后羞愤地说：“大丈夫当效命疆场，安内攘外，乌能龌龊久困笔抵砚间自娱光阴耶？”随后就将此前所作所有诗文付之一炬——当年洪秀全也曾因名落孙山而誓言道：“再也不考清朝试，再也不穿清朝服，老子以后要自己开科取士！”
但袁世凯的低潮还未过去，袁保桓于1878年突然病逝于去开封上任的路上，袁世凯只好再次返回项城老家，这一年他正好20岁，他唯一的好运就是以袁保庆唯一的嗣子身份继承了一份不错的家产。袁世凯不久后离开项城来到陈州，在这里过了一段花天酒地的日子。
袁世凯虽说未曾取得半点功名，但却仍然野心勃勃，有一次，他的老师王雁臣以“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为题，命其写文，年轻的袁世凯以一介草民之身竟然写道：“东西两洋，欧亚两洲，只手擎之不为重。吾将举天下之土，席卷囊括于座下，而不毛者，犹将深入。尧舜假仁，汤武假义，此心薄之而不为；吾将强天下之人，拜手嵇首于阙下，有不从者，杀之无赦！”袁世凯对四书五经兴趣不大，喜欢骑射，更喜欢读兵书，他的书房中最多的书就是各类韬略兵书，他甚至由此得了个“袁书呆”的雅号，他曾说：“过去我好奋匹夫之勇，现在学了敌万人之书，才知道好勇斗狠其实没有什么用处。三军不可夺帅，要是我手上有十万精兵，便可横行天下。”
（袁世凯）
1881年5月，袁世凯投奔山东登州嗣父袁保庆的生死之交吴长庆。吴长庆是淮系的重员，统领庆军六营驻防登州，督办山东防务，深得李鸿章的信任。吴长庆请他的幕僚、后来高中状元的张謇担任袁世凯的老师，这曾让张謇十分头痛，因为袁世凯的文章写得实在不怎么样，不过袁世凯在军营中却如鱼得水，办事十分干练，似乎天生就是军中之料。
1882年8月，朝鲜突然发生“壬午兵变”，在朝鲜国王的请求下，清廷派庆军入朝弹压。袁世凯也随军进入朝鲜。在朝鲜期间，他因整顿军纪和镇压兵变有功而获得叙五品同知衔，也博得朝鲜国王的器重。
刚入朝鲜的时候，袁世凯随同北洋水师统领丁汝昌下船探查登陆地，不料中途退潮，船只陷入泥滩，丁汝昌和袁世凯只好赤足前进，在砂石滩上走了几里远，等到登岸时，袁世凯的两脚已经磨破多处，丁汝昌笑赞道：“绔绔少年亦能若是耶？”庆军驻扎朝鲜期间，经常发生士兵扰民之事，吴长庆就将整顿军纪之事交给袁世凯。一次，当地缙绅控诉清军士兵强奸当地妇女，袁世凯得报后立即带兵搜捕，整整一昼夜水米未进，最后抓获案犯，并手刃此人。袁世凯雷厉风行，且毫不手软，连跟随吴长庆多年的武弁也被他杀死。他在朝鲜期间还帮助朝鲜国王训练了一支有5000人的德式新军，这让朝鲜朝野上下甚为叹服。这支新军后来在亲日的开化党人发动政变时发挥了重要作用。
袁世凯在朝鲜的优异表现给李鸿章留下了很不错的印象，另外，袁保龄也是李鸿章所倚重的幕中之人，因此，在吴长庆死后，李鸿章就举荐袁世凯担任清帝国“驻扎朝鲜总理交涉通商事宜”的全权代表，成为清帝国在朝鲜的“监国”大员，此时，他年仅26岁——他此时从军也不过4年，就已经从一介草民跃升为三品大员。
对袁世凯来说，在朝鲜期间不仅是升官发财，更重要的是还结识了很多外国人，他的友人包括日本人、俄国人、英国人、美国人等，其中就包括日后成为英国驻华公使的朱尔典。
约翰·纽厄尔·朱尔典爵士（John Newell Jordan），1852年生于爱尔兰，逝于1925年。他曾就读于北爱尔兰首府贝尔法斯特的皇后学院，获得文学硕士学位，1876年（光绪二年）年轻的朱尔典以见习翻译的身份首次来到北京英国领事馆，曾在各个口岸学习领事工作，由于工作出色，1888年正式成为北京公使馆职员，1891年又被任命为中文书记长。1896年被派往朝鲜，任汉城总领事。当时英国与朝鲜并没有直接的外交关系，因为英国承认中国为朝鲜的宗主国，因而派驻朝鲜的英国外交官也归属北京公使馆管辖，级别也为领事，相当于地方外交机构。英国之所以承认中国为朝鲜的宗主国很显然是为了对抗俄国和日本对朝鲜的野心。在朝鲜期间，为了维护宗主国的权利和威严，袁世凯的外交态度相当强硬，对日本自然刀兵相见，对俄国、美国等企图染指朝鲜、对中国宗主权不满的列强态度很蛮横，但对承认中国宗主地位的英国则很友好，因此，袁世凯在朝期间与很多英国人都成了朋友，当时英国的总领事贝德禄、禧在明等就与袁世凯私交甚密，英国对袁世凯加强控制朝鲜的政策也给予大力支持。
当时，朝鲜的局势十分复杂，朝鲜朝野分为亲中和亲日两大派，另外，除了日本，俄国、美国和英国也都频频涉足朝鲜内务，而最为紧张的是当时日本对朝鲜这一清帝国传统势力范围志在必得，因为这是日本崛起的关键一步。袁世凯不仅在军事上表现不俗，在政治上他更显现出超人的能力，在这种复杂的政治漩涡中应对得当。正是如此，日本人视袁世凯为扩张的重要障碍，此时，日本已经确定要发动甲午战争，因此制定了刺杀袁世凯的计划，以便扫清在朝鲜的这个劲敌。当袁世凯的幕僚唐绍仪得知此消息后立即通过税务司柏卓安告诉了朱尔典，请求他帮助袁世凯。朱尔典于是请调了一艘英国军舰，将袁世凯接回天津。
实际上，无论袁世凯有多大的能力，总体上清帝国是一个走向衰落的帝国，而日本正在迅速崛起，尽管此时日本国力尚明显弱于清帝国，但却刀锋闪烁，而大清帝国的刀却锈迹斑斑，两者在总体决策上大相径庭，日本在朝鲜半岛上步步紧逼，而清帝国在朝鲜问题上却屡屡失误，因此朝鲜的局势越来越不利于清帝国。
精明的袁世凯看到了这种危险，于是他急忙寻找了一个身体不适的借口离开了朝鲜，来到了天津。
朱尔典在1898年至1901年任英国驻朝代办，1901年至1906年任英国驻朝公使，1906年，时任《泰晤士报》记者的莫理循给了朱尔典很大的帮助，使其就任英国驻华公使，在此后的15年里他一直在中国，由于与袁世凯关系密切，他成为影响当时中国内外政策重要人物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