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衣带水，曾经腥风血雨。山重水复，相逢一笑泯恩仇。园田外相带头破格走进机舱，热烈欢迎邓小平。
一衣带水，曾经腥风血雨
郭沫若诗云：“赤县扶桑，一衣带水，一苇可航。”
日本被中国人称之为“扶桑”。《南史·东夷传》说：“扶桑在大汉国东二万余里。”
扶桑，象征着太平洋上的一颗明珠——美丽多山的日本。
赤县扶桑，一水之隔，两国人民毗邻而居，自古至今已有两千多年的交往史。
中国古老的书籍《山海经》中《海内北经》有这样的记叙：
“盖国在钜燕南，倭北。倭属燕。”
司马迁所作《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中写道：“齐人徐福等上书，言海中有三神山，名曰蓬莱、方丈、瀛洲，仙人居之，请得斋戒和童男童女求之。于是，遣徐福发童男童女数千人，入海求仙人。”
汉光武帝授予倭奴国王金印。
大批遣唐使乘风破浪来到中国唐朝。
古代的中日交往充满了童话般的美好和友谊。
然而中日第一次大规模冲突发生了。16世纪，丰臣秀吉侵略朝鲜，明朝派大军增援。古代日本的扩张尝试被中朝军队击溃。此后，日本国内长期混乱，似有一蹶不振之势。
两百多年后。
当中国正在与西方列强较量中越陷越深时，日本发生了一次意义深远的革命。明治维新使这个垂暮的岛国起死回生。
不几年，羽翼渐丰的日本便象发动的火车头，轰轰向前开去，野心勃勃地追随西方列强加入侵略邻国的行列。
历史翻开了血泪斑斑的一页：
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接之而来的，便是压在中国人民头上沉重的十字架——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
1904年，爆发了在中国国土上为争夺中国东北的日俄战争；1910年，日本吞并清朝的保护国朝鲜，气焰日益嚣张；
1915年1月18日，日本向袁世凯政府递交了旨在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
1931年，日本精心策划了“九·一八”事变；
1937年7月7日，“芦沟桥事变”震惊了国内外。
战争是何其的不幸，但令我们欣慰的是，战争在两千多年的历史长河中只不过是短暂的一瞬。
70年代，躁动的年代。
缓和的春风吹开了冻结在中日两国之间的坚冰。1978年《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签订，更是使中日关系步入新的阶段，揭开了历史新的篇章。
结束中日战争状态历经曲折
美国总统理査德·尼克松突然于1972年2月21日访华，打破了美日协调体制，这无异于“一石击起千层浪”，日本举国上下为之哗然。
“关于对华政策将来的发展，将继续与贵国密切联系和协商。”这是美国对日本的保证。但在美国人决定访华之时，他们好象忘了这回事。
不难想象坐在电视前观看中美领导人会晤的佐藤首相的样子：烟头、烟雾、一张气得微斜的脸，无不向我们昭示着一向对中日邦交正常化持慎重态度的佐藤内阁，已陷入了深深的困境。
中日邦交正常化，已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
美中两国的和解恰似一把钥匙，打开了禁锢中日邦交正常化的锁链。
佐藤终于在施政演说中表示了与中国实现邦交正常化的愿望：
鉴于去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已经占有联大席位和安理会席位，并根据只有一个中国的认识，政府认为：为了今后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关系正常化，开始举行政府间的会谈是当务之急。并认为：应该从国际关系的现实出发，在相互尊重对方立场的前提下，就双方关心的一切问题坦率地交换意见。中国方面如果对我国的意图有所误解和怀疑，政府准备竭尽全力予以消除；并相信日中间的所有问题在邦交正常化过程中，是必然能够找到途径解决的。
接任佐藤的田中角荣首相对中日邦交正常化表现出极大的热情。1972年7月，他在召开第一次内阁会议后表示：“要加快与中华人民共和国邦交正常化的步伐。在激烈动荡的世界形势中，积极奉行和平外交。”
中国方面迅速作出了反应。
两天后，周恩来总理在北京人民大会堂欢迎也门人民民主共和国代表团的宴会上致词时说田中内阁7日成立，在外交方面，声明要加紧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这是值得欢迎的。
第一次为日本打开了绿灯，中日邦交正常化走上了轨道。
1972年9月25日，中日双方经过一系列的外交谈判，并采取必要的措施后，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访华。
这一天秋高气爽，风和日丽。身穿深灰色西服，系着素色领带的田中角荣首相与身着灰色中山服的周恩来总理在北京机场进行了历史性的握手。
两国人民握手言和，《中日联合声明》应运而生。
《联合声明》对于日本的战争责任问题是这样阐述的：
“日本方面痛感日本国过去由于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的重大损失的责任，表示深刻的反省”，“中国政府宣布，为了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放弃对日本的战争赔偿要求。”
地之大，以厚德载物。
《中日联合声明》的发表，宣布结束战争状态，实现了邦交正常化。声明毕竟是声明，声明代替不了条约。从声明的发表到条约的签订，中日两国人民又走了漫漫6年的路程。
共同对苏的反霸条款是中日缔结和平友好条约的关键。1974年11月，中国外交部副部长韩念龙与日本外务次官东乡文彦就缔约问题在东京举行了第一次预备会议，其后又先后举行了四次预备会议，但都因反霸问题而使条约谈判搁浅。
历史的车轮是滚滚向前的，中日谈判的时机也一天天趋于成熟：
1977年7月22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届中央委员会召开第三次全体会议，恢复了邓小平同志党中央副主席、副总理和中央军委副主席等职务。
9月10日，重新恢复工作的邓小平对浜野清吾率领的日中友好议员联盟访华团表示：“福田首相表示要缔结和平友好条约，我们对他寄予希望。虽然有各种各样的问题，但如果仅就缔结条约这个问题来说，一秒钟的功夫就可以解决”。
日本方面从这一年开始就表现出了积极的姿态，在位的福田纠夫首相主张实行以日、美合作作为轴心的“全方位外交”。早从当年3月福田访美后，日、美在反苏问题上的立场得以协调。双方一致认为，在苏联通过越南向南扩张的形势下，日美两国必须进一步携手合作，抵制苏联；美国负责军事安全，日本承担经济援助，共同合作，稳定亚洲局势。
日本的地位已今非昔比。美国人自从尼克松宣布与西方工业大国实行“伙伴关系”以来，已多次表示要日本承担更多义务。现在，日本人认识到这是他们重返国际舞台的契机了。
因此，首要的任务是与反苏的其他邻国缔结和平友好条约。
于是，日本人向中国政府伸出了和平的手。
1978年1月，日本园田外相访苏，没取得丝毫实质性的成果。日苏外长定期协商宣告结束，北方领土问题仍无以解决。更有甚者，苏联任意在国后、择捉岛建立军事基地，苏联的飞机军舰频繁地出没于日本周围海域。
日本深深感到来自苏联的威胁。
1978年，签订《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时机成熟了。日本国外相园田直于8月8日启程访华。8月12日，中日两国外长在庄严的人民大会堂签署了《中日和平友好条约》。
“中日之间的木桥变成了铁桥”。
中华人民共和国副总理邓小平应邀东渡扶桑，互换批准书，在铁桥上“潇洒走一回”。
小平一大步，跨越历史近百年。
1978年10月22日。
下午4点20分，秋阳偏西的时候，东京羽田机场，晴空万里，阳光普照。
一架尾翼上漆有红五星、银翼上写着《中日友好》的三叉戟军用专机出现在机场上翘首以待的日本人们的视野中。
飞机轻盈、敏捷而又不失稳健，徐徐停在22号停机坪。
