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文学一八六七年日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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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3章 第二本(16)

今天我们早早就起床了,我开始给妈妈写信,问她能否给我寄二十卢布来,以便把披肩赎回来。披肩是地道的尚蒂伊细花花边披肩,妈妈的礼物,我知道,披肩失去后她将非常难过。——安·格·陀注写完信,我便去了邮局,可在这里我收到了妈妈一封信,我立刻在邮局就读了这封信。天呀,我真难过死啦!妈妈写道,帕沙去过她那儿,他说,我怀孕了。妈妈自然非常生气,因为这个消息她是听某个男孩子说的,而我本来应该,正如她自己写的那样,第一个写信告诉她这件事。帕维尔·亚历山德罗维奇·伊萨耶夫担心费·米有孩子之后给他的钱就会减少,便决定捣鬼。在与我妈妈谈话时他肯定地说,我怀孕了,看能否得到妈妈的确认。至于我们自己未将我们未来的家庭欢乐告知妈妈,第一,最初我们自己对此并不完全相信。第二,我们开始在金钱上出现困难,我只好向妈妈要钱,从而暴露我们在物质生活上的窘迫,我不敢写信告诉妈妈这件事,因为我知道,妈妈爱我,她会担心,怕我因为操心和不愉快影响我的健康。还有一个原因,那便是:我害怕妈妈坚持要我秋天回彼得堡去,为此她很可能不顾高利借贷,从而加重生活负担。这样一来,费佳和妈妈将共同要求并坚持要我回彼得堡,这是我在世界上最怕的一件事。我深信,我早已体会过的可怕的生活又将开始,我们的爱情还不十分牢固,还经受不住这种考验。从那时起,已经过去四十五年了,这也没能改变我当时的看法。帕维尔·亚历山德罗维奇以及全家人肯定能把我们分开。而我无力忍受种种侮辱,也看不到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的坚决保护,我无法承受,就会离开他,带着孩子回到妈妈身边去。对此我确信不疑,因为我知道自己当时的性格。——安·格·陀注我还要说,关于卡特科夫信中一字未提,这使我们很是纳闷。我马上回到家里,指责费佳不该把我怀孕的事写信告诉帕沙,说妈妈为这事很生我的气也就是,这个她认为的好消息不是从我这儿,而是从另一个人那儿得到的。——安·格·陀注。然而费佳要我相信,这事他没有写,说他已经很久没给埃米利娅·费奥多罗芙娜写信了,这肯定是帕沙自己的杜撰。的确,这很奇怪,她们怎么能一点也不提卡特科夫这件主要的事呢。而且万尼亚并没有把信交给玛莎,因而我不能指望得到玛莎的帮助。费佳开始指责我们的亲人,说他们怎么什么也不写。我对他说,他们可能没收到信;他认为他们办事不认真,他最好把自己的事委托给另一个人,那就会好多了。可是委托给谁呢?委托帕沙把四十卢布交给普拉斯科维亚·彼得罗芙娜,他只给了她三十卢布,十卢布没给。那么这以后我们的事怎么办呢?我给妈妈写了一封长信,请她原谅,并解释我为什么没有写(怀孕的事),也说明了我的真实处境,并要钱。这封信写得很长,我已经把信封好了,费佳突然说,他也想写几句话,为什么我不让他写就要送走信。我建议把信封拆开,把他写的信放进去,然而他说什么也不肯。他开始写自己的信,又说:“他们能理解吗?”我回答说,如果,在他看来,他们不能理解,那就不必写了。这时候费佳勃然大怒,满脸通红,开始挥动胳膊大声吼叫,责骂帕维尔·格里戈利耶维奇和玛莎。我很生气,便走了。走时告诉他,如果他想骂人,我便走一整天,免得影响他。

今天我遇到了我们的女房东,请她等一等,说我正要去邮局给俄国寄信。后来,从邮局回来时,我又遇见了她,便指着收到的信对她说,钱这两天便汇过来。此刻我从家里出来,先到邮局把信送走,从邮局又去了昨天那条林荫路。白天在这里散步好极了,遇到的行人不多,空气新鲜,浓荫怡人。我在几条长凳子上都坐了一会儿,然后走上了通向门希科夫别墅的大道。在别墅的大门前有一个不大的凳子,我坐了下来。现在时间是两点,我实在不知道到四点以前我能做什么。四点我便可以回家吃饭去。我不想早一点回家,因为跟一个看什么都来气的人在一起有什么乐趣可言呢。我坐了也许有一刻钟,突然看见费佳在路上。他边走边四面张望,——看来他是在找我。我坐在树丛下面,但他还是发现了我,便向我走来,我也做了个看见他了的手势。