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当李斯在秦国的政治舞台上大显身手,春风得意之时,一场突如其来的风波却险些断送了他的前程。公元前237年冬天的一个早晨,李斯被咸阳街上鼎沸的人声惊醒。秦国素来有吏治清明,恬然如无人之政的传统,凭直观的推断,李斯知道朝廷中又出了大事。李斯揉了揉睡眼惺忪的双眼,呆呆地望着窗外,像是在凝思着什么。
窗外漠北的冷风裹挟着黄沙,在咸阳城上呼啸翻滚,早已凋零的黄叶随风飘荡,一根根枯枝在干冷的寒风中不住地战栗,远处秦岭山脉,仿佛是一只受伤的青铜巨兽,裸露着铁青的胸膛,在凄厉的寒风中拼命逃亡。突然间,鼎沸的人声更大了,李斯隐约听见:
“这是什么话,所有的客都要逐出秦国!”
“哎呀,秦王怎么如此糊涂,竟然出如此下策!”
“算了吧,咱们还是回故国去。”
悲叹、愤怒、哀怨之声,声声入耳。李斯再也呆不下去了,他赶快穿好朝服,大步流星奔向朝廷发布政令的阙门。一切都明白了,秦王下令驱逐所有外国客卿。李斯是楚国人,亦在被驱逐之列。
所谓客卿,有广狭二义。狭义的客卿是各国政府任用外来士人在本国做宰相下一级的官员。在秦国担任过客卿官职的有:寿烛、错、胡饬、通、张仪、蔡泽、李斯等。战国时诸侯都礼贤下士,所以各国都有客卿官职,如苏秦任齐国客卿,乐毅则先后任燕赵两国客卿,东里子任赵国客卿。韩国也有客卿,而且爵位俸禄很高,《战国策·韩策》高诱注云:“韩重客卿,位在相国下一等。”秦国客卿地位大抵也是相国之下一等,所以张仪、范雎、蔡泽、寿烛、李斯之辈都从客卿之位一跃而为相。从广义来看,只要是外来士人,不论是否授予客卿之官职,只要被诸侯王所接纳,都可以称为客卿。秦王这次逐客是一刀切,不管是否有客卿地位,只要是东方诸侯之士统统无条件扫地出门。
关于逐客风波的起因,有人认为是郑国渠事件。
秦国自秦昭王以来的日益强大,虎视东方,首当其冲的便是韩国。昏庸无能的韩桓惠王为此而惶惶不可终日,无计可施。当时,秦国的都江堰工程建成不久,成都平原成为“天府”之国,秦国的统治者正沉浸在都江堰工程所带来的喜悦之中,兴修农田水利工程的兴致正浓。为此,韩桓惠王竟异想天开:如果鼓吹秦国在关中地区修建更大的水利工程,势必会使秦国为修渠投入更多的人力与物力,韩国岂不因此会免受秦兵灭国之祸?况且,秦国对著名的水工郑国早就想收为己用。于是韩王立即召见闻名于诸侯的著名水利专家郑国,向他授意,令他西游秦国,游说秦王在关中地区开河修渠,疲敝秦国。
水工郑国热爱自己的祖国,对于韩王所赋予他的这个特殊使命,欣然应允,觉得这是自己报效祖国的一个绝好机会。水工郑国愿意前往秦国游说开渠,还有一个原因,那便是他可以在为秦国开渠时一展自己的抱负与才能,而贫困积弱的韩国,使得他的才能无有用武之地。能在有生之年修建一个令今人后世惊叹的水利工程,造福于后代,这是郑国久积于心中的最大夙愿。他怎能不为前往秦国游说开渠而兴奋不已呢?
