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襄王与群臣饮，酒酣，王为群臣祝，令群臣皆得志。史起兴而对曰：‘群臣或贤或不肖，贤者得志则可，不肖者得志则不可。’王曰：‘皆如西门豹之为人臣也’。史起对曰：‘魏氏之行田也一百亩，邺独二百亩，是田恶也。漳水在其旁而西门豹弗知用，是其愚也；知而弗言，是不忠也。愚与不忠，不可效也。’魏王无以应之。明日，召史起而问焉，曰：‘漳水可以灌邺田乎’？史起对曰：‘可’。王曰：‘子何不为寡人为之？’史起曰：‘臣恐王之不能为也’。王曰：‘子诚能为寡人为之，寡人尽听子矣’。史起敬诺，言之于王曰：‘臣为之，民必大恐臣。大者死，其次乃藉臣。臣虽死藉，愿王之使他人遂之也’。王曰：‘诺’。使之为邺令。史起因往为之。邺民大怨，欲藉史起。史起不敢出而避之。王乃使他人遂为之。水已行，民大得其利，相与歌之曰：‘邺有圣令，时为史公，决漳水，灌邺旁，终古斥卤，生之稻粱’。使民知可与不可。则无所用矣。贤主忠臣，不能导愚教陋，则名不冠后、实不及世矣。史起非不知化也，以忠于主也。魏襄王可谓能决善矣。诚能决善，众虽喧哗而弗为变。功之难立也，其必由硇硇邪。国之残亡，亦犹此也。故硇硇之中，不可不味也。中主以硇硇也止善，贤主以之硇硇也立功。”
“吕氏春秋》称魏文侯时，吴起为邺令，引漳水以灌田。民歌之曰：‘决漳以灌邺旁，终古斥卤生稻粱。’”
比较这两段引文后可以看出，显然是孔颖达把《吕氏春秋·乐成篇》中的魏襄王改为魏文侯、史起改成了吴起。这两处修改，前一处看来是正确的。
但是，孔颖达改史起为吴起却是不对的，此处很可能是孔氏的笔误，“史”与“吴”形近而误，阮元《校勘记》之说是正确的。将“史”字误为“吴”字，不只孔颖达一人，还有《太平御览》四百六十五条一段文字可资证明：
“邺有圣令为吴公，决漳水灌邺旁，终古斥卤生稻粱。”
这就是把“史”字误为“吴”字的一例。陈其猷先生《吕氏春秋校释·乐成篇》第1001页注〔四二〕说：“疑‘吴’为‘史’误，在‘为’字下，错倒于上耳。”《太平御览》中还有多处引用前面我们抄录的那句话，足证陈其猷之说是合理的。如果把那句话更正过来就是：“邺有圣令为史公”，这就和《吕氏春秋》所记一致了。可见“史”、“吴”形近而误之说是有道理的。
我们再从吴起在魏国的记载看，《史记·孙子吴起列传》说，吴起到魏以后“魏文侯以为将，于是击秦，拔五城”。这就是说，吴起从鲁国到魏国后，很快得到重用，为将击秦，攻占西河。接着参加了伐中山国的战争，之后即任西河守。吴起守西河是他在魏国的主要事业，长达二十三年之久。《史记》等书都没有讲吴起治邺的事，西河与邺相隔甚远，吴起不可能在任西河守时兼任邺令。另外，吴起是否担任过魏文侯的史官呢？《史记》等书中也无记载。当然，吴起在鲁国师事曾申，学习《左氏春秋》，具有史官之才，这是客观事实。但吴起既没有任邺令，也没有任魏文侯的史官，则史起就不是吴起。再说，史起也不一定因为有“史”字就必定是史官，如春秋时期卫国大夫史鱼，就不是史官。因此，仅据孔颖达《春秋左传正义》一条不太可靠的材料，是不能证明史起就是吴起的，我们认为史起并非吴起而当另有其人。
史起治邺是在西门豹之前，西门豹集引漳灌邺之大成，在历史上受到人民的歌颂是应该的。但是史起初创引漳灌邺的功绩，后人也没有忘记。《吕氏春秋·乐成篇》首先记载了他的事迹，之后《汉书·沟洫志》、《北堂书钞》、《艺文类聚》相继记载了歌颂史起的民歌，《太平御览》六十四、八百二十一、八百三十九、八百四十二条也均有记载。另外，明万历年间在《重修万金渠闸记》中也说：“邺旧有万金渠，实西门豹、史起二公遗迹在焉。”总之，史起只是首创引漳灌邺有功的历史人物，与吴起并不是一个人。有关史起的事迹文献记载比较缺乏，还有待于今后的考古发掘来解决问题。