机舱内的老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的思绪也随着飞机的起落而翻腾。作为新中国第一位访日的最高领导人，回顾起中日关系的风雨历程，他不禁感慨万千。但前途毕竟是光明的，他凝重的脸上露出了自信的微笑。
整理整理着装，清理清理思绪，一扫脸上旅途的倦意，他准备着与日本朋友会面。
到机场迎接的是园田外相。一向稳重的园田外相，那天却给了大家一个大大的惊奇。
按计划，园田外相应在舷梯下迎接来宾。
舷梯停靠后，早已等候在机场的园田外相突然改变原计划，以礼宾官猝不及防的速度急步奔入了机舱。
面对园田外相的破格欢迎仪式，邓小平表现出异常的冷静。没等园田外相开口，他就满脸笑容地握着对方的手说：“我还是来了嘛！”好象是老朋友多年前早就有约。
“您给我们带来了难得的艳阳天。”园田外相巧妙地用一双关语表达了日本人民的欢迎之情。
原来，8月8日，园田外相为缔结中日和平友好条约而飞抵北京。专机抵达北京时，干旱的中国北方却突然下起雨来。浑身湿透的黄华外长意味深长地对园田说：
“你给我们带了雨来，太感谢了”。
一个是久旱逢甘雨，一个是久雨逢天晴。
敏锐的邓小平听后发出一阵爽朗的笑声，跟着园田直步出机舱。
身着黑色中山装，皮肤黝黑的邓小平步履矫健，精神矍铄，看上去非常健康。
在十九响礼炮声中，邓副总理大步迈向了红地毯。
这一步，是历史性的一步。近百年来中日关系的恩恩怨怨，战战和和，在第一位访日的中国高层领导人的脚下走入了历史；这一步，是开拓性的一步，近两千年中日的友好，在邓小平的脚下，重新走向未来。
历史性的时刻
邓小平作为第一位中国国家最高领导人来日本访问，终于实现了周恩来的遗愿。整个日本沉浸在友好的气氛中，国际舆论也不甘落后地对邓氏此举作出了积极反应：
东南亚报纸重视邓副总理的访日，认为“是亚洲划时代的一大盛事。”新加坡《南洋商报》发表社论说：邓副总理访日“标志着中日关系的转折点”。法国报纸遍登邓副总理访日的消息，《震旦报》、《解放报》和《晨报》还刊登了照片。《世界报》认为，邓副总理的访日是一次历史性的访问。《费加罗报》在一篇文章中说，这次访问使十亿人的希望成为现实《自由夏朗德报》写道：佩雷菲特写过一本名为《中国觉醒》的书，现在他应当写第二本书了，这本书的书名应为《当中日会晤之际》。
天皇和首相谨小慎微，生怕中国就战争问题问罪；“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小平一语，感动得他们直表歉意。
交换条约批准书
10月23日上午，几天来东京阴沉沉的天空突然放晴，秋日的阳光洒满大地。今天，是邓小平与日本政府交换条约批准书的日子，天公也很作美。
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批准书互换仪式将在日本首相福田官邸举行。邓小平在10点左右就前往首相官邸，首先对福田进行礼节性的拜访。
即将见面的是一位为中日友好立下汗马功劳的人，是一位成熟老练的政治家。福田首相从60年代起便已成为争夺自民党总裁和内阁首相的实力人物，直到70年代后期，才以古稀之躯执掌政权。在就任首相后，他立即宣布缔结日中和平友好条约是内阁的对外方针，并派园田外相来华签订了和平友好条约。
初次会晤将会是一种怎样的情形？针锋相对？抑或生疏尴尬？邓小平似乎胸有成竹，信步走入福田官邸。
“我们又见面了，”早在一楼等待的福田对邓小平不无感慨地说。“我们对于华国锋主席、邓小平副总理下决心缔结日中条约表示敬佩。”
经翻译介绍，这一楼原来是吸烟室。邓小平知道福田是有意如此安排，因为邓小平的吸烟量是有名的。邓小平领会地微微一笑，与福田首相肩并肩地走到二楼首相办公室。
寒暄过后，他从口袋里掏出“熊猫”牌香烟，给在座的先生们每人一支。这烟虽不是什么名烟，但因为是高贵的客人所赠，先生们都接了过去。俗话说“上烟好讲话”。果然，这样一来，气氛顿时活跃起来。
“多年来一直希望访问东京，这一天终于到来了。早就想认识福田首相，这个愿望实现了，我感到高兴。”邓小平首先对日本的邀请表示感谢，并邀请福田首相方便时访问中国。
紧接下来的便是这一天的主要活动安排——交换条约批准书。
中国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和日本首相福田在欢迎曲悠扬的节奏声中，踏上了会场的大红地毯。
两国国歌奏完之后，中国外交部长黄华和日本外相园田直分别代表本国政府在《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批准书上签字。10时45分，这个历史性的时刻，两位外长互换了条约批准书，《中日和平友好条约》从此生效。激动万分的两位外长，紧紧握手。
来之不易的握手！
从1895年到1945年，日本人打了中国人半个世纪。
仅仅80年前那个条约，那个《马关条约》，就曾给了清政府垂死前的一击。
当李鸿章颤颤微微地拿起毛笔在日本人单方面拟好，不允更改一字的《马关条约》上签字时，日本人傲慢而轻蔑地微笑着。
他们得到了朝鲜、中国台湾、辽东半岛；2万万两白银；沙市、重庆、苏州、杭州口岸的优先权……
条约签完了，他们没有握手，因为中国是战败国。
日本人在亚洲继续放火、吞地，烧、杀、抢、掠。
当列宁写完《亚洲的觉醒》时，他的预言已在逐步证实。历史的车轮转了一圈。1945年，大日本帝国的末日到了。当年7月26日，中、美、英三国促令日本投降的《波茨坦公告》发表，其中第八条规定：“开罗宣言之条件必将实施，而日本之主权必将限于本州、北海道、九州、四国及吾人所决定其他小岛之内。”
“太阳帝国”象个吹得过涨的气球，炸得只剩下碎片。
战后日本，洗心革面，埋头搞经济。70年代后半期，日本的国民生产总值突破1万亿美元，人均6000美元，跃居世界第15位。黄金外汇储备达300多亿美元，列世界第二位。现在，它要以一种全新的姿态返回国际政治舞台。当时，在苏美争霸的框架内，日本只能选择一方。日美50年代以来的安全保障体制也决定了日本只能跟从美国一方。何况，苏联还占着日本的北方四岛呢。
在确立了盟友和敌手之后，剩下的事就是扩大盟友和亲盟友的集团了。它首先考虑到了在它的西海岸那边，有一个正在发展的大国——中国。于是，谈判条约的事就成了。
园田直和黄华握手的时候，他们一定想到了两国关系数千年发展的酸甜苦辣。现在，它们将在全新的起跑线上向着另外一个数千年奔跑去。
国际舆论对中日条约的缔结作出了积极反应：
新加坡总理李光耀说，日中条约可能改变亚洲的力量对比。泰国外交官认为，条约对超级大国在这个地区的力量是个抗衡。印度尼西亚外交部长库苏马阿马查说，印度尼西亚将把这项条约作为现实来接受并开始使自己适应这种新局面。巴基斯坦《黎明报》认为，这一条约“定会成为远东国际政治关系中的一个重大的里程碑。”
反对霸权主义，是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核心。要和平友好，谋求亚洲太平洋地区和世界的和平与安全，不反霸是不行的。这一反霸原则得到许多国家舆论的赞赏、同情和支持。
泰国《新中原报》发表社论指出：“中日条约的生效，最主要的是标志着中日两国将在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亚洲以至世界和平方面携手合作。这是爱好和平的亚洲和世界人民所欢迎的。”马来西亚《光华日报》的社论说我们相信除了霸权主义的苏联之外，亚洲无论是大小国家，都欢呼中日关系的进一步加强。“苏联心怀不轨，是昭然若揭的，它不愿看到亚洲国家的和平与稳定，明显的是苏联鼓励越南排华。”华盛顿邮报》社论认为，中日条约的生效、“使东亚和整个太平洋地区趋于稳定”这是美国值得重视的战后世界政治中的重大转折之一。
交换批准书后，福由首相端起斟满了香槟酒的酒杯，率先祝酒：“为华国锋总理阁下的健康干杯！”
“为天皇陛下，为福田首相阁下，为日本朋友们的健康干杯！”邓小平也马上推开座椅，举杯走到右边的福田面前祝愿：“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是1972年，《中日联合声明》和中日邦交正常化的继续和发展，它为两国的睦邻友好关系奠定了更加牢固的基础。中日两国人民要友好、要团结，中日两国要和睦、要合作，这是十多亿中日人民的共同愿望，也是历史发展的潮流……”
邓小平的讲话赢得了热烈的掌声。在掌声中，邓小平放下酒杯，与福田首相拥抱。