当时,秦庄襄王刚刚即位不久,执掌国家大权的是相国吕不韦。秦国自商鞅以来便以“农战”为基本国策,都江堰工程的修成,使成都平原成为千里沃野。从巴蜀沿长江顺流而下,大败楚军,深受修建水利工程之利。因此,庄襄王与吕不韦对郑国在关中地区开凿大型水渠的建议十分感兴趣,责令郑国拿出一个完整的修渠方案。
经过一段时间的实地勘察,郑国将修渠蓝图呈献给庄襄王与吕不韦审定。郑国以他那绝世的才能,精心设计了引泾水入洛水的开渠方案。整个工程分渠口、引水渠、灌溉区三个组成部分。渠首的选址正处于泾河冲出群山进入平原的一个峡口,泾河从西北向东南奔腾而下,东西两面都是高山。在这里修筑拦河大坝,抬高水位,拦截泾河水进入灌区(今日测量数字表明,从渠首循430米的等高线下流,最后注入洛水时降为365米,平均降低千分之四),充分利用了渭北平原在地势上西北略高、东南略低的特点,从而形成了自流灌溉系统。
引水渠即渠口到灌区中间的导水路工程,即《汉书·沟洫志》所说的“凿泾水自中山西邸瓠口为渠”,长约15~20里。
灌溉渠分干渠与支渠,从泾河引水到最后注入洛水,流经300余里。为最大限度地扩展灌溉面积,同时也为着保障干渠的河水流量,在旱季充分满足灌溉农田的需要,郑国在设计时采用拦腰截断治峪、清峪、浊峪、漆、沮、石泉、温泉等河流的“横绝”工程技术,把上述小河的水量汇集到干渠中来,从而加大干渠的水量。与此同时,还可把经过整理的河道改造成良田。这种充分利用小河水利资源的横绝工程,是战国水利工程技术上的一大发明,为关中地区后世的大规模兴修水利工程开创了成功的先例。
像郑国渠这样工程浩大、设计合理、技术先进、效益显著的自流灌溉系统,无疑是中外古代水利史上少见的范例之一,令秦国执政者大为赞赏,当即决定由郑国负责按设计方案组织施工。由于郑国是这一工程的设计者和施工技术上的总负责人,渠成后人们为纪念他的光辉业绩,便称这条人工开凿的灌渠为“郑国渠”。
郑国渠正式开工破土时,庄襄王已死,正值秦王嬴政元年(前246年)。这项费时10年的浩大工程已经进行大半的时候,郑国用修渠来疲敝秦国的阴谋被秦王嬴政发觉。秦王嬴政大为震怒,立即将水工郑国逮捕问罪。
面临有杀头危险的郑国,在秦王面前毫不畏惧,面不改色。秦王嬴政问郑国:“韩王派你来鼓吹修渠,想借此来疲敝秦国,有这回事没有?”
“臣起始确实为疲敝秦国而来。不过……”郑国回答。
“不过什么?”秦王嬴政打断郑国的回答,又紧逼着问道。
“大王,臣是说一旦河渠修成后,会给秦国带来莫大利益,臣为韩国延长数岁之命,而渠成可为秦国建万世之功。”
郑国的一番话同秦国决定开渠的初衷完全吻合,秦王认为郑国讲得很有道理,况且工程已进行大半,完工在即,怎可半途而废?秦王嬴政非但没有加罪于郑国,反而责令他尽快把工程按预定方案修完。
郑国渠修成之后,确实为秦国带来巨大的效益。《史记·河渠书》写道:渠就,用注填阏之水。溉泽卤之地四万余顷,收皆亩一钟。于是关中为沃野,无凶年。秦以富强,卒并诸侯,因命曰“郑国渠”。
郑国渠修建的始末表明,秦国的最高统治集团对发展农业生产与富国强兵、兼并诸侯之间的关系有着充分自觉的认识。这一自觉认识,不仅是秦国决定修渠并且在发现韩国的阴谋之后仍然修渠不止的理论根据,而且标志着发展农业生产的政策在秦国占有何等重要的地位和在怎样的程度上被付诸施行。司马迁在《河渠书》中把郑国渠的兴建及其功效的发挥,同“秦以富强,卒并诸侯”联系在一起,表明他对于这个问题见解的深刻。他以此昭示后人,是这位伟大史学家高见卓识的又一闪光。
郑国是战国时期著名的水利工程专家,秦国最高统治集团敢于下定决心,按照来自敌国的专家意见,投入那么多的人力和财力,费时10年,修建如此浩大的工程,甚至在郑国的阴谋被发觉后,仍对郑国信任如初,责令他将河渠修成。这除了因为修渠会给秦国带来富国强兵的重大效益外,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秦国对于来自国外的专家和客卿的政策是何等的正确,是秦国的客卿政策适用于科技专家的一个典型范例。
但是,郑国间谍身份的暴露,却在秦国的朝廷中引起了轩然大波。秦国一些守旧的宗室贵族本来已对秦“不用同姓”的政策不满,认为大量异国异姓的人充塞秦国朝廷。堵住了他们的仕途,因此就以水工郑国之事为借口,对秦王说:“其他国家的人来到秦,都是为他们的君主作间谍的,对秦国不会有什么好处。请您下一道逐客令,把他们都赶走!”这就引发了秦国的“逐客”事件。
秦国的宗室大臣所以就此事大做文章,是由于自商鞅变法以来,历代秦君无不奉行新法中关于宗室大臣无有军功者不得享有爵位和特权的法令,因而秦国的宗室大臣从未能像山东六国那样长期专断国家大权,而是把国家大权交给来自国外的客卿们执掌。秦国宗室大臣为此而积怨多年,又怎能不抓住这个机会大做文章,使令秦王将客卿一律驱逐出国?
