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将我国上市公司的债务融资结构进行国内比较可知：（1）与国内所有企业相比较，我国上市公司的资产负债率和长期债务率都远低于国内所有企业的平均水平。（2）各行业之间的债务融资结构存在较大的差异。资产负债率最高的企业是商业类，为54.66%，最低的为公用事业类，为47.55%；流动负债率最高的是商业类，为 91.13%，最低的为公用事业类，为57.95%；与此相对应，长期负债率最低的企业是商业类，为8.36%，最高的是公用事业类，为35.46%。
通过将我国上市公司的债务融资结构进行国际比较可知：（1）资产负债率较低，其他国家的资产负债率大多在60%~70%，而我国上市公司的资产负债率仅为49.41%，远低于其他国家的负债水平，比其他国家中资产负债率最低的英国还要低8个多百分点。（2）中国上市公司的流动负债水平与其他7个国家差不多，但中国上市公司短期借款使用率偏高，在总负债中所占的比例最高，为29.1%，比其他7个国家中比例最高的日本也要高出近5个百分点。应付款在负债中的比例也是最高的，为29.99%，比其他7个国家中最高的法国也要高出5个多百分点。（3）发展中国家的长期债务资金使用率和长期债务率普遍低于发达国家。我国上市公司的长期债务资金使用率和长期债务比率分别为10.834%和23.06%，在发展中国家中，也处于较低水平的位置。
通过从宏观层面和制度环境对我国上市公司债务期限结构影响的分析，我们可发现我国上市公司大量使用短期债务，从而导致整体长期债务水平较低（也就是债务期限较短）的主要原因在于：（1）国民经济的发展水平对上市公司债务期限结构（长期债务比总负债）存在显著的影响。近年来，我国经济快速增长，快速发展的经济环境给企业带来更多的投资机会，从而企业趋向于使用更多的短期债务。（2）由于我国所特有的社会经济环境，破产法律制度体系还不够完善。另外，出于种种原因，已有破产法律制度的法律效力也未能真正发挥出来，促使了债权人更多地注重于债务偿还的事前保障机制，采取缩短债务期限的做法，以降低风险；而在这种破产制度背景下，作为我国上市公司的主要债权人———银行，随着商业化改革的深入，而利率市场化改革相对缓慢，其自我风险意识增强的理性行为只能是选择发放短期贷款的方式，从而进一步导致了我国上市公司的短期债务融资的局面。（3）由于股票市场对企业债券市场（尤其是长期债务市场）的替代作用，直接导致了上市公司用股票融资来替代长期债务融资，从而最终造成我国上市公司整体长期债务水平偏低的结果。正是由于我国国民经济地快速增长、破产法律制度效力的有限性以及股票市场对企业债券市场的替代效用，导致了我国上市公司用短期债务和股权融资双重替代长期债务融资的现象，从而，最终体现为上市公司的“短期债务绝对主导地位”的债务融资结构。
当企业选择债务融资来满足企业扩展的资金需求时，企业必须在选择债务数量的同时选择其期限。虽说债务的数量与期限是企业债务融资选择时孪生的两个维度，但学者们对这两方面的研究并未一视同仁、并驾齐驱。相比之下，债务数量方面的研究较早地受到了学者们的青睐。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国外就存在大量的理论和实证研究集中于公司资本结构（也就是债务的数量，即通常所说的“杠杆水平”）方面的研究，具体实证研究大体可分为两类，一类是探讨企业资本结构的影响因素，另一类则主要是对各种资本结构理论的验证。通过理论与实证的证实与拒绝之间的相互作用已取得重大进展；国内有关资本结构的实证研究始于20世纪90年代。而有关债务期限结构实证方面的研究，虽说早在1975年莫里斯（Morris）就对其进行了研究，可直到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才逐步进行深入的研究（如Titmanand Wessels，1988；Mitchell，1991；Barclay and Smith，1995；Guedes and Opler，1996；Stohs and Mauer，1996）。这主要是由于有关一个企业的债务或类似债务义务的数量方面的信息，易于得到可用计算机处理的会计数据。相反，有关债务方面较为详细的信息，如债务的期限则难以获取，并且收集起来也费时。然而，了解公司债务期限结构的决定因素具有重要的意义，通过对其的研究，能指导企业来选择一个最优的债务期限结构，降低债务融资成本，从而提高企业价值。纵观债务期限结构决定因素的研究发展史，国外学者们对代理成本假说、不对称信息假说、税收假说、期限匹配假说等分别提出了实证检验的方法，为最优债务期限结构的确定提供了实证证据。但是，我国具有与西方发达国家所不同的宏观经济和制度环境，从第3章的研究与分析结果表明，制度上的差异导致了国家间债务融资结构的差异。而上市公司的债务期限结构又是对债务融资结构另一种表现方式，短期债务的融资偏好必将形成短的债务期限结构。可对于我国的上市公司而言，它们所处的外部环境没什么两样。同在一种经济制度环境中，同在既定的制度框架和市场环境下，可各上市公司的债务期限结构却表现出不同，甚至差异极大，为什么？这就是本部分想要探讨的问题。为此，笔者试图从企业的自身特征出发，就我国上市公司债务期限结构的决定因素进行企业层面（微观层面）的研究，以寻求用企业的自身特征来解释我国上市公司在债务期限结构上的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