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填补”首先体现在，四卷本《文学理论》所呈献的是一部前所未有的、系统而全面的《文学进程》，是在与历史主义传统的沟通中展开的对“世界文学范围内语言艺术形式和作家创作原则的演变”［7］（163）的研究。在由“代前言”和“代结语”框定的著作空间中，“艺术进程的特征和分析方法”、“理论文学史”、“非欧洲地区的文学发展：热带非洲”［8］本段中的以下引文均引自《文学进程》。См.Теориялитературы.ТомⅣ.Литературныйпроцесс.М.：ИМЛИРАН，Наследие，2001.这三大部分构成了《文学进程》的基本框架。第一部分首先从“文学作为发展中的体系”的角度论证了艺术进程的总体特征，继而对“文学进程分析的方法论探索和当代方法”进行了归纳和评价；第三部分则从非洲文学进程的“普遍理论和方法论问题”、“历史理论问题”这两个方面整理了这个区域文学研究的最新成果。与这两部分的两章式结构不同的是，第二部分“理论文学史”以“阶段—时代—时期”的划分和演进为线索，呈现了文学的阶段性发展及其特征。具体而言，“理论文学史”共分为四个“阶段”：“人与自然融合的阶段”、“人与上帝融合的阶段”、“希冀与幻想的阶段”、“幻想迷失的阶段”。这四个阶段又以若干“时代”为标志：第一阶段经历了“远古时代”与“天真和单纯的古代”，第二阶段绵延了整个“中世纪时代”，第三阶段跨越了“文艺复兴时代”与“新时期时代”，而第四阶段则包含了“先锋主义时代”与“现实主义时代”。其中，“文艺复兴时代”从“迷醉于自由的时期”到“失望的时期（文艺复兴的危机）”，“新时期时代”从“寄希望于职责、规范和理智的时期”到“寄希望于情感的时期”，同样依循了文学史演进的时间线索。尤其值得关注的是，与“理论文学史”在前三个阶段的呈现方式不同，从第四阶段开始，文学进程的展开打破了历时推进的惯例：“先锋主义时代”与“现实主义时代”在篇章结构上的前后安排显然并不意味着在文学史上发生时间的先后关联；同样地，在“先锋主义时代”的四个时期——“前现代主义时期”、“现代主义时期”、“新现代主义时期”、“后现代主义时期”之间，以及“现实主义时代”的两个时期——“传统现实主义时期”、“现代现实主义时期”之间，也并不存在纯粹的、单一的历时关联。这一点在不同“时代”、不同“时期”的文学流派之间共存共生、交错发展的文学格局中得到了直观的反映。例如，“现代主义时期”的“阿克梅主义”与“新现代主义时期”的“‘意识流’文学”，“传统现实主义时期”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与“现代现实主义时期”的“魔幻现实主义”，以及跨越两个文学时代的“后现代主义时期”的“社会艺术”与“传统现实主义时期”的“农民现实主义（农村小说）”等的一系列对比组合，它们在存在时间上的交集说明，第四阶段文学进程的展开所依据的已非必然而单一的时间线索。换言之，从第四阶段开始，“理论文学史”不是仅仅根据文学现象出现的时间先后顺序而编撰的文学编年史，而是以文学现象的思想艺术特征为首要考虑和分期别类的依据，兼顾文学潮流和流派的共时性存在和历时性发展，对文学进程进行横向与纵向梳理。事实上，仅仅通过历时梳理的方式已经无法呈现文学进程在第四阶段丰富多样、纷繁芜杂的存在。“理论文学史”架构的变化一方面体现了从19世纪末20世纪初开始的，文学发展的多元化与复杂性，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当下俄罗斯文学学在这一阶段尤其是20世纪文学研究中的努力与收获。
进入20世纪，文学错综复杂的发展情势为文学理论的建设创造了空间，同时也向它提出了挑战。《文学进程》正是俄罗斯文学学应对这种挑战的最新的系统成果，它的学术成就和意义、创新性与争议性在“理论文学史”的建构，尤其是在对第四阶段的梳理和评述中得到了最为集中、最为突出的展现。