但根据清代学者梁玉绳的看法,秦国“逐客”事件的起因不在郑国渠的修建,而是另外发生的秦王嬴政镇压吕不韦和嫪毐集团之后的余波。因为据《史记·六国年表》的记载,郑国渠的修建是在秦王嬴政刚即位时,即公元前246年,此时在秦国专权的是吕不韦,他本人就是来自东方的“客”,所以不可能建策逐客。而据《史记·秦始皇本纪》,此事的发生应该在吕不韦被免去相职后的公元前237年。
然而事情的原委还要从秦王嬴政的母亲说起。
嬴政即秦王王位之初,他的生母不过是年纪30岁上下的年轻太后,当年作为“邯郸诸姬”中的姣好者,太后本是风月场上见过世面的女子,同吕不韦又有过一段难忘的旧情,自成为嫡嗣夫人、秦王王后以来,她虽然对过去有所留恋,但尊贵的地位和优裕的生活,使她的失意在某种程度上也得到了补偿。当然,宫墙内的尊贵,对于她来说也是一种羁缚。
庄襄王即位后的早逝,对于这位年轻的王后不能说没有震动。然而,由王后至太后的地位上的加尊,使她所感受到的失衡,瞬息间便成为过去。此刻,太后昔日的情人,这时正以相国的身份掌握着秦国的军国大权,且又年富力强,时时出入宫禁;而年少的皇帝,对于成年人们之间的事情,还处于似懂非懂的阶段。这一切,为太后与吕不韦重修旧好提供了十分方便的条件。
吕不韦在政治上的投机大获成功,使他由商人摇身一变成了西方强秦的相国。庄襄王早逝后,他以“仲父”的身份辅佐一个年少的皇帝,专权地位已十分牢固。此时此刻,吕不韦该是何等地踌躇满志啊!诚然,吕不韦为达此目的也曾付出过代价,所破费的成千上万斤的黄金,他当时和事后都毫不在意;唯有异人从他身边夺走爱姬,不能不是他当时一件小小的遗恨。
时光流逝,物换星移。在吕不韦当上相国、庄襄王驾崩之后,当太后于宫中向昔日的情人吕不韦“投以木瓜”的时候,吕不韦也就欣然地“报之以琼琚”了。这就是史书所记载的:“秦王年少,太后时时窃私通吕不韦。”
从史书记载来看,太后并不奢望像后来的西汉吕后、大唐武则天那样成为天下的女主,或充当临朝太后的角色,似乎对操纵国家政权不感什么兴趣。她青春年少,当然不甘于后宫的清冷与寂寞。而如今当她挣脱了一切羁绊,重新拥有吕不韦的时候,她那埋藏于心底、压抑多年的激情,顷刻间迸发如注,犹如脱缰的野马,一发而无法勒止。吕不韦呢?他同太后重温旧情,有弥补往日遗恨的情结,但也包含有如下的考虑:当年的赵姬,如今已尊为一国的太后,国王又年少,她作为秦王之母,不能说手中不握有一定的权势。吕不韦为巩固自己在秦国政坛上的地位,即或是无须借助于太后,但也犯不上因拒绝叙旧情而得罪太后,以至于惹出不大不小的麻烦来。总之,太后与吕不韦的重修旧好,就其动因而言,二人在起始时便各自有所不同。对于吕不韦来说,他的“报之以琼琚”,带有顺水推舟、何乐而不为的随意成分。
吕不韦的“奇货可居”,是一笔政治上的投机交易。他做了秦国的相国之后,终极目标和最大兴趣,在于窃取秦国的国家政权。他利用秦王年少、专权地位不受威胁的有利时机,正集中精力招致天下宾客编纂《吕氏春秋》,把它作为嬴政亲政后的教科书,以图日后继续控制秦国的大权。在这种情况下,吕不韦对于同太后的私情能有多大的兴致?他早已过了“不惑”之年,哪里比得上太后的精力!因此,吕不韦在同太后的情感交流中,他自知满足不了太后,彼此间所出现的反差与日俱增。太后与吕不韦对此都有明显的察觉,只是谁都不肯说破,双方往往都是用掩饰来从形式上维系不久前重新建立的关系。