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玄宗做梦都没有想到，他百般宠爱安禄山竟然会成为他最大的祸患。他完全被安禄山的假象所迷惑，最终导致了安史之乱的爆发。
唐玄宗不知道，安禄山自小就受女巫母亲熏陶和影响，虽然投奔唐朝谋得官职，但是他的蛮夷的凶残狡诈的本性并没有发生多大变化。后来，安禄山曾任“互市牙郎”，已经显露出他是一个贪婪财利之徒。然而，在这个过程中，他渐渐掌握了唐朝汉人的为官之道，所以他很快就成为了唐朝的重臣，等到他大权在握的时候，他的野心和本性就暴露无遗。面对这样的一个有狼子野心的番将，唐玄宗却丝毫没有警惕和防范之心，这些使得安禄山更加肆无忌惮，私自扩张私人武装，培植忠心于自己的将领。随着他的势力的不断扩大，此时的唐玄宗要想控制安禄山，已是鞭长莫及了。
其实，自隋朝至唐朝玄宗时期，东北地区先后内附的蕃族部落，有奚、契丹、棘辊、室韦、突厥、新罗、降胡等。唐王朝为安置这些部落而设的羁縻府州，散处于燕山内外的营（辽宁朝阳）、幽（北京西南）等州境内。由于这些部落逐渐内（南）迁，于是就使当地的居民比例，呈现蕃多汉少的现状。这些蕃族部落的酋长往往都是财力雄厚，并且很多部落首领的部众已有数千甚至上万。说是唐军对这些降服的部落的管制，其实就是一种监视，而没有实际意义上的管理。一旦这些部落里发生什么事，随时都有可能引起战事。突厥部落的反复叛乱就是一个很有力的证明。同时，游牧族类是以恒定的畜牧业为其经济生活的主要支柱，兴盛败落以羊马数量为准则。他们视农耕为贱业，让俘掠的汉人和奴婢去从事。其婚姻以羊马为聘礼。妇女婚后即等同于财物和家内奴婢。男方一旦买得妻妾，便不许其转嫁别家，因而重婚制盛行。游牧族类另有传统的季节性狩猎活动，弓箭长刀是男子不离身的伴侣，养成了尚武好战，以劫掠为荣的民族习俗，男子皆踊跃乐战，崇重兵死而轻视病终。在突厥汗国强盛时期，其商贸活动，主要由臣服的昭武九姓胡（粟特人）垄断经营。这些“胡商”善于经商理财，争校分铢之利。故利之所在，无所不至。
到了唐玄宗时期，随着国内经济势力的增长，唐玄宗在好大喜功心理的驱使下，除了纵情享乐之外，还有效仿先祖的开拓疆域的强烈欲望，并且还想在对外战争上大立声威。在这样的心理作用下，他不断增加边境驻军，扩大军费开支。为了对付突厥、吐蕃、契丹等的骚扰，巩固边防要地，就在边境设置节度使，部署兵力，长期驻守。事实上，从唐朝建立到灭亡，一直都有大量的蕃族将领。有李光弼（契丹人）、哥舒翰（突骑施人）等人，他们汉化程度较高，可谓是“形夷而华心”。但安禄山则不然。安禄山在得到唐玄宗重用之后，羽翼丰满，便骄横轻狂。曾数次入京朝见，皆受到隆礼招待，受赐宽敞豪华的宅第、锦绣服饰、珍宝器物，频繁的赐宴娱乐更不待说。这些炫目的财富，以及两京的繁华景物，宏伟的皇宫，后宫如云的嫔妃佳丽，更有皇帝至高无上的威仪权势，都极大地刺激着安禄山的贪婪欲望，促使他铤而走险，图谋取而代之。适遇心腹幕僚中汉族文人高尚之流，日夜解说帝王“受命于天”的图符预言，备受诱惑之下，便萌生出叛逆之心。恰恰就是在这一关键问题上，唐玄宗疏于筹划，失于防范，一味优养笼络，养虎遗患，最终酿成了大祸。
