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 Brave Girl Waits for a Miracle Cure）
《芝加哥论坛报》1986年3月2日，星期日
[加利福尼亚州拉古纳希尔斯电]走进艾莉森·阿什克拉夫特的卧室，你会有一种被注视的感觉。房间里到处都是填充动物玩具。堆满了各个角落的200多只玩具使来访者置身于一片玻璃眼睛的盯视之中。
是过分的孩子气吗？不，这是父母的一片苦心。每一只纽扣眼睛、毛毡舌头的兔子、老虎和黑熊都代表着过去5年中艾莉森被医生抽的一次血。
对艾莉森来说，普通的感冒和流感都是一场大难。出水痘简直就是一种折磨。肺炎她也得了不下18次了。
她今年12岁，是目前知道的脱氨基酶（ADA）缺陷患者当中活得最长的人。脱氨基酶缺陷是一种致命的遗传疾病。它毁掉了艾莉森的免疫系统。这种病最有名的患者是戴维，也就是已经死去的“气泡少年”。它是一种非常罕见的疾病，每15万名新生儿中会有一名患有此病。患此病的儿童很少能活过3岁。
这种病唯一的治疗方法是骨髓移植，但这对艾莉森来说又太危险了。不过现在有了一线曙光。脱氨基酶缺陷将是一种全新医疗手段的第一个治疗对象，这种医疗手段叫基因疗法。
基因疗法吸收了过去3年中取得的一系列技术突破。它集中攻击遗传性疾病的源头所在：基因。如果该疗法能取得成功——实验中会有很多不确定因素——它将使数百种或数千种人类疾病的治疗发生革命性变化，它的治疗范围从最罕见的儿童病一直到癌症和心脏病一类的常见病。
很多人认为基因过于微小或难以捉摸，很难在医学上加以利用。不过现在科学家们认为它完全有可能进入人体细胞内部，实地改动一个遗传缺陷。
为了把健康基因送入病人体内，研究人员将启用一个似乎不太可能的同盟军。这个同盟军就是微观世界中的小坏蛋——病毒。
病毒喜欢侵犯异类细胞，把自己的基因塞进寄主细胞的遗传物质中，从而使这个细胞变成了病毒统治的傀儡王国。
科学家们已经掌握了一项技术，可以把病毒中的恶性病毒基因取出来，换上他们想植入病人体内的健康基因。接下来病毒就可以做它想做的事了——上百万上百万地感染细胞——它在每一个细胞中都放入一个健康的基因，而且，不会导致任何疾病。
研究人员已经成功地在老鼠和实验器皿中培养的人体细胞上试验了这项技术。要不了多久——也许今年或明年之内——他们准备首次在人体试验对象身上试用这项技术，这个人也许就是艾莉森。
“医生告诉过我们，治疗的最佳途径就是基因疗法，”她父亲艾伦·阿什克拉夫特说，“他们说基因疗法的开发到底需要多长时间还说不准，也许1年，也许5年，但是它肯定能治好艾莉森的病。”
八、解释性报道奖
对于艾莉森，以及其他数百万可能通过基因疗法治愈的遗传病患者来说，这都将是一个大受欢迎的消息。但全国健康研究所的医生和分子研究人员W·弗伦奇·安德森认为，征服ADA缺陷仅仅是迈出的一小步。据信安德森是首例人体实验的最有力的竞争者。
安德森说：“ADA只是一堵防波堤，它可以消除人们的疑问——基因疗法在实际环境中管用么？能把基因植入人体来治疗疾病么？如果证明可行，将来其他所有疾病都可以照此办理。”
有将近4 000种疾病可以归因于遗传缺陷的影响。从儿童期疾病如孢囊纤维化和肌肉萎缩，到年龄稍长才发作的疾病如癌症和心血管疾病，从单基因疾病如镰状细胞贫血和血友病，到多基因疾病——基因与环境因素协同作用引起的疾病——如糖尿病、脊柱裂和多种硬化症。
