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勃拉科夫（Е.Яблоков）的两部专著《米·布尔加科夫散文的风格》（1997）［12］和《米哈伊尔·布尔加科夫的艺术世界》［13］都将包括小说、戏剧、小品文、特写、日记、书信在内的布尔加科夫的全部创作作为一个拥有稳定结构特征的、统一的“布尔加科夫文本”来考察。他认为，文本作为被表现的艺术世界，有着外在的一面（形象）和内在的一面（意义）。当它们结合的时候，文学文本创造“超文本”，作家的创作由此成为世界文化“互文”的一部分，在布尔加科夫笔下，同任何一位作家一样，熔铸成独立于现实生活的任何客观规则的、创作的个人“字模”（матрица）。作家根据那种字模开始自己的创作道路后，为在风格主题和情节进程中再生的、“安置”主人公及其稳定“特征”的“不变式”体系创造了富含“互文”诗学结构概念的文学文本。前一部专著主要探讨布尔加科夫散文中的外来主题，即作家的创作与从神话诗学形象到20世纪初俄罗斯文学（安德烈耶夫、布宁）主题的互文性关系。研究者指出多神教与基督教象征的相互作用，及其对揭示存在于布尔加科夫小说的情节（古代、基辅罗斯、拿破仑战争时代）中的潜文本主题层面的作用。
需要指出的是，布尔加科夫本人除了在小说里，从未公开透露过关于谱系与原型的资料。很多学者发现了小说的文学性。捷尔卡洛夫准确地指出：“布尔加科夫用备好的砖砌成了一座房子，他用收集到的第一和第二种见解筑起了‘第三种见解’的大厦。大胆率性是靠巧妙的接受刻意为之。”［10］（24）在小说中，所有这一切都是通过怪诞、讽刺、污浊的莫斯科日常生活渗透出来的。神话人物在日常生活中获得了现实身份，在现代性之下狂欢化地乔装打扮，但在民间文化和世界艺术中具有稳定的谱系根源。神话故事和文学经典与现实情节形成一种同构关系，现实层面被历史的追光照亮从而获得了意义。
三、小说文本分析
《大师和玛格丽特》是形式主义方法研究的沃壤，从直观图解向复杂的符号文本的形式层面的转向是布尔加科夫研究的必然趋势。20世纪60年代以来，很多视角迥异的著作都首先把《大师和玛格丽特》作为一种美学现象，从小说的诗学结构切入来探讨布尔加科夫独特的创作个性，从作家形象构思的艺术模式出发来证明自己观点的学术合法性。作为结构主义符号学派领军人物的洛特曼（Ю.М.Лотман）在艺术作品中看到了复杂的客体，其完整性“表现为长期、多次地附着于拥有各种通常互不相干的代码的文本，它以引进外系统元素的边界范围的系统为目的”。［11］他的著作《艺术文本的结构》论及艺术文本的超系统性、象征在世界文化史中的作用、生活现象与艺术的逻辑模式之间的“同一性美学”、恢复形象文化的向心与离心两种形态的艺术功能，这种形象文化始于上升为永久的可信性层次的神话创造。洛特曼走向文本结构分析的艺术符号学成为大部分布尔加科夫研究著作的基础。
结构主义流派认为，历史与文化间的对话具有永恒的意义。列斯吉斯（Г.Лесскис）在《〈大师和玛格丽特〉（叙事手法、体裁、结构艺术）》（1979）一文中研究布尔加科夫的“双体小说”时指出：“构成《大师和玛格丽特》的两部小说中的叙事方式，按可信性实现的原则形成对应关系，其中大师的小说是打上标号的部分，而关于大师的小说则是没打标号的部分（在这些概念的语义学和符号学意义上）。”［15］（59）因此，符号学术语作为语言学的命名单位在他笔下获得了文学研究的意义。小说中各种形象的稳定性从中得以强化。一个类推是：耶舒亚阿伽诺茨里是大师在那样一种悲剧命运的基础上构想出来的，它由使世界和声化的“善的意志”的律令（在康德伦理学“范畴学的绝对律令”的意义上）所规定。“耶舒阿以双重身份出现——实体的、人的和神秘的、先验的”，并且“第二种身份是所有作品的主角，而他的对手就是沃兰德”［15］（56）。这种评价导致关于耶舒阿个性的悲剧性矛盾的思考，因为“实体”与“先验”的不相容，决定了他永远都不能成为一个和谐的个性。其他形象的相似性也因为结合了符号学模式的成分而模式化了。将耶舒阿和大师作为同样的悲剧主人公直接比较，是很多研究《大师和玛格丽特》的著作的特征。
