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玄烨）生于顺治十一年三月十八日（公元1654年5月4日）。其父顺治帝死时他才八岁。当时顺治帝在世诸子计有六人，除皇二子福全九岁长于玄烨外，余皆更小。帝位传给谁成了一大难题：福全虽然年龄最长，母家出身满州，但却是一个独眼龙：玄烨虽只比福全小一岁，但母家出身汉军。其余孩子更小，更不适合承袭帝位。后来生命垂危的顺治帝及其母后等人竟然找来德国传教士汤若望商量，汤若望认为应传给玄烨，理由是他出过天花，再不必担心被天花夺去生命（顺治帝正是死于天花），而福全还未出过天花。这样，玄烨就被定承接帝位。年龄太小，决定由四位大臣辅政，他们是索尼、苏克萨哈、遏必隆、鳌拜。鳌拜虽名居最后，但却是最专权的一个。索尼死得较早，苏克萨哈后被鳌拜害死，遏必隆则惟鳌拜马首是瞻。但他们有共同特点：保守、僵化、试图保持满州旧制。小康熙就是在这种政治局面下度过了自己的童年和少年时代。
（1）鳌拜专权，难以亲政
康熙六年（1667年）七月，少年康熙开始亲政，但仍由辅政大臣佐理，皇权时时被架空。
几年来，四大辅臣把持朝政，几乎取代了皇帝的权力，使顺治皇帝入关以来建立的尚显稚弱的封建皇权变得更加衰微；取而代之的，是满州上层贵族集团，尤其地位特殊的上三旗各派势力益发严重的倾轧、争斗和对权力的毫无遏制的追求。朝廷中，皇帝形同虚设，辅臣间刀斧相加，各派势力分门立户，朋党萌生。对中原地区，辅臣们始终以维护满族旧制为宗旨，实行了一系列压迫人民、反对汉化、坚持异族统治的强硬政策。以至到康熙六七年（1667—1668年）间，全国各地天灾人祸接踵而至，刑狱繁兴，怨声载道。西南边隅，分庭抗礼的野心日益彰明；台湾诸岛，郑氏大军已公然占据，自成政权，劝民力农、修武办学，开口通商。西北部则有蒙古准噶尔上层分子指挥下的叛乱大军的威胁。
万绪千头之中，康熙皇帝首先要考虑的只能是亲理朝纲，然而他已经明确地感受到，这并不那么容易做到，辅臣们仍在对抗。这一切都预示着紫禁城要发生一场始料未及的大事情。
早在康熙六年（1667年）初，身为四大辅臣中最具有协调作用的索尼，已预感到自己将不久于人世，提出请皇帝亲政，康熙皇帝对这个始终忠实于皇室的四朝老臣倍加褒扬。索尼因而被晋一等公，与前所授一等伯并世袭，并一再得旨嘉奖。三月后索尼病逝。
七月位，居索尼之次的苏克萨哈被鳌拜及其朋党借康熙皇帝之手处以绞刑。在皇帝左右，如今只站着鳌拜和遏必隆两位辅佐大臣，遏必隆依然唯唯诺诺，尽管他知自己往日助纣为虐，为自己今后的出路感到担忧，但是他见鳌拜不肯归政于皇帝，自己也不敢将已写就的辞呈奏本奉上。只有鳌拜，依然恃权任气，骄横跋扈。对已经亲政的康熙皇帝争执顶撞，甚至高声质问，多次越权矫旨。康熙初年，孝庄文皇后为皇帝择妃立后，鳌拜曾与苏克萨哈一同前往太后面前阻拦启奏，反对将噶布喇（索尼长子）之女立为皇后。康熙五年（1666年），鳌拜为换地之争中苏纳海、朱昌祚、王登联等拂逆己意，恼怒之至，坚持对三大臣施以重刑。康熙皇帝知鳌拜因苏纳海始终不阿而欲泄私恨，不准其请。鳌拜根本不听，出门便矫旨，将三大臣处绞。索尼死后，他更加事事凌驾于各辅臣之上。“有时甚至将旧日奏稿呈上皇帝，强迫康熙皇帝顺从己意。当着皇帝的面，他常常高声呵叱部院大臣，施威震众，甚至拦截奏章，从来无视君臣之礼。为杀掉苏克萨哈，他气势汹汹，又争又吵，对康熙皇帝要挟，甚至举手欲打，迫使皇帝改变自己的决定，满足他的凶险报复之心。甚至在康熙八年的新年朝贺典礼上，他竟然身着黄袍，仅顶戴与皇帝有所不同罢了。