这一点,却是吕不韦始料所不及的。确切地说,他当初对此事并没有进行过深虑。出身于商人的吕不韦,尽管有时也难免遇事有所疏忽,但毕竟是一位以善于进行预测而见长的人。否则,他怎能在经商时发了大财,成为远近闻名的阳翟大贾?他深深懂得“人无远虑,必有近忧”的至理名言,并以此规范自己的言行。当他确信自己无论如何也难以满足太后的情欲,而秦王嬴政又年岁日壮时,便决定当机立断,从困境、险境中立即拔出双脚,像以往经商捕捉时机时那样。他深知,秦王已不再是一位少年,太后又如此纠缠不休,一旦私情被秦王发觉,岂不大祸临头。当然,吕不韦并没有因为思念至此而浑身战栗,他是在寻求走出困境、险境的办法。在吕不韦看来,途径与办法总会是有的,这是他自经商和从政以来所形成的一种常常引以为得意的信念。
吕不韦似乎是不费思索便在脑海中形成方案:为着免祸,必须立即从太后那里拔出腿来;而步出险境,摆脱太后的纠缠,这就需要寻找一个壮年男子作为自己的“替身”,诈称施以腐刑,然后便可以“宦者”的身份在后宫中侍奉太后,自己不就可以从太后那里解脱了吗。只是,太后的身份比不得寻常百姓人家,因而方案的实施自然要周全而谨慎,出不得半点差错。
吕不韦为施金蝉脱壳之计,已谋划一月有余。一日,吕不韦到宾客们的书房察看编书的情况,在堂前闻听一阵笑声传了出来。
原来是一位门客正在叙说近日京郊发生的一段趣闻。可是,他此时绘声绘色地讲给同事们,似乎一切都是他亲眼所见,并提到了“大阴人”某某。
言者无心,听者有意。事后,吕不韦派心腹门客出城访求,将“大阴人”嫪毐召至府中,作为自己的侍从宾客。而吕不韦的其他宾客,并不知晓这位新来的宾客便是故事中的“大阴人”。
一日,在吕不韦府中举行“倡乐”。吕不韦授意嫪毐表演他的“绝活儿”,观者无不捧腹大笑。吕不韦的目的,是想使太后闻知此事。数日后,吕不韦有意留宿在太后宫中。私谈时,吕不韦得知太后对嫪毐很感兴趣,便笑着对太后说道:如此如此,便可以使嫪毐长久在宫中侍奉太后。
吕不韦为避祸,寻求“大阴人”嫪毐入宫中代替自己来侍奉太后一事,司马迁《史记》有如下的一段记载:
秦王年少,太后时时窃私通吕不韦……始皇帝益壮。太后淫不止。吕不韦恐觉,祸及已,乃私求大阴人嫪毐以为舍人。时纵倡乐,使嫪毐以其阴关桐轮而行。令太后闻之,以啖太后。太后闻,果欲私得之。吕不韦乃进嫪毐,诈令人以腐罪告之。不韦又阴谓太后曰:“可事诈腐,则得给事中。”太后乃阴厚赐主腐者吏,诈论之,拔其须眉,为宦者,遂得侍太后。太后私与通,绝爱之。
太后自得到嫪毐后,宠幸无比。不久,太后便怀有身孕,咸阳的宫中人来人往,太后担心事情被张扬出去,便诈称请人占卜,年内将有灾祸降临,不宜居于咸阳的宫中,要到外地去避灾。于是太后的车驾便西行前往秦国的故都雍城(今陕西凤翔),居于雍城中的大郑宫内。太后到雍都,实际是为着避人耳目,生下腹中的胎儿。
太后到雍都“避难”,嫪毐作为太后的侍从少不得经常往来于咸阳与雍都之间,陪伴太后,太后给予嫪毐很厚重的赏赐。太后暂居雍城的一段时间内(太后生下一男后,不久又怀有身孕,再度到雍都“避难”),咸阳城内太后宫中的大事小情以及有关国家政务的一些大事(秦王嬴政当时尚未亲政),都取决于嫪毐。嫪毐手中的权势日益膨胀,以至于“家僮数千人”。宾客中不少人见嫪毐权势日盛,争着做嫪毐“舍人”的,不下千余人。秦王嬴政八年(前239年),嫪毐被封为长信侯,并赐给山阴地,让他居住,又把河西太原郡,作为嫪毐的封国。嫪毐由于受到太后的宠幸,在秦国的权势很快便发展成与吕不韦的势力不相上下,并最终引发了与秦王嬴政的以兵戎相见。