以上还只是这份长清单的一部分。还有一些精神疾病如精神分裂、狂郁症、临床抑郁症，也要归因于遗传缺陷，一些人甚至认为早老性痴呆、嗜酒和学习障碍也是遗传因素引起的。
理论上说来，这些疾病将来都可以用基因疗法进行治疗——尽管还有着数不清的技术障碍需要克服。
目前，这些障碍正制约着安德森和一些同行的研究，使他们暂时还不能把基因疗法从理论推导转化为医疗实践。
尽管如此，遗传医学的巨大潜力还是使艾莉森和她的家人看到了一线希望。
虽然艾莉森几乎从一生下来就毛病不断，而且一直也弄不清是什么原因，但直到7岁时她才被最后确诊。
“她总是生病，”艾莉森的妈妈科琳·阿什克拉夫特回忆说，“像耳朵疼，鼻腔和上呼吸道感染，肺炎什么的。而且她恢复起来也不像正常情况那么快。一般来说要是别的孩子吃一次药病就能好，艾莉森得吃两次。”
艾伦是一个汽车销售主管，由于工作需要，他常常要到不同的城市工作，他的家也跟着搬来搬去。每到一个地方，他们都要找儿科医生给艾莉森检查一下，从一开始加州的沃尔纳特克里克一直到丹佛和底特律。
在回忆那段令人灰心而又着急的日子时，科琳说：“没有一个人能搞清楚这孩子为什么这么爱生病。”
艾莉森的麻烦还不止于此。她的身材特别的小。她的骨龄只有年龄的一半。医生们认为这是接连不断的疾病造成的。
“她体内缺铁，”艾伦说，“每次得病她的饮食习惯都要变差，进而又引起贫血。她就是想睡觉，一天能睡上22个小时。”
不论哪一年，艾莉森都要病上8次到10次，每次都长达一个月。
“她上二年级的时候，9个月的课程她整整落下了5个月。”科琳说。
在多年的辗转求医中，只有一次阿什克拉夫特夫妇接近于发现问题所在。底特律的一位医生收治了艾莉森，在做了大量的血液检查之后，医生告诉阿什克拉夫特一家说艾莉森的T细胞——抵御癌症和外来细胞入侵的免疫细胞——“非常奇怪”。
“但是后来他就把这事给忘了，认为艾莉森得的可能是孢囊纤维化，”艾伦后悔地说，“他给艾莉森做了三次孢囊纤维化检查，每次的结果都是阴性。他还不死心，想再做几次检查。”
烦恼一直持续到1980年夏天阿什克拉夫特家搬回沃尔纳特克里克。在那里，科琳又找到了为艾莉森接生的那位儿科医生。
回到沃尔纳特克里克的第二周，艾莉森就得了一场大病。这位儿科医生给她进行了检查后告诉科琳，孩子得的是肺炎。“这有什么新鲜的？”科琳没精打采地说，“这次我们该吃哪种颜色的药？”
艾莉森随后又得了两次肺炎，最后这位医生也没有办法了。他说“这不太正常”，这话艾伦和科琳不知听了多少遍了。不过这回医生提了一个建议，正是这个建议引出了最终的答案。他认为应该找一个过敏症专家给艾莉森检查一下。
过敏症专家戴维·库克博士在艾莉森的背部做了36项划痕试验。他用了许多不同的食物、植物和动物毛发对艾莉森进行测试。检查结束后，他大惑不解地摇着头说：“真是太难以理解了。她一点阳性反应都没有，一般来说每个人都多多少少会有点反应的。”
这位过敏症专家无意之中发现了艾莉森对任何东西都根本无法聚集抗体。
仿佛是天意一般，库克博士碰巧也是一位免疫学家。他立即征求科琳和艾伦的意见，想大量采集艾莉森的血液样本进行研究。他们当然没什么反对意见。
几天之后医生打过来一个电话。阿什克拉夫特夫妇永远也忘不了那一天。那是1981年5月份一个星期五的下午，他们正准备带艾莉森和她当时11岁的哥哥去约塞米蒂国家公园度周末。
“请马上到我办公室来一下。”库克博士的口气很急迫。
待他们两人坐定之后，医生说：“我想我已经找到艾莉森的病因了。她的血液有免疫缺陷。”
