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ves to Township-White Pastor Joins Black“Real Africa”）
《洛杉矶时报》1986年10月24日
[南非比勒陀利亚电]从南非首都比勒陀利亚近郊的中产阶级白人聚居区迈耶公园小区，到位于郊区的黑人城镇马梅洛迪，距离不到3英里，开车只要几分钟。但尼科·史密斯牧师觉得就像移民一样，离开自己的国家到另一个国度去，走出自己熟悉的生活环境，去面对一个完全陌生的世界。史密斯是这里的荷兰归正会的牧师，他的妻子埃伦是儿童心理学家。自1950年南非政府正式实行分区居住以来，他们是第一批获准迁入近郊黑人城镇的白人。
“这真是一种非常奇怪的感情体验，既有背井离乡的痛苦，又有即将开始新生活的兴奋，”史密斯说，“你很清楚地知道，要搬出这所你父亲住过的老宅，这个生你养你的地方，这个你住过57年的地方，离开你原先的生活圈子去融入非洲，真正的非洲。意识到即将进入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我们有迷茫，有兴奋，也有焦虑……我们以前曾在这里工作过4年半，自己觉得好像对这里很熟悉，但是如果不亲身住在这里，我们只不过是个客人，跟白天来观光的外国游客没什么两样。只有到了现在，搬到这里以后，我才觉得告别了种族隔离制度。”对于史密斯，黑人城镇的声音颇为不同——随处可闻的是犬吠而不是鸟鸣，早晨5点街上就已车水马龙，晚上9点以后则一片死寂，天还没亮公鸡就开始打鸣——这一切生动地提醒着史密斯，他从白人南非“移民”到了这里。
迁入新居的第一个晚上，史密斯躺在床上睡不着。他突然注意到，人口稠密的马梅洛迪竟然如此安静，比他以前居住的白人住宅区还要安静得多。随之他想起，马梅洛迪的30万居民都早早就上床睡觉了，因为很多人要在黎明起床，赶在7点钟以前横穿整个城区去上班。第二天早上，将他从睡梦中唤醒的是一片公鸡啼鸣而不是他所习惯的鸟鸣，这使他认识到“这里几乎没有可供鸟筑巢的树木”，而很多黑人家庭都在自己的小院子里喂养家禽，因为超级市场里鸡蛋和鸡肉的价格是他们微薄的收入所负担不起的。史密斯说，他以前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深切地认识到，南非的2 500万黑人与500万白人之间的差别是如此之大。“我们白人在非洲南端建立了一个西方世界，如果把它悄悄切下，拖走并放到欧洲去，没有多少人会感觉它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我们自己觉得已经成为非洲人了，但是我们还没有。我们在自欺欺人。除非白人停止这种自欺欺人并真正成为非洲的一部分，我们是不会解决我们的问题的……事情糟就糟在种族隔离制度行之有效！它把我们这个国家分成了截然不同的两个世界，而把它们重新结合起来则无比艰巨——即使这在我们看来似乎只是举手之劳。”
三、国际报道奖
尽管在马梅洛迪只待了一周，史密斯说，他发现自己“离白人世界越来越远了。收音机里的新闻听起来就像外国的事一样”，他说：“白人南非的一切就像是发生在瑞士或瑞典，那些我去过但没住过的地方。几天以前，我搬到这里后第一次收听博塔总统的广播讲话时，觉得他比我印象中的更为咄咄逼人。我真被他吓坏了，真的，怕他会到这里来杀人……我们看问题的角度显然在几年前就开始转变了，但是搬到马梅洛迪来似乎加快了这个过程，使我们真正觉得自己是这里的一部分了。”
史密斯和妻子搬到马梅洛迪来，是为了在距离和精神上与他教区内的500来个家庭更近些，但是，获取政府批准就用了两年，造新房又花了差不多同样长的时间。基督教圣公会和天主教会经常向黑人教区派遣教士。但作为一个原则性的问题，对于派遣白人神职人员到黑人城镇居住，他们的主教始终不去征求政府的同意。而政府也不愿意与教会闹僵，对于这些明显违反1950年的族群住区法以及其他种族隔离法令的行为，政府一向装聋作哑。坐在一大堆半开的箱子和没来得及摆放的家具中间，史密斯说：“我们这次决定依法办事，取得政府的许可，因为我们希望官方正式承认我们是这个社区的成员，有正当权利从事我们的事业。”