数年来，他依仗自己的权势培植亲信，打击异己，以部臣对自己阿谀奉承与否来决定亲疏去取，他虽位居四辅臣之末，但非常谙于争权夺势，终于将朝廷大权操于他一人之手；他网罗亲信，广植党羽，专用奸佞之徒，在朝中纠集成一股欺藐皇帝、操纵六部的势力。例如，正白旗副都统玛尔赛曾经跟随鳌拜弟穆里玛平定李自成农民军余部李来亨，在宫中一向谄媚鳌拜，深得赏识，被擢为工部尚书。又请皇帝予以封谥，康熙皇帝没有同意，鳌拜竟将他擅自谥为“忠敏”。
鳌拜一门更是显赫于世，他的弟弟穆里玛为满洲都统，康熙二年被授靖西将军，因镇压李来亨农民军有功，威重一时，巴哈也是鳌拜的弟弟，顺治帝时便任议政大臣，领侍卫内大臣，其子讷尔都娶顺治女儿为妻，被封和硕额附。他的儿子那摩佛官居领侍内大臣，班列大学士之上。其后并受袭二等公爵，加太子少师。他的侄子、姑母、亲家都依仗他的职位得到高官厚禄，甚至跻身于议政王大臣会议。
鳌拜将自己的心腹纷纷安插在内三院和政府各部，一时间“文武各部，尽出其门下”，朝廷中形成了以鳌拜为中心，与皇帝分庭抗礼的集团。凡事在家与亲信定议后，方才施行，甚至将各大臣、衙门各官奏上，经皇帝批准的奏稿，也要带回家去另议，并商量对策。
对部臣，鳌拜向来以其对自己的追随与否决定亲疏去取，“相好者拔之，不相好者陷害之”。凡是拂逆己意的，定要加害报复。大臣费古一直与鳌拜不合，他的儿子，侍卫倭赫及侍卫西住、折克图、觉罗塞尔弼四人一同在御前值勤，对鳌拜也不表示敬畏之意。鳌拜为此深深恼恨，伺机加害。康熙三年（1664年）四月，倭赫与其他三人在景山、瀛台值勤，曾私骑御马，又用御弓射鹿。鳌拜听到，立即以此降罪四人，倭赫、西住、折克图、塞尔弼因此小事惹来杀身之祸。鳌拜仍不罢休，又诬费扬古“守陵怨望”将他连同儿子尼侃、萨哈连一同处以绞刑，只有幼子色黑以“不知情”免死，被流放至宁古塔。折克图之父、西住之兄、塞尔弼之同祖兄都以子弟所犯重大，不即请旨治罪，分别革职鞭责。鳌拜并下令，籍没费扬古家产给予他的兄弟都统穆里玛家。一次鳌拜的马被窃，他不仅捕杀了窃马贼，连御马群牧长也一并杀掉。为独揽朝政，鏊拜甚至控制议政大臣会议。康熙七年议苏克萨哈罪时，鳌拜担心学士巴泰会提出相反见解，于是根本不让他知道此事。蒙古都统俄讷，喇哈达、宜理布在议政时与鳌拜意见常有相左，鳌拜气愤已极，便下令不许他们再参与开会议政。
（2）熊氏上书，指陈政局
康熙六年（1667年）六月，内宏文院侍读熊赐履应诏上万言书，亟陈康熙初年以来朝政得失，国计民生。熊赐履首先分析了康熙皇帝登基以来的政治、经济、社会生活等形势，指出全国百姓已经相当贫困，以致逃难不止。而造成这种状况的，是吏治的腐败。地方推举人才，仅以催科为政，视表面乖巧而定优劣，甚至以送礼薄厚确定人选。朝中大臣对此不加鉴别，知情也不举发，以致使无耻之徒久窃威权。并认为必须首先甄别督抚，“督抚廉则监司廉、守令亦不得不廉；督抚贪则监司贪，守令亦不敢不贪”，因而必须坚决清除地方的“贪污不肖者”。