由上可知，吴起不仅是战国初期杰出的军事思想家和政治改革家，也是一位历史学家。
附录一：史记·孙子吴起列传
吴起者，卫人也，好用兵。尝学于曾子，事鲁君。齐人攻鲁，鲁欲将吴起，吴起取齐女为妻，而鲁疑之。吴起于是欲就名，遂杀其妻，以明不与齐也。鲁卒以为将。将而攻齐，大破之。
鲁人或恶吴起曰：“起之为人，猜忍人也。其少时，家累千金，游仕不遂，遂破其家。乡党笑之，吴起杀其谤己者三十余人，而东出卫郭门。与其母诀，啮臂而盟曰：‘起不为卿相，不复入卫。’遂事曾子，居顷之，其母死，起终不归。曾子薄之，而与起绝。起乃之鲁，学兵法以事鲁君。鲁君疑之，起杀妻以求将。夫鲁小国，而有战胜之名，则诸侯图鲁矣。且鲁卫兄弟之国也，而君用起，则是弃卫。”鲁君疑之，谢吴起。
吴起于是闻魏文侯贤，欲事之。文侯问李克曰：“吴起何如人哉？”李克曰：“起贪而好色，然用兵司马穰苴不能过也。”
于是魏文侯以为将，击秦，拔五城。
起之为将，与士卒最下者同衣食。卧不设席，行不骑乘，亲裹赢粮，与士卒分劳苦。卒有病疽者，起为吮之。卒母闻而哭之。人曰：“子卒也，而将军自吮其疽，何哭为？”母曰：“非然也。往年吴公吮其父，其父战不旋踵，遂死于敌。吴公今又吮其子，妾不知其死所矣。是以哭之。”
文侯以吴起善用兵，廉平，尽能得士心，乃以为西河守，以拒秦、韩。
魏文侯既卒，起事其子武侯。武侯浮西河而下，中流，顾而谓吴起曰：“美哉乎山河之固，此魏国之宝也！”起对曰：“在德不在险。昔三苗氏左洞庭，右彭蠡，德义不修，禹灭之。夏桀之居，左河济，右泰华，伊阙在其南，羊肠在其北，修政不仁，汤放之。殷纣之国，左孟门，右太行，常山在其北，大河经其南，修政不德，武王杀之。由此观之，在德不在险。若君不修德，舟中之人尽为敌国也。”武侯曰：“善。”
吴起为西河守，甚有声名。魏置相，相田文。吴起不悦，谓田文曰：“请与子论功，可乎？”田文曰：“可。”起曰：“将三军，使士卒乐死，敌国不敢谋，子孰与起？”文曰：“不如子。”起曰：“治百官，亲万民，实府库，子孰与起？”文曰：“不如子。”起曰：“守西河而秦兵不敢东向，韩、赵宾从，子孰与起？”文曰：“不如子。”起曰：“此三者，子皆出吾下，而位加吾上，何也？”文曰：“主少国疑，大臣未附，百姓不信，方是之时，属之于子乎？属之于我乎？”起默然良久，曰：“属之子矣。”文曰：“此乃吾所以居子之上也。”吴起乃自知弗如田文。
田文既死，公叔为相，尚魏公主，而害吴起。公叔之仆曰：“起易去也。”公叔曰：“奈何？”其仆曰：“吴起为人节廉而自喜名也。君因先与武侯言曰：‘夫吴起贤人也，而侯之国小，又与强秦壤界，臣窃恐起之无留心也。’武侯即曰：‘奈何？’君因谓武侯曰：‘试延以公主，起有留心则必受之，无留心则必辞矣。以此卜之。’君因召吴起而与归，即令公主怒而轻君。吴起见公主之贱君也，则必辞。”于是吴起见公主之贱魏相，果辞魏武侯。武侯疑之而弗信也。吴起惧得罪，遂去，即之楚。
楚悼王素闻起贤，至则相楚。明法审令，捐不急之官，废公族疏远者，以抚养战斗之士。要在强兵，破驰说之言纵横者。于是南平百越，北并陈蔡，却三晋；西伐秦。诸侯患楚之强。故楚之贵戚尽欲害吴起。及悼王死，宗室大臣作乱而攻吴起，吴起走之王尸而伏之，击起之徒因射刺吴起，并中悼王。悼王既葬，太子立，乃使令尹尽诛射吴起而并中王尸者。坐射起而夷宗死者七十余家。
太史公曰：世俗所称师旅，皆道《孙子》十三篇，《吴起兵法》，世多有，故弗论，论其行事所施设者。语曰：“能行之者未必能言，能言之者未必能行。”孙子筹策庞涓明矣，然不能早救患于被刑。吴起说武侯以形势不如德，然行之于楚，以刻暴少恩亡其驱。悲夫！
附录二：《吴子兵法》与译文
图国第一
