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骑士文学———巴洛克文学）
《诗经·小雅·鹤鸣》篇中有“它山之石，可以攻玉”。翻开德语国家文学史的长卷，人们发现，最早将“中国”作为“它山之石”加以利用的是骑士文学和巴洛克文学时期的作品。
神秘的“塞里斯”与伟大的“契丹”
尽管在公元1000 年左右，“塞里斯”作为当时中国的代名词就已经在德国文献中首次亮相，① 然而这一称谓最早被引进文学作品还是时隔两个世纪以后的事。
著名的骑士文学代表作家埃申巴赫（Wolfram von Eschenbach，约1170~1220）在他的长篇诗体小说《帕尔齐法尔》（“Parzival”）中首次提到了那个遥远、神奇、梦幻般的丝之国度“塞里斯”。
《帕尔齐法尔》可以称得上是德国中古时期骑士文学中的经典之作，文学史家们称这部作品开德国“教育小说”之先河。②小说的母题得自于古老的神话故事“正直的笨伯”，讲述了一位自小丧父，在森林里孤单长大的懵懂少年帕尔齐法尔独自出门探险的故事。他天性愚钝，但因始终不失赤子之心，最后却达到了聪明人无法达到的境界，成为了光荣的圣杯骑士。作家埃申巴赫为主人公帕尔齐法尔在探险之路上设计了一个名叫“塞里斯”的地方，但并未对这一地名多加着墨，其意显然只在为小说增添几分神秘、刺 激 的 异 域 情 调 而 已。在 他 的 另 一 部 史 诗《威 廉》（“Willehalm”）中“塞里斯”之名再度出现，不过它也只是用来充当点缀而已。应该说，处在中世纪，当中西方交往尚处在萌芽阶段之时，埃申巴赫就已将“塞里斯”写进作品，实属难能可贵，亦已足见其学识渊博和眼光远大。
中古时期另一位对中国情有独钟的作家是15 世纪的诗人汉斯·罗森普吕特（Hans Rosensplüt，约1400~1460）。在他的《葡萄酒赞歌》中，他将契丹国伟大的可汗与教皇约翰和君士坦丁堡的皇帝并称为三大巨富：
“上帝赐福于你，名贵的酒药！你使我健康强壮，因为你是一个健康的Syropel。君士坦丁堡的皇帝，契丹国伟大的可汗和教皇约翰，这三位巨富，连他们用钱都买不来你的价值，难道我还会指责你吗？”①
文学作品反映的往往是某一时代的剪影。细读此诗，不难发现，昔日蒙古大军铁骑所到之处的确曾经令欧洲人震惊，而且横跨欧亚的大帝国也终于让欧洲人清楚地知道了其时中国的另一称谓“契丹”。诗中“契丹国伟大的可汗”俨然是欧洲人心目中可与东罗马帝国皇帝及教皇分庭抗礼的强势人物，而且也从另一侧面证明了当时中国在欧洲人的观念中乃是一个“殷实、富裕、强大”的形象。
富饶的“支那”与“中央帝国”
随着15、16 世纪欧洲探险家的地理大发现，中西方地域上的屏障终于被打破了。西方世界对于“中央帝国”的观念也越来越清晰。丝绸、陶瓷、漆器、壁纸等贵重商品的输入，使欧洲人对中国的关注、欣赏和好奇与日俱增。这一趋向也一览无余地反映在当时的文学作品中。德国巴洛克文学享有“诗歌之父”美誉的马丁·奥皮茨（Martin Opitz，1597~1639）曾作长诗《歌颂上帝的战争》，为文艺复兴时期欧洲轰轰烈烈的海外殖民主义运动歌功颂德。诗中描写战神马尔斯在远征途中竟然也来到中国：
“再继续向前来到，支那富饶的海岸，它出产瓷器，拥有火炮和印刷书籍。”①
从上面的诗行可以看出，在欧洲，当时中国的称谓已经逐渐以“支那”（Sina）替代了“塞里斯”。欧洲人不但开始了解中国确切的地理位置、风物特产，甚至对中国的四大发明也略知一二。中国形象已逐渐由模糊朦胧变得清晰具体。