不仅如此，到了唐玄宗后期，唐玄宗李隆基骄侈心压倒求治心，初期励精图治的精神没有了，只想纵情享乐。而且恩神佞道，企慕长生。他将朝中事务“委以宰臣”，边疆军戎“付之边将”，深居内宫，纵情享乐。自以为是“太平天子”，特别是在得到杨贵妃后，他便开始过上了“春宵苦短日高起，从此君王不早朝”的淫逸堕落的生活，整日沉迷于《霓裳羽衣曲》的歌舞声中。而且为了自己可以纵情享乐，他罢免了很多敢于直言诤谏的大臣，重用奸猾的宰相李林甫。李林甫摸透了唐玄宗的心理，一切顺从旨意。唐玄宗也就把处理朝政的大权交给了李林甫。李林甫妒贤嫉能，排斥异己。凡是有才能的官员，他都设计除去，而被他重用的多为奸佞之徒。为了不让唐玄宗知道外面发生的事情，更好的讨好皇上，李林甫买通了皇帝身边的人。从此以后，朝政几乎都被李林甫一人把持，朝廷上下都是根据他的喜好来任命官员。他还经常告诫谏官员说：现在明主在上，群臣专心顺从就成，用不着多说话，你们见过朝会时仪仗队里的马匹么？它吃的是三品食料，鸣一声便斥去不再用，后悔哪里还来得及。后来杜琏因上书言事，第二天就被贬为下部令，从此谁也不敢再进谏言了。朝政的腐败更加严重，社会的矛盾也日益加重。然而，在李林甫的消息封锁下，竟然没有一个人敢于向玄宗奏报事情。李林甫病逝后，杨贵妃的堂兄杨国忠当了宰相。由于杨国忠以前就是个纨绔子弟，不务正业，但是，他和李林甫一样，也善于迎合上意，只是胆子比李林甫更大，和李林甫当朝时期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在杨国忠当朝期间，他精于搜刮民财，充实官库，因此取得信任。他除做宰相外，还兼领四十余职，整天发号施令，胡乱处理政事。因此，国家政治日趋腐败，各种社会矛盾也愈来愈尖锐。然而，对于这些日益尖锐的矛盾和冲突，以及这些矛盾背后隐藏的危机，唐玄宗竟然全然不知，而是依然沉醉在当初的盛世之中。
早在天宝八年（749），李林甫奏请停止使用折冲府上下鱼书（由中央控制的发兵信物），节度使开始据有自行发兵之权了。他重用边将，重赏边功。当时边将的提拔和使用与他对边功实行重赏厚奖政策是分不开的。在这样的一些政策下，很多的奸猾贪婪的人，故意在边防驻地生事，挑起战乱，并且趁机进攻那些降附的蕃族部落，以此来邀功请赏。更有甚者，很多的边将竟然假冒军功，以求进用。在当时复杂的边境局势下，很多的将领就因此青云直上，当上了一方的边帅。在唐初以前实行的是府兵制，平时，府兵大部分人从事农耕，小部分人轮番到京师宿卫或戍边。战时，朝廷任命将帅率兵出战，战事结束，兵散归府，将帅归朝，将帅不可能拥兵培养自己的势力。后来府兵制逐渐被破坏，唐玄宗就改府兵制为募兵制，兵农分离，“兵”成为一种专门的职业。这就造成了将和兵的结合。军费开支也比开元年间增加了五倍。唐玄宗不断扩大节度使的权力。节度使的权力本来就很大，一般都管辖几个州，不仅据有兵权，而且拥有地方上的民政、财政大权。他们还可以组织军队在边境广开屯田，自筹军粮，还有权调集当地的租赋以供军需。此外，节度使还有权直接任命自己属下的官吏和自行招募军队。天宝九年（750）八月，唐玄宗任命安禄山兼任河北道采访处置使。天宝九载（750），又赐封东平郡王。这是唐代将帅中第一个得到封王殊荣的人。天宝十年（751）二月，安禄山奏请兼任河东（山西太原）节度使，唐玄宗竟然也毫不犹豫的批准，至此，安禄山一人兼统三镇，统领兵马多达18.35万人，战马2.6万匹，占到全国边防镇兵总数的37%，战马总数的33%。从此，安禄山一身而统三镇，又兼河北道采访处置使，犒赏、财赋、官吏任免，皆由他垄断专制，其势力迅速增长，成为权倾一时的边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