吴起儒服，以兵机见魏文侯。文侯曰：“寡人不好军旅之事。”起曰：“臣以见占隐，以往察来，主君何言与心违。今君四时使斩离皮革，掩以朱漆，画以丹青，烁以犀象。冬日衣之则不温，夏日衣之则不凉。为长戟二丈四尺，短戟一丈二尺。革车奄户，缦轮笼毂，观之以目则不丽，乘之以田则不轻，不识主君安用此也？若以备进战退守，而不求能用者，譬犹伏鸡之搏狸，乳犬之犯虎，虽有斗心，随之死矣。昔承桑氏之君，修德废武，以灭其国；有扈氏之君，恃众好勇，以丧其社稷。明主鉴兹，必内修文德，外治武备。故当敌而不进，无逮于义矣；僵尸而哀之，无逮于仁矣。”于是文侯身自布席，夫人捧觞，醮吴起于庙，立为大将，守西河。
吴子曰：“昔之图国家者必先教百姓而亲万民。有四不和：不和于国，不可以出军；不和于军，不可以出阵；不和于阵，不可以进战；不和于战，不可以决胜。是以有道之主，将用其民，先和而造大事。不敢信其私谋，必告于祖庙，启于元龟，参之天时，吉乃后举。民知君之爱其命，惜其死，若此之至，而与之临难，则士以进死为荣，退生为辱矣。”
吴子曰：“夫道者，所以反本复始。义者，所以行事立功。谋者，所以远害就利。要（枢要）者，所以保业守成。若行不合道，举不合义，而处大居贵，患必及之。是以圣人绥之以道，理之以义，动之以礼，抚之以仁。此四德者，修之则兴，废之则衰，故成汤讨桀而夏民喜悦，周武伐纣而殷人不非。举顺天人，故能然矣。”
吴子曰：“凡制国治军，必教之以礼，励之以义，使有耻也。夫人有耻，在大足以战，在小足以守矣。然战胜易，守胜难。故曰：天下战国，五胜者祸，四胜者弊，三胜者霸，二胜者王，一胜者帝。是以数胜得天下者稀，以亡者众。”
吴子曰：“凡兵之所起者有五：一曰争名，二曰争利，三曰积恶（两国交恶），四曰内乱，五曰因饥。其名又有五：一曰义兵，二曰强兵，三曰刚兵，四曰暴兵，五曰逆兵。禁暴救乱曰义，恃众以伐曰强，因怒兴师曰刚，弃礼贪利曰暴，国乱人疲、举事动众曰逆。五者之数，各有其道，义必以礼服，强必以谦服，刚必以辞服，暴必以诈服，逆必以权服。”
武侯问曰：“愿闻治兵、料人（即料民，指清查户口，查清人力）、固国之道。”起对曰：“古之明王，必谨君臣之礼，饰上下之仪，安集吏民，顺俗而教，简募良材，以备不虞。昔齐桓募士五万，以霸诸侯；晋文召为前行四万，以获其志；秦缪置陷陈三万，以服邻敌。故强国之君，必料其民。民有胆勇气力者，聚为一卒（古军制，百人为卒）；乐以进战効力，以显其忠勇者，聚为一卒；能逾高超远轻足善走者，聚为一卒；王臣失位而欲见功于上者，聚为一卒；弃城去守，欲除其丑者，聚为一卒。此五者军中之练锐也，有此三千人，内出可以决围，外入可以屠城矣。”
武侯问曰：“愿闻阵必定，守必固，战必胜之道。”起对曰：“立见且可，岂直闻乎！君能使贤者居上，不肖者处下，则阵已定矣。民安其田宅，亲其有司，则守己固矣。百姓皆是吾君而非邻国，则战已胜矣。”
武侯尝谋事，群臣莫能及，罢朝而有喜色。起进曰：“昔楚庄王尝谋事，群臣莫能及，罢朝而有忧色，申公问曰：‘君有忧色何也？’曰：‘寡人闻之，世不绝圣，国不乏贤，能得其师者王，能得其友者霸。今寡人不才，而群臣莫及者，楚国其殆矣。’此楚庄王之所忧，而君悦之，臣窃惧矣。”于是武侯有惭色。
料敌第二
