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斯在秦国的努力没有白费，他受到秦王嬴政的重用，以卓越的政治才能和远见，顺应历史发展的趋势，佐助秦王制定了吞并六国，实现统一的策略和部署，并努力组织实施。结果仅仅用了10年的时间，就先后灭了六国，于公元前221年建立了我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制的封建国家，完成了统一中国的大业。
秦王宫殿即著名的咸阳宫，北踞北陵，南跨渭水，宫殿建在巨大的台基上，台基是用一层层的夯土筑成。宫殿的前面高耸两座东西向对的石阙，阙上装饰有龙凤纹饰，雄伟壮观。从阙向北，宫殿一列列建筑有序，殿顶覆盖着绳纹筒瓦、板瓦和云纹瓦当，并有各种禽形兽形工艺点缀。宫中地面皆用细密的红色夯土筑成，既坚实又光滑。宫殿群中最高大最雄伟的建筑物曰“紫宫”，象征天上的帝宫。秦国把这座宫殿象征天帝宫阙，以示要兼并天下，建立一统帝业。
吕不韦任李斯为郎，把他安排在秦国政权的枢纽处，是要让他进入秦国的中央机构。吕不韦向秦王奏道：“李斯治国奇才堪当重任，大王圣聪，定能知人善用。”
李斯当上郎官，进入咸阳宫以后，即开始研究秦国的统一方略来，在李斯看来，秦国已经具备了统一的各项条件。这是因为，秦王嬴政拥有得天独厚的优势——秦国历代君王所留下的强盛基业。
秦的祖先，据《史记·秦本纪》的记载，为“颛顼之苗裔，夏、商二代亦为‘诸侯’。秦祖非子，在周孝王时因养马有功而受封于秦（今甘肃清水东北），赐姓嬴，实际上是一个附庸小国。数传至秦襄公时，适值周王危机，秦襄公率兵力救周幽王，后来又护送周平王东迁洛邑，颇有战功，始得列为诸侯，‘与诸侯通使聘享之礼’。所谓周平王赐给秦襄公岐西之地，实际上是让秦从戎族手中夺回岐丰一带的土地。秦襄公和他的儿子秦文公为此进行了历时二代的战争，终于打败了犬戎，占据了以岐丰为中心的渭水流域，为后来的秦穆公称霸西戎奠定了基础。”
秦成为西方的强国，是于秦穆公任好在位（前659—前621年）期间。秦自建国以来，一直处于戎狄势力的包围之中。自从秦德公迁雍（今陕西凤翔县）以后，秦宣公、秦成公在位的十五六年期间，秦对四周戎狄势力的斗争并没有取得重大的进展。秦穆公任好即位后，锐意改革图强，广招天下贤才，“西取由余于戎，东得百里奚于宛，迎蹇叔于宋，丕豹、公孙支于晋……并国二十，遂霸西戎”。（《史记·李斯列传》）与此同时，秦国的社会经济也有了迅速的发展，成为名副其实的西方强国。春秋后期，晋国的赵孟曾说过这样一句话：“晋、楚、齐、秦，匹也。晋之不能于齐，犹楚之不能于秦也。”（《左传》襄公二十七年）可见，自秦穆公“开地千里，遂霸西戎”，直到春秋末期，秦一直与晋、楚、齐并列为当时的四大强国之一。
当历史进入战国时代后，秦的西方强国地位一度面临着严重的挑战。战国初年，魏文侯在魏国实行社会改革，使魏国成为战国初年最为强盛的国家。
战国初年，同魏国形势恰成相反对照的是，秦国自厉公（公元前476年即位）历经躁公、简公、出子（公元前385年被杀）的90年间，庶长专权，废立国君，内乱不已，国势渐衰，在对外战争中屡屡兵败于魏，丢城失地，即所谓“厉、躁、简公、出子之不宁，国家内忧，未遑外事；三晋攻夺我先君河西地，诸侯卑秦，丑莫大焉”。（《史记·秦本记》）
公元前413年，魏攻秦，败秦于郑（今陕西华县）；
公元前412年，魏攻占秦国的繁庞（今陕西韩城县南）；
公元前409年，魏文侯任命吴起为将，两年之中陆续攻取秦国的临晋（今陕西大荔东南）、元里（今陕西澄城东南）、洛阴（今陕西大荔西南）、邰阳（今陕西合阳东南）。
魏在攻占秦国上述地区后，设立西河郡（辖境相当于现今陕西华阴以北、黄龙以南、洛河以东、黄河以西地区），任命吴起为西河郡郡守。这种形势，对于秦国来说是十分严峻的。
公元前385年，秦献公（公子连）即位，他废止殉葬陋习，“止从死”；迁都栎阳并在栎阳设县；“为户籍相伍”；“初行为市”，在秦国实行社会改革。秦献公改革收到了富国强兵的显著成效，于公元前366年至公元前362年在对韩、魏联军的三次战争中大获全胜，初步扭转了对外战争中被动挨打的不利局面。