首先，通过“阶段—时代—时期”的划分而形成的“理论文学史”架构，并非完全建立在“历史诗学”的基础之上，编著者“把主要的注意力转向了世界图景和价值体系，转向了某个文学艺术流派或潮流的代表人物的独特价值体系”［9］（228）。因此，“理论文学史”并非一部普通的文学编年史，“阶段—时代—时期”也并非文学史分期的时间标志。正是以“价值体系”的独特性为依据，“先锋主义时代”与“现实主义时代”的共生与交错构成了“浪漫主义”之后“幻想迷失的阶段”的文学图景；而个体与世界的矛盾在不同“价值体系”中呈现出的特征则成为这一阶段不同时代、不同时期的区分标准。于是，以“世界与个体相敌对”为特征的“先锋主义时代”，不仅表现为“历史加速和加强对人的压力”的“现代主义”，还呈现出人享受“自由与欢愉”的“前现代主义”、“人经受不住世界的压力而成为新人”或“后人”的“新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等多种形态。在俄罗斯，有关“先锋主义”、“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的文学论争和理论论证，从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开始一直持续至今，仍然未能似乎也不可能达成共识。《文学进程》的编著者通过区分和鉴别个体与世界之间矛盾的艺术表现与解决方式，系统地整理和介绍了具有先锋主义倾向的文学潮流和流派，完整地呈现了它们在世界范围内发生、发展和流变的历史，并令人信服地论证了每个流派的“独特价值体系”及其特征。
其次，编著者在依据新标准对文学进程进行分期的同时，也对文学潮流和流派按新的分期作了重新归类。例如，传统上被认为是“现代主义”文学潮流的“象征主义”跨入了“前现代主义时期”，而“‘意识流’文学”则列入了“新现代主义时期”。“前现代主义时期”与“新现代主义时期”的提出以及新的分类结果，展示了俄罗斯科学院高尔基世界文学研究所在现代主义文学研究领域所作出的努力和业已取得的成果。与此同时，四卷本《文学理论》对文学进程所作的分期归类也引起了专家同行们的争议。这不单单是针对先锋主义文学研究在《文学进程》中呈现的新面孔而发的议论，更多的是面对“现实主义时代”的文学图景而提出的异议。确实，无论是“现实主义时代”在“传统”与“现代”意义上的分期，还是在“传统”与“现代”名下的现实主义类型区分，乃至“现代现实主义”、“农民现实主义”等提法本身在这方面，谢·科尔米洛夫的观点较具代表性。他指出，“即使从术语的角度来看也无法全部接受……什么是‘农村’现实主义？‘农村现实主义’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真的如此传统？除开二者之外，难道20世纪再无继承19世纪‘批判现实主义’的传统现实主义了吗？”См.КормиловС.И.СоставляющиесовременноголитературоведенияиихзначениедляисториирусскойлитературыⅩⅩⅩⅪвеков.С.7.，都缺乏全面而深入的考量和充分而有力的论证，因而不免显得有些牵强。正如谢·科尔米洛夫所指出的，“现实主义的分类缺少系统性”。［5］（7）然而，《文学进程》在建构现实主义“理论文学史”方面进行的有益尝试，对于拓展现实主义文学研究的思路、丰富现实主义诗学，具有毋庸置疑的参照和借鉴意义。
再次，从新视角望去，四卷本《文学理论》对文学进程的审视便有了新发现，而文学流派和潮流的艺术特征也获得了新的界定。在这方面，《文学进程》的编著者做出了克服文学理论研究“失语症”的大量尝试，通过从其他学科引入术语和制造新话语，为“理论文学史”的建构提供了必要的文字表达手段。其中，对“后现代主义时期”代表性的文学艺术流派的评鉴，如“流行艺术：大众消费社会中被大众文化愚化的平民购买者”、“社会艺术：后共产主义价值观照中的社会问题”等等，准确生动、言简意赅地传达了不同“价值体系”的艺术特征。当然，在《文学进程》编著者的创新中，也同样存在有待商榷和斟酌之处。