对整顿朝纲，熊赐履作了详细的论述。他要求康熙皇帝亲自“立振颓风”，申饬朝中大臣“是则曰是，非则曰非，汉宫勿以阿附满官为工，堂官勿以偏任司官为计”以使朝纲得以整肃。对尊教兴学、提倡礼制等，熊赐履也提出一整套见解和措施，同时恳请皇帝躬行节俭，熏陶德性，崇儒重道，举行经筵，学习传统治国理论。
熊赐履的奏疏，清晰地分析了辅臣擅政以来国家政治的利弊与前途，立即受到朝野的注意和高度称许，康熙皇帝对此也十分重视。然而鳌拜等却以熊赐履的奏疏语皆有所指，心中十分厌恶，因而在朝见皇帝时，提出要治熊氏妄言之罪。康熙皇帝不准其请，批评鳌拜道：这是朝臣在讲国家政事，于你并没有伤害。不久将熊赐履擢升为内秘书院侍读学士。其后熊赐履又数次上疏，直言讲谏，以为：“朝政积习未除，国计隐忧可虑”，“设施措置，犹未足以大厌服斯人之望”。并建议康熙皇帝召见儒臣，讲求治道。鳌拜对熊赐履益发不满，即下令传旨，责令熊氏说明“积习稳忧”，“未厌人望”之事实所在。又传旨严饬熊赐履“不能实在指陈，妄行冒奏，以博虚名”，并以“所陈无据”为由，下部议处，降二级调用。同时鳌拜又以此为借口要求皇帝申禁言官，不得上书陈奏。然而，这时的康熙皇帝已经逐渐走向成熟，他一面驳斥了鳌拜废禁言官的奏请，一面将被鳌拜擅降二级的熊赐履官复原位。一年以后，熊赐履升任翰林院掌院学士兼礼部侍郎。
对于鳌拜的专横跋扈，朝野贵族、部臣早已有目共睹，十分反感。皇帝亲政以后，他仍贪恋权柄，迟迟不愿归政于康熙皇帝，同时仍旧恣意妄为，下至侍卫，上至辅臣，凡不合己意，便设法谋害打击，乃至论诛籍家，子孙连坐，使部臣们敢怒而不敢言。亲政的康熙皇帝对此更是厌恶之至。熊赐履对朝政直言不讳的批评和要求皇帝崇尚汉族礼仪的建议，对鳌拜等人提出公开的指责，使年轻的皇帝决意摆脱辅臣的纠缠与控制，开始对朝廷政治进行冷静的考察与反思。熊赐履奏疏案标志着康熙皇帝的亲政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3）智擒鳌拜，安邦定国
年仅十六岁的康熙皇帝此时已深感鳌拜处处“欺朕专权”，另有所图了。为真正走向全面亲政，他必须从辅臣政治的阴影下彻底走出来。
一方面，他认真地总结八年辅臣当朝时期满清统治路线的利弊得失，另一方面，开始有计划地作好彻底清除鳌拜集团的准备。
康熙皇帝采取一系列汉化政策，加强其皇权统治的地位。他首先恢复了八股文取士的传统科举制度。康熙二年（1663年），为抵制汉制，清朝政府停止了以八股文会试，并减试一场，以三场考试改为两场，改用策论表判。七年（1668年）七月，重新恢复旧制，以宠络人才，招揽汉族地主知识分子。八年（1669年）三月，康熙皇帝亲自至太学释奠儒学先师孔子，讲解《周礼》、《尚书》，此为清朝皇帝之创举。为整顿吏治，他重新恢复京察大计，严格审查各地督抚、要员，诏谕各省督抚不论满汉，挑贤能者推用，革去不称职者，并重新限定各省督抚举荐属员额数。为纠正各地官吏扰民之弊，康熙皇帝甚至停振巡仓御史，并下诏清理各地刑狱，释轻囚，减重罪。在经济上，康熙皇帝施行了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的政策。他下令查处前明废藩房屋田产，变价出售给原来的佃户，同时加强了对矿山、关榷、山林的管理。在军事上，康熙皇帝一面宠络三藩头目（即平西王、吴三桂平南王尚可喜和靖南王耿精忠），对他们分别晋爵加封，一面认真地等筹划对策。在宫中，三藩问题与河务、漕务被并列为朝政三件大事。