公元前361年，秦献公死，次年，其子渠梁即位，是为秦孝公，时年21岁。秦孝公并不以秦献公改革所取得的成绩为满足，为从根本上富强秦国，使秦国在七雄并立的形势中处于有利的地位，他决心在秦国实行变法革新，向全国公布了他的变法求贤令，公孙鞅（后受封于商，史称“商鞅”）因此而由魏入秦。
秦孝公任用商鞅在秦国变法，在秦国获得了巨大的成功，成了战国时期令诸侯震惊、士民瞩目的重大历史事件，为秦国日后的国富兵强、兼并诸侯奠定了基础。
商鞅年轻时深受李悝等法家思想影响，很想干一番事业，然而卫国极为弱小，不是他施展才干的地方，便跑到魏国，在魏惠王的相国公叔痤手下做了一名门客。不过，公叔痤很快便发现商鞅是个人才，于是便想把他推荐给魏王。
一次，公叔痤病了，魏惠王亲自来探问病情。公叔痤趁机对魏惠王说：“商鞅年少有奇才，可任用为相。”魏惠王听了，并未作声。公叔痤见状知道魏王不肯重用商鞅，于是又对魏王说：“大王如果不用商鞅，就把他杀掉，千万不要让他跑到其他国家去，不然后患无穷。”魏王答应了他，然后就起身回宫了。
魏惠王刚走，公叔痤就马上命人找商鞅来，告诉他说：“刚才我向大王推举你，不过我看大王并没有任用你的意思。于是，我让大王把你杀掉，大王答应了，你必须立即离开魏国。”
商鞅不以为然，笑着说：“大王既然没有听您的话重用我，又怎么会听您的话杀了我呢？”于是，他哪儿都没有去。
不出商鞅所料，魏惠王离开后，对左右说：“公叔痤真是病糊涂了，一会儿让我重用商鞅，一会儿又让我杀掉他。这不是荒唐透顶吗？”
当时，秦国比较落后，秦孝公为了使秦国称霸，决心征召有才能的人。他在求贤诏令中说：“不管是本国人，还是外国人，只要能献出奇计良策使秦国强盛者，就封他做高官，赏他大片土地。”
当时，公叔痤已经去世，商鞅知道魏惠王一定不会重用自己，当他听说秦孝公招纳贤才的消息后，就决定到秦国去。
到了秦国以后，商鞅通过秦孝公的亲信景监的介绍，与秦孝公面谈了三次。
商鞅第一次见到秦孝公时，向他大讲尧舜禹的仁义，要求秦孝公学习他们，行帝王之道。秦孝公根本听不进去，直打瞌睡。第二次见秦孝公时，商鞅把第一次的话重复了一遍。此时秦孝公显得很不耐烦，生气地对商鞅说：“你怎么这么迂腐？我如何能重用你啊？”第三次会面时，因为商鞅已经摸清了秦孝公急于称雄于世的思想，大讲富国强兵之道，他说：“一个国家想要富有，必须注重农业；要强大，必须奖励将士；要把国家治理好，必须有赏有罚。有了重赏，百姓就能拼命；有了重罚，百姓就不敢犯法。有赏有罚，朝廷才有威信，一切改革也就容易进行了。”秦孝公听得津津有味，一连和商鞅谈了好几天，并决定重用商鞅，变法图强。秦孝公要任用商鞅实施变法的消息传开后，秦国贵族认为侵犯了他们的利益，均表示强烈反对。秦孝公于是把大臣们召集在一起，让他们讨论。
商鞅说：“有独到见解，做法高明的人，总会受到世俗常人的讥笑和反对。愚笨的人在事情发生后还不知为什么，而聪明的人却能做出正确的预见。一般人不能和他去商量革新和创造，只能让他们坐享其成。做大事业的人，用不着跟一般人商量，只要能使国富民强，就不必按旧制度去办，也没有必要遵守老规矩。”秦孝公觉得商鞅讲得非常有道理。
然而，贵族甘龙却反对说：“我听说圣贤之人不用改变民众的习俗来推行教化，明智的人不用改变原来的制度来治理国家。依据旧制度治理国家，官吏熟悉，百姓安定。如果不按老规矩办事，随意变动旧法，天下的人就会议论，甚至会引起混乱。”他要秦孝公好好考虑考虑，不能轻举妄动。
商鞅立刻反驳说：“一般的人安于现状，书呆子只会墨守成规。让这两种人做官，只能是照章办事，无所作为。三代不同礼，都成了王业；五霸不同法，也都成了霸业。聪明人立法，愚笨的人只能受法的管制；贤明人根据情况变更礼俗，不贤之人只能受礼俗的约束。”商鞅要秦孝公坚定变法的信心。
另一贵族杜挚也反对变法，他说：“没有百倍的好处，不必变法；没有十倍的功效，不用更换旧的东西。遵守旧法没有错，依照旧礼不会出偏差。”希望秦孝公维持现状，不必变法。
