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表现主义驰骋德语文坛的十数年内（1910~1925），中国社会发生了空前的巨变。1911 年，辛亥革命葬送了 满 清 王 朝；1919 年，“五四运动”推倒了儒家偶像；1921 年，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中国暴风骤雨的革命形势令不少渴望社会变革的德语左翼作家产生了共鸣。在他们中间，犹太诗人埃伦施泰因（Albert Ehrenstein，1886~1950）表现得较为突出。
汉诗改编———反抗压迫的呼声
在创作中，埃伦施泰因把从中国革命获得的启示与对中国文学的兴趣紧密交织在一起，他从中国古诗及古典小说中看出了革命的因素。埃伦施泰因与中国有关的创作成果集中产生于20 世纪20 年代。其时德国社会的现实迫使这位激进的左翼诗人掉转了目光：
1919 年初，埃伦施泰因自1914 年以来的文学发展和思想所向往的希望破灭；他对社会民主党同德国国防军的联盟徒然地愤怒万分，他徒劳地指斥对李卜克内西和罗莎·卢森堡那不可饶恕的谋杀……埃伦施泰因‘逃往中国’：致力于汉诗的改编……①
最初，埃伦施泰因根据吕克特由拉丁文转译成德文的《诗经》一书，于1922 年发表了一本《诗经》的改编集。其中收有诗作一百余篇。在当时为德国人所熟悉的中国抒情诗人中，李白无疑是大众的宠儿，而人们对《诗经》几乎抱有同样的热情。在埃伦施泰因的《诗经》选集中，我们来看一首题为《压迫》的改作，试译如下：
大，大，大鼠，别吃我屋里的黍！三年来你把我折磨，三年来你把我坑苦。
不久甚至要把我吞吃，令我怔营惶怖。
你逼我离去，到那陌生的乡土。
大，大，大鼠，别把我的家产吃个尽数！三年来我向猫诉苦，猫却向狗说诉。
三年来你把我折磨，把我赶出故土，我迁往另一片乡土，那里没有大鼠。①
这一《诗经》名篇《魏风·硕鼠》的改写，后又被埃伦施泰因辑录在他1924 年出版的《中国控诉》一书中。中国原作是一曲通俗晓畅的民间歌谣。其中鱼肉百姓的统治者被比作贪得无厌的“硕鼠”。重重盘剥激起了人民的愤恨，无以卒岁的悲惨更激发了人们对“乐土”的渴望。由“压迫”这一改作的诗题可以看出，埃伦施泰因对原诗的比喻含义看得很分明。
在《诗经》中尽了一番诗兴之后，埃伦施泰因没有加入当时的“李太白追星族”，而成了唐代诗人白居易的知音。1923 年，他根据普费茨迈耶尔（August Pfizmaier）的《中国诗人白居易》（1886）一书，改编出版了一部诗集《白乐天》。埃伦施泰因对白居易的偏爱并非出自偶然。白居易生活在唐朝乱世，对民生疾苦深怀同情。在诗歌创作中，他反对吟花弄草，提倡批判现实。对其忧国忧民之心，埃伦施泰因大为赏识。
同样，在《中国控诉》一书中，埃伦施泰因也重复发表了来自诗集《白乐天》的部分旧作。其中之一便是白居易《村居寒苦》的改编，题为《寒》。我们将此改作的首段摘引如下：
我在狭窄村道间四周环顾：草棚十有九颓败，竹柏冻死，还有无衣村民冻僵空门前。
北风挥舞其利剑，薄布轻衣不护身。
炉边荆棘稻草火———穷苦村民不足温，愁夜待昏晨。①
白居易原诗由交代时间开始：
八年十二月，五日雪纷纷。竹柏皆冻死，况彼无衣民！回观村闾间，十室八九贫：北风利如剑，布絮不蔽身；唯烧蒿棘火，愁坐夜待晨。②
