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传为颜真卿所撰的《述张长史笔法十二意》，是一篇反映张旭和颜真卿书写技法美学思想的重要文章。文章不仅介绍了一系列笔法，更有价值的在于阐明了为什么笔要这样用，其“意”何在。从萧衍撰《观钟繇笔法十二意》到颜真卿《述张长史笔法十二意》，其中关于“法”与“意”各何指，联系正文，可能使我们有比较准确的了解。如《观钟繇笔法十二意》称“平，谓横也；直，谓纵也；均，谓间也；……”前者是技法之名，后面则是说明名词的含“意”（这里的“意”作“意思”解）。而《述张长史笔法十二意》所称之“意”，则包括技法运用的方法和目的要求及体现出的意味。所谓十二法：“平谓横”、“直谓纵”、“均谓间”、“密谓际”、“锋谓末”、“力谓骨体”、“转谓曲折”、“决谓牵制”、“补谓不足”、“损谓有余”、“巧谓布置”、“称谓大小”，既讲要求，又讲目的，说明用“意”何在？什么叫“牵制”？何以要“牵制”？曰：“牵制为擎，锐意挫锋，使不怯滞，令险峻而成。”什么叫“补不足”、“损有余”？为什么要这样？曰：“点画结构或有失趣者，则以别点书旁救之”，要求所成之书，“趣长笔短，长使意气有余，画若不足。”即不是真的点画短缺，而是留意趣。
从审美原理上讲技法，《述张长史笔法十二意》是最典型、最充分的一篇。颜真卿在该文中还转述了张旭关于“攻书之妙”的五个条件：
妙在执笔，令其圆畅，勿使拘孪；
其次识法，谓口传心授之诀，勿使无度，所谓笔法也；
其次在于布置，不慢不越，巧使合宜；
其次纸笔精良；
其次变化适怀，纵合制夺，咸有规矩；
基本上与孙过庭相似：讲物质条件与精神的统一，技法与情怀的统一。
书法创造的三个主要环节：用笔、结体、布章，后二者均可参考借鉴，唯有“用笔”，非切实掌握方法，有切实的工力、体会，不能获得实际的书写的力感效应。在此篇论述的结尾，颜真卿询问“神用执笔之理”，长史说了一段很有实践经验、很有意义的话：
予传授笔法，得之于老舅彦远曰：“吾昔日学书，虽功深，奈何迹不至殊妙。后问于褚河南，曰：‘用笔须如印印泥’，思而不悟。后于江岛，遇见沙平地静，令人意悦欲书。乃偶以利锋画而书之，其劲险之状，明利媚好。自兹乃悟用笔如锥画沙，使其藏锋，画乃沉著。当其用笔，常欲使其透过纸背，此功成之极矣。真草用笔，悉如画沙，点画净媚，则其道至矣。如此则其迹可久，自然齐于古人。但思此理，以专想功用，故其点画，不得妄动。……”
这段话，讲了几层意思：一、不得其法而下死工夫，不能取得“殊妙”的效果；二、不通过实践，也不能领会前人所讲的技法的精义；三、一切技法的运用，除了实用目的外，还有审美的目的，没有目的的“法度”运用，不具有审美意义。四、老师的传授，必须通过自己的实践才能真正理解。
同时从颜真卿这篇著名文章看，十二个问题虽都由张旭提出，而解答（包括对原理的认识），都是鲁公自己。这说明通过实践，认真体会，笔意是可以自行体会的。
《述张长史笔法十二意》，实际强调了通过实践而自悟的观点。其次，全文中只讲“用笔”，虽在谈“攻书之妙，不慢不越，巧使合宜”外，全不谈结字之法，如前人所作的那样。是否因其认识到结字已有字体框架，书体则各由性分，“巧使合宜”，除了字体的规定，不必再有模式？我们不必臆测，但实际事实就是这样。颜真卿没有直接表述自己的书法美学观点，但一种顺应自然，把书法当做一种生命的力的形式来把握，则是十分明显的。
文章所关心的问题也让我们呼吸到一种气息：浪漫主义的书法精神到颜真卿就开始转向了，按韩愈的说法，“往时，张旭善草书，不治他技”，张旭也确实是以酒助兴，以兴为草，享誉一时的狂草书家。但是，颜真卿不向他请教草书，却向他求问楷法。这至少说明：在颜真卿看来，实用正书比草书更能经世致用，深谙楷法比以书抒情重要，颜真卿希望得到楷法，以实现自己经世致用的理想。
正是这种封建盛世的忠义贤良、社稷重臣的心愿和气概，正书成了他寄托心志的最好形式。同时也说明，转人中唐，具有政治抱负的书家希望在书法中反映的，不是有动于衷的个人激情，而是一种自重、自信、充实的用世精神。书法也要反映出一种精神力量，唤起人们对自我、对盛世的无尚信任。正是在这一意义上，颜真卿书所显示的法度精神，使人们用上了“森严”一词。故也可以说，自颜开始，唐书真正开始了以法度为美的新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