到了17 世纪，中国形象在另一位巴洛克文学大师格里美豪森（Hans Jakob Christoffel von Grim melshausen，约1620~1676）的笔下则更显清晰和与众不同。他创作的诗体长篇小说《痴儿西木传》（“Der abenteuerliche Simplizissimus”）被誉为德国的第一部流浪汉小说。同埃申巴赫的《帕尔齐法尔》一样，《痴儿西木传》描写的也是一位天真的痴童西木冒险走天涯的流浪故事。小说充满宗教色彩，西木浪迹天涯的过程似乎也正是他求索人生真谛、认识上帝的过程。作家在小说情节的发展过程中时不时穿插进“中国”这样一个地理概念，用以代表对主人公西木来讲神秘、陌生、遥不可及的国度。而且作家还让西木自述他在一个古代文物和艺术陈列室中见到中国画的感受：
“在所有的油画中我最喜欢的是一幅头戴荆冠的基督受难像。旁边挂着一幅中国纸图，画上端坐着几个中国人的偶像，有的画得像魔鬼。艺术陈列室主人问我，在他的陈列室里我最喜欢哪一件作品。我指着那幅头戴荆冠的基督像，他却说我错了，这幅中国画才是稀罕之作，因此更加珍贵，就是用十幅头戴荆冠的基督像他也不愿换下这幅中国画。”①
这段描写十分耐人寻味。首先，艺术陈列室里竟收藏有“中国纸图”；其次，西木觉得那纸图上端坐的“中国人的偶像”画得像“魔鬼”；最后，西木选中的最爱是“那幅头戴荆冠的基督像”。
解析这组画面，我们似乎有必要将它放到16、17 世纪欧洲的社会大背景里去探讨。那时，地理大发现使欧洲的商船驶抵了中国，欧洲的传教士也于1583 年被获准进入中国内地传教（这似乎可以算是当时明王朝敞开国门，对外开放的重大举措了）。欧洲与中国之间的贸易往来日益频繁。中国的国粹也逐渐在欧洲大行其道，受到王公贵族们的喜爱和珍藏。因此，《痴儿西木传》中的艺术陈列室收藏“中国纸图”似乎可以看做是当时的风气所趋。
中西方商业贸易的交往必然导致两种文化的最终碰撞。思维方式、审美取向、宗教信仰等等诸多方面的差异无疑都是文化交往过程中对“异己文化”误解、误读的根源所在。就像当初利马窦担心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形象会导致中国儒生的困惑，避而只将圣母玛利亚怀抱圣婴的形象介绍到中国，以期让一向注重“忠孝仁义”的中国人接受基督教一样，其结果却导致了当时很多中国人都误以为基督教的上帝是位女性。中国明代的郑和也曾七下西洋，航程十余万里，历时28 年，兢兢业业，沟通中外往来，传扬中华文化，足迹所到之处遍及东南亚、印度洋、红海、东非等30 多个国家。然而遗憾的是，郑和的船队始终没能踏上欧洲大陆，东学由中国人自己直接西渐的脚步始终都还姗姗来迟。不然，中国的“儒释道”精神也许会更早为西方人所接受。那么格里美豪森笔下的西木也许就不会如此漠然地认为“中国人的偶像”像“魔鬼”了。至于他选定“头戴荆冠的耶稣像”作为最爱似乎可以为文化交往过程中常常出现的“本土文化”拒斥“外来文化”提供最好的佐证。
初现“儒释道”
随着欧洲传教士大批来华，他们撰写的有关中国的报道一时之间成为欧洲的学者、贵族们争相阅读的畅销书。其中意大利传教士卫匡国（Martin Martini，1614~1661）所著《鞑靼战纪》是继门多萨的《大中华帝国史》和利马窦的《中国文化史》之后最有影响力的书籍。在这本书的影响下，几部中国题材的巴洛克小说应运而生。