秦王嬴政是一位个性很强的人,“天性刚愎自用”(《史记·秦始皇本纪》)。他少年即位,国家大权掌握在相国吕不韦手中,尊称吕不韦为“仲父”。年少的秦王知道身旁的相国是自己的恩人,父亲能立为太子、贵为秦王,完全是得力于这位长者。自己年少,不能亲政,因此嬴政把相国执掌国家大政视为理所当然。在吕不韦与秦王嬴政的关系上,前者视后者犹如父之爱子,关怀备至;在秦王嬴政的心目中,父亲早逝,相国不失长者风度,犹如自己的亲生父亲一般。秦王嬴政由衷地称吕不韦为“仲父”。在即位的初年,仲父是他心目中备受崇敬的人物。
随着秦王嬴政年龄的增长和亲政日期的临近,吕不韦、嫪毐专断国家大权的这一事实,使秦王嬴政愈发觉得犹如芒刺在身,难以继续忍受下去。在吕、嫪二氏之间,最使秦王嬴政无法忍容的是嫪毐。
嫪毐入宫前的身世,史无记载,从入宫后他的所作所为来推断,原不过是市井中的无赖之徒,既不拥有产业,也没有受过什么教育,看不出有什么真实本事。吕不韦将他选入宫中,侍奉太后,不过是因他是一个壮年男子,是什么“大阴人”,才令他扮演一个下贱的角色,满足太后的特殊需求,为自己脱身免祸。谁知嫪毐入宫后在太后的宠幸之下,权势竟膨胀那样之快,这倒是吕不韦所始料不及的。
一个无赖之徒在政治上骤然得势,乃至于窃取了国家大权,这是件很可怕的事,它不仅会给国家和人民带来灾难,而且对于嫪毐本人来说,他那空虚、狂妄的头脑,使得他不知道该做些什么来规划未来。他的所作所为,纯属小人得志。对于嫪毐来说,他只能一是不择手段、不计后果无休止地继续攫取权势,二是用荒淫无耻的生活来麻醉自己,填补精神上的空虚。而后者,往往成为这类人物自取灭亡的导火线。
据《说苑·正谏》的记载。一次,嫪毐与秦王的侍中左右贵臣饮酒博戏,酒醉后彼此发生口角。嫪毐无理,自恃有权有势,破口大骂道:“我是秦王的‘假父’,你这小子凭什么竟敢与我对抗?”
秦王侍臣见嫪毐怒睁圆眼,高声斥骂,便忍气吞声地走开了。回到王宫,侍臣把嫪毐所辱骂的恶言秽语一一向秦王禀报。秦王嬴政非常恼怒,决心待机收拾嫪毐。
秦王嬴政九年(前238年),秦王嬴政22岁,按照秦国的惯例,应加冠亲政。在秦王举行加冠礼前夕,有人正式向秦王告发:长信侯嫪毐并非是宦者,经常与太后秽乱宫中,并生有两个男儿,都藏匿在民间;长信侯与太后曾有密谋:一旦大王驾崩,便立长信侯与太后所生的儿子为秦王。
秦王嬴政密令有关官员立案追查,结果是所告皆属事实。由于加冠礼举行在即,秦王并没有立即下令逮捕嫪毐,而是采取“欲擒故纵”的计策,按预期前往雍都举行冠礼,待嫪毐有所动作时,再一举扑灭。
嫪毐门下耳目甚多,秦王立案调查“宫闱秽事”的消息,很快便传入嫪毐耳中,嫪毐这时才感到有些恐慌,急忙与太后在一起商议对策,密谋在秦王去雍都举行冠礼的时机发兵作乱。
秦国自商鞅变法时迁都于咸阳,但先王的祖庙仍在故都雍城。秦王嬴政从咸阳来到雍城祖庙举行加冠典礼,礼毕宿于蕲年宫。蕲年宫是雍都的一处郊祀祈年的斋宫,秦汉时帝王多在此祭祀后稷、五畴和先王。
当秦王嬴政下榻于蕲年宫之际,嫪毐一伙便按照事先的密谋,趁机矫借秦王御玺及太后玺发兵作乱,征发县卒、卫卒、宫骑以及门下舍人,向蕲年宫进发,企图一举推翻秦王嬴政的政权,另立新君。