医生建议他们把艾莉森送到旧金山的加州大学去，那里的免疫学系是世界上数一数二的。两周后，艾莉森住进了旧金山的医院，阿瑟·安阿曼博士和莫顿·科恩博士率领一个由20名医生组成的医疗小组对她进行了一番极为细致的检查。
“医生们一致认为她患的是腺苷脱氨基酶（ADA）缺陷。”艾伦说。
“我们整个吓晕了，”科琳这样形容他们当时的样子，“这么多年都搞不清原因，突然之间又掉进了一大堆压根不懂的术语堆里。”
不过，还有那么一种说不清的放松感，以及一种强烈的愿望，不能让艾莉森成为温室里的花草一样的东西。
“当时的诊断表明她的情况非常危险，”艾伦回忆说，“医生告诉我们对她要特别当心。但是我们当时也决定不能让艾莉森的生活质量受到影响。这孩子的病得了7年，我们一点都不知道，也这么挺过来了。所以我们觉得今后还是应该尽量像以前那样正常地生活。”
他们确实是这样做的。现在艾莉森每个月都要花3个小时的时间注射免疫球蛋白，这是一种富含抗体的血液制成品，它使艾莉森的体内暂时具备了免疫力，从而使她的情况多少稳定了下来。她矮小的身材——后来发现是甲状腺缺乏所致——也在用甲状腺类药物进行调理。
艾莉森是一个聪明、漂亮的金发女孩，在疾病允许的范围内，她过着完全正常的生活。她到普通的学校去上学，有很多朋友，她和哥哥戴维四处游玩，戴维现在16岁了，他对妹妹非常支持。她去听摇滚乐，去郊外野营，还参加了模特和芭蕾舞学习。她会游泳和滑雪，还伴有一条叫施罗德的普通黑色卷毛狗。
但是她必须戴着一个急救说明手镯，手镯上详细说明了万一发生意外，给她输的血必须先杀除全部病毒。她现在也生病。去年感恩节她患了流感，后来又转成肺炎，一直拖到圣诞节过后才好。这给大家提了个醒，她的情况还很不稳定，随时都可能会恶化。
虽然艾莉森渴望今后能当一名模特，她心里也知道科学家们还要做出很大的努力才能实现她的梦想。
前不久的一个星期五下午，她在家里与一位客人谈起了自己的情况。听到她爸爸说“过一段时间我们得对她的病采取点措施”，她黯然地点了点头。
她自己觉得该怎么办？人们问她。
“医生说我可以做基因移植手术。”她说。
你觉得手术怎么样？
“其实我不希望这样。我不喜欢手术。不过要是手术能让我的病好点，我想还是做吧。我也希望能把病治好。”
为了更好地了解基因疗法，有必要先知道一下基因是干什么的。非常简单，基因通知了每个细胞里的小工厂如何去制造蛋白质——人体生长和维持所必需的一种基本物质。每个基因都含有一个特定蛋白质的密码，每个密码都是由一种叫做核苷酸的化学成分加以特殊排列之后构成的。
核苷酸这种基本化学成分只有4种类型，但是它们的排列组合却是无限的。
人体的100万亿个细胞中，每个细胞都有一套相同的基因，其中一半来自母亲，另一半来自父亲。这些基因都挂在一种叫做染色体的链状结构上，染色体在细胞内一圈一圈地盘起来，就像一个小弹簧一样。
基因和染色体的组成成分都是一种非同寻常的物质——脱氧核糖核酸，或者叫DNA。
DNA可塑性很强，在每一个人体细胞中，大自然可以塞进去6英尺长的DNA；每个人体内的DNA连起来都可以在地球到冥王星之间打上800个来回。不过DNA又非常耐久，实际上它是长生不死的。每个人的体内都有着千百万年前创造所有生命形式的原始DNA的残余。
不同种属的DNA是可以互换的。你没法分清蘑菇DNA和甲虫DNA，或者马DNA和人DNA的化学构成。蘑菇和马的区别仅在于核苷酸的排列，或者说次序的不同。
可以把基因想象为两股DNA像绳梯一样缠绕在一起，绳梯的横挡是由两个核苷酸连在一起构成的。核苷酸并不是胡乱配对的，4种核苷酸中的每一种都只与另一种相配。
