忽必烈攻下襄、樊二城后，决定乘胜进军。咸淳十年（公元1274年）十二月，右丞相伯颜和阿术从汉水渡江，直逼鄂州而来。鄂州本来一直是南宋防守重地，但到了晚期，由于边将玩忽职守，朝中士大夫又耻言边事，因而鄂州武备渐弛。元军采取了进攻与劝降并用的手段，很快夺取鄂州，荆襄防区全面瓦解，临安岌岌可危。时逢度宗病逝，恭宗登基，于是太学生们纷纷上书要求贾似道亲自领兵抗战。贾似道暗暗叫苦，但迫于压力，只得在临安设置督府准备拒敌。他一直害怕降将刘整兵力强盛，因此迟迟不敢发兵。直到德佑元年（公元1275年）正月，刘整死讯传来，他才放心欣然而笑：“天佑我也！”上表出师。为了防止大权旁落，他在出发前规定：宰执小事专决，大事必须与督府商议定夺。他又任命亲信韩震为殿帅，掌握禁军，控制临安局势。这才率着13万人马，乘着大批装载金帛辎重的船只，浩浩荡荡，奔赴前线。
事实上，贾似道丝毫没有与元军决战到底的决心。一开始，他就想以非战争的方式促其退兵。因而一到达芜湖，他又故计重施，让宋京到元军营帐中议和。此时忽必烈早已坚定了灭宋的决心，因而果断拒绝了他的要求。
贾似道万般无奈，只得硬着头皮交战。命孙虎臣以丁家洲为据，夏贵以战舰锁江，自己则以兵为援，驻扎鲁港（今安徽芜湖南），三军一体，共同制敌。这样的战略部署对宋军是比较有利的。丁家洲地处长江江心，鲁港也是长江上重要的隘口，只要配合得当，就可以发挥“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优势。然而，到真正开战时，情况却大相径庭。夏贵惟恐督府抗元失败，自己无所逃罪，又怕孙虎臣功劳居于自己之上，因此殊无斗志；贾似道一直持悲观失望态度，根本无心恋战，所以全部重担就压在了孙虎臣一人的身上。孙虎臣在军中毫无威望，又缺乏军事韬略，因而指挥得一塌糊涂。伯颜命令江中战舰顺风而下，步骑夹岸前进。用大炮猛击丁家洲，孙虎臣军大败，退回鲁港，抚胸痛哭说：“全营兵卒无一人肯听我指挥，所以至此。”贾似道仓皇召夏贵商议，夏贵苦笑道：“目前诸军已闻风丧胆，哪里还有战斗力。只有退入扬州，召集残兵，护圣驾于海上，听天由命罢了。”说完，解舟而去。贾、孙二人早乱了方寸，为了保住性命，竟撇下数万士兵生死不顾，坐上一条小船奔窜扬州。堂吏翁应龙带着都督府印逃回临安，13万大军一时溃散，宋军主力丧失殆尽。
元军继续东进，一路如入无人之境，连续攻下建康、镇江、江阴等地，逼近临安。南宋君臣一片混乱。这时，贾似道上书谢太后，请求迁都逃亡，太后不准，改任陈宜中为右丞相。陈宜中见贾似道人心尽失，便上奏请斩贾似道，以惩其祸国殃民之罪。谢太后考虑到贾似道是三朝元老旧臣，认为不可因一朝之罪而失待大臣之礼，于是只免去了他平章、都督的官职。贾似道也玩弄权术，上书请形式上给予薄惩，借以保全，自己居留扬州，想躲过这场风浪。皇太后的宽容包庇，激起了臣民们的一致反对，纷纷要求严惩贾似道。朝廷见众怒难平，只得把他贬为高州团练副使，到循州安置。同时下诏废除贾似道推行的弊政，惩处其党羽，并为受其迫害的人平反昭雪。
