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黎锦晖的湖南老家，受广东革命风潮的影响，最近的数年，都在闹轰轰烈烈的农民运动。黎锦晖的父亲黎松庵先生，虽然住在石潭坝乡那个悬岚倒翠的菱角村，却仍然算得上是一个远近闻名的大户。
黎松庵先生从前对于族中的贫贱孤苦，一向心怀慈悲。因此，有一班年轻的读书人，在乡间发起斗争土豪劣绅运动时，便预先劝黎松庵老先生避避风头。这样，黎松庵先生便搬到了湘潭县城湘济街9号的一处大宅院中居住。黎锦晖这一班去到了外面做事的儿女们，只要有家书寄回湘潭。黎松庵老先生在回函的时候总是不忘叮咛一句：吾侪切莫醉心于流血之政治，学问才是做人的根本。中国未来之希望，大抵从科学艺术中出来。
所以，当时的黎锦晖，面对少年新进的黄秘书长送来的一纸委任书，便客客气气地跟他说：“前阵子在武汉的时候，孙夫人宋庆龄女士也提过要收编的话题，被我婉拒了。现在承蒙白大将军看得上我们这种小剧团，又说要我们到军中效力。但这样做会不会让孙夫人面子上有一点难堪呢？请秘书长回复白大将军，能不能再斟酌权衡一番？”
其时，白崇禧颁发给黄秘书长的少将军衔，在正午的阳光下闪着耀眼的光。黎锦晖不久前不过是黄秘书长治下的一个阶下囚而已。这时候的黄秘书长，何曾把一个歌舞团的小老板放在了眼中！因此，黄秘书长紧了紧腰间扎着的皮带，故意用手拍了一下皮带上系着的小手枪。扔下了硬邦邦的一句话：“我们是国民政府的革命军。谁抗拒革命军的委派，谁就是反革命。革命军对付反革命的唯一有效手段就是枪毙！你自己掂量着办吧。”说完即拍屁股走了。
这才是秀才遇到了兵，有理也讲不清呢。
黎锦晖想到头胀仍然无计可施。便想到了找湖南同乡会中声名远卓的“田老大”——田汉先生坐下来一起商量。田汉快人快语：这个何需惊骇！如果你黎锦晖不想吃这个眼前亏，一拍屁股带团走人，他白崇禧还找得到个鸟影呀。田汉的一席话，真是一语惊醒梦中人！
黎锦晖侧着脑袋一想，这似乎是一个不错的主意呢。其时，黎锦晖亦有两个超级粉丝：一个是上海金融界的实力人士王绶之，另一个是新加坡商人刘廷枚。两人均竭力鼓捣黎锦晖率歌舞团远下南洋诸岛巡演。黎锦晖曾经委托刘廷枚打探南洋各地剧院老板的口风。剧院老板们也觉得这是一个新鲜的事儿，同意免费提供歌舞团巡回演出期间的吃住开销，演出收入嘛可以按三七分成。为了表示合作的诚意，南洋诸地的剧院老板们还预支了三千大洋的演出费，放在中间人刘廷枚那儿。至此，黎锦晖便决心已定了。
黎锦晖在将“中华歌舞团”拉出去之前，曾经把选定的演职员三十余人集中在法租界的萨坡赛路（淡水路）290号住所中强化训练。当时，全团的人在一起吃大锅饭，加上房租、水电、钢琴的租金，每月的开销虽然近千余元，但刘廷枚那一笔三千元的预支资金已经入账，黎锦晖便不觉得经济吃紧。
1928年5月，黎锦晖做好一面绣着“中华歌舞团”几个大字的旗帜，插在乘坐的海轮上，预备出发了。黎锦晖在文艺界的朋友田汉、欧阳予倩、郑振铎，以及袁世凯的儿子袁寒云等，许多的红男绿女都赶到港口为黎锦晖打气。大中华唱片公司的总经理王寿芩，盘算着黎锦晖创作的歌曲，两人间存在着一种互惠互荣的关系，当时也去了现场送行。
当年，黎锦晖率领的中华歌舞团大约是中国赴南洋巡演的首个歌舞团了。歌舞团人员内部大体上也有一个分工：黎锦晖是团长并音乐指挥，女儿黎明晖为副团长专管交际与演出的本分。这时候，二妹黎锦皇到上海的二哥黎锦晖处来闲住，黎锦晖便给她挂了一个女秘书衔，跟随着免费旅游而已。四弟黎锦纾则仍然干他后勤总务的老本行。七弟黎锦光这时候尚未得势，乃跟着男乐师们学本事。一时失业的王人路，也暂且做了一份舞台设计工作。女演员的组成中：黎明晖、徐来、章锦文、王人美、薛玲仙、钱蓁蓁（黎莉莉）、刘小我、黄精勤、张素贞等人，俱是“中华歌舞专修学校”的老学员。李文云、陶醉、陶丽芬、沈慧贞、范山青等数人，则是为了壮大行色而临时培训的。男乐师兼演员则还是：顾梦鹤、严折西、马陋芬、谭光友、罗静华、王人艺等一些旧人。
