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网上经常能看到有群众感慨：你瞧瞧人家！欧美国家警察素质如何如何高！同时又经常听到警察同事们议论：你瞧瞧人家！欧美等地群众素质如何如何高！这种评论背后的潜台词显而易见，两个团体都在抱怨对方素质低！素质本身是一个相对敏感的词，我们可以公开称赞一个人、一群人、一类人素质高，但不能公开评论某某素质低。今天我们也不评价到底谁的素质低，只是基于一个假设——不管谁素质有多高，都有可以继续提升的空间。首先看看，当我们感慨一些素质高的现象时到底指的是什么。
警察眼中高素质群众是指坚决服从各种法律和规章制度，特别是一些临时性措施或管制的群众。比如临时性的交通管制或是一些特别限制，高素质群众会积极配合，反之则埋怨为自己带来的不便利，表现为观望、等待或根本就我行我素。即使措施和管制配合着处罚，但一旦违反人过多，在法不责众的文化作用下，常常只能以乱哄哄收场。群众眼中高素质的警察应该是彬彬有礼、温文尔雅的执法者形象，2008年奥运火炬接力的安保即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如果我们把两个现象一综合，就发现这是一个循环指责的因果怪圈。警察认为，如果群众都积极配合，我何必着急上火得横眉竖眼；群众认为，如果警察都和眉善目，我怎会不积极响应？
这当然是一种僵局，但双方并不是不想打破，只是都在等待对方首先采取行动。即如果对方素质先行提升，自己当然不必再努力了（任何一种提升都是一个痛苦的过程）。既然这已经是一种双输的博弈局面，而且必须有一方要主动变化，在警言警，我身为一名警察还是认为警察应首先提升自身素质，而且这也是公安工作发展的同步要求。
深圳毗邻香港，全局各层都与香港警队交往甚密，我常听各级战友赞叹香港警察素质高。我们总结一下，由于法律体系不同，一些具体业务不好比较，但从工作态度上，我们可以明显感觉到香港警察在待人礼貌和工作认真两个方面表现出来的高素质。做到这两点很难吗？于是我们自然发现低素质产生的根源是自身的一种选择，因为我们选择了待人不礼貌，工作不认真。
不礼貌一词可能有些重，但如果回忆一下，我们有些人开着O牌车过收费站或出入停车场时对保安员的态度，保安员至少还算和警察做类似的工作，连他们都得不到必要的尊重，我们对普通群众更可想而知。就此现象，我认为其根本原因还是缺乏平等意识。近代社会发展出现了一系列新的价值理念如民主、自由、平等、博爱、法治等。我以为这些理念如果在中国文化中排序，排在第一位的应是平等。“不患寡而患不均”即是最好例证。这种对平等的渴望当然和中国几千年的等级文化是分不开的，我们不可能进一步分析渊源，但必须承认渴望平等的现状最直接原因是供需矛盾，即需求远远大于供给。从这个角度看，警察更应该率先以身作则了。所有国家的法律都主张人人平等，但真正的平等不是在纸上，而是在心中。表现在行动上是多说几句“请”“谢谢”，多敬几个礼，少按几下喇叭。
要理解为什么我们有些人工作不认真可以先从一个故事开始。一个游客问一个印第安人：“一顶草帽多少钱？”“10美元。”“如果我一次买十顶草帽，一顶多少钱呢？”游客又问。“15美元。”游客很吃惊地问：“怎么会买得越多越贵呢？”印第安人回答：“做一顶草帽已经很烦了，你想想做十顶草帽，我要付出多少耐心！当然更贵了！”实际上这个小故事也映射出经济学的一个原理——当温饱解决后，耐心反而成为一种生产成本。今天的警察和故事中印第安人的处境很像，警察作为公务员的一类，工资一般旱涝保收。所以当警察发觉所做的每件事和收入没有太大联系时，必然视每次付出的热情、精力为无谓的成本，同时由于付出的成本没有收益，所以工作的热情和精力自然呈边际递减状态。而热情和精力都是耐心的保证、认真的体现。我们越是解释了为什么不认真，反而越引起一个问题——香港警察也是稳定的工资制度，为什么人家做到了呢？
我们可以继续解释什么体制不同，历史原因，逐步完善，等等，总之如果在努力工作和找借口之间选择，我们有些人更倾向于把精力花费在找借口之上。同时，好像我们有些人已经很甘愿做小学生了。记得一位旅居德国多年的朋友告诉我，中国人特别喜欢赞赏德国人做事如何如何认真，德国人每每很诧异：难道做事不该这样吗？
2011年8月，第26届世界大学生运动会在深圳举行，深圳利用这次机遇向世界展示了一个年轻的都市。在警言警，当深圳向世界展示热情、文明的时候，深圳警队也面临了前所未有的安保压力，我们的警队准备好了吗？我们警队现有的素质状况是否和高速发展的城市相匹配？从群众反馈的结果来看很不错，我们没有等待群众去提升素质，而是主动提升了自己的素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