在这里，最明显的偏颇或许还在于对“传统现实主义时期”文学创作特征的描述。“19世纪批判现实主义”被简化为在“世界与人不完美”的现实中寻找“出路——勿以暴力抗恶和自我完善”的艺术表现，于是，从巴尔扎克、司汤达、狄更斯到果戈理、屠格涅夫、陀思妥耶夫斯基、契诃夫，便都成了托尔斯泰“勿以暴力抗恶”思想的追随者；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则被贬低为“具有社会积极性的个体被强行卷入历史创造”的手段和产物。相比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在三卷本《文学理论》中所受的吹捧，如此急剧的变化、如此悬殊的命运再次证实了“钟摆”规则在世纪之交的文学理论研究中的应验。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文学进程》的语言特色。无论是对“理论文学史”进行的阶段式梳理和概括，还是对各个时期文学潮流和流派的艺术特征作出的鉴定，本书的文字表达都既有哲理思考的深度又充满了文学随笔的韵味和诗意，让读者“感到真正的语言享受”［10］（183），“产生格外愉悦的印象”［9］（228）。另一方面，这种散文化的语言在某些论断中造成了表意的含糊和理解的困难。例如，在对“新现代主义时期”和“后现代主义时期”的哲理性概括中，由于“新人”（неочеловек）和“后人”（постчеловек）这两个名词本身就有待阐明，因此出现了整个表述的模糊性和意义的不确定性。
从以上分析中已然明了的是，在四卷本《文学理论》中，进入研究者视野的不仅仅是俄罗斯本土文学，也不仅仅是文学发展的某个阶段。三卷本《文学理论》无法与之相比的是，《文学进程》不但系统地评述了欧洲文学的演进历程，而且突破了俄罗斯“文学理论思想的欧洲中心主义传统”［9］（228），将研究对象扩大至非洲、美洲等非欧洲地区的文学，甚至对非洲文学进行了专章阐述；《文学进程》不但追踪了语言艺术的演变脉络，而且探讨了文学与绘画、音乐、电影等其他艺术种类之间的互动关系，“在最广阔的文化语境中评述了文学流派和潮流，从而实现了超越俄罗斯文化的文学中心主义传统的大胆尝试”［9］（228）。四卷本《文学理论》在这两方面的突破，毫无疑问，首先得益于“时代”：“在我们这个混杂的时代”不可能存在绝对“‘纯净的’文学学”［9］（228），在“后苏联”时期也不可能存在对文学的阶级属性的截然区分和宜忌。与此同时，应当指出的是，虽然编著者力求透视“文学进程”的普遍规律，并为此吸纳了非洲文学研究领域的最新成果，然而，整个亚洲地区的文学“完全处于研究框架之外”，这不能不说是这部“理论文学史”的一大缺憾。究其原因，“显而易见的是，原因并不在于本卷编著者自觉的意向，而在于当今整个时代的过渡性质。在该学科中（而且不仅在该学科中），新方法正处于形成阶段，受各种外在的、‘技术性’的状况所阻碍，它们经常‘在半途搁浅’”。［9］（228）尽管如此，总的说来，编著者站在新的历史高度，以自由开放、兼容并包的学术姿态所阐述的“文学进程”，构成了四卷本《文学理论》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和最主要的学术成就，也标志着当下俄罗斯文学理论研究的新水准。
四卷本《文学理论》是在苏联官方文学学的意识形态基础瓦解之后问世的第一部全面而系统的文学理论著作。文学学界对它褒贬不一、莫衷一是的评价恰恰表明，“后苏联”文学理论研究正处在尝新与探索的过渡阶段。正如它的主编尤·波列夫在“文学理论导论”中所说，“此集体成果是在建构历史性的文学理论道路上的探索”。［3］（19）兼具新生性与过渡性、矛盾性的“后苏联”社会文化状态，决定了当下俄罗斯文学学矛盾的、过渡的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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