树倒猢狲散，昔日贾似道手下的文人客士见他失势，都风流云散。热闹的翘馆立刻变得冷冷清清。独有廖莹中还在贾氏别墅内，依依不舍。廖莹中曾举进士第，除大理丞、知州等官职，但均辞官不任，甘愿投身于贾似道门下为之效命。对于他这类知识分子，一生信奉的就是“千金易得，知己难求”的人生信条，仕途政治不过过眼浮云而已。贾似道为人虽被人不齿，但他对手下这批门客却甚为看重，廖莹中为此总心存感激。他为贾似道编撰《福华编》、《奇奇集》，以歌功颂德；又翻刻《浮化阁帖》、《绛帖》、《五版兰亭》和《全唐诗话》，还选录了十三朝史事编辑成《悦生堂杂钞》百卷，都具有一定的价值；他主持的世采堂、在勤堂也刻印了一些书。七月某夜，在贾似道递职前夕，廖莹中特上府慰问，与贾似道对坐痛饮，主仆二人相对而泣。廖莹中深知贾似道大势已去，回舍后便令爱姬煎茶，自己从箱中取出冰脑一握服下。又怕药力不够，即令爱姬以金杯进热酒，增服数握。其姬方知吃的是毒药，夺救不及，放声大哭起来。廖莹中双目含泪，凄惨地说：“我跟随宰相二十年，谁也料不到一日倾败。宰相遭贬南行，我的性命更难保全。而今能死在家中，也算善终了。”可怜廖莹中一世才学，然而忠奸不辨，助纣为虐，最终落得如此田地。
贾似道此时已为天下人唾弃。陈静观与福王赵与芮等人早就痛恨贾似道，于是四处物色能杀贾似道的人充当押解人员，山阴县尉郑虎臣欣然请行。郑虎臣本是太学生郑隆之子，只因贾似道曾梦兆将死于郑姓之手，故而上台后极力排挤姓郑之人。太学生郑隆讥讪朝廷，被贾似道黥配恩州，死于途中。郑虎臣登科后也以“莫须有”之罪被流放远地，后遇赦放还。郑虎臣为了报私仇，也为了替天下人除奸，因此应召。贾似道见了郑虎臣，忆起梦兆之事，心中恐慌，一路上提心吊胆，小心谨慎。郑虎臣赶走了贾似道的侍妾，没收其财物珠宝；在途中又撤除他的轿顶，让他曝行于秋阳之下；衣服饮食也尽皆减抑，贾似道愈发惶惶不可终日。这年九月，一行人抵达福建漳州（今福建龙溪县）城南20里的木绵庵，贾似道身染痢疾，奄奄一息。郑虎臣多次催他自尽，贾似道贪恋余生，不肯寻死，挣扎说：“太皇许我不死，有诏即死。”而实际当时召他回朝的专使也正在途中。但郑虎臣却不许这天到来。他趁贾似道蹲在虎子（便桶）上的时候，将他杀死。随后就用随身衣服，草草裹之，埋于木绵庵之侧。漳州太守赵介如本是贾似道门客，当他亲自赶来时，郑虎臣慷慨陈词：“我为天下人除此贼，虽死何憾！”赵介如也知贾似道平时积怨太多，只得待虎臣离去后，重新为贾似道安葬，并作祭文，隐隐说此乃天理报应，其祭文结尾是：
呜呼！履斋（即吴潜，宇履斋）死蜀，死于宗申；先生死闽，死于虎臣。哀哉，尚飨！
贾似道被杀的消息传报回朝，南宋上下无不拍手称快。然而，此时的大宋江山，业已大厦将倾，朝不保夕。第二年，即德二年（公元1276年），元军攻入临安，俘恭帝及谢全两太后并宗室官吏而去，再现了“靖康之耻”悲惨的一幕。
公元1279年，陆秀夫兵败，负末帝赵投海殉国，南宋统治宣布告终。
纵观贾似道的后大半生，可以说他的命运是与南宋的命运紧紧相关的。他历任理宗、度宗、恭宗三朝重臣，名为似道，却干出了一件又一件非道的荒唐之事，对南宋的灭亡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南宋王朝之所以走到土崩瓦解的绝境，“内无良相贤君”一直是重要的因素之一。当然，如果一味将亡国之责完全归咎于某个人身上，未免失之偏颇。“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宋朝积贫积弱的表象背后，重文轻武乃是其根本症结所在。它造成宋朝长期缺乏军功，边患十分严重，国家实力大减。这一基本国策几乎贯穿了整部宋朝历史，从而造成了一种奇特的文化现象：既文风腾蔚，又弱不禁风；既才华倜傥，又抱残守旧。最后，这个苟且偷安的王朝也只得在文采风流中步履蹒跚地走向了它的末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