这样一个演出班子，眼睛明亮的旁观者一眼就可以看出它的硬伤所在：这不过是一个由黎家兄妹主导财权的，家庭作坊式的小演出班子而已。它以后的磕磕碰碰，以及后来的不能壮大，似乎是先天注定的。不过，这仍然是黎锦晖一生中，最觉得爽朗清举的一个时期。
黎锦晖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写就的《我和明月社》一书中，曾经款款情深地回忆过这次赴南洋巡演。大致的文字内容为：
首场演出选择在香港最大的戏院“香港大舞台”。
当时，沉甸甸的绒缎蓝大幕徐徐地拉开之后，黎明晖、徐来、王人美、钱蓁蓁等八位风韵疏淡的女演员，身穿国产雪白纺绸的长衣长裙，优雅非凡地走上了场。她们开腔合唱的第一支歌曲，便是那一首曾经令宋庆龄感动不已的《总理纪念歌》。
当年，“中华民国”的缔造者孙中山先生，在海外华人的心目中，毋疑是崇高的。当时，女孩们在台上刚刚唱出“我们总理”四字，台下的观众们即时全体肃立了。如此，一些身穿大礼服前来观看演出的英国贵族也随之肃然起敬。全场鸦雀无声。
这确是一场令人感动的演出。
当时，黎锦晖安排在香港的演出档期是五天。后来，因日日演出的场次均观众爆满，便又加演了三天。香港的公演尚未完，广州各界即派出了代表，要截中华歌舞团返回广州公演。盛情难却。黎锦晖一行便又回到了广州的永汉大戏院，演出了四天八场。同样是盛况空前。如此，中华歌舞团的全体上下便士气大涨了。
后来，他们又漂洋过海来到了新加坡。在这座华人主导的城市里，当地的华商协会，对于来自祖国的第一支演出团热情颇高。他们安排中华歌舞团在当地最大最好的“大钟楼戏院”连续公演十天。所有的华文报纸纷纷辟出专刊，连续予以追踪报道。这样，黎锦晖在南洋的第一站便火热了。
中国有一句俗话是：树挪死，人挪活。黎锦晖的本意，不过是要躲避白崇禧桂系军阀的纠缠。不料这一走，却意外地闯出了另外一番天地。
中华歌舞团随后辗转演出于吉隆坡、怡保、槟榔屿、曼谷、荷属巴答维亚（雅加达）等八个城市，以及汶岛四地与苏门答腊的四商埠等地，演出场次达数百场，基本上都是颇为顺利的。
当时，南洋的《星洲报刊》和《南星》杂志，曾经连篇累牍地刊载过这样的读者来信：中华歌舞团的“伟大纯洁，真情流露的平民文学的特质，谁都忘不了”！
到了1929年的2月初，中华歌舞团在印度尼西亚的雅加达，进行了最后一场的演出。至此，黎锦晖在南洋的所有巡回演出任务，应该算是圆满完成了。
黎锦晖人在外面躲避风头，歌舞事业在海外取得巨大成功的消息却通过媒体传回到老家湖南的湘潭。黎松庵老爷子居住的菱角村，顿时平添了不少的喜色。
这一年的春节，老二黎锦晖虽说是滞留于海外未归。但老大黎锦熙却携妇带子回到了老家过年。兄弟姐妹十个，虽然单缺少黎锦晖一个，但一大家子暖融融地围绕于黎松庵的身边，那一分新春的喜色自不待细言。
天地人清安的佳节，做母亲的老夫人黄赓，未免对漂泊在海外的老二锦晖，存了一份格外的牵挂。长子锦熙便宽慰黄老太太：“母亲，锦晖这次的南洋巡演是一种为国争光、为祖宗争气的好事您应该高兴才是！”黎父松庵老先生便搭腔：“锦晖这孩子就喜欢搞那些跳跳唱唱的小玩意了。能搞出什么出息呢？”
二妹黎锦皇此番跟着黎锦晖，刚刚从南洋回来，对于二哥从事的流行音乐也就有了全新的认识。她告诉父母说：“二哥在几个文理英才的弟兄中，表面上好像走的是旁门左道，其实，二哥在社会上的影响力一点也不差呢。”
这时，仿佛为印证黎锦皇的话语，大门外的堆子巷间有几个新衣新帽的稚童在燃放烟花爆竹。稚童们拍手齐唱一首儿歌：
飞飞飞，这个样子飞。
飞飞飞，慢慢飞。
要上去，就要把头抬，
要转弯尾巴摆一摆。
要下来，斜着飞下来，
照这样子，飞到这里来。
照这样抬头往上飞，
照这样转弯摆摆尾。
老大黎锦熙听到，就笑了。他转首告诉黎松庵老夫妇：“父亲，母亲，你们听，这个就是老二编写的《麻雀和小孩》的儿歌了。都传回老家了，影响好大哟。”黎松庵老夫妇听到，也就大为宽慰地笑了。
末了，父亲黎松庵说：从老大到老八，你们兄弟数人，也有称得上是成名的人物了。只有老二锦晖，走的路子最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