白乐天此诗采用了年月日记时的史传文学写法，篇首数言径直渲染了当时酷寒的气令。大雪寒冻、竹槁柏伤的乖谬时节，令体恤民情的诗人自然而然就想起了民生之困厄。原诗由环境入手，继而自然过渡到诗人的出场。而埃伦施泰因的改作则不然。他舍弃了原作开端对时间的交代，因此，改作未能像原诗那样令读者对其时令背景一目了然。此外，埃伦施泰因对诗人的出现未作任何环境烘托，而直接在读者面前推出了一个醒目的、“我”的形象。在表现主义文学中，这一个“我”字有其特殊的含义。它是觉醒的呐喊者、是振臂高呼的“新人”的象征。埃伦施泰因对原诗作上述改动，其用意似在于此。
前文两番提及的《中国控诉》一书，除再度发表了《诗经》及《白乐天》这两部集子中的若干诗作以外，仅收入了两首新作，名为《皇帝》和《征兵者》，分别是杜甫《兵车行》与《石壕吏》的改编。前者谴责了唐玄宗年间穷兵黩武的“开边”政策导致民生凋敝的罪恶，后者揭露了安史之乱中唐朝官吏强行征兵的暴戾恣睢。这两首指斥战事、反映民生苦难的诗作，切合诗集标题中“控诉”二字，体现了埃伦施泰因在选题上的倾向。
《强盗与士兵》———《水浒传》的剪贴拼凑版
埃伦施泰因在选题上的社会政治倾向不仅表现在对中国古诗的取舍及改编上，还显示在对中国小说的选择中。1927 年，埃伦施泰因发表了一部名为《强盗与士兵》的小说。此作脱胎于中国古典小说精品《水浒传》。鉴于埃伦施泰因对反抗压迫、怜恤无辜等社会政治题材的兴趣，《水浒传》这一反映民众起义的作品成为他的所选之物，似乎是顺理成章的事。
迄至《强盗与士兵》问世的1927 年，西方语言中还没有一部比较完 整 的《水 浒 传》译 本。在 德 国 人 汝 德 斯 伯 格（Hans Rudelsberger）的《中国短篇小说集》（1914）中只载有零碎的《水浒传》德译。① 在埃伦施泰因之前，一位名叫客尔因（Maximilian Kern）的德国人曾出了一本关于鲁智深的书，名为《鲁达落草始末记》（1904）。此人“把《水浒传》里面关于鲁达的故事全数翻译出来，集成一册”②。
二十多年后，埃伦施泰因也对《水浒传》产生了兴趣。据他所称，他对《水浒传》全书的了解要归功于他的一个懂德文的中国朋友。此人几乎为他“逐字翻译了这本包罗万象的小说”①。在对原作进行提炼加工的过程中，埃伦施泰因遵循的原则是：“在保留中国特色，包括民俗及重要的礼仪细节等方面的情况下，创作一部上下关联，能为欧洲人所阅读的艺术作品。”②
众所周知，《水浒传》篇幅宏大。施耐庵以一心所运，以一笔叙一百零八人，尽皆入妙。庞然的结构、繁多的人物，自然给埃伦施泰因的改编带来了诸多困难。面对德国读者，他沿袭了西方小说的传统，即以一个主要人物作为贯穿情节的主线。他“试图通过对事件的彻底删减，并像神话中常见的那样，把许多人的事迹归集到一个英雄主角身上。”③ 在梁山泊众多绿林好汉中，埃伦施泰因独独相中了武松。
埃伦施泰因颇具眼力。武松是《水浒》中的上上人物，但凡写着他，施耐庵皆有绝妙文笔。武松绝伦超群的英雄本色，自然令埃伦施泰因心生爱慕。遗憾的是，他笔下的武松却是个走了形儿的。埃伦施泰因“生拉活扯地把六七个强盗的故事，强派在武松一人身上”④。这固然降低了改编的难度，却不知，《水浒》人物各有各的形状，各有各的性情。随意的拼凑，必然会造成人物性格上的矛盾。比如埃伦施泰因写武松作酸态，吟唐诗，又写武松轻弹眼泪，俯首求饶。德国读者不知端的，或许能蒙混得过；中国读者若看到这样的武松，定啼笑皆非无疑。不过，话又说回来，对于《水浒传》在德国的成名，埃伦施泰因的《强盗与士兵》一书功不可没，许多读者就此第一次知道了这部中国名著。
3 China unter der Feder Franz Kafka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