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史之乱爆发初期，由于唐军毫无防备，所以，在开始的一段时间里，唐军节节败退。安禄山起兵之后，长驱南下，月余时间便攻占洛阳，控制了河北、河南大片土地。唐朝京城方面，守备空虚，各地的勤王之师尚未到达，关中人心惶惶，不得安宁。随后封常清、高仙芝被斩，使得唐军形势更加严峻。情急之下，唐玄宗又起用老将哥舒翰。而此时的河西、陇右节度使哥舒翰因风疾卧病京城家中，唐玄宗以其素有威名，而且早就与安禄山不和，下诏任命他代替高仙芝为兵马副元帅。哥舒翰坚辞不受，但难抗君命，只得抱病赴潼关镇守。守关唐军包括有各地勤王之师、河西、陇右诸蕃部落兵以及高仙芝旧部，号称20万。哥舒翰因病不能亲躬军务，由行军司马田良丘代理。田良丘不敢一人专决大事，分别让将领王思札统领骑兵，李承光统领步兵。王、李二人争权不和，军令无法统一。哥舒翰向来治军严厉，不能体恤士卒，潼关守军纪律松弛，士气低落。
洛阳失陷后，唐玄宗非常惊恐。而此时的安禄山，终于等来了他梦寐以求的机会。当他进入洛阳城后，就为洛阳城的豪华宫殿所吸引。于是，在天宝十五载（756）正月初一，安禄山预先派人组织洛阳耆老、僧人和道士，搞了一场“劝进”闹剧之后，登基自称大燕皇帝，改年号为“圣武”，任命降官达奚坷为侍中，张通儒为中书令，高尚、严庄为中书侍郎，组织起了伪朝廷。幸亏安禄山在洛阳忙着准备登基称帝，没有急攻潼关，遂使唐朝廷获得短暂而宝贵的调兵时间。
叛军攻陷洛阳时，正逢天降大雪。相传当时有首歌谣：“燕燕飞上天，天上女儿铺白毡，毡上一贯钱。”后人解释其意为安禄山的大燕皇帝只能当1000天。足见叛乱祸害百姓，不得民心。由于安禄山嗜血成性，杀人如麻，当他攻入洛阳城的时候，就大肆烧杀抢掠。后来，叛军的烧杀抢掠，终于激起地方官吏和人民群众的强烈反抗。当朝廷军队节节败退的时候，中原广大官民，在极其严酷的环境下，自发地汇集起来，和安禄山的势力进行了艰苦而顽强的抗击。常山太守颜臬卿继堂弟平原太守颜真卿之后起兵河北，传檄各郡，声言朔方大军已攻下井陉，早晚就要平定河北各郡。并说先归顺的有赏，后投降的诛杀。于是河北十七郡相继响应，纷纷起来杀死叛军守将，切断安禄山军队的前后方联系。安禄山叛军所能直接控制的，只有河北北部的范阳、卢龙、密云、渔阳和南部的汲，邺等六郡而已。常山向为河北重镇，北控燕、蓟，南通河、洛，西有井陉之险，既是安禄山叛军南北通道的咽喉，又当唐军出井陉、下河北的要冲。常山等十七郡反正，一旦朔方军出井陉入河北，安禄山的归路就被阻绝，在河南的大军与范阳的联系就会中断。而且安禄山留在范阳的兵力不多，老巢就有倾覆的危险。总之，常山等郡的举兵，给安禄山以沉重的打击，有力地牵制了他在河南的军事行动。当时，安禄山正率大军西进，准备进攻潼关，行至新安（今河南新安），闻河北有变，便立即撤回洛阳，命平卢兵马使史思明、大将李立节率兵万人由范阳南下，进攻博陵、常山，命大将蔡希德率兵万人从河内（今河南沁阳）北上，夹攻常山。
安禄山叛变和叛军如破竹之势长驱南下，唐玄宗一时不明就里，显得十分恐慌。由于他常年不理朝政，对朝政之事已经很生疏，并且他太过于重视番将，这样就使得能够打仗的部队都在边境各镇，京城空虚，一时间无兵可用。而此时的唐玄宗早已没有了当初的帝王风范。在这样的形势下，他只得一面下令招募军队临时应付，一面派使者到朔方、河西、陇右，令各镇只留少量城堡戍兵，其余部队全部内调勤王，又提拔朔方右厢兵马使，九原太守郭子仪为卫尉卿、灵武太守、朔方节度使，并且命其率领朔方军东进，讨伐安禄山。