由于核苷酸具有这种特性，分子生物学家就可以把基因切断再把它们粘起来——包括不同种属的DNA。他们的办法是让一个基因的两端变得很“粘”，也就是说，先不让一个核苷酸配对，这样它就会自己去“钓上”一个相配的核苷酸。
以这种大自然所未曾料到的方法重新组合基因的能力叫做重组DNA技术，或者叫遗传工程。这项技术是在过去的15年中开发出来的，它使科学家们取得了许多令人称奇的成就。
他们可以大量复制，或者说克隆基因，方法是把基因植入细菌中，当细菌繁殖时，基因就被源源不断地复制出来。
他们还可以创造一些稀奇古怪的生物，就像1982年的那两位研究人员一样。当时这两位研究人员把兔子的生长激素注入老鼠的胚胎，结果得到了一种“巨鼠”，个头足有一般老鼠的两倍。
他们可以利用核苷酸的不同排列制作探针，它可以从一个DNA样本中吸出——实际上是捞出——基因。这种探针的用途极为广泛，它不仅可以用来确定新基因，还可以对遗传疾病进行诊断。探针能够检查出患者的DNA中是否有某种特定的病变基因。
从医学的角度来看，更令人感兴趣的还在于科学家们可以把一个“健康”的基因插入病毒的DNA中，这种方法使科学家们有可能把基因植入患者体内。
这种新基因是怎样对患者进行治疗的呢？简单地说就是承担起患者体内有缺陷基因的功能。如果一个基因出了毛病，它就无法像正常情况那样制造蛋白质。如果人体的组织蛋白质受其波及，那么一些生理组织——可能会是某个器官——的发育就会受到影响。如果另外两种蛋白质——酶和荷尔蒙——受到波及，某些化学过程——例如食物的新陈代谢——可能会出现异常。
一旦某个重要的生理过程遇到障碍，结果可能就是疾病或死亡。
艾莉森·阿什克拉夫特患的腺苷脱氨基酶（ADA）缺陷就是由一个基因缺陷引起的，这种病听起来非常晦涩，需要绞尽脑汁才能想出个所以然来。人体的每个细胞内——在细胞的控制中心、不超过一万二千分之一英寸大的细胞核里——包含有23对染色体。
在这个微观世界里，第20对染色体上的一个基因携带着一个复杂的配方，这个配方通知着人体如何制造腺苷脱氨基酶，这种酶的功能是把特定的自然化合物转化为其他的化合物，从而防止有毒物质的聚积。在任何时刻，人体内都充盈着数千个腺苷脱氨基酶，每一个都控制着一项重要的生化反应。
但是在艾莉森体内，制造ADA的这个配方出了点问题，或者说发生了变异。数千个成分中单单有那么一个出了毛病。由于这个小小的毛病，她的体内无法制造出足够的ADA，使得体内的化合物得不到应有的转化。
如果一个儿童的体内无法制造出ADA，某种得不到中和的化合物就会在人体内四处乱窜。这种化合物与磷合起来会形成一种叫做脱氧腺苷三磷酸盐的东西，这是一种会给免疫细胞造成致命损害的有毒物质。这名儿童的免疫系统就是被它毁掉的。
大多数患有ADA缺陷的儿童出生不久就死去了。患儿对于最普通的感染都缺乏抵抗力。一场水痘或酵母感染足以要了他们的命。他们患癌症尤其是白血病的概率是普通人的1万倍。尽管ADA缺陷是遗传原因而不是后天性因素所致，且不会传染给他人，但它发作起来与艾滋病极为相像。
艾莉森能活到现在是因为她体内还制造着那么一星半点的ADA酶——只有正常水平的2%～3%——而且她每月都注射一次免疫球蛋白。
尽管ADA缺陷非常罕见，但它却是检验基因疗法的一个绝佳病例。这一方面是因为它是一种骨髓病变，而当时科学家们所掌握的技术仅能将新基因植入骨髓。另一方面，人们对这种病早已彻底失去信心，只要有那么一线希望，不管实验会有什么风险都值得试一下。