拥抱！这是中国外交仪式上少有的动作，这个动作本身是西方外交的传统。外交场合的一举一动，都包含着深刻的含义，邓小平是要借此向世界表明：中国在走向开放，中国外交在走向现代化。
邓小平这个极富外交礼仪的动作，弄得素有“外交家”之称的福田首相措手不及，十分狼狈。本来已烂熟于心的礼仪，突然显得陌生了，动作也僵硬起来。这不能不使他忠实的外相园田提起了心，嗄然中断与我国外长黄华的谈话。然而，更令园田外相目瞪口呆的是，邓小平在与福田首相拥抱后，随即走过来与他拥抱。这一次，他的动作似乎比福田更僵硬了。
天皇谢罪
举行完条约批准书互换仪式后，邓小平下一步便是拜会日本人民心中神圣的象征——天皇。
天皇制是日本政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完备的古代封建专制主义天皇制是在“大化革新”时期仿照“大唐帝国”的律令制度而建立和健全起来的。近代日本天皇制主要是模仿欧洲德国的君主制。明治宪法规定：“天皇为国家之首，总揽统治权”，“天皇神圣不可侵犯”。
这种日本式的天皇独裁制度，随着资本主义固有矛盾的发展，逐步走上了军国主义的道路。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1904年日俄战争；1931年“9·18”事变；1937年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
美国在战后把日本天皇的地位从“元首”改为象征，新宪法中规定：“天皇是日本国的象征，其地位以拥有主权的全体国民的意志为依据。”但天皇对全面侵华战争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中国曾在《中日联合声明》中主动提出放弃向日本要求赔偿的权利，但战争给两国人民带来的创伤却难以愈合。
1972年，周恩来总理曾对日方人员将“侵华战争”说成“添了麻烦”而大为恼火，认为“田中首相讲‘添了麻烦’这句话好象弄湿了过路女人的裙子，向人家道歉似的。”
邓小平此次拜会天皇，将会出现什么样的局面，日方人员为此暗捏一把汗。虽然，邓小平在互换批准书仪式后，曾举杯祝贺天皇健康，显示了中国领导人的大家风范。但日本人仍心存芥蒂，颇有顾虑。日本人毕竟是在裕仁天皇在位时发动的侵华战争呀。
23日邓小平拜会天皇成了目光的焦点。
在皇宫正殿竹厅等候邓小平一行的天皇和皇后，虽极富涵养，看起来很平静，然而仔细看看，不难发现他们隐隐的究张情绪。
邓小平终于来了。天皇平静了一下紧张心情，伸出手去与邓小平握手，说：“热烈欢迎，能够见到你们，很高兴。”
邓小平不亢不卑，面带微笑，望着这位发达国家的皇帝说：
“感谢贵国的邀请”。
“你在百忙之中不辞远道到日本来，尤其是日中条约签订了，还交换了批准书，我非常高兴。”天皇仍比较拘谨，象背书一样地说。
“是的，意义非常深远。出乎我们预料，两国之间缔结了这样重要的条约，令人高兴。”邓小平顿了顿，接着又说：“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我们今后要积极向前看，从各个方面建立和发展两国的和平友好关系。”
这后半句话，是邓小平深思熟虑后说出来的。他心里清楚，天皇此时的心情是紧张的，他可能象做了亏心事那样不安，这不利于深入交谈，所以邓小平说这话时铿锵有力，斩钉截铁，因为这根本不是追查责任的时候。
邓小平的话打破了谈话的紧张气氛，天皇好象松了口气，话开始多起来。
“在两国漫长的历史上，虽然一度发生过不幸的事情，但正如您说的，那已是过去的事情，两国之间缔结了和平友好条约，这实在是件好事情。今后，两国要永远和平友好下去。”
这段话是天皇离开讲稿讲的。按日本政府的规定，天皇接见外宾时的讲话稿都得经政府审批。讲稿中原本没有上面一段话。
显然天皇为邓小平的诚挚所打动，他离开讲稿讲了上面一段话，某种程度上可以看作是他间接表示谢罪之意。
“一点不错，我赞成。”邓小平颔首称是。
皇宫里环境幽雅，他们谈笑风生，畅谈友情。天皇陛下把一张签名的照片和一对银花瓶赠给邓小平副总理。邓小平回赠了一个画着驴子的水墨画卷和彩色的刺绣屏风。
这正如古语所云：“来而不往非礼也。”
结束了对天皇的拜会，邓小平又于当晚出席了福田首相在首相官邸举行的盛大宴会。日本朋友真是热情，邓小平也是兴趣盎然。《樱花樱花》、《洪湖水浪打浪》，悠扬的乐曲声回荡在大厅内，令人心旷神怡。
对着讲稿，福田一字一句地念着。他首先回顾了日中两国具有两千年以上的友好交流的悠久历史，然后说在漫长的历史中，我们两国交流关系的发展是无法分开的。到了本世纪，经历了不幸关系的苦难。念到这里，福田首相略显激动，这样便发生了一件和天皇会见邓小平时相似的事情：福田离开讲稿，加上自己的一句评语：这的确是遗憾的事情。
不愧自称“外交家”，福田的话加得恰如其分，也许他的确感到有必要这样说，也许为了绕开事前的审稿，他的讲稿中没有这句话。日方翻译愣了一下，福田已继续往下念了。
虽然日方翻译没有口译成中文，但中方翻译已经低头向邓小平作了解释。邓点点头。这句话在次日的《人民日报》上登了出来。后来，当记者问及福田首相此事时，福田只是说：“因原稿字小，有三处不能读”。可见，在日本，要名正言顺地承认侵略责任，实非易事，也许政府官员愿意承认，但阻碍太大了。
“中日友好源远流长。我们两国之间虽然有过一段不幸的往事，但是，在中日两千年友好交往的历史长河中，这毕竟只是短暂的一瞬。”邓小平也感慨地说，“中日两国尽管社会制度不同，但是两国应该且完全可以和平友好相处。”
灯火辉煌的官邸洋溢着热烈友好的气氛。
邓小平时年74岁，看上去不乏慈父般的情怀。在宴会结束后，他去观看日本财团法人“才能教育研究会”组织的儿童小提琴表演。邓爷爷的到来，使得日本小朋友们异常兴奋，表演得十分认真。邓小平也看得津津有味，十分乐意地与小朋友们合影留念。
25日上午，邓小平与福田再次相会在首相官邸的吸烟室。两人如同老朋友，气氛轻松和谐。
邓小平已与日本人连续举行了三天会谈，丝毫不觉疲倦，福田顿生敬意，感叹地说：“您真是一位超人，一点倦色也没有。”
“我多次说过，高兴时就不觉得疲倦。”邓小平笑着说，一脸老当益壮的表情。
两人正要坐下，记者们要他们再次握手，好照个够。两人爽快地再次握手。坐下后，福田再次称赞他是位超人，邓小平谦虚而幽默地说：“我不过是个兵。在中国，人们把兵称为丘八。”
邓小平以此告诉福田，他之所以这么精力充沛，关键在于心理上拿得起，放得下，心胸宽广，不自以为人上人。
东京枪购《人民日报》，扶桑上下歌颂中日友好。
东京抢购《人民日报》
《人民日报》作为中共中央党报，在中国发行量最大，也拥有最广大的读者。但《人民日报》在东京被抢购一空却实属罕见。1978年10月29日《人民日报》刊登了一则消息：《为了纪念》：
当刊登着华主席会见园田外相以及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签字仪式照片的八月十三日的中国《人民日报》一运到座落在东京千代田区神田神保町的书店街上的东方书店、内山书店、满江红书店时，立即被读者争购一空。据满江红书店的大山茂先生说，在争购这天的《人民日报》的读者中，有些人并不懂中文，并不是为了阅读，而是出于对盼望已久的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终于缔结的无限欢欣，为了留作永久的纪念才来买的。这家书店为了满足读者的需要，临时决定用复印机复印这天的《人民日报》，仍是供不应求。
这无一不向我们昭示着日本人民对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欣喜之情，邓小平访日所受到的欢迎之热烈。从政府到官员到友好人士，从执政党到在野党到各阶层人民，都掀起了欢迎邓小平的热潮。
欢迎的热潮不断袭过来，秋日的日本显现出夏日般的热烈。
邓小平面对热情的日本人民，微微闭上眼睛，浮现在眼前的是一幕幕动人的场面。
他想起了高良富女士。
那是一个大地呈现新绿、春色宜人的日子，日本议员高良富等人冲破阻力，不远万里绕道巴黎去莫斯科，再从莫斯科辗转来北京，终于在1952年5月15日到达北京西苑机场，毅然决然地充当了首批开拓中日航道的先行者，并促进了第一个中日民间贸易协定的诞生。
历史是不能割断的，中日两国人民之间的感情也是不能割断的。隔着海洋，中日两国人民已在遥遥挽臂。