秦王嬴政在前来雍都之前,对嫪毐一伙的密谋早有察觉和防范。当嫪毐一伙发兵举行叛乱时,秦王嬴政便立即派相国昌平君、昌文君率兵镇压叛乱,嫪毐兵败逃走,秦王发兵追击,斩于好畴(今陕西乾县东),叛乱很快便被平息。
参与嫪毐叛乱的大臣有卫尉竭、内史肆、佐弋竭、中大夫令齐等20余人,被捕后一律枭首并车裂示众,灭其宗族。嫪毐门下的舍人,轻者则罚为鬼薪,一律没收其家财,夺爵迁蜀者多达4000余家。
平定嫪毐叛乱是秦国当时的一个重大的政治事件,从卫尉、内史等中央政府重要官员参与叛乱的事实中可以看出,这一事件的根本原因并非是什么“宫闱秽事”,而是以秦王嬴政为首的政治势力同以嫪毐为首的政治势力为争夺国家统治权力的一场斗争。
自秦王嬴政加冠并向相国昌平君、昌文君下达平叛命令那一日起,秦王嬴政事实上已在秦国亲临政事,成为集国家军政大权于一人手中的又一位秦国国君。
秦王嬴政赴雍都加冠之前,在立案秘密追查嫪毐“宫闱秽事”时,案情已牵连到相国吕不韦。嫪毐是在吕不韦的密谋之下入宫侍奉太后的,他的权势日增,事实上得到了相国吕不韦的庇护,有无法推卸的罪责。当秦王嬴政得知事情的全部真相之后,他对吕不韦十分恼怒,脑海中的“仲父”形象即刻全部崩毁。
与嫪毐不同,吕不韦不仅是一位出色的大商人,在秦国执政12年的无数事实表明,他还是一位了不起的政治家。在秦王嬴政面前,吕不韦知道如何检点自己的言行。因此,吕不韦在秦王嬴政的心目中,一直是令他尊敬的“仲父”。秦王嬴政年龄的增长与吕不韦专政的客观事实,确实是使二人之间不时产生矛盾,但嫪毐集团的存在以及嫪毐本人的专横跋扈,使得秦王嬴政同吕不韦的矛盾,同与嫪毐相比,毕竟是居于次要的地位。
吕不韦与嫪毐一案有牵连的大量事实,对秦王嬴政的刺激太大了。昔日的“仲父”竟是他生母的情夫,这就是秦王嬴政必须接受的事实。这对于个性很强的嬴政来说,这是无法容忍的。特别是嫪毐集团的叛乱,使秦王嬴政对吕不韦势力的存在不得不采取必要的措施来加以解决。
秦王嬴政在平息嫪毐叛乱后,何尝不想连吕不韦也一起除掉,将他杀死。史书记载:秦王嬴政考虑到吕不韦“奉先王功大,及宾客辩士为游说者众,王不忍致法”。实质上是因为吕不韦集团在秦国执政12年,在当时还具有相当的势力,宾客辩士为他游说便可以证明这一点。秦王嬴政不是不想除掉吕不韦,而是鉴于吕不韦还有一定的势力,时机不成熟,绝不是秦王嬴政不忍心将吕不韦法办。
秦王嬴政十年(前237年)十月,当秦王嬴政的统治地位稍加巩固的时候,便正式下令免除吕不韦的相国职务,勒令他立即离开咸阳,回到河南洛阳的封地,正式剥夺了他在秦国所把持的长达12年之久的军政大权。
在吕不韦被逐至河南封地后的1年多时间里,他门下的宾客仍然接连不断地从河南前往咸阳,为吕不韦说情,企图使吕不韦回到咸阳重新执掌国政。为吕不韦说情的宾客穿梭般地往来于洛阳与咸阳,人数与次数之多,令人吃惊,即所谓“文信侯就国河南,岁余,诸侯宾客使者相望于道,请文信侯”。
秦王嬴政对上述这种反常现象颇为警觉,“恐其为变”,便正式赐书给吕不韦,作为对吕不韦宾客们说请的公开答复。吕不韦宾客们的说情,事实上是得到吕不韦的默许和指使的,因而秦王嬴政在赐书中直接质问吕不韦:
君何功于秦,封君河南,食十万户?君何亲于秦,号称仲父?