武侯谓吴起曰：“今秦胁吾西，楚带吾南，赵冲吾北，齐临吾东，燕绝吾后，韩据吾前，六国兵四守，势甚不便，忧此奈何？”起对曰：“夫安国家之道，先戒为宝。今君已戒，祸其远矣。臣请论六国之俗，夫齐陈重而不坚，秦陈散而自斗，楚陈整而不久，燕陈守而不走，三晋陈治而不用。夫齐性刚，其国富，君臣骄奢而简于细民，其政宽而禄不均，一陈两心，前重后轻，故重而不坚。击此之道，必三分之，猎其左右，胁而从之，其陈可坏；秦性强，其地险，其政严，其赏罚信，其人不让，皆有斗心，故散而自战。击此之道，必先示之以利而引去之。士贪于得而离其将，乘乖（兵车不顺）猎散，设伏投机，其将可取；楚性弱，其地广，其政骚，其民疲，故整而不久。击此之道，袭乱其屯，先夺其气，轻进速退，弊而劳之，勿与争战，其军可败；燕性悫，其民慎，好勇义，寡诈谋，故守而不走。击此之道，触而迫之，陵而远之，驰而后之，则上疑而下惧，谨我车骑必避之路，其将可虏；三晋者，中国也，其性和，其政平，其民疲于战，习于兵，轻其将，薄其禄，士无死志，故治而不用。击此之道，阻陈而压之，众来则拒之，去则追之，以倦其师，此其势也。然则一军之中，必有虎贲之士；力轻扛鼎，足轻戎马，搴旗取将，必有能者。若此之等，选而别之，爱而贵之，是谓军命。其有工用五兵（指弓矢、殳、矛、戈、戟五种兵器），材力健疾，志在吞敌者，必加其爵列，可以决胜。厚其父母妻子，劝赏畏罚，此坚陈之士，可与持久，能审料此，可以击倍。”武侯曰：“善。”
吴子曰：“凡料敌有不卜而于之战者八：一曰，疾风大寒，早兴窹迁（夜间行兵），剖冰济水，不惮艰难；二曰，盛夏炎热，晏兴无间，行驱饥渴，务于取远；三曰，师既淹久，粮食无有，百姓怨怒，祅祥数起，上不能止；四曰，军资既竭，薪刍既寡，天多阴雨，欲掠无所；五曰，徒众不多，水地不利，人马疾疫，四邻不至；六曰，道远日暮，士众劳惧，倦而未食，解甲而息；七曰，将薄吏轻，士卒不固，三军数惊，师徒无助；八曰，陈而未定，舍而未毕，行坂涉险，半隐半出。诸如此者，击之勿疑。有不占而避之者六：一曰，土地广大，人民富众；二曰，上爱其下，惠施流布；三曰，赏信刑察，发必得时；四曰，陈功居列，任贤使能；五曰，师徒之众，兵甲之精；六曰，四邻之助，大国之援。凡此不如敌人，避之勿疑。所谓见可而进，知难而退也。”
武侯问曰：“吾欲观敌之外以知其内，察其进以知其止，以定胜负，可得闻乎？”起对曰：“敌人之来，荡荡无虑，旌旗烦乱，人马数顾，一可击十，必使无措。诸侯未会（指各路军队尚未到齐），君臣未和，沟垒未成，禁令未施，三军洶洶，欲前不能，欲去不敢，以半击倍，百战不殆。”
武侯问敌必可击之道。起对曰：“用兵必须审敌虚实而趋其危。敌人远来新至，行列未定，可击。既食，未设备，可击。奔走，可击。勤劳，可击。未得地利，可击。失时不从，可击。涉长道，后行未息，可击。涉水半渡，可击。险道狭路，可击。旌旗乱动，可击。陈数移动，可击。将离士卒，可击。心怖，可击。凡若此者，选锐冲之，分兵继之，急击勿疑。”
治兵第三
武侯问曰：“用兵之道何先？”起对曰：“先明四轻、二重、一信。”曰：“何谓也？”对曰：“使地轻马，马轻车，车轻人，人轻战。明知险易，则地轻马。刍秣以时，则马轻车。膏锏有余，则车轻人。锋锐甲坚，则人轻战。进有重赏，退有重刑，行之以信，审能达此，胜之主也。”
武侯问曰：“兵何以为胜？”起对曰：“以治为胜。”又问曰：“不在众乎？”对曰：“若法令不明，赏罚不信，金之不止，鼓之不进，虽有百万，何益于用？所谓治者，居则有礼，动则有威，进不可当，退不可追，前却有节，左右应麾，虽绝（割绝）成陈，虽散成行，与之安，与之危，其众可合而不可离，可用而不可疲，投之所往，天下莫当，名曰父子之兵。”
吴子曰：“凡行军之道，无犯进止之节，无失饮食之适，无绝人马之力。此三者，所以任其上令。任其上令，则治之所由生也。若进止不度，饮食不适，马疲人倦而不解舍（解甲休息），所以不任其上令，上令既废，以居则乱，以战则败。”
吴子曰：“凡兵战之场，立尸之地，必死则生，幸生则死。其善将者，如坐漏船之中，伏烧屋之下，使智者不及谋，勇者不及怒，受敌可也。故曰：用兵之害，犹豫最大，三军之灾，生于狐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