他想起了廖承志，想起了50年代的廖承志为日侨遣返、华侨归国问题而奔波忙碌的身影。
1953年3月23日，第一批日本归侨乘“兴安丸”号客船安全抵达日本的舞鹤港。
1953年6月27日，第一批在日华侨551人，乘日本“兴安丸”回到中国。
1953年7月2日，因过度劳累而死难的560具中国人的遗骨由日本轮船“黑潮丸”号送还中国。
1953年10月30日，以李德全为团长、廖承志为副团长的中国红十字会代表团应邀访日。这是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个访日代表团，他们带去了中国人民对日本人民的友好感情。
让历史告诉未来，中日人民之间的交往虽曲曲折折，却似涓涓流水绵延不断。
千只彩鹤，亿万颗心，心心向着中日友好。
一位住在东京北区的日本妇女从电视中看到互换条约批准书的情景，回首往事，止不住泪水盈眶。
这一天，多么来之不易。多少人为此付出了巨大心血！多少人为此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今天的友谊之花多么绚丽，那是心血浇灌的结果啊！
该以怎样的行动来为这具有历史意义的重大事件献礼呢？这位妇女心情一直不能平静，一直思考着这个问题。
她想了很久很久，最终决定按照日本民族在大喜大庆的日子向自己最信任的人赠送千鹤的传统习惯，叠一千个五彩仙鹤。
这是一项艰辛而繁锁的工作。为了此事，她跑了几十家商店，买来各式各样的彩纸。经过日夜奋战，交换批准书之前一千只彩鹤终于叠成功了。人消瘦了，脸上却洋溢着喜悦的笑容，深情地对记者说：“你知道，鹤是吉祥之鸟，日本有鹤寿千年之说。一只鹤是千年，一千只鹤就保两国子孙百万年友好下去。”
真可谓“为伊消得人憔悴，衣带渐宽终不悔。”
日本全国的106所大邮局，为了庆祝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生效，从10月23日开始，在各种各样邮件的邮票上盖印纪念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生效的邮戳。纪念邮戳的图案为图形，中间是中日两国国旗。中国国旗周围饰有牡丹花，日本国旗周围饰有樱花。图案上方半圆周写着“纪念日中和平友好条约生效”的字样和年月日。
櫻花是日本的象征，象樱花一样烂漫的日本儿童是未来的希望。日本少年儿童也充满了日中友好的感情。
邓小平副总理的夫人卓琳参观东京番町小学的情景，是非常动人的。天真烂漫的孩子们围着中国奶奶欢喜雀跃，极为亲热。更让人惊喜的是，他们还十分专注地为中国奶奶演奏了《我爱北京天安门》。听着这首在中国家喻户晓的儿童乐曲，卓琳倍感亲切。
当中国记者问他们中国是个什么样的国家时，孩子们争先恐后地回答：
“是个伟大的国家。”
“是个友好的国家。”
“中国人亲切。”
童稚的言语中充满了对中国的友好和向往。
这不得不令大家以此与20年代到40年代中期的日本教育相比较。鲜明的对比，强烈的反差，深刻的思想感情变化。
中日交往史进入了“即没有错误的优越感，也没有屈辱感受的平等友好关系”时期。
友好的巧遇
28日上午10点左右，邓小平一行乘坐近畿铁路公司的特快电车，从京都来到中国西安的“姊妹城市”奈良市。
奈良是日本的古都和游览胜地。公元694年，日本建都于奈良市东南的藤原京。日本元明天皇将国都从藤原京迁到平城，也就是奈良，从而使奈良成为日本古代文化、宗教和政治中心。
奈良名胜古迹多，奈良的奇遇是否也多呢？
邓小平参观完东大寺，前往奈良饭店吃午饭。其间便发生了一个小小的插曲。
那天，按照日本的风俗正是举行婚礼的好日子。奈良饭店大餐厅旁边的“菊厅”里正好有一对新婚夫妇在举行结婚典礼。
邓小平一行正在喝午茶准备午饭，婚礼的歌声、乐曲声和掌声阵阵飘进大餐厅邓小平的耳朵里。邓小平饶有兴味地对饭店方面的管理人员说：“一定要去看看”。
经过安排，下午1点，邓小平满脸微笑地步入“菊厅”。
新郎新娘结伴迎上来，兴奋地同邓小平握手。
“恭喜恭喜。”“祝你们幸福，白头到老。”邓小平通过译员向他们祝贺。
这对新婚夫妇做梦也没想到一位泱泱大国的高贵客人会来参加日本平民的婚礼，一时语塞，只是不停地鞠躬，一个劲地说：
“啊里卡托果咱忆麻丝（谢谢）！”
在场的人热烈鼓掌，记者们拍下了这个动人的场面。
午饭后，邓小平决定去唐招提寺拜会中日友好的先驱——鉴真和尚。
唐招提寺的森木长老对邓小平的来访深感荣幸，兴奋紧张之余，仍没忘了自己多年的夙愿：访问中国。看着饶有兴趣的邓小平，森木长老试探地问道：“鉴真和尚在日本已有一千多年了，不知什么时候能回中国看看祖国的新面貌？”
邓小平立刻明白了森木长老的意图，爽快地回答道：“中国人民欢迎鉴真和尚和森木长老。”
“我真高兴，我12年以来的愿望就要实现了。”森木长老激动万分，声如洪钟。
邓小平和日本普通人民建立了浓厚的感情！日本人民也没有忘记中国人民。
邓小平副总理为交换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批准书来日访问，在日本参众两院举行的宴会上，曾风趣地说：“听说日本有长生不老药，这次访问日本的目的是：第一交换条约批准书；第二对日本的老朋友所做的努力表示感谢；第三寻找长生不老药。”此话一出满堂大笑，邓补充道：“也就是寻找日本丰富的经验而来的。”
日本朋友惦记着这事。
次年2月，日本和歌山县新宫市市长濑古洁亲自来到中国驻日大使馆，委托将新宫市培植的三盆天台乌药交给邓副总理带回中国，以表达日本人民对中国人民的友好感情。
在日本的传说中，新宫市是中国秦朝徐福东渡蓬莱寻求“长生不老”药之地，据说天台乌就是这种药。
濑古洁幽默地说徐福的愿望能在时隔两千年后的今天得以实现，我感到非常高兴。
坐新千线，看“日产”汽车，体会日本现代化水平；昔日是先生，今日为学生，请教松下，“中国要向日本学习”。
在新干线上
新干线是日本的骄傲。
当新中国的领导人邓小平副总理乘坐新干线特快列车于26日离开东京，前往文化古城京都时，会有何种感想呢？
新干线“光一81号”超特快列车以每小时210公里的速度飞速运行，邓小平的思绪也在迅速飞跃。由远而近，又由近而远。
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主席以他那嘹亮的声音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新中国是成立了，但当时的新中国却伤痕累累，一穷二白。
经过几十年战争岁月磨练的中国共产党人面对满目疮痍的中国，他们显然是操之过急了。1957年以后，中国共产党的政策越来越滑向“左”的深渊。
当中国人从“十年浩劫”的恶梦中幡然醒悟，已是远远落后于别人了。
具有远见卓识的周恩来在1975年的全国人大四届一次会议上重申：全国人民在宏伟目标是：“在本世纪内，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我国国民经济走在世界的前列。”但那时的中国人尚未完全从阶级斗争的狂热中苏醒过来。
如今，终于走出了那片阴霾，终于走出了那场恶梦。想到这里，邓小平不由得长长舒了口气，心情也轻松了许多。
一批日本记者涌入邓小平的车厢，要他谈谈对新干线的观感。
邓小平意味深长地说：
“就象推着我们跑一样，我们现在很需要跑！”
跑，决不是大跃进，而是一步一个脚印地跑。
参观日产汽车与新日铁
1978年中国正在轰轰烈烈地进行“四化”建设。身为国家副总理的邓小平此次东渡扶桑，其意图之一，便是向日本这个经济大国取经，探寻战后日本经济迅速崛起的奥秘。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邓小平取经探宝的第一站是日产汽车公司座间工厂。
日产汽车公司是日本仅次于丰田汽车公司的第二大汽车公司。创建于1933年，此时有资金665亿日元，职工58000多名，在国内有7个工厂，国外有12家子公司。座间工厂是该公司的主要装配厂之一，位于神奈川县座间市广野台，主要装配一般中小轿车。
24日下午，邓小平及夫人卓琳一行到达日产汽车公司座间工厂。身着天蓝色工作服的青年男女在门口挥动着中日两国的国旗，列队欢迎中国客人。
邓小平在公司董事长川又克二和石原总经理的陪同下，乘坐敞蓬车参观了这家工厂的车体工厂和组装工厂。