与此同时,秦王下令将吕不韦及其家属迁往蜀地。
面对秦王嬴政赐书中的质问和举家迁蜀的命令,吕不韦终于从抱有一丝幻想中省悟:自嫪毐败亡以来,秦王嬴政采取的是步步紧逼的策略,等待自己的只有一死。于是吕不韦拿定了主意,不愿意再经受秦王对自己的精神折磨与羞辱,与其被他人诛杀,不如自尽而死,便饮鸩酒与人世告别。
吕不韦自杀而死后,他门下的宾客数千人私自将吕不韦葬于洛阳北芒山,参加送葬的人很多,场面很大。当秦王嬴政闻知此事后非常气愤,认为这是借给死人送葬向自己示威,便下令对参加送葬的人分别进行如下的惩罚:
原是从三晋地区迁至秦国的人,一律驱逐出国;
原为秦国人、俸禄在六百石以上的免爵流放;五百石以下者,可不免爵,但临丧者也要迁走。
同时申明:“自今以来,操国事不道如嫪毐、不韦者,籍其门,视此。”
所谓的“逐客风波”,应该就是在这种政治斗争的大背景下发生的。
秦王嬴政对吕不韦的愤恨,一是政治路线的不同,他们分别选择的是用严刑酷法和仁政德义来治国,这导致二人形同陌路。但更为关键的还是权力之争,新崛起(可能已经隐忍多年)的秦王要专权独断,吕不韦也不会轻易放弃权力,两人只能拼杀到底,为了自己的利就必然对别人要有所害,其他亲情在权力和利害面前也是可以弃如敝屣的。结果秦王嬴政取得了胜利,秦国政坛实现了焕然一新。李斯原是吕不韦门下的舍人,吕不韦对他有知遇和提携之恩,并且,李斯长期在丞相手下工作,两人的私人关系应该不错,所以吕不韦的葬礼上绝对少不了李斯的身影。现在逐客令一下,那些宗室贵族又趁机煽风点火,逐客的范围逐渐扩大,变成对所有的东方人一刀切,统统要离开秦国。来自楚国的李斯也不得不打点行装。但他很清楚,秦国这种褊狭短见的举动,不仅对他本人,尤其是对秦国的发展前途极其有害。于是李斯就在被驱逐的途中上书秦王,力陈“逐客”之弊,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谏逐客书》,曾被后代的《文选》《古文观止》等书收为典范之文。
李斯在上书中指出:“我听说秦国要赶走所有异国之客,这是错误的决定!”接着他从秦国的发展史谈起,历数异国人对秦国发展所做出的贡献。春秋时代的秦穆公,是强秦的奠基之君,他重视求取人才,从西戎迎来由余,从宛地(今河南南阳市)得到百里奚,从宋国招来蹇叔,从晋国选用丕豹和公孙支。穆公重用这5人,兼并大小国家20个,称霸西戎,而这5人却都不是秦国人。战国中期的秦孝公,任用卫国人商鞅进行变法,使秦国移风易俗,人口繁盛,兵强国富,百姓乐于为国家所用。秦国威望大大提高,诸侯无不亲服,征楚击魏,扩地千里,至今秦国仍承用其制度,称雄于诸侯国。接着秦惠文王用魏国人张仪的计略,向东拔取三川(战国郡名,治今河南洛阳市东北,因此地有黄河、洛河、伊水之会而得名)之地,向西吞并巴蜀(巴郡和蜀郡的统称,包括今重庆市、四川省全境)之国,向北收复上郡(治今陕西榆林县东南)15县,向南由楚国手中取得汉中(战国郡名,治今陕西汉中市东)之地600里。张仪任相期间,秦国包抄九夷(泛指多种东夷族群),控制楚国的首都郢(今湖北荆州市江陵县)和重地鄢(今湖北宜城县),向东据有著名的险要之处成皋(今河南荥阳汜水镇西,一面临黄河,一面在山顶筑军事要塞),迫使别国割让肥沃膏腴之地给秦国;他又纵横捭阖,拆散了六国的反秦“合纵”之盟,使他们一个个恭敬地事奉秦国。张仪的种种功绩使秦国至今受益。到了秦昭王时,又用魏国人范雎。范雎高瞻远瞩,以计去除秦国朝廷上专权的外戚亲贵大臣魏冉,驱逐了华阳君,加强了王室,削弱了私门。范雎提出的“远交近攻”之策,不断蚕食各诸侯国,奠定了秦国霸业的基础。上述4位秦国国君,都是靠任用客卿而为秦国的发展建立了功勋。由此看来,异国之来客,实在无负于秦国!假如这4位君主,也像今天这样拒绝外客而不纳,疏远才能之士而不用,那么就等于让秦国没有今天的富足实利,让秦国没有今天的强大威名了!