该领域的权威、全国健康研究所的安德森说，目前他已经成功地把一个人体ADA基因植入猴子体内以制造蛋白质。但不幸的是，其生产能力还不到正常水平的百分之一，还是远不足以证明可以进行人体试验。科学界认为20%是维持健康的一个下限，安德森说如果在猴子身上的试验达不到至少10%的水平，他对实验也不是很有信心。
不过这项猴子实验达到了安德森的第二个目标：扫除基因疗法治疗中的一些实际障碍。手术的过程是这样的：
首先，从患者——一只罗猴——的髋骨中抽出骨髓。然后把骨髓放入一个实验容器，暴露于已经被安德森植入人体ADA基因的试验病毒之中。
这个赌博性的计划需要病毒做它最擅长的事：大规模地感染患者的骨髓细胞。在实验过程中，安德森希望病毒将足够的ADA基因插入患者的DNA中，从而把患者的病变基因无力从事的工作继续下去。
然后这些改动过的骨髓细胞被重新输入患者的体内。如果其后这些新基因中有足够的基因开始制造ADA，治疗就算是成功了。
基因疗法最初会被限制于一些可以通过骨髓进行治疗的疾病。对于分子研究人员来说，制造红细胞和白细胞的骨髓有几个非常吸引人的特征。如骨髓比较容易获取，易于在实验室中操作，并且为治疗血液疾病提供了一条途径。
正因如此，人们一度认为首例基因疗法的实验对象应该是遗传性血液疾病，最被看好的是镰状细胞贫血，该病是黑人中的一种常见疾病，患者体内的红细胞变成镰刀形状，阻碍了血液的流动；或者是地中海贫血，该病常见于地中海和远东地区，患者体内的红细胞非常脆弱，没等成熟就会死去。
这两种疾病都是制造血红蛋白的基因出现缺陷引起的，血红蛋白是血液中的一种含氧蛋白质。这些基因是科学家们首批分离出来的基因之一，而且可以相当容易地被植入骨髓“主干”细胞，这些骨髓细胞像酸面包中的酵母一样上万亿地生产着其他血液细胞，以这种方式生产出来的每个细胞都有新植入的基因，从而制造出正常的血红蛋白。
不过，一系列组织培养实验很快表明，尽管血红蛋白基因的移植比较容易，但是研究人员没有办法对制造血红蛋白的数量和时机进行控制。他们制造的血红蛋白数量上常常远不足以消灭疾病，时机也总是不对。
“血红蛋白的活动规律非常复杂，”全国健康研究所重组DNA工作办公室负责人小威廉·加特兰说，“现在看来血红蛋白疾病不太可能成为基因疗法的首批实验对象之一。”
接下来，大家都认为一种叫做莱希—尼亨综合征的恶性疾病会成为首例实验对象。由于基因缺陷，该病患者的体内缺乏一种叫做HGPRT的酶，使得患者很神秘地表现出一系列可怕的症状，如脑部中风、智力迟钝、肾脏受损，以及一种不可遏制的自残欲。
不过莱希—尼亨综合征在脑部为害最烈。早期的一些证据表明将HGPRT基因送入骨髓的方法对神经类疾病不会产生任何作用。要扭转这一情况，可能必须把新基因直接送入脑组织中，而目前还没有办法做到这一点。
研究人员目前在实验中使用的病毒非常适合于把基因送入类似骨髓一类的可提取的物质，但要想把基因送入不能挪动的人体组织，这种病毒就不是很擅长了。这就给莱希—尼亨综合征或肌肉萎缩症等疾病的治疗带来了一大难题，因为这类疾病都涉及脑组织和肌肉组织，而这些人体组织又不能受到任何伤害。
解决的办法可能是使用对人体的特定部分有特殊偏好的病毒。比如，疱疹病毒都向神经组织集中，从而使人们能将神经基因送入中枢神经系统。如果您觉得这听起来很危险，需要提醒您一下这些病毒都经过了基因治疗学家的处理，对患者是完全无害的。
为什么非要把特定的基因送到身体的特定部位呢？其原因在于细胞分化。虽然每个人体器官中的每个细胞都含有一套相同的基因，但只有那些与特定器官的功能有关的基因是“开着”的。其他的所有基因都总是“关着”的。