其实，唐玄宗在天宝十四年（755）十二月七日的时候，就已经下令朔方、河西、陇右各镇，留下一部分兵力驻守防地城堡，其余兵马由节度使亲自率领，20天内赶到京城集结。十六日，唐玄宗又任命皇子永王（李磷）为山南道节度使，颍王（李墩）为剑南道节度使。两位皇子都不亲自赴镇，分别由其副使江陵（湖北江陵）长史源洧、蜀郡（四川成都）长史崔圆行使职权。唐玄宗的这一任命，是为了控制富庶的江南、荆襄地区和四川平原，保证朝廷的财赋来源。十七日，唐玄宗下令皇太子（李亨）监国，自己要挂帅亲征叛逆，想借此来振奋士气民心。然而，由于杨国忠和太子之间向来不和，杨国忠深知这次由太子监国的话，他和杨氏姐妹就会大祸临头。于是，他们就将这其中的利害关系告诉了杨玉环，而此时的唐玄宗对杨玉环是言听计从，并且这个时候的唐玄宗早已没有了当年的雄心壮志，尽管他说要御驾亲征，但口是心非，也是无奈之举。后来，经杨玉环的一番说辞之后，唐玄宗感觉自己有台阶可下，于是就没有出征。
在当时的情形下，最有能力扭转战局的可能就是朔东军了。因为朔方地区与河东地区相邻，距安禄山所据的地区较近。河东节度使虽为安禄山所领，但时间不长，并没完全掌握河东的军事势力。而且朔军势力很强，如果东出，不仅能够及时声援河东唐军抗击叛军，免使河东落入叛军之手，还可东出并陉（今河北获鹿西南），进攻河北，切断叛军归路，威胁其后方。唐玄宗在此关键时刻，大胆地启用和提拔郭子仪为朔方节度使，令其率军东进，征讨安禄山，这在当时来说是颇为明智的。这也为唐朝最后的翻盘争取了一丝希望，也说明大唐气数未尽。
其实，安禄山在范阳起兵的时候，也顾虑到河东的将士有可能会抗命。所以，为了避免这种情况，他在举兵之前，就命何千年、高邈率奚骑二十，以献射生手为名急驰太原（今太原西南），将副留守杨光翔劫持至河北加以杀害。命别将高秀岩为大同军使，率兵连夜赶赴大同军（今山西朔州东北马邑），以阻止朔方军东出。安禄山率叛军南下，进至博陵（今河北定州）时，又命其将安志忠率精兵屯驻土门（即井陉口），以防河东和朔方唐军进入河北。正当安禄山进攻洛阳时，高秀岩在北方展开攻势，进攻朔方的振武军（今内蒙古和林格尔西北）。
在郭子仪奉命回到朔方后，立即招兵买马，补充兵员，试图从正面战场出击叛军，以收复洛阳。仔细分析战况后，郭子仪认为，必须夺取河北各郡，切断洛阳与安禄山老窝范阳之间的联系，绝其后方供给线，才能有效地打击叛军前线的有生力量。郭子仪首先率军击溃了振武军（今内蒙古托克托）的安禄山叛军，郭子仪正率领朔方军东进，闻讯后，催军急速赶赴单子都护府，击败高秀岩部。又乘胜追击，收复河东道的静边军（今山西右玉）安禄山的大同兵马使薛患义率军来救，想夺回静边军。郭子仪命左兵马使李光鲻、右兵马使高潜、左武锋使仆固怀恩、右武锋使浑释之等将领率部迎战，最终大败薛忠义军，坑杀叛军骑兵七千人，斩叛将周万顷。随后郭子仪乘胜率军追击，围叛军于云中（今山西大同），命别将公孙琼岩率骑兵二千攻克军事要地马邑（今山西朔州），打开了东陉关（今代县东）。东陉关即雁门关东口，地势险固，是太原北方的重要门户。河东唐军为保卫河东和太原，闭关以拒高秀岩的大同军。又攻占马邑，解除了河东太原的军事威胁，打通了东进的道路，使安禄山取太原，入蒲关（今陕西大荔东黄河岸上），夹攻关中的计划成为泡影，也为其后李光弼能东出并陉，入常山（今河北正定）扫清了障碍。当叛军在河北、河南地区锐不可当，而唐军连连溃败之际，郭子仪统率朔方军的精兵强将，首战告捷，成为唐朝廷希望之所在。唐天宝十四年（755）十二月十九日，唐玄宗下令加封郭子仪为御史大夫。叛军连败两战，锐气受锉，仍不甘心。十二月十二日，又由大同军兵马使薛忠义带兵反扑，争夺靖边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