他面色惨白,走到我面前说:“难道这是你吗?”我回答说:“是。”他说:“是上帝把我引到这条路上来了。你离开家后我非常难过,便出来找你。”费佳确实异常激动,他说这些话的时候差点哭了,声音里带着哭腔,还紧紧地握着我的手。我安慰他,说我也很难过。我不想让行路人看到我们的激动。等后来我们坐了下来,我伤心地哭了。我请费佳不要生气,他说他从来不生气。我们在长凳子上默默地坐了一会儿。这时候我想:这就是说,他爱我;我不在家,我伤心地离开家走了,他心里难受,就是说,他爱我。后来我们去散步,走了很长时间。我们沿着去贡彭巴赫的方向走,来到了加加林别墅。这里的俄国人都有自己的别墅,他们在这里过夏天。不过,说实在话,根本不值得在这里住,我觉得,还可以找到比这儿更好的地方。我们深入腹地已经走了相当远,但并未发现什么好的东西,太阳无情地烤着,简直不能再走了。我们转身往回走,四点之前便回到了家中。在返回的路上我们买了十个梨,每一个十字币给五个梨。我觉得,这是树上掉下来的梨。但我们现在顾不上管这个了:既然我们没有钱,说实话,能吃上这样的梨也不错。到家后,我把这些梨藏了起来,因为不好意思让别人看见:从前吃那么好的水果,现在买这样的破梨。晚上我们又沿着那个方向去散步,走了很长时间。费佳今天工作的时间很短,因此这一天他是白浪费了。这就是家庭纠纷的结果。为了丁点琐事人们突然开始躁动,几乎要达到发狂的地步。而我呢,难道我乐意与他吵架吗?我自己为此深感不幸,然而却发火,吵架,激怒他。这一切是多么愚蠢啊!散步之后我们走进阅览室,开始读报纸。前不久费佳突然想起来说,如果卡特科夫突然死了,——“嗯,要是我们突然在报纸上读到,在某一天,米哈伊尔·尼基福罗维奇·卡特科夫逝世。啊,那时候我们将怎么办呢?”这个想法使我大为震惊,我很难想象该怎么办。我几乎是恐怖地把《莫斯科新闻》拿了起来。今天我旁边坐着一位可笑至极的先生,我不能肯定,但我觉得他有一点醉意。他坐在那儿,面前总放着一份德文报纸,但他绝对不读,却一直往我的报纸上看,后来又看着我如何把它折起来。总之,他很影响我读报,我真想给他脑袋上来一下子。他一直蠢而又蠢地微笑着,当我把报纸放下后,他把它拿了起来,开始翻看。我觉得,他这是第一次见到俄文字母,非常感兴趣,就像他不是俄罗斯人,而是日本人。我们回家早一点,因为我在阅览室里又开始恶心。这真让我气恼,我一去阅览室,肯定开始恶心,总得被迫提前回家。我和费佳自然已经彻底和解了,我们根本不想斗气,但非常担心我们的东西,因为如果在星期日之前钱不到的话,我们的大部分物品就将彻底失去,这将是非常痛心的事。我和费佳道别时聊了很长时间,他告诉我,他很珍视与了解我的性格,尊重我的性格,但有时候我也会暴怒。我请他原谅。的确,我感到遗憾和自责,我有时竟挑起争执,不会控制自己。然而我以为,这与我怀孕也有关系,它败坏我的心情,使我有时候变得固执和任性。我忘记说了,费佳晚上去见梅斯默,我们经常在他那儿买茶叶,这次想赊一些茶叶、糖和蜡烛,这些东西我们都用完了,又没有钱买。他回来以后说,老板没在家,有一个店员在,还有一些旁人,因此他很不好意思赊借。可怜的,可怜的费佳呀,对他来说这是什么样的煎熬啊!

星期二,8月13日/8月1日

今天我们一起床便冥思苦想,如何才能搞到钱。今天是我们吃午饭的第四天,一定得送钱去,否则就有可能不给我们送饭来。必须把我那件紫色连衣裙典当出去了,这是我们剩下的唯一可抵押的东西,——再也一无所有,全部资源告罄。我不想让费佳去见魏斯曼,最好是我自己去想避免意外事端的发生,并尽可能多得一些钱。——安·格·陀注,不过自然不说出我的姓名,不让他知道我是费佳的妻子。就这件事我和费佳争论了很长时间,但费佳决定,无论他如何痛苦、如何懊丧,他也要亲自去抵押。必须设法不让女房东看到我们拿着包袱出去。为此我把它放在一个很小的包袱里,费佳手里拿着自己的大衣,把小包袱塞在大衣下面,虽然这样他感到非常别扭。他在十二点时走了,我趁他不在家的时候洗了他的衬衫和两条手帕,然后去买来了淀粉。商铺里可能没听明白我的意思,要派人去商店,可能是去皮鞋店,我好不容易才说清楚,这是我熨衣服要用,而不是干别的用。我用四个十字币买了四分之一磅。回家后便开始熨衣服。已经两点了,费佳还不回来。一个想法开始使我担心:可怜的费佳去了郊区某处魏斯曼的家里,现在正在等待某个约定的时刻;另一个想法也使我害怕,就是费佳拿到钱之后去了轮盘赌场,又输了。这是最糟不过的了,因为我们绝对没有了别的生活资金,而汇款更是遥遥无期。最后,在两点钟,费佳回来了。