车体工厂是自动化程度相当高的工厂。在这里一眼看去，除了几个管理人员外，并没有见到如织的工人。48个产业机器人代替了人工操作，正在紧张而有节奏地焊接车体，自动化程度达到了96%。
站在传送带末端，看着一辆辆崭新的日产车变魔术般地从传送带上开下来，邓小平又一次陷入了深深的沉思。
日产汽车公司给邓小平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日产广告馆里，他深有感触地说我懂得什么是现代化了。欢迎工业发达的国家，特别是日本产业界的朋友们对中国的现代化进行合作。这也将加深两国的政治关系。
应日本朋友的要求，邓小平要来笔墨，挥笔在这家公司的纪念册上题词：“向伟大、勤劳、勇敢、智慧的日本人民学习、致敬”。
卓琳也挥笔题了词。夫妇俩一同写下的题词，成为这家工厂的珍宝。
一个国家的钢铁生产能力，标志着该国现代化水平的高低。
邓小平取经的下一站便是君津钢铁厂了。
君津钢铁厂是新日铁下属九个钢铁厂中产量最高的一个，位于千叶县东京湾海岸。
新日铁是新日本钢铁公司的简称，是世界上最大的钢铁联合企业。资本为3227亿日元，营业额为25061亿日元，职工有7700人，粗钢年产量5147万吨，相当于日本全国粗钢产量的三分之一。
邓小平26日上午参观访问君津钢铁厂绝非偶然。新日铁与中国有一项君子协定：帮助中国创建上海宝山钢铁厂。
在邓小平的脑海里一直有一幅蓝图，一幅使中国钢铁业走向现代化的蓝图。他没能忘记“大炼钢铁”的愚昧，他没能忘记“收禾童与叟”的悲凉。
这项酝酿已久的设想终于在1977年11月，“钢铁帝王”新日铁董事长稻山嘉宽访华时而排入了议事日程。这是中国现代化史上的一件大事。
邓小平是有心人。在参观君津钢铁厂时，他分外留意承包建设上海宝山钢铁厂任务的模范高炉，号称具有世界水平的四号高炉。
边参观，邓小平边在心里构划宝山钢铁厂的轮廓，同时他也似乎看到了上亿双渴求现代化的眼睛。
“一定要建一座比君津钢铁厂更先进的钢铁厂。”邓小平暗喑下了决心。
邓小平对正在君津钢铁厂实习的中国工人寄予了深切的希望。希望他们好好学习，掌握技术，回国为宝山钢铁厂的建设出力。
面对日本朋友，邓小平诚恳地说：“我国管理能力差，想学习。如果在管理方面不教我们，那就不好办了。”
顿了顿，他又笑着开了个玩笑：“咱们订一个君子协定吧。如果上海搞不好，那就不是学生的责任，而是教师不好。”虽然是个玩笑，日本人也感觉到了中国领导人的话是有份量的。
“我们一定尽力而为，把宝钢建得比君津钢铁厂更好些。”稻山嘉宽热切地表示说。
是啊，新日铁与中国的合作仅仅只是开端，以后的路还长着哩。邓小平略一思忖，在君津钢铁厂的纪念册上挥毫题词：“中日友好合作的道路，越走越宽广，我们共同努力吧！”
请教松下幸之助
松下电器公司是日本最大的家用电器公司之一，也是世界著名的家电企业，创设于1918年。主要生产电视机、收音机、通信机、洗衣机、电冰箱、空气调节器以及各种电池、电子管等。松下电器公司在国内拥有6个工厂和15个研究所，有国外拥有56个子公司，分布在32个国家和地区。
大阪的茨木工厂是松下电器公司最主要的工厂，主要组装20、22、26英寸的彩色电视机，月产能力7万台，在松下电器公司下属各厂中是最先进的。
为迎接邓小平一行，茨木工厂的工人牺牲了星期六的休息时间，因为28日正好是星期六。
数百名工人在这家公司的创始人、83岁的松下幸之助和董事长松下正治、总经理山下俊彦的率领下，挥动着中日两国的国旗在大门口列队欢迎。
松下幸之助，被世人公认为“经营之神”。80年代松下产品已充斥中国的每个角落，占领了中国家电的半壁江山。他的名著《我的经营之道》译成中文，成为中国商界的教科书。
邓小平在松下正治的带领下，参观了松下幸之助开创的这个“王国”。从车间到展览室，日本朋友都向邓小平一一解说。
参观完后，松下幸之助，这位举世闻名的“宇宙流”、“经营之神”，颤颤微微地从休息室走出来，迎接来自中国的客人。邓小平对这位极富传奇色彩的商界和产业界巨子颇为敬重，他们之间有过一段友好的谈话：
“值得我国学习的东西很多。（在电子设备技术方面）希望松下先生和各位给予帮助”。邓小平不无谦恭地对松下说。
“我们什么都给你们。”松下老先生的口语地方口音很重，译员翻译过来后，人们热烈鼓掌。
“我一惯认为世界繁荣的轴心必将有变动”，松下虽然老了，但思维仍然很是敏捷，“世界将进入亚洲时代。”他强调说，“如果出现这种情况，中国和日本将居中心，因此两国应该作好发挥这种作用的准备。”
邓小平不无诚恳地说：“日本暂当别论，中国还没有发展到那程度。但是，我愿意那样。”
松下表现出对未来的向往，他感慨地说我愿意再活三十年，看到21世纪。
这时，黄华外长也插话进来，他说：“在中国四个现代化的发展过程中，电子工业、电子仪表和自动化等都是必需的。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签订和生效，使两国的友好合作可以更加广阔地在多方面进行下去。”
中日友好的前途是光明的，无论是从八旬老人，还是几岁顽童，邓小平都看到了希望，不由信手在茨木工厂的纪念册上写下了“中日友好前程似锦。”几个掷地有声、铿锵有力的大字。
雨中游岚山，抚今思昔，感慨万千。中日颂友谊，同念周总理，树起周恩来诗碑。
高高耸立在京都西部近郊的岚山，笼罩在茫茫云雾之中。潇潇细雨轻刷着山间茂密的苍松与丹枫，碧绿清澈的大堰川绕着山脚缓缓流动。秀丽动人的岚山，如同我国三月的江南。
岚山景美，岚山情更浓。
冒着潇潇细雨，邓小平于27日游览岚山。
爬上了一个小山丘，站在古香古色的亭子里避风，邓小平望着满山红叶和淅淅沥沥的雨雾，蓦地想起一个人：老战友周恩来。
1920年，年仅16岁的邓小平西渡法兰西，在那里生活的6年中，有一位亲如兄长的革命同志：周恩来。
当时周恩来是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执委会书记，邓小平是该组织刊物《赤光》（原名《少年》）的编辑之一。在巴黎戈德佛鲁瓦大街17号楼2楼周恩来的房间里，邓小平和周恩来等先进青年们经常聚会，畅谈救国救民之道。周恩来当时给邓小平等人讲了他早年在日本的经历：
1919年9月，周恩来怀着“面壁十年图破壁”，“难酬蹈海亦英雄”的气概东渡日本寻求救国真理。留学日本期间，周恩来以极大的兴趣注视着俄国十月革命的进展，研究日本报刊登载的关于社会主义学说的介绍，对十月革命后出现的“新思想大所切望”。
马克思主畧的革命真理象灿烂的阳光，驱散乌云浓雾，照亮了青年周恩来的心。
1919年4月，周恩来雨中游岚山，写下了抒发革命豪情的诗篇：《雨中岚山——日本京都》：
雨中二次游岚山，
两岸苍松，夹着几株櫻。
到尽处突见一山高，
流出泉水绿如许，绕石照人。
潇潇雨，雾蒙浓；
一线阳光穿云出，愈见姣妍。
人间的万象真理，愈求愈模糊；
——模糊中偶然见着一点光明，真愈觉姣妍。
历经千险，东渡日本，寻求救国真理。马克思主义是黑暗中的火花，周恩来的欣喜之情跃然纸上。难怪乎日本著名历史学家井上靖说：周总理写的《雨中岚山》这首诗发表以来，不仅京都人民，而且整个日本人民都对这首诗产生十分亲近的感觉。它反映了周恩来总理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理论后决心走革命的道路。
在日本开始寻求到的救国救民真理，象灯塔一样指引着周恩来在漫漫的革命道路上前进。东渡日本求学的经历，使得周恩来与日本永远有了一个解不开的岚山情结。
日本全面侵华战争是难以愈合的伤口，新中国成立后，中日两国的隔膜是令人痛心疾首的。
中日必须建交，身为国家总理的周恩来感到肩上的任务是沉甸甸的，也是神圣的。
人民外交是周恩来的一惯外交思想，立足于人民，着眼于人民，中日关系的发展“从民间的频繁往来并达成协议开始”，通过两国人民的友好往来促进两国关系的逐步改善，最后实现两国的邦交正常化。这是一条实之可行的道路。
从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到1976年1月与世长辞，日理万机的周总理一直肩负着缔结对日和约，实现中日关系正常化的历史使命，为两国人民友好交流和两国关系正常化建立了不朽的功勋：
1952年，中日签订第一个民间贸易协定；
1953年，日本侨民开始重返祖国。
1953年，中日签订第二个民间贸易协定；
1955年，中日签订第三个民间贸易协定；
1962年，廖承志与高碕达之助签署了《中日长期综合贸易备忘录》。