卡斯帕罗夫（Б.Гаспаров）在《文学主题》一书中列出专章“布尔加科夫的小说《大师和玛格丽特》的主题结构考察”，“主题”作为艺术文本的结构要素被作为作品分析的基本“单位”。他断言这是一部神话小说，“小说文本作为‘真正的’版本被确定下来……神话变成现实，然而现实却变成神话。在《大师和玛格丽特》中这是通过情节联系的方式实现的：同样的现象在各种时间和情态结构、在过去和现在、在日常现实性和超现实性中同时存在”，“叙事对象的连续性和节奏感与其评价的连续性和节奏感紧密相连，善与恶、伟大与渺小、崇高与卑下、激情与嘲笑显得彼此不能分离……神话价值最原初的含混和多义性完全符合神话无穷再现的特征”。［16］卡斯帕罗夫用神话小说的这一特征说明拒绝确定小说唯一的、绝对的价值和完整的主题思想的理由。他在文中分析“柏辽兹”、“别兹多姆内”、“莫斯科”、“火灾”、“外汇”、“沃兰德”、“大师”等七个专题。应该说，卡斯帕罗夫的结构主义方法在作品研究中开辟了一定前景，但由于更多地关注叙述者，创造者作者受到忽视，其研究视域必然受到限制。
乌里斯（А.Вулис）提出的“镜像”原则与卡斯帕罗夫的“主题结构”非常接近。他在《镜子可以反映什么？》一文中认为“《大师和玛格丽特》的结构是镜像作用，其原则包含在含有另一幅图景的艺术图景的构成中——这一图景全部或部分地再现主要画面的重要细节，并创造与其一致的画面”。在人物层面这一原则表现为“形象的镜像对称”，“其目的在于把主人公成对地结合起来”。［17］（180）当下洛特曼学派的代表、塔尔图大学教授别洛博罗夫采娃（И.Белобровцева）的博士论文《布尔加科夫的小说〈大师和玛格丽特〉：文本组织的结构原则》是一部相当深刻的专著。研究者详查细考，在实践中避免使用诠释法。她认为，作家建构其“游戏广场”，定出总的游戏原则。她在所有层面上确定了人物和小说成分的二重性，相对性因此渗入作品的整个评价方面：“游戏是作为布尔加科夫价值哲学的一个重要概念被确定下来的。”［18］（96）在此基础上，作者和她的同事库里尤丝（С.Кульюс）合著了《布尔加科夫小说评注》［19］。全书用相应的章节研究小说创作史和出版史，介入文本结构和语义学领域震荡的诗学与历史文化代码；研究小说的基本文献，布尔加科夫的档案，特别是小说的备用材料和草稿；别洛博罗夫采娃与布尔加科夫的遗孀叶琳娜·布尔加科娃的谈话等等。这是迄今最为全面细致的一部评注，堪称理解布尔加科夫主人公及其形象世界的百科全书，是结构主义方法把静态的文学文本结构和动态的文学创作史研究相结合，从分析走向综合的范例。在此，作者和叙述者同样受到关注。
雅勃拉科夫在专著《米哈伊尔·布尔加科夫的艺术世界》（2001）中考察布尔加科夫的散文同欧洲文学史和另外两种艺术形式（音乐、戏剧）的关联等［13］。在分析《大师和玛格丽特》时，主要运用分层和“X线体层照相”的方法。他认为，作品的每一个结构层次（人与世界、情节、空间与时间、日月等大自然的象征意义等等）只是改变“文化范畴”的“文化符号”，它们具有自己的边界和功能。此外，他还分析了小说中的“切头术”主题（即头颅离开躯体）和“颅骨酒樽”的主题。
还有一些研究者和音乐家讨论《大师和玛格丽特》同音乐作品的关联。他们试图确定的不仅是音乐与文学作品之间的主题联系，而且是功能与结构的联系。尼诺夫（А.Нинов）认为，“布尔加科夫的小说是按戏剧音乐的表现原则建构的；绘声绘色地点缀着幻想性的事件，把各个时代和不同文化的主人公结合起来。与他的任何前辈相比，布尔加科夫都更完整而一贯地在小说中体现了莎士比亚的理念：‘整个世界就是一个剧场’……起源于基督受难的宗教历史神秘剧的、在杂耍剧场中被从未有过的表演实现的莫斯科滑稽表演，具有空前的启示性，还有，最积极地参与到大师的命运及其长篇小说中的沃兰德和随从们的超自然法术——这些仿佛不是混杂了卑下与高尚，悲剧与可笑的剧场”。［20］（35—36）克里莫维茨基（А.Климовицкий）考察小说的音乐结构特征，米里欧尔（Е.Миллиор）讨论小说同肖斯塔科维奇的第四交响曲结构的平行，拜尔扎、斯米尔诺夫、普拉捷克（Я.Платек）和马伽梅多娃（Д.Магамедова）等关注布尔加科夫提及的各种音乐主题和作品。
文本分析包括形式（体裁、结构和叙事手法）与内容（主题与人物）两个方面。《大师和玛格丽特》独特的文体风格决定了形式分析的重要作用：在艺术形式中反映出作家关于世界的概念，即“被译成密码”；小说的内容（意义）层面——主题与人物特征及其平行关系都在这包罗万象的结构中得以确定。