举例来说，在一个胰脏细胞中，只有与胰脏功能有关的基因才处于活跃状态。把脑基因或骨基因植入胰脏细胞中不会给人体带来任何好处，甚至可能还会造成伤害。
即使将基因送到了身体的指定部位，战斗也还只进行到一半。理想的情况是把基因精确地送到相应的染色体中某个特定的点上；换句话说，就是异常基因所占据的那个点。
每个基因在染色体上的位置都是大致固定的。如果基因觉得一切正常，在生命周期中它会日夜不停地制造蛋白质。如果置身于一个不熟悉的环境，基因就会造起反来，什么活也不干。
不幸的是，病毒一般都是把基因往染色体上随便一扔就完事。基因被弄得到处都是，毫无规律和原因可言。这就带来了两个问题。首先，新基因可能很挑剔，不会制造出任何蛋白质。甚至更糟的是，随意放置基因常常会干扰一些毫不相干的重要基因的功能——或者说激活隐藏在人体细胞中的某个癌症基因。
令人欣慰的是，科学家们正在全力研究将基因准确送到指定染色体地点的途径，他们已经取得了一些令人鼓舞的进展。
在去年夏天进行的一项了不起的实验中，威斯康星大学的研究人员奥利弗·史密西斯和伊利诺伊大学医学院的拉朱·库彻拉帕蒂将一个血红蛋白基因准确地投放到了他们想投放的地方——第11对染色体上的血红蛋白基因上。他们的手法是让他们的基因“变粘”——也就是说，他们提高了基因生来具有的那种使类似基因相互吸引的吸力。
史密西斯承认他实验的1 000个基因中只有一个被送到了指定的地方，但是他指出这比碰300万次运气都要好。“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他说，“但这正是科学让人着迷的地方。”
哈佛大学分子生物学会会长、国际知名的基因调节专家托马斯·马尼阿蒂斯表示，研究工作下一步的目标是“把不好的基因踢出去，只把好的基因留下来”。
“这才是基因疗法的最终目标，”马尼阿蒂斯说，“不造成任何干扰，就是进到里面干干净净地、像做外科手术一样把基因改动一下。”
基因疗法专家们之所以对ADA缺陷如此感兴趣，是因为对这种病来说，基因的调节机制和准确定位都不那么重要。之所以说ADA制造的调节机制不太重要，是因为只要有少量的酶，免疫细胞就不会被破坏到危及儿童健康的程度。基因的准确定位也不是什么问题，与莱希·尼亨综合征的情况相反，ADA缺陷的治疗恰恰需要把基因送入骨髓之中。
如果基因替换能在ADA缺陷的治疗中取得成功，它很快会作为一种替代治疗手段而取代骨髓移植。
不过对于艾莉森·阿什克拉夫特来说，这种移植是非常危险的，因为无论是她的父母，还是她16岁的哥哥戴维，与她在身体组织上都不匹配。这样就不得不动用她自己的骨髓，以防止出现对供体骨髓的排斥反应——如果移植失败，这种反应将是致命的。
如果说有什么人会在首例人体实验的争夺中超过W·弗伦奇·安德森，那大概就是麻省理工学院的病毒学家理查德·马利根了，他也在研究ADA缺陷。
目前安德森和马利根在首例人体实验的可行性上存在着不同意见。安德森说进行人体实验的准备工作已经就绪，而马利根认为还差得很远。
这场争论最后发展到这样一种情况：马利根认为，安德森还没能用人体基因在老鼠身上制造出蛋白质，就很不成熟地一步跨到用猴子做实验。他觉得还需要一年时间的老鼠实验，才能对他们两人在实际研究中都寄予厚望的基因传送系统得出个结论。
安德森的回答是，他有着充分的证据来证明传送系统的有效性，他需要在与人类生理结构最为接近的动物身上加以实验。他还说“几个月之内”就会向全国健康研究所的DNA重组咨询委员会提出申请。任何人体基因疗法实验进行之前都要得到这个委员会的批准。
