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的一个晚上，《工人日报》文艺部副主任胡健女士客串中央电视台《东方时空》节目主持人，她率领摄制组一干人等，来我家中对我进行采访。炽亮的照明灯下，微微作响的摄像机前，与我面对面坐着，郑重地向我提出一个又一个问题——
“你是从何时开始写作的？”
我说：“从下乡时候。每天晚上，当知青伙伴们在我周围打扑克、下棋，我便回想白天发生的某件事情，心里产生的某些感想，写在自裁的纸片上。我自己还将这一习惯命为‘普录’，以区别于日记。”
“是以怎样的形式写的？”
我说：“现在想来，大约可以勉强叫作诗、散文、杂感或‘自白’之类吧。”
“你认为，对你的人格形成影响最大的是什么？”
“父母的品德。”
“还有什么？”
“书……”
倏忽间，照明灯和摄像机都不再能干扰我的心理了。回忆将我带回了童年和少年时期……
小时候我家里穷。没有收音机，连“半导体”也没有。给家里买粮买煤买菜，如剩钱有几分的，母亲便会赏给我。攒够八九分，便在某个晚上，跑到街头的小人书铺，坐在一个角落，看上几个小时，三分钱可以看一本厚的。二分钱可以看一本薄的。许多世界名著，都是从小人书看起的。小人书铺，是我童年和少年时期的“三味书屋”。在飘着雪花，或者下着霏霏细雨的夜晚，我曾沉浸在许多美妙的时光中；有一次，一本屠格涅夫的《木木》我没看完，而租书的老人却要回家了，破例允许我带走看。第二天又被同学借去看，结果丢了。我“拉小套”，捡破烂，终于凑够钱，买了一本新的《木木》还给老人。老人感动了，没收。《木木》就成了我自己拥有的一本小人书。“文革”中，小人书铺被砸了，书都被烧了，远远地望着黑烟，我哭了……
我下乡那年，已经有了二十几本书。我将它们放在一个小箱里，藏在床底下。待我返城后，帮母亲搞卫生，从床下拖出了那个小箱子，锁巳锈了。母亲和我，竟都不记得里面放的什么了。我敲掉锁，打开箱子，一股霉味儿散出。箱子已被老鼠嗑穿了一个角，在我的书中生儿育女了……
现在我已拥有许多书了。我爱书。我的一项消闲事，便是包书皮。用上好的挂历的背面，雪白，包得美观极了。亲笔写上书名时，能体会到一种由衷的愉悦。
我曾参加过中央电视台拍摄的“图书节晚会”。当时我手持话筒，站在台上，对着一千多名观众说——朋友们，爱书吧！书对我们心灵的教育和影响，是不亚于父母和师长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