小说中的小说是《大师和玛格丽特》的独特结构之一。研究者们发现了耶路撒冷和莫斯科章节的某些关联。库施林娜和斯米尔诺夫在《长篇小说〈大师和玛格丽特〉中的诗学问题》中指出：“在互映的莫斯科和耶路撒冷篇章中处理的是同样的永恒问题，照亮重要的、永恒的东西。”［9］（285）科尔图诺娃（М.Колтунова）在时空体（Хронотоп）时空体Хронотоп（cronosвремя，toposместо）——时间与空间的统一。的层面上发现了在历史和现实章节之间的叙事关系。米娜科娃、伽林斯卡娅、拉克申、索科洛夫、丘达科娃等很多学者都划分出小说的三重结构：圣经（或耶路撒冷、或历史传说）、当代的莫斯科和魔鬼（或神秘）世界。涅姆采夫（В.Немцев）在《米哈伊尔·布尔加科夫：浪漫主义者的形成》（1991）一书中将由三个叙事者呈现出来的三个背景同三个层面进一步联系起来——“当代”章节中的讽刺小品、古代章节（大师的小说）中的历史小说和客观的、仅仅是叙事者的小说［20］（106）。相应地，主人公是沃兰德、耶舒阿和大师。涅姆采夫认为，所有的主人公都在结尾的一幕统一起来：“在当之无愧的主人公得到救赎的结局，其余的人将要面对苦难，如果他们仍然没有追随的话。”在此规则之外，涅姆采夫见出了小说开头的柏辽兹之死和得以进入结局的伊万·别兹多姆内的命运。这一见解对解释布尔加科夫艺术手法的折中性很有助益：每一位叙述者都把自己对事件及参与者的表现和描写方法带进了小说。科罗廖夫（А.Королев）认为，在圣经的受难周和沃兰德造访莫斯科的一周之间存在意义的召唤。他发现莫斯科与耶路撒冷地形相似，事件也相符：“两个城市呈现在永恒的地图上的一个神秘的点位……在这种情况下作者的思考就一直在追索绝对的现实，不仅是布尔加科夫的莫斯科的30年代的日常生活，而且是千年遥远的现实……幻象一部分是布尔加科夫用文献语言创造出来的，此外上面有明显的忏悔印记。”
小说中人物的平行性同样受到关注。索科洛夫在（Б.Соколов）《布尔加科夫的长篇小说〈大师和玛格丽特〉：创作史札记》［21］和《布尔加科夫百科全书》［22］（312—316）中执意重复三位一体或四位一体（如：彼拉多—沃兰德—斯特拉文斯基—里姆斯基；阿弗拉尼—法戈特—费多尔·瓦西里耶维奇—瓦列努哈）；科罗廖夫强调莫斯科和耶路撒冷形象、事件（沃兰德与柏辽兹的争论和彼拉多与耶舒阿的争论）、主人公形象（莫加雷奇和犹大）的平行；卡斯帕罗夫则在小说主题结构的基础上令人信服地证明，所有的主人公实际上都因主题而相互联系：这世界上的每一个人，无论叫什么名字，生活在什么时代，都要经历自己的十字架道路，去到自己的各各他赎罪，都会死去并复活。
《大师和玛格丽特》研究的历史只有四十年，却是众声喧唱，余音共鸣。各种批评方法在这里汇聚，相应的理论概念得以拓宽。事实上，在具体的研究中，各种方法也存在交叠，很难作严格区分。批评的狂欢促使布尔加科夫学日趋繁荣，《大师和玛格丽特》这部现代经典亦在与批评的互动中不断获得意义的延展。迄今为止，对小说体裁的界定仍是众说纷纭。卡斯帕罗夫的“神话小说”之说获得科尔图诺娃（М.Колтунова）、米娜科娃（А.Минакова）、科萨列娃和斯米尔诺夫等很多学者的认同［23］（12—13）。此外，还有“哲理小说”（В.Я.Лакшин［24］（306），И.Виноградов）、“散文中的抒情哲理诗篇”（Е.Сидоров）、“局部模仿古代的说教小说”（Г.Макаровская，А.Жук）、“自由的梅尼普”（М.Немцев，А.Улис，А.Казарскиный）等界说。就艺术手法而论，同样见仁见智：如“幻想现实主义”（М.Горкий，В.Свидельский）、“浪漫主义”（М.Ладыгин）、“俄国现实主义传统和象征主义的结合，并走向现代主义”（А.Казаркин，Дж.Кертис，Г.Режепп）、“魔幻现实主义”（А.Кораблев）、“古典现实主义”（Вс.Сахаров）等等。总之，有多少学者，就有多少种定义。拉克申认为其原因在于，“一切都被作者的创作意识改铸成某种统一的、令人震惊的新的东西”［25］（23），小说“没有屈从于完全匹配现有的范畴，这让它成为30年代苏联文学的一种综合现象”。［26］（23）质言之，《大师和玛格丽特》意义空间的无限性需要研究者考察每一个概念问题，这必然导向意义的探索；但试图对小说进行局部分析或分成独立的层面，将部分绝对化，又与小说的内在结构相矛盾，导致对问题的片面理解。布尔加科夫在小说中创造的新型的艺术体系不仅是一种变换结构形式的美学现象，更重要的，是确立了善与爱这一人类生存之本真的精神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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