作为一名本堂牧师，史密斯觉得自己不应继续住在迈耶公园小区，只有搬到铁路线对面的马梅洛迪才能真正实践他的基督信仰。“作为上帝的儿子，基督通过投胎转世来到我们这个世界，”他说，“但是他并没有托生在统治者和上层社会中间，而是托生为拿撒勒的一个木匠的儿子……我告诉那些白人，如果基督今天投胎转世，他会出生在马梅洛迪的某个地方。”史密斯的宅子在设计时尽量与小镇上那些四个房间、“火柴盒”式的小红砖房相协调，同时保证他们有足够的面积舒适地生活和工作。这座房子的面积相当于他们在迈耶小区那所房子的四分之一，楼下的布局是开放式的，以起居室为中心连着史密斯的“功课角”、一个现代化的厨房及餐厅，还有一间客房。
楼上，在依照美国建筑师巴克明斯特·富勒的设计而建造的网格屋顶下面，是卧室和史密斯夫人的书房。房子的后面被一堵砖墙围了起来，以保有一点隐私。前面是一小块新修的草坪，这在黑人城镇很少见。“我们觉得应该摆脱西方那种关于住宅的概念，这个屋顶虽然在南非很少见，但还是与非洲房子特有的圆形屋顶相一致的，”史密斯说，“想到街上那些小‘火柴盒’里有时要住进25、28或者30个人，我们觉得在这么一个本来就不太大的地方，更要把每一寸空间都利用起来。”这所房子主要是依靠国外捐款建造的。洛杉矶的贝尔—艾尔长老会教徒捐了2万美元，也就是房子造价的四分之三。
“我们这个教区捐不出这笔钱——他们太穷了，”史密斯说，“有这个能力的白人教区又不愿意帮忙，因为他们觉得我疯了。感谢上帝，美国人理解我并帮了我一把。”由于独特的设计，加上持续的国内动荡，尤其是南非黑人城镇里那些渗透到人们生活每一方面的林林总总的法规，这所房子在施工中颇为不顺。“简直跟打仗差不多，”一提起与那些自相矛盾的建筑法规、族群住区制度和其他规定的纠葛，史密斯总要这样说。那些法规原本是专为黑人制定的，现在他也不得不受其制约。“当我跟黑人们谈起那些必要的许可证以及哪些法律我得绕过去、哪些规定我不得不遵守的时候，他们真是非常开心。他们说：‘现在你是个真正的黑人了——我们一辈子都在和这些东西打交道。’”
史密斯说，搬进新居以后，他们受到了马梅洛迪居民的热忱欢迎。“这才是他们所希望见到的南非——黑人与白人生活在一起，互相了解、互相帮助——也许我们的定居意味着这一天可能会到来。”他补充说。但是很多南非白人对史密斯夫妇则带着相当的蔑视，常常是厌恶，有时还有怀疑，尤其是其他阿非利康人更是视这对夫妇为叛徒。“白人们问的第一个问题总是‘你们不害怕吗？’”史密斯说，“白人的这种担心是促进理解和进步的最大障碍之一，对于生活在黑人中间这个想法，即使是我们那些自由派朋友也非常关注……人们对于未知事物自然总是非常担心，黑人在人数上远远超出白人也是引起担心的一个原因。不过在过去的两年中，越来越多的白人对黑人的不满程度有了清楚的认识——有些人认识到他们将来完全有理由感到害怕……”
史密斯承认，他第一次将妻子一个人留在家里时也非常担心，那天，他去把暂时不用的家具存放到比勒陀利亚城外的一间农舍里，要很晚才能回家。“想到她是30万黑人中的唯一一名白人，我心里非常紧张，”他回忆说，“但我回家时发现她和平常一样轻松自在，我觉得真是不必要担心。”几天以后，小镇的暴力犯罪就给他上了一课。“那天我去看了个邻居，从他房子里出来时，我们看见两个年轻人拿着大匕首，就在我们眼前抢劫另一个人，”他说，“‘咱们赶快去帮帮忙，’我说。但我的邻居说：‘离那些小伙子远点——不然他们会马上杀了你。’很不幸，他是对的。我就想，要是警察能管管这种事而不是开着车向老实人耀武扬威，这里的生活会非常舒适。”