1972年9月25日，田中角荣首相访华，《中日联合声明》宣告了中日两国关系正常化。周总理呕心沥血，费尽心机，终于换来了中日邦交正常化的实现。但不无遗憾的是，由于种种原因，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签订却一直拖到了1978年。
如今，烟雨依旧，岚山依旧。然而，物换星移，故人已去。值得庆幸的是，邓小平已坚定地接过了周总理未竟的事业。
雨中游岚山，感慨何其多。邓小平心潮澎湃。
“您这次雨中游岚山，有什么感受？”日本朋友问道。
“雨中岚山，别有风味。周总理写诗就是写的雨中岚山，我很喜欢这个地方。”邓小平若有所思地说。
廖承志兴致也很高，潇潇细雨中的岚山激发了他诗的灵感，挥毫赋诗，抄赠“岚亭”主人。诗云：
天高江户正秋风，
烟雨京都叶禾红，
大堰河边人越艳，
成山楼阁看新枫。
岚山啊，数十年理想、哀思、恩怨、友情……都牵寄于你。
岚山，镌刻着中国革命者的足迹。岚山，中日关系的纪念碑。
今天，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结的今天，日本朋友和中国人民一样，饮水思源，倍加怀念敬爱的周总理。
以什么方式来纪念为中日友好事业建立丰功伟绩的周总理呢？京都地区的日本朋友经过商量，一致同意要在京都岚山修建一座周恩来总理纪念碑，把《雨中岚山——日本京都》这首诗全文铭刻在石碑上。
京都岚山周总理诗碑的揭幕典礼终于在次年4月16日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邓颖超应邀访日时举行。
那一天本是细雨濛濛，下个不停，但随着揭幕典礼的进行，细雨却停了，太阳从云层中露出笑脸。
雨后的岚山更加清翠，空气清新怡人。
太阳放射出耀眼的光辉，邓大姐在讲话中也离开讲稿，即席插话说：“刚才太阳出来了，照耀着我们，它象征着中日两国和两国人民友好的无限光明。”
娇妍的阳光映射在周总理诗碑上，邓大姐的话说到了每个人的心坎上。
典礼过后，是隆重的庆祝大会。“新制作”朋友们演唱怀念周总理之歌和周总理最喜欢的中国和日本的歌曲。
鞠一捧哀思给总理，怀一份希望于未来。
“恩来，你在九泉之下可以安心了，你的未遂心愿我们已替你了却了。”邓大姐泪光盈盈，在心中轻轻呼唤。
场面是感人的，印象是深刻的。
日本公明党审议会会长正木良有诗云：
邓女士在岚山，
周总理在她背后露笑脸。
中国人称她邓大姐，
我们也想这样亲切呼唤。
赵朴初老人，银发飘飘，用饱蘸感情的笔墨写道：
同伴促出门，言向岚山去。
天公如有意，潇潇助幽趣。
溪流清见底，松黛映眉宇。
恍见当时人，行吟湿布屦。
深思寻哲理，穿云得妙焐。-
不期六十年，一线通今古。
揭幕见诗碑，阳光透层雾。
山川与草木，尽是会心处。
主人多美辞，字字出肺腑。
宾指中天日，光明今无阻。
群贤皆大悦，少长咸鼓舞。
共读碑上诗，石亦能言语。
蓬花千载盛，足慰平生苦。
永銘兄弟情，长留友邦土。
忽听歌声发，唐音杂徘句。
抚今怀往昔，感情抑难住。
悲欣集一时，泪作成岚山雨。
拜访田中，看望大平，饮水不忘掘井人；老友虽去，不忘家人，“这是东方人特有的感情”
拜访田中角荣
“饮水不忘掘井人”。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签订，凝结着中日友好人士几代人的心血。
邓小平这次扶桑之行，在百忙之中仍没有忘记拜访老友，看望他们的家属。
提起老友，大家都忘不了1972年为中日友好搭铁桥立下汗马功劳的田中角荣前首相。
田中角荣可谓是日本当代著名的政治家。在他担任日本首相期间，与外相大平正芳一起，积极推动中日邦交正常化。“功夫不负有心人”，1972年，田中角荣终于实现了中国之行，与中国政府签订了《联合声明》。在中日关系史上留下了一个光辉的足迹。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1974年11月，田中角荣被指责接受美国洛克希德飞机公司的巨额佣金，于万般无奈中被迫辞职。
被赶下野后，田中角荣虽蒙耻辱却并没有赋闲。在国会里，他是田中派的领袖，拥护他的田中派议员堪称“田中军团”。
在拜访这位风云人物之前，邓小平作了充分了解，已有了充分准备。
24日上午9点17分。
邓小平出现在东京月白台田中私邸的大门口。田中角荣和夫人、二阶堂进及田中的儿女们亲临门口迎接。
邓小平在田中派议员的“欢迎”声中，举步走进了田中私邸。
从大厦林立的街道走进田中的官邸，仿佛到了另一片天地。
这是一个典型的日本庭院。
四处散发的都是浓浓的日本气息，而这种日本气息远比欧化十足的高楼大厦让人感到亲切得多。翠绿的苍松，丹红的枫叶，别致的池塘，各色的鲤鱼，无不显出主人幽雅的情趣。
在这错落有致的庭院里，最醒目的便是一株叫“雪椿”的山茶花。山茶花虽小，却凝结着两国人民的友情，这是田中在中日建交后栽的一棵纪念树。
穿过这令人心旷神怡的庭院，邓小平来到田中的会客屋里。
俗话说：“一回生，二回熟”，邓小平与田中角荣已是老朋友了，老朋友谈话自然要轻松随便得多。
“我在这里代表中国人民对您为中日友好作出的贡献表示感谢。”未等坐定，邓小平已首先向田中致谢。
“您的这次来访，是日中关系的新起点，我等了6年，这一天终于来到了”。邓小平的话勾起了田中对1972年辉煌岁月的回忆，不禁以动情的口吻说。
“我这次访问日本，一方面是为了互换条约批准书，另一方面则是想拜访一下老朋友和老朋友的家属。”邓小平也充满感情地说，“我们对于过去的老朋友是不会忘记的，这是东方人特有的感情”。
“饮水不忘掘井人”，这是中国的古训。
中国又素称“礼仪之邦”，对这位为中日和平友好作出巨大贡献的友好人士，中国人民是不会忘记的。
无论是从田中先生庭院的布置，还是房间的摆设，都不难看出主人情趣的高雅。早有准备的邓小平在拜访即将结束时，赠送田中先生一套中国茶具和文房四宝，可谓知其所好。
激动的田中先生，手捧砚台，发现上面还刻有周恩来早年东渡日本时写的著名诗篇，不由心头一热。周恩来、邓小平的形象在脑海里交替出现，是那么的神似。
是啊，无论是与周总理抑或是与邓小平在一起交谈，都是那么舒心，那么贴心。中日友好一步一步前进，想到这里，田中又是多么的宽心。
看望大平正芳
提起田中角荣，人们自然会联想到在田中任首相期间，与田中并肩奋斗，争取中日友好的外相大平正芳。
结束对田中的拜访，邓小平又急匆匆地赶到大仓饭店，看望大平正芳。
大平正芳在1972年中日恢复邦交过程中崭露头角，成为日本战后著名的政治家和外交家。对中国，大平正芳有着浓厚的感情。
1972年9月，大平正芳随田中访问中国，签署了《中日联合声明》，并以外相身份发表谈话说，日中恢复邦交意味着《日台条约》的废除。
1974年1月，大平再次访问中国，签订了《日中贸易协定》，并进行了《日中航空协定》的谈判。
正是这些卓有成效的政治活动，为大平奠定了走向首相的道路。
1978年12月，大平就任自民党总裁并第一次组成大平内阁。1979年11月，大平险胜，第二次组阁，成为日本进入80年代后的第一位首相。
对每一位友好人士，邓小平都是深怀感情的。见到大平正芳，邓小平第一句话就是：“谢谢你为中日友好作出了积极贡献。”
大平正芳虽然已经去过中国好几次，但与邓小平却是初次谋面，言谈之间不免有些拘谨。
邓小平一席推心置腹的感激之言，一脸真诚友好的笑容和四川人特有的豪爽，消除了两人之间的隔膜。很快，他们便娓娓而谈了。
“您在百忙之中，还抽时间来看望我们这些老朋友，这很让我们感动。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签订，不仅对中日两国来说是件大喜事，对我个人来说是件大喜事。”大平正芳欠了欠身子说。
“我这次访问是短暂的，但我们的友谊是长存的。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中日关系的前景是无限美好和宽广的。”见了中国人民的老朋友，邓小平的感慨总是很多。
难忘故人
中日友好，走过漫长的历程，经历过两代人的努力。五六十年代，许多日本友人为推动中日邦交正常化呕心沥血。可惜不少人没能看到中日友好条约签字的这一天。
他们是前首相片山哲、前社会党委员浅沼稻次郎、前农相松村谦三、前首相石桥湛山、前企划厅长官高碕达之助、前邮政铁道相村田省藏。
邓小平没有忘记这些中日友好的先驱者，他去拜访他们的家人了。