在此同时，有鉴鳌拜作恶多年，树敌过多，使各种反对势力开始集结到康熙皇帝一边，康熙皇帝也开始了清除鳌拜的准备工作。考虑到顺治皇帝的顾命大臣名重一时，而且多年以来鳌拜一直致力于网罗亲信，纠集势力，宫廷内外多置耳目，公开缉拿恐不免激起事端。因而寻找有利的时机和选择适当的方式，是这场决斗的关键。早在六年（1667年）七月，为了对其加以迷惑，康熙皇帝对遏必隆“于所有一等公外，授为一等公；鳌拜于所有二等公外，授为一等公”，“遏必隆原所有一等公，命其子法喀袭替”“鳌拜所有二等公，命其子那摩佛袭替”。七年（1668年），加鳌拜太师，其子那摩佛加太子少师。八年（1669年）春，鳌拜称病，要康熙皇帝前往探视慰问。康熙皇帝带着随从和托走进鳌拜府中，来到他的床前。和托看到鳌拜面色略带惊慌，忙一步上前，揭开卧席，见席下藏着锋利的腰刀。康熙皇帝见状笑着说：“刀不离身，这是满州的习惯，没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说罢，回到宫中，便立即将皇后的叔父索额图召进宫内。索额图，满州正黄旗人，索尼第三子，初为侍卫，康熙七年授吏部右侍郎。从康熙八年（1669年）五月起，康熙皇帝多次以下棋之名召与其商讨对策。索额图召集了一群身强力壮的少年，在宫中练习布库游戏，这是一种男孩子们比角斗气力的游戏，每次练习，康熙皇帝都在一旁观看，即使鳌拜入奏进宫，也不作回避。鳌拜以为康熙年少贪玩，每与众少年相嬉欢，心里十分坦然，并不在意。即将采取行动之前，康熙皇帝不露声色地以各种名义将鳌拜亲信派往外地。康熙八年（1669年）五月十六日鳌拜因事入奏，康熙皇帝对这些少年们说，你们都是我的左膀右臂和心腹卫士，那么你们是敬畏我呢？还是敬畏鳌拜呢？大家齐声道：我们只敬畏皇上！康熙皇帝便将鳌拜罪恶一桩一桩讲给这些卫士，命令这群小将立刻上前将鳌拜捉住。一个欺上凌下，作恶多端的权臣，最后竟被一群少年卫士抓获归案。
一个十六岁的青年帝王，不顾凶险的形势，凭着他过人的聪敏、沉着、果敢和才能以令人难以置信的、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干净利落地清除了这个不可一世的权臣。完成了清王朝历史上这惊人之举。据今人推测，这一重大决策，康熙皇帝很可能由自己做出，而未向孝庄文太后或其他大臣透露，他以坚定的意志，在两年的时间里有计划、有步骤地实现了自己的理想，以一个真正的皇帝身份去统治这个强大的、统一的封建帝国。直到很久以后，康熙皇帝这场漂亮的决斗仍被人们作为传奇故事来颂扬。在满族中，人们将青年康熙皇帝描绘成具有超人智慧和组织能力的神奇人物。每年宫中都要演出这部智擒鳌拜的短戏，以纪念这次皇权战胜贵族权臣的胜利。