这场争论很好地体现了医学中临床医生与纯研究人员传统的拉锯战。对于以专攻血液疾病的医学博士安德森为代表的临床医生来说，他们每日都接触病人，疾病对病人的折磨使他们深受触动，他们总是希望尽可能快地把一种新疗法投入使用。而以马利根博士为代表的纯研究人员一般不直接接触病人，对于确定一种疗法是否安全有效并可以投入使用，他们是持更为谨慎的态度的。
现在还说不清谁的主张更为可取，是安德森的还是马利根的。安德森在猴子身上达到的ADA生产能力——不足1%——被马利根称为“不值一提”，而且这与安德森自己所说的目标也差得很远。
不过即使是马利根也同意首例基因疗法实验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我认为这些都是技术上的问题，我们能够加以解决。”
很显然，在基因疗法能够广泛推广之前，还有许多棘手的问题需要解决。将来的人们回过头来看我们今天谨小慎微的研究时，肯定会像我们带着宽容的微笑看待当年莱特兄弟在基蒂霍克的第一次试飞一样。
“还有一些无法逾越的技术障碍，使得什么时候能进行首次演练都定不下来。”诺贝尔奖获得者、麻省理工学院的癌症生物学家戴维·巴尔蒂莫尔这样指出。
巴尔蒂莫尔更多的是一个旁观者而不是参与者。不过即使是一些直接卷入这场基因疗法大赛的人也深有同感。马利根在ADA缺陷治疗竞赛中的搭档、哈佛大学的斯图尔特·奥金医生就认为，最初的基因疗法实验有点像是“噱头”，在随后的一定时间内只能得到有限的临床应用。
另一方面，贝勒大学的C·托马斯·卡斯基对这些消极言论很不耐烦。“这一领域所要做的除了探索没有别的。全面开始基因疗法是非常值得的，因为一旦成功，其回报将是非常巨大的。”卡斯基说，他是分子遗传学和生物化学研究的倡导者之一，现在正同时对ADA缺陷和莱希—尼亨综合征进行研究。
还有一些人同意波士顿儿童医院首席医生戴维·内森的观点，他认为，由于有希望根除令人心碎的遗传疾病，使得医学界全力以赴地投入基因疗法的研究之中。
内森是世界一流的儿童血液疾病和癌症治疗专家。他说：“一旦你检查完病人后不得不对他的家属说，‘这种病基本上没有治疗的办法’，你就会理解我们为什么会如此感激于研究中的进展了。如果你成天都对病人说这样的话，我敢说，只要发现一线希望，你就会像个职业橄榄球运动员一样冲过去。”
这番话的背后，是艾莉森和其他的遗传疾病患者，他们正焦急地等待着基因疗法的问世。
自从艾莉森1981年被确诊以后，阿什克拉夫特夫妇都快成了半个医生了。而在以前，他们对免疫缺陷一无所知。现在，他们一手创办了加利福尼亚免疫缺陷基金会，并成为总部设在巴尔的摩的全国免疫缺陷基金会的分支机构。他们坚持不懈地推动着新的疗法，尤其是基因疗法。
尽管如此，艾莉森的父亲艾伦也透露说，他和妻子对于基因疗法还是有点心存疑虑。
“我们担心的是他们用病毒来运送重组DNA，”他说，“要是病毒出点乱子，让艾莉森感染上那么一点，她可就活不成了。”
对于这一点，仍然耐心地在全国健康研究所一遍又一遍地进行着猴子实验的W·弗伦奇·安德森的回答是，他的研究小组在“确信一切就绪”之前不会申请进行首例人体实验。
他说：“只有当我们在猴子身上取得了满意的结果，可以坐下来对我们自己的姐姐说，‘把孩子交给我吧，我们已经完全准备好进行基因疗法了’，我们才会进行人体实验。”
（林木 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