片山哲。战后日本政界著名人物之一。1947年5月任日本内阁首相；1955年率团访华；1956年3月，与中岛健藏一同创建了日中文化交流协会，并任第一任会长。
浅沼稻次郎。日本著名的社会活动家之一。在他的政治生涯中，为人们所敬仰和缅怀的是他坚定不移的政治信念。他一贯主张，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应该“和平共处”，并以谈判的方式解决国际争端问题。
1959年浅沼访华，以《如何促进日中友好》为题作过报告，并以日本社会党友好代表团名义与中国外交学会签订了以促进恢复中日邦交、反对制造“两个中国”的阴谋为主要内容的共同声明。不幸的是，浅沼在东京日比谷公园发表竞选演说时，被日本右翼分子刺死。
松村谦三。1928年在富山县当选为众议院议员，从此步入政界。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曾任农林大臣秘书、农林大臣参事官、农林省次官等职。战后，曾分别担任过东久迩、币原、鸠山内阁的厚生大臣、农林大臣及文部大臣。1955年11月起任自民党顾问。1969年9月从政界引退。
松村先生从事中日友好事业先后达十几年，曾五次访华，为中日友好事业铺路架桥。
高碕达之助。积极推动中日两国民间贸易事业的奠基人。1955年出席了中国在东京举行的商品展览会开幕典礼。1962年，高镝与廖承志签订了发展中日两国民间贸易的备忘录。1964年8月在北京和东京分别设立了“高碕达之助事务所”和“廖承志办事处”。
石桥湛山。日本著名记者和政治家，是中国人民的朋友。在战前进行的反战、反侵略主义活动及战后为恢复发展中日友好关系作出的积极贡献，已得到社会公认和高度评价。从日本战败到1973年病逝，石桥从事中日友好事业前后近三十年。
为了会见这些中日友好先驱者们的家属，日本方面安排邓小平在赤坂宾馆集中会见。
“本来应该到大家的家中去拜访，但因为没有时间，所以就请大家到这里来了。”面对日本友人的家属，邓小平为未能去家中拜访而心怀歉意。
“谢谢！谢谢！谢谢您来看望我们。”故人已去，不忘家人，日本朋友已是激动不已了。
“松村谦三、高碕达之助、石桥湛山、浅沼稻次郎、片山哲、村田省藏等各位先生都是有远见的政治家，也是掘井人。在中日两国关系尚处于不正常状态的时候，他们就坚信两国关系一定要正常化，他们不惧艰难，不怕阻力，为中日友好进行了不懈的努力，有的朋友为此贡献了宝贵的生命”。
邓小平看了看日本朋友们，又接着说：“诸位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的家属，当然也是中国人民的亲戚。你们有的已经是为中日友好努力的第二代，第三代了。从你们身上，使我们更加坚信中日两国人民一定会世世代代友好下去。”
邓小平坦率真诚的讲话极大地温暖了日本朋友们的心。亲人们的音容笑貌仿佛又在眼前浮现。片山先生的遗孀菊江摘下眼镜，用手帕擦着眼泪。
浅沼先生的遗孀京子，用一双泪光盈盈的眼睛注视着邓小平，仿佛从那儿能捕捉到亲人的影子。
村田省藏的大儿子村田震一用硬咽的声音说父亲去世已经20年了。尽管如此，还把我们请来了……。
这是情与情的交融，心与心的沟通。
在当天晚上，为庆祝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生效，为欢迎邓小平访日，在日本十个友好团体在东京联合举行的盛大酒会上，邓小平再一次充满深情地说：
“中日邦交正常化时，周恩来总理曾一再说过，‘饮水不忘掘井人’。今天，当我们热烈庆祝中日和平友好、恢复日中邦交、早日缔结日中和平友好条约进行了不懈的努力，推动了两国关系和两国人民友好事业的发展。我们深切怀念那些曾经为中日友好披荆斩棘，开路架桥，但已离开我们的先驱者。他们虽然不能同我们一起分享今天的喜悦，他们为中日友好献身的精神，将永远铭记在中日两国人民的心中，并且世世代代相传下去。”
雅雀无声的会场，爆发出一阵雷鸣般的掌声。
联络友谊，中国国画派上大用场。三千日本青年访华，中日灰好再起高潮。
三幅中国画
中华民族和日本民族同是伟大的民族，有丰富的创造力和爱好艺术的悠久传统。
在过去悠久的历史时期，两国的艺术、都市建筑、礼乐、银饰、工艺、器品等，都呈现出相似的形式，而又各具不同的民族风格。
中日两国仅一水之隔，象并蒂的花枝，在世界的东方呈现出灿烂的色彩，散发着馥郁的芬芳。
两国文化上的同根性，使得中日外交上增添了不少特色。邓小平就很善于利用这一点。
邓小平参观日产汽车公司座间工厂时，热情的日本朋友将一辆“总统”牌高级轿车赠送给中国客人。邓小平当即回赠给日产汽车公司一幅中国著名国画家吴作人创作的国画：《熊猫》。
在参观君津钢铁厂时，为了表达中国人民的友好之情，邓小平把中国著名画家李苦禅画的一幅国画《花香鸟语》赠给君津钢铁厂。
随后，邓小平又参观了松下电器公司的茨木工厂。当松下幸之助代表这家公司把他们生产的最新式的产品赠送给华国锋总理和邓副总理时；邓小平也不亢不卑地向这家公厂赠送了我国著名国画家宋文治的作品《黄山青云》。
《熊描》、《花香鸟语》、《黄山青云》。
清淡、墨香、露白……
这些，西方的发达国家是不大懂的。
深刻的文化特质在中日两国人的血液里流淌着。日本人看得懂中国画，也看得懂中国字。
所以邓小平送了画，还题了字。邓小平题字用的是毛笔，独具慧心。
具有悠久历史的中国画在现代中日关系上再一次呈放出异彩，为邓小平访日平添许多特色。
三千日本青年访华
1984年的9月，北京秋高气爽，大街小巷都披上了节日的盛装。共和国35周年的庆典将在这里举行。
海外侨胞来了，友邦国家的领袖们来了。他们都来了，与中国人共庆佳节。
在这海外佳宾中，有一支庞大的队伍令人注目。他们是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的客人——日本青年三千人访华团。
日本210个代表团三千多名青年，分四路前来我国北京、上海、南京、杭州、西安、武汉等地参观访问。
这在中日两国的历史上是空前盛大的，这在世界史上是亘古未有的。
机场上盛大的欢迎仪式，中国青年热情洋溢的表演，一下子消除了日本青年旅途中的疲劳，感染了他们的情绪。
“热烈欢迎的人群向我们表达了发自内心的友情。这样的热烈欢迎使我深深地感到，我不能无动于衷。”日本文化女子大学室兰短期大学保育科学员墨坂美树激动地说。
机场的欢迎仪式是激动人心的，接下来的为期15天的中日青年大联欢，更是让两国青年流连忘返，永生难忘。
一样的黄皮肤，一样的黑眼睛、黑头发，一样的生活习惯，相通的两国文化，一下子缩短了两国青年的距离，拉近了两国青年的心。“在中国，我没有感到是在异国。这大概是因为日本人与中国人都是东方民族，面孔、神情和外表都很相像，能人有亲切感的缘故。而且，中国的人们很热情”。一位北海道的农民是这样吐露他的心声的。
各种各样的联欢活动使日本青年们兴趣盎然，笑逐颜开。
他们忘不了天安门前的焰火晚会。身着民族服装的中国青年与日本朋友们载歌载舞，共庆中国建国35周年。规模之大令日本朋友叹为观止。
日本朋友佐藤贵子事后充满深情地写道天安门广场的焰火晚会名副其实地开放了日中友好大花朵。两国青年虽然语言不通，手拉手载歌载舞，好象越过国界成了一个整体。
他们忘不了上海虹口公司的恳谈会。中日青年促膝谈心，从天文到地理，从科技到文化，从历史到政治，包罗万象，无一不谈。日本朋友惊呼“过去对中国的了解太少了。”
他们忘不了南京之行。南京大屠杀的悲剧在心中隐隐作痛，血气方刚的青年们沉重发誓“历史不能重演”。
他们忘不了中国古都西安之旅。在西安，日本朋友兴致勃勃地游览了青龙寺。青龙寺是日本法师空海公元806年随日本“遣唐使”来中国跟当时著名僧人惠果学习佛经和其他知识的地方。在中国看到了日本，中日文化相映相趣。
他们忘不了……
十五天，弹指一挥间，匆匆而过。
两国青年在思索：联欢结束后，我们该做些什么？用什么方式继续进行交流？……
两国领导人在考虑：两国青年友好交往愈来愈广泛，愈来愈深入，何不建立中日青年交流中心？
中日青年交流中心终于在两年后的11月8日举行了奠基典礼，日本首相中曾根专门飞赴北京，出席奠基典礼。
“亲眼目睹对方国家的每个情景，亲身体验对方国家的生活的青年必将作为推动21世纪日中友好的核心力量而发挥其积极作用。”中曾根首相对中日青年交流中心给予了高度评价。