康熙八年（1669年）五月十六日，康熙皇帝亲自列举鳌拜集团种种罪恶，并下令刑部勘捕鳌拜及其同党。他严厉地斥责鳌拜“通同结党，以欺朕躬”，“恐身干物议，闭塞言路”，“凡用人行政，欺朕专权，恣意妄为”，“上违君父重托，下则戕害民生，种种恶迹，难以枚举。”并指出：“遏必隆知而缄口，将伊等过恶未尝露奏一言，是何意见？阿南达负朕隆宠，每进奏时，称赞鳌拜为圣人。著一并严拿勘审！”
康亲王杰书等奉旨勘问鳌拜，凡列罪三十款，其中包括欺君擅权，引用奸党，结党议政，聚贷养奸，巧饰供词，擅起先帝不用之人，杀苏克萨哈，擅杀苏纳海，更换旗地，奏阻立后，谬用济世，禁止科道陈言，违旨擅谥，旧疏呈览，呵叱大臣，逼令他人迁坟等，皆属罪行严重。康熙皇帝亲自参加了审讯，所列俱为事实。诸大臣以其所犯重大，拟将鳌拜革职立斩，并连诸子兄弟，发妻子为奴，籍没家产。在事实面前鳌拜已无话可说，只求皇帝开恩免死，他脱下衣服，露出他为清朝政权多年血战所留下的处处伤痕，恳求康熙皇帝从轻发落。康熙皇帝对这个身历三朝的老臣不忍加诛，只准了革职籍没、拘禁。其子巴哈、赵布太、那摩佛都一并免死，革职拘禁。鳌拜之弟穆里玛，侄塞本得则被削职处斩。
另一个辅政大臣遏必隆，虽然身居辅臣，但却处处顺服鳌拜，经康亲王杰书等勘问，也以“不行纠核”，“藐视皇上”获罪，其中有妒忌册立皇后，对鳌拜不行劝阻，不予争执，致苏克萨哈被杀等，凡二十一款。遏必隆自知罪责难逃，即表示“今皇上如杀则死，如留则生”。议政王大臣会议以其“欺君误国”“审问时不以实供”提出应拟“革职”，“立绞”，妻子为奴。康熙皇帝则以其“并无结党之处”免死，仅革去太师及公爵。
与此同时，对鳌拜党羽，康熙皇帝则根据不同情况，分别加以处理。大学士班布尔善，尚书阿恩哈、噶褚哈、泰必图、济世等；都以“倚附权势”，“结党行私”“表里为奸，擅作威福，罪在不赦”而被处死，其他多数党羽，如苏尔马、阿南达等人，皆从轻处置，或“免死，宽其籍没”或“从宽免死，照旧留任”。康熙皇帝发布诏谕，告诫这些党羽随从和依权附势的内外文武官员：“自后务必洗心涤虑，痛改前非，遵守法度，恪共职业。”康熙皇帝以惩重宽轻，区别对待的方法加以处置，既惩戒了奸党，也分化瓦解了鳌拜集团的势力，最大程度地保证了中央政局的稳定。
康熙皇帝这个青年君主，在亲政两年后，彻底翦除了鳌拜集团这股保守反动的贵族势力，成功地向世间展现了政治上早熟的帝王特有的气质和胆魄，为清朝政府强化和发展皇权赢得了时机，扫清了道路。一场发生在满州贵族统治集团内部惊心动魄的夺权之战就这样以皇权的彻底胜利而告终结。
擒拿鳌拜，掌握全部中央政权之后，康熙皇帝又采取各种措施，清除鳌拜多年擅权所造成的各种严重后果。
首先是平反了苏克萨哈、苏纳海等一大批冤假错案；其次，对于四大臣辅政时期的错误路线和政策进行了大幅度的调整，恢复内阁制，严厉整顿吏治，惩治贪污腐败之徒；第三，一反四大臣辅政时的保守政策，开始考虑照顾广大汉族人民和士绅的利益，明令禁止圈地。这一政策为安抚汉族人民起的作用殊大，而惟有广大汉族人民生活安定、心理安定，才能有邦国的安定。
康熙终于由一个被权臣欺凌的、在某种意义上等同于皇子的小皇帝，开始成为一个真正安邦定国的英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