他说,魏斯曼没在家,他姐姐建议费佳坐下等一等。她和另一个长着喉结的老太婆在吃饭,长喉结的老太婆吃着饭还睡着了,费佳就这样坐了一个多钟头(可怜的,可怜的费佳呀!他这样可爱,这样有天赋,这样高尚,却只得坐在某些犹太人那里,因为魏斯曼可能就是犹太人)。费佳想走,可是他姐姐说,她已经派人到市里找魏斯曼去了。“这可倒好,——让他放下别的事情回来,”费佳想,“仅仅是为了要他收下抵押的衣服:自然,他可能一生气,便一个小钱也不给。”最后,费佳忍不住走了,说是一会儿还回来。他顺路去了约泽尔那儿。让费佳感到无比惊讶的是,约泽尔,据他妻子说,已经七十岁了,他妻子三十来岁,但看相貌不会超过二十五岁。而更让人吃惊的是,想想看,这个约泽尔竟有一个四岁的儿子,长得跟他一模一样。还有一个一岁半的吃奶的婴儿,也是他的,而他已经七十岁了。真厉害呀,——多么强大的生命力啊!他似乎处于自己妻子的严厉管教之下,一切唯她之命是从。看来,他为连衣裙的美丽与贵重所震惊,所以答应给二十法郎。这样的价钱魏斯曼为世界上任何好东西也不肯出的,最多给十或十五法郎。费佳请约泽尔的妻子精心保存好连衣裙,她在包着连衣裙的头巾外面又包了一层布,这才放进了衣柜里。这样看来,连衣裙在他那儿是能保持清洁了。条件规定为三星期,到9月3日,在这段时间里他提成四个盾。应该说,这个利率高得吓人——三个星期,从九个盾里提成四个盾。魏斯曼就厚道多了:他从三十法郎里只拿了两个法郎,这个利率非常小。而约泽尔的女儿让费佳喜欢得不得了,他带着特殊的爱给我描述她那双可爱的小眼睛。费佳回来后把收据放在了我的熨衣板上,然后就出去兑换钱,买烟卷。我熨好了衬衫,当然,不如洗衣房里的女工熨得好。可是,如果没有钱怎么办呢,必须自己尽力去做,总比穿脏衣服好一些。甚至让费佳感到满意的是,衬衫的前胸浆得那么挺实。总的说来,在熨衣服上我超越了自我,衬衫熨得相当成功。我们付了三个盾的午饭钱,还剩下将近五个。吃过午饭后,费佳小睡了一会儿,醒后我们去了邮局。费佳要我相信,今天我们没有什么好等的,可我们还是去了。邮局工作人员一见我就说有我的,并赶紧找我的邮件。邮件上写的是费佳的名字,但因为是万尼亚签的名,所以趁费佳签字的时候我就把信封拆开了。甚至没有像第一次那样朝我们要护照。因为邮局的人说,既然我们来问,就说明邮件是我们的。我打开信后得知,给我们寄来了一百卢布,折合一百五十六个盾。从邮局出来后,我们去了我曾兑换过一次钱的那家办事处,那里面的人让我们去找梅耶尔。我们一开始没有看清楚,这张汇票不像上次那样,是开给巴黎银行的,而是开给巴登巴登,给银行家梅耶尔的。我记得,有一次我在这条滨河大街上散步的时候,我依稀记得某个银行家的名字。我们往那个方向走去,虽然费佳坚持说我领他走的不是那个方向,但我们还是很快就找到了他,费佳从他那儿拿到了一百五十六个盾的纸币,每五个盾一张。因为担心丢失,他把钱分开了,他拿着一百个盾,我拿着五十个盾。我拿着钱,一路上提心吊胆,生怕把钱丢了。后来我们去散步,一路上都在盘算,现在我们可以赎什么,怎么做。可是我们算完账,发现如果把东西都赎出来,我们就一点钱也剩不下了。费佳这时建议去找莫佩尔特,或者按费佳的叫法,本德尔,从他手中把耳环和戒指赎回来。我担心我们的钱会轻易花掉,如果我们把东西赎出来便牢靠多了,所以当即同意这么做,可是,没有票据他可能不给,所以决定回家去拿票据。在路上我们从三个女商贩手里买了些水果。这里的水果很贵。买半磅葡萄我们花了三十个十字币,十二个李子花了十八个十字币,——对于这里来说,这已是很高的价格了。苹果这里根本没有,商贩们自己就说苹果还没有熟,是酸的。但我早就想吃苹果了,便给自己买了一个。我们往家里走,费佳建议我跟他一起去,我很累,还不舒服,而且也需要把东西送回家去。我开始请求他去赎东西时不要去轮盘赌场,说如果他不向我发誓保证,我便只好跟他一起去。费佳听了觉得委屈,他问“跟他一起去”是什么意思,是我能制止他去轮盘赌场吗。我回答说,我会劝他不要去,恳求他。后来我说,他似乎生气了。他说没有那么回事,说他不会生我的气,我甚至有权完全不给他钱。他走了,我想招呼女房东,可是她没在自己的房间,我便把交房租的事推迟到了明天。我一再看表,心里想,如果再过一刻钟费佳还不回来,我一定到轮盘赌场去找他。然而他回来了,带来了耳环和戒指。收了他七十八个盾零十个十字币,这样一来,从戒指中仅提取了两法郎。这很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