在第二天与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邓小平会晤时，面对这位风云人物，中曾根再次感慨地说：“我们这代人对日中友好是坚定不移的，现在的任务是要把这种友好关系推向二十一世纪以至更远的将来。”
“这是百年大计，千年大计”。邓小平赞同地说，“我国正在对青年进行‘有理想、有纪律、有文化、有道德’的四有教育。有理想和纪律就能克服任何困难，我们两国完全能够开辟一个更加友好的未来。”
邓小平对中日友好走向21世纪充满信心，中曾根若有所思，点头称是。
光华寮案困绕日本，竹下登访华；连夜赶回北京，邓小平再谈中日关系。
光华寮案，事出有因
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签订使中日之间的木桥变成了铁桥，但中日关系并非一帆风顺。
80年代，中日关系中存在着几大问题：
——钓鱼岛问题。中国对该岛拥有不可让渡的主权。日本人却以该岛属冲绳县为由，长期占据。
——东海大陆架问题。日本和韩国签订联合开发东海大陆架协定，其开发范围深入中国数万平方公里的海域。
——教科书事件。日本中小学历史教科书篡改日本侵略中国的事实，轻描淡写，美化军国主义。
——光华寮问题。日本人把本属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的一幢房屋判给了台湾当局。
1988年8月，竹下登首相访华，主要是协调一下日中关系。那两年，光华寮案闹得很凶。
光华寮就是光华宿舍，是坐落在京都市左京区北白川西町，占地面积约1000平方米的五层楼房。
该楼原系京都大学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为中国留学生租用的学生宿舍。日本投降后，京都大学丧失了对该宿舍的管理权。中国留学生遂将此楼取名为光华寮，并组织了自治委员会，对该寮进行自主管理。台湾当局从未参与过该寮的管理工作。
但就是这从未参与管理工作的台湾当局竟于1950年用变卖侵华日军从中国大陆掠夺物资所牟取的公款，买下了光华寮；
1961年，台湾当局“驻日大使馆”以所谓“中华民国”名义办理了该房产的产权登记手续。1967年，竟向京都地方法院起诉，要求光华寮住宿生迁出。
历史是公正的，与历史开玩笑注定是要失败的。
在诉讼期间，中日实现了邦交正常化，日本政府断绝了同台湾当局的外交关系。1972年《中日联合声明》明确表示：
日本政府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中华人民共和国重申：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日本政府充分理解和尊重中国政府的这一立场，并坚持遵循波茨坦公告第八条的立场。
日本政府的明确承认台湾应当归还中国，并承担了不得违背中日两国政府关于台湾地位的国际义务。
1974年以后，我国政府曾向日本政府正式交涉20余次，严正指出：光华寮理应是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财产，日本政府要采取有效措施，制止司法机关制造“两个中国”的错误，维护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光华寮的合法权益。
鉴于“一个中国”的原则，1977年日本京都地方法院驳回台湾当局1967年的起诉，认定光华寮“从其资源和使用目的看，系中国为在日本中国留学生继续作为宿舍设施使用而买下的公有、公共用财产”，“既然我国政府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为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则属于中国公有之本案财产的所有权和支配权已转移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这本是明智之举，但日本政府却出尔反尔。
1982年4月14日，大阪高等法院竟以“中华民国”“在国家性质的体制下现实地统治、支配着台湾及其周围岛屿”，“中华民国”仍是“没有被承认的事实上的政府”，因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实际上不完全继承旧中国政府在外国的财产为由，撤消原判，将此案发回京都地方法院重新审理。
1986年2月4日，京都地方法院根据上述理由居然推翻1977年判决，将光华寮改判为台湾当局所有。
1987年2月，大阪高等法院无理维持原判，我光华寮住宿生“败诉”。
这是对中日联合声明的蔑视，这是对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和国际法准则的践踏。
十分明显，光华寮问题决不是一般的民事诉讼，而是以司法裁判的形式公开制造“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的政治问题。
中国政府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中国人民的友好感情受到伤害。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感到强烈的不满。
1987年6月4日，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邓小平在会见由委员长矢野绚也率领的日本公明党代表团时说中日两国没有任何理由不友好下去。不管出现什么麻烦，两国的友好关系总是要继续发展下去的。
停了一下，呷了口茶，邓小平接着说：“对于中日间的纠葛，两国政治家都应当从发展两国友好合作关系的角度来考虑，包括政治和经济关系，必须按照只有一个中国的原则行事。”
现在，竹下登来了。他会怎样表示呢？
连夜赶回北京，小平会晤竹下登
中国对竹下登来说已不再陌生，自1972年以来，竹下登已是第五次来中国。但8月26日这天上午，竹下登却稍稍有点紧张的感觉。也许是因为光华寮案困扰着日本，也许是因为即将面对的是一位中国的巨人：邓小平。
在人民大会堂宽敞的大厅里，邓小平等待着竹下登的到来。
当竹下登的身影出现在大门口时，邓小平迈着稳健的步伐，走上前去迎接。
“我昨晚赶回北京，专门欢迎首相。”原来，邓小平每年都要在北戴河渡假，在大海里游泳。80多岁的人，精力如此之好，不能不令人钦佩。
竹下登心下佩服，他见邓小平晒得黝黑，似乎明白了什么。不等他开口，邓小平又说：“阁下任首相后，中日友好关系将会进入一个新的时期。”
“能见到中国老一辈政治家，很受鼓舞。”竹下谦恭地说。
“两国都是在换代之时，我是换下来了，我在悠闲地进行一些海上活动。因为我是热衷于中日友好的一个人，所以特意从北戴河赶来同您会面。我希望我们之间能以首相的来访为起点，建立一个不亚于田中、大平时代的新关系。我讲田中、大平时代两国的关系较好，是因为两国相互信任，要进一步发展两国关系，也必须建立在相互信任的基础上。”邓小平风趣地说。
邓小平的幽默风趣活跃了气氛，谈话也在轻松的气氛中一步步深入。
“日中友好是日本外交的主要支柱之一。日本政府以对过去历史进行严肃反省为出发点，以日中联合声明、日中和平友好条约及日中关系四原则为依据，继续重视和发展日中关系的政策不变。”首相一口气作了以上“保证”。
邓小平点头称是，竹下登首相又接着说：“日本政府很重视光华寮问题，我们将按照‘一国两制’的原则予以对待”。
这是日本政府自1987年以来，第一次明确表示按“一国两制”的原则解决光华寮问题。日本政府的态度有了明显的转变。
1988年8月30日，竹下登访华划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坐在飞机上，竹下登首相回味着短短几天的中国之行。
闭上眼，浮现在眼前的便是中国朋友们亲切、友好的笑容。邓小平仍然那么精力充沛，头脑敏锐。言谈中，看不出疲倦，好象几十年的岁月没有在他额头上刻下丝毫衰老的痕迹。令人叹服不已。敦煌的飞金流彩，西安的古城古墙也时不时撞击着竹下首相的心灵。
睁开眼，透过舷窗，看着蓝天白云下古老而又崭新的中国，他突然涌起一种感想，要脱口而出：
中国，伟大的国度；
邓小平，了不起的政治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