哈格多恩（Christ。Wilh 。Hagdorn，生卒年不详）的《埃关———或伟大的蒙古人》（“Aeyguan oder der grosse Mogol”）讲述的是以明末清初李自成起义，吴三桂引清兵入关，明王朝覆灭为背景的多角爱情故事。初看起来人们会认为这是一部纯粹的中国题材小说，但细读之下才发现，小说具有强烈的巴洛克文学追求冒险艳情和异国情调的突出特点。故事虽然以中国历史事件为背景，但作家却进行了艺术加工和篡改，比如书中吴三桂成了彪炳史册的英勇骑士，李自成却是个凶狠残忍的反贼。小说的人物个性和情节发展几乎全部是欧洲式的，虽然书中也常常出现极具中国特色的景物和风情习俗描写，但读来总让人有作家似乎在根据想像进行杜撰的印象。值得肯定的是这部小说为欧洲人了解中国提供了较之前人更为细致的描摹，尽管其手法不乏夸张、雕琢和有悖真实之处。
《亚洲的俄诺干布》（“Der Asiatische Onogmbo”）是另一位巴洛克文学作家埃伯哈德·维尔纳·哈佩尔（Eberhard Werner Happel，1647~1690）创作的与中国形象密切相关的作品。这部小说有一个极其冗长的副标题，完全可以作为小说的内容提要：“描述中国当今的执政皇帝顺治———一位地地道道的骑士，并简短地介绍他以及他亚洲王子的风流韵事、他们的骑士业绩、所有地处亚洲的王国和地区的特性以及它们君主的等级制度和主要功绩”①。小说是根据卫匡国《鞑靼战纪》中有关满族人如何推翻明朝政权的历史记载创作出来的。书中描写的“亚洲的俄诺干布”即指清世祖顺治帝。特别引人注目的是，作家在这样一个历史题材的作品里加入了很多想像和虚构的成分，例如小说中中国竟然是一个基督教国家，而顺治皇帝则变成了一位出生在突厥斯坦的富有传奇色彩的骑士。同哈格多恩的《埃关》一样，哈佩尔的创作受传教士有关中国的报道影响甚深，而且作品大有为欧洲传教士在中国传教鸣锣开道、歌功颂德的架势。
与哈格多恩和哈佩尔同时代的另一位巴洛克作家洛恩施泰因（Daniel Casper von Lohnstein，1635~1683）在他创作的历史小说《宽宏的统师阿米尼乌斯》中也同样将《鞑靼战纪》中的题材加以利用，用很多篇幅描写有关中国的历史地理、风土人情等。比其他描摹中国的巴洛克作家棋高一着的是，洛恩施泰因在其作品中阐释了中国文化中的“儒释道”精神。在《宽宏的统师阿米尼乌斯》中有这样的描写：
……这四个是4500 年来繁荣昌盛的哲人孔子学派的门徒；孔子学说无疑被当作神的言论受到尊重。他的学说旨在一种造福于人的国家统治，不崇拜偶像，而只视一个神为世界的护卫，并认为无神的灵魂是非永生的。另四个童子来自……道家学派。其创始人老子是孔子的同时代人，曾在母腹中度过了九九八十一年。他也授业，认为人类的本质是贪欲，而灵魂随形体而灭。最后四个童子……是佛教的信徒，佛教由聪明的释加牟尼建立……他们相信转世，灵魂从一个躯体转入另一个躯体；他们仅致力于精神的完美，他们的本质是内心的平静。由此，中国人总的来说可分成三个部分：学者治理国家，道家治理肉体，佛教徒治理灵魂。①
“中国”形象在经历了骑士文学作品中遥远神秘的“塞里斯”、“契丹”之后，终于由模糊渐清晰，发展到巴洛克时代，作家对“中国”的描摹已不仅仅局限于追求刺激的异国情调和哗众取宠的戏谑，而不时融入了作家本身的价值评判。上面这段引文正好说明了这一点。随着中西方交往的不断加深，中国文化的深层内涵也不断为西方人所认知和接受。富有魅力的“中国精神”最先打动的当然是那些目光敏锐、哲思深远的学者文人。洛恩施泰因应算这其中的一员。“儒释道”精神在他作品中的初次彰显，也正说明中国文化已经开始由表及里地渗入欧洲文明，而且似乎也为启蒙运动时期文学作品中出现“中国热”埋下了伏笔。
2 Das idealisierte Land der m usterg ültigen Sitte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