商鞅针锋相对批驳道：“过去的帝王并不是走同一条路，该仿效哪个帝王？成汤与周武王，他们并没遵循古代的制度，不是兴旺发达起来了吗？夏桀和商纣王，没有改变旧有的制度，不照样灭亡了吗？如今，想要使国家富强起来，怎能不变法呢？”
商鞅滔滔不绝，说得大臣们哑口无言。秦孝公听他讲得头头是道，大加赞赏，并深有省悟地说：“鄙野小巷的人少见多怪，孤陋寡闻的夫子才喜欢无谓的争论。愚人高兴的，正是明智人感到可怜的；狂妄人称快的，正是贤能人所担心的。拘泥于世俗的那一套议论，我不再想听了。”
通过这场舌战，以杜挚、甘龙为代表的守旧派失败了，也更加坚定了秦孝公变法的决心。
秦孝公下定决心变法，任命商鞅为左庶长，掌握军政大权，开始进行一系列重大改革。
商鞅从小受法家思想的影响，以至于在秦国主持变法时，从实际出发，全照搬李悝的主张。譬如，耕战政策，当时有很多政治家都在各诸侯国实行过，但只有秦国有显著的效果，其中主要原因，就是商鞅从秦国的实际情况出发，制定出奖励军功等一系列具体的行之有效的政策。所以，他的改革十分有成效。据《史记》记载，商鞅在秦国推行改革10年后，“秦民大悦，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乡邑大治”。
商鞅变法的确实现了秦国的富国强兵。史书评价：“商君治秦，法令至行，公平无私，罚不讳强大，奖不私亲近。”因此，“变法之后，道不拾遗，民不妄取，兵革强大”。用今天的话说，商鞅变法有利于生产力的提高，有利于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同时也提高了综合国力。不可否认，商鞅变法为秦王朝统一中国奠定了全面的基础。商鞅的变法适应历史的潮流，推动了历史的前进。所以“商君死”而“法未败”，不像王安石诸人，人死而法废。
秦孝公以后的历代秦国国君，坚持商鞅以法治国的路线，把耕战（亦称“农战”）奉为基本国策，重农（本）抑商（末），实行以客卿为将相的制度，在法制建设中成效卓著，又制定并执行正确的外交路线，从而使秦国的国势在惠王、武王、昭王以及孝文王、庄襄王期间蒸蒸日上，在兼并战斗中越发处于有利的地位。
秦惠王在位27年，他坚持实行商鞅的新法，重用张仪、公孙衍、司马错、陈轸等一批“客卿”，以他们为将相，从魏国手中取得西河郡和上郡，兼并巴蜀，攻取义渠25城，大败韩、赵的军队，夺取楚国的汉中地区，对外战争屡获胜利，秦国领土不断地扩大。
秦武王在位仅4年，这位雄心勃勃的国君，为跃兵于中原，派大军攻陷韩国的重镇宜阳，说什么“窥周室，死不恨矣”，用以明志，因举鼎过力，伤身而死。
秦昭王于公元前306年即位，在位长达56年。在秦国历史上，秦昭王是为秦国富强做出突出贡献的一位君主。秦兼并山东六国的战争，事实上从秦昭王时期已经开始，请看秦昭王时期兼并山东六国领土的如下记录：
公元前318年，魏、赵、韩、楚、燕五国合纵攻秦，不胜而回。这一事实从反面说明，兼并山东六国已成为秦国的战略目标。
公元前300年，秦兵大败楚军，杀楚将景缺，攻取楚国的襄城；
公元前293年，秦将白起大胜韩、魏联军于伊阙，斩首24万；
公元前290年，魏、韩因兵败于秦，分别把河东地方400里和武遂地方200里献给秦国；
公元前278年，秦将白起攻陷楚都鄢郢，建立南郡；
公元前273年，秦将白起大败赵军于长平，坑杀降卒40万；
公元前256年，秦灭西周君。同年，周赧王卒，名义上的周天子已不复存在。
秦国在惠王、武王特别是昭王时期所兼并的大片领土上，先后建立了巴、蜀、汉中、上郡、河东、陇西、南邵、黔中、南阳、北地十郡。这就是秦昭王为嬴政所留下的基业。
历史事实表明，当秦王嬴政君临天下的时候，兼并六国已是大势所趋。然而，大势所趋只能说明秦已具备了兼并六国的客观条件，是一种可能性。把这种可能性变为现实性，则是一场惊天动地的伟大事业，李斯辅佐秦王嬴政出色地完成了这一伟大的历史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