李斯又说:“今天秦王到处去搜罗昆山(今新疆和田东北400里的昆岗以出产玉石著名)之玉和随和之宝(昔日随侯路遇灵蛇口衔径寸之明珠,绝白而有光,因献随侯,号称随珠;楚国卞和得美匠治成玉璧,号称和氏璧)。秦王的身上悬垂着昂贵的明月之珠,佩戴着价值连城的太阿之剑(传说楚王命欧冶子干将做钢剑三把,一为干将,二为莫邪,三为太阿),乘驾北狄引进纤离、蒲稍之类的骏马,树起用鲜艳的凤羽制成的大旗,旗帜的旁边是用灵异的鼍(今天珍稀的扬子鳄)之皮蒙起的令鼓。这些多种多类的珍宝,没有一样是秦国所产出的,但是陛下却非常喜欢它们,甚至一刻也离不了它们,这又是为什么呢?假如一定是秦国所生出的物品才可以在秦国容身,那么夜光之玉璧就不应该作为装饰品摆设在朝堂,犀牛角和象牙做成的工艺品也不应该作为王公贵族的赏玩之物放在身边,郑国和卫国的美女不能再充斥后宫,骏马良骑之类再也不会塞满秦王的外厩,江南所出产的铜和锡、西蜀所出产的丹砂和诸种红色青色的颜料也不能被秦国所利用。假如装饰后官、充当陈列物品让人们能够开心意、悦耳目的东西都一定要出于秦国才可以的话,那么韩国宛(今河南南阳)地所产之珠做成的簪珥和齐国阿(今山东东阿)所产之锦编制成的衣物就不会再出现在秦国,而高雅多艺、姿容优美、歌舞妙曼的赵国女伎也不会再站立在秦王身边。那么,就只能剩下敲瓦击缶、弹吹筝竽等简单乐器,并伴之以手击脚踏、大声呼叫的乐歌,这样一些所谓真正的‘秦声’了。郑国和卫国的桑间濮上之声,以及古典的韶乐、大武,本都是别国的音乐舞蹈,现今秦国为什么抛弃那种敲瓦击缶的传统,而采用郑卫的舞音呢?为什么不弹吹筝芋而取韶乐、大武呢?这还不是后者更能让人精神愉悦、更适合于美的观瞻吗?对声色珠玉等玩好之类,陛下并不因其非秦所产而摒弃,为什么偏偏对士人就‘不问可否,不论曲直,非秦者去,为客者逐’呢?这样做,只能说明秦王重声色珠玉而轻视人才,这绝不是想要‘跨海内、制诸侯’的君主所应采取的态度!”
最后,李斯正面陈述自己的论点。他指出:地广者粮多,国大者人众,兵强者士勇。泰山再大也不抛弃细小的土壤,所以能成就其宏大;河海再深也不拒绝细小的水流,所以能成就其深远;成就天下王业的圣人,绝对不会不接纳众多的普通人,所以才能使其仁德光耀千古,为万人敬仰。要建帝业的君主,就必须要有泰山和河海一样的博大胸襟。地不论四方,民不论本国异国,都必须广为容纳,这样他才能长久拥有最多最好的资源,天帝鬼神都会为他降福,这就是过去的五帝三王(五帝是指黄帝、颛顼、帝喾、唐尧和虞舜,三王指夏禹、商汤和周文王、武王)之所以无敌于天下的原因呀。而秦国今天抛弃客卿,无异于给我们的敌国以资助;秦国今天逐出宾客,无异于为周围的诸侯供给人才。由此使得天下的士人退出关中,像裹足一样再也不敢向西进入秦国,这不正是给敌寇送上兵器,给强盗献上粮草,帮敌人的大忙吗?把天下的智谋之士推给敌国,使天下的民众为敌国所用,这对秦国来说不是太危险了吗?其实,正像异国的物产虽然不出产于秦,却可以为秦国所用一样,异国的士人能忠于秦国的还是很多的。如果把他们统统推给敌国,使亲者痛而仇者快,不但会造成秦国的人才危机,而且又为自己多树怨敌,这样一来想要使国家没有危险,就再也不可能了。
这就是李斯著名的《谏逐客书》。这篇上书环环相扣,一气呵成,鞭辟入里,文质俱佳,具有极大的说服力和感染力,不愧为上乘佳作。秦王嬴政一口气读完了这篇长达千字的《谏逐客书》,阅罢后沉思无语,久久不能平息。李斯在上书中所列举的由余等五子、商鞅、张仪、范雎等来自国外的客卿辅佐穆公、孝公、惠王、昭王四君富强秦国的事实,可谓人所共知,无法否认。李斯所列举秦王享用的珍宝声乐,有哪一不是来自秦国之外?特别是上书中关于逐客之害在于“弃黔首以资敌国,却宾客以业诸侯,使天下之士退而不敢西向,裹足不入秦。此所谓‘藉寇兵而赍盗粮’者也”的一段话,使秦王嬴政读完后不禁惊出了一身冷汗。上书结尾的“今逐客以资敌国,损民以益仇,内自虚而外树怨于诸侯,求国无危,不可得也”,字字重于千钧,使秦王嬴政终于在宗室大臣们的喧嚣声中猛省过来。秦王以一位政治家的姿态,当机立断,下令废除即将公布执行的逐客令,恢复李斯的官职,继续采用李斯的计谋。秦王嬴政所面临的一场政治危机,终于因李斯《谏逐客书》的被采纳而成为过去,从而拨正了秦国的历史航船。
此后,李斯在辅佐秦王嬴政兼并天下的斗争中,被任命为廷尉,负责秦国司法和重大案件审理工作,参与国家机要大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