白人们问的第二个问题非常简单，“为什么？”史密斯接着说，“这个问题背后的意思是：‘当然，白人神职人员到黑人中去工作，带给他们基督的福音可能没什么奇怪的，但是想和他们生活在一起就让人难以理解了。’产生这种想法的原因在于我们白人不把黑人视为‘自己人，和我们一样的人’。”而且，因为史密斯夫妇都是阿非利康人，所以当他们正式获得迁往马梅洛迪的许可时，更加使人们震惊不已。“我从一个弃儿变成了一个叛徒，”他在当时的一次采访中说，“在我们的人看来，我们夫妇的想法不可理喻，而这又是经慎重考虑才作出的决定，这就更加无法原谅了。”史密斯说，比勒陀利亚的成年人中约有75%的人去过国外，“但大概只有1%的人去过马梅洛迪，10%的人知道马梅洛迪在哪里。白人们觉得这种事极为自然。这就是我所说的种族隔离制度成功地把我们分化开来并使它显得非常正常。”
根据最近的一次民意调查，多数南非白人确实认为他们所居住的实行种族隔离的“自用居住区”至为重要，并反对任何改变现行法律从而带来种族混居的改革。在最近的一次党务会议上，执政的国民党主席、总统博塔重申了他在分区居住这一根本原则上的立场不变，同时表示政府可能会允许少数地区实行种族混居，让一部分富有的黑人搬进上层白人居住区。“想搬掉这一原则得先搬掉我。”博塔说，他将按族群划定住区居住视为政府政策的“基石”。
在史密斯看来，废除族群住区法及相关法律几乎与给予黑人充分政治权力、在南非结束种族隔离制度并建立“一个公正和民主的制度”同等重要。“目前为止所进行的改革还算不上真正的改革”，提及博塔的渐进式改革时，他说：“这些措施只不过是想清除国民党政府所造成的种种不正常现象，他们原本想以此来解决问题——也就是严格管制黑人……”他说，通行法——他指的是今年废除的规定黑人经政府许可才能进入市区的法律——被取消时，“我觉得这件事意义非常重大，因为多年来它给成百上千万的人造成了这么多的不幸”。但后来一位黑人朋友告诉我说：“这实际上就像一个大恶霸抓住你的手扭到背后，让你越来越疼，直到你疼得受不了再放开，然后又让你说：‘谢谢您，大人，谢谢您。’”
这种观点使史密斯这位前传教士和神学教授变成了一个十余年来一直颇有争议的人。过去两年中，国内动荡使他愈发直言不讳——有人说他激进。“如果政府不与非国大和泛非主义者大会谈判，会有越来越大的麻烦，”他警告说，“他们等待的时间越长，人们之间的关系受到的破坏就越大，事情可能会糟到白人住在南非任何地方都不安全的地步。”在与警察和军队发生冲突的现场，史密斯常常是保安部队以外的唯一一个白人。他说，在过去的两年中，他亲眼目睹了这里和比勒陀利亚周围其他黑人城镇中的政治暴乱日益激化，黑人的“失望、愤怒和隔阂”与日俱增。
“我们本应该促进人们之间的关系，以使我们免于一场灾难性的冲突，然而恰恰相反，我们似乎正在破坏掉这种关系，而且几乎是有意这么做的。”他说。在黑人葬礼和政治集会上，这名加尔文教牧师被称为“尼科·史密斯同志”，他甚至赢得了黑人青年武装分子的信任，他们有时会请他出面与警方或政府进行调停，他们显然已经把他视为“斗争”——黑人们这样称呼他们与种隔离制度的抗争——的一部分了。但是这一切也带来了警方的严密监视。警察和军队经常在他家周围巡逻。一次，他在南非大学——史密斯是那里的兼职神学讲师，一个白人同事的几个女儿来马梅洛迪看他时被带走，警察盘问了她们四个小时，问她们与史密斯是什么关系。
一组拍摄他迁入马梅洛迪的外国电视记者也很快被告知立即离开。史密斯询问原因时，他得到的回答是：“命令就是命令。”“你可以体会到黑人在这个社会中日复一日地经历的那种残酷和压迫了。”他说。尽管如此，史密斯还是希望他的家能成为黑人与白人之间的“结合点”。“我希望我的白人朋友，尤其是那些保守派朋友，能来这里看看，结识一下我这里的黑人朋友，”他说，“我想当一座桥梁，如果我能的话。我想我能，但是这个国家的那些鸿沟好像越来越宽、越来越深了。”
（林木 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