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朱德之外，最高统帅部里还有一个粟裕的知己：刘少奇。
刘少奇是毛泽东最得力的助手与第一个接班人，曾在二十余年间受到毛泽东格外的倚重、信任。复杂激烈的党内斗争中，毛泽东之所以笑到最后，最高领导地位与毛泽东思想指导地位得以最终确立，都有刘少奇殚精竭虑的汗马之功。
刘少奇也因此成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全党二把手。
但毛泽东的信任似乎有一个前提，这位二把手不能插手军队，或者说拥有自己的“山头”与“嫡系将领”。这也是后来两人不幸翻脸时，毛泽东对刘少奇说“你有什么了不起，我动一个小指头就可以把你打倒”的自信之源。
因此，刘少奇虽然曾做过新四军的政委、新四军军分会书记乃至中央军委副主席，但还是没有机会在军事上成就亮点，未能成为后来的三十六个军事家之一，头上也就只有政治家和理论家的桂冠。
刘少奇与粟裕的认识较晚，是在“皖南事变”前夕的1940年。后来，刘少奇对粟裕的信任与推举也是不遗余力的。
这年10月，粟裕和陈毅取得黄桥战役大捷后，与南下的八路军第五纵队会师。当年长征的红军主力与南方丛林的游击队，六年后终于再次融合在一起，也就是喜欢舞文弄墨的陈毅在诗里记叙的一件大事：“十年征战几人回，又见同侪并马归。”
粟裕以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副指挥的身份，在江苏海安主持大会，纪念这一非凡的胜利，并欢迎中原局书记刘少奇以及他带来的八路军第五纵队司令员黄克诚等人。
不久，两支部队奉命统一指挥，成立了新四军、八路军华中总指挥部，陈毅任代总指挥（总指挥叶挺未到职），刘少奇为政委。这便是后来新四军新军部的雏形。
陈毅升职而去，粟裕也跟着前进了半步，开始独立打理江北指挥部。
但这时候，初来乍到的“中央大员”刘少奇，更多倚重的是早负盛名的陈毅，不仅三个月前就决定将苏北各部队（包括八路军南下部队及渡河支援的四、五支队）由陈毅担任战役上的统一指挥，而且不久后他还向毛泽东提议，重建后的新四军军部，“以陈毅代军长”。
粟裕虽然刚创造了黄桥战役以少胜多的军事杰作，被刘少奇称为“有伟大的决定意义”，但他到底还不是军事主官，其运筹帷幄的实际内情并不为人知晓。因此，刘少奇并未对他留下后来的“黑马”印象。
“皖南事变”后，刘少奇担任了华中局书记兼新四军政委，成为华中战略区的一把手，一师师长粟裕正式成为他麾下的战将。
刘少奇在新四军的时间并不长，一年后的1942年3月就奉毛泽东之命返回延安，成为中共中央书记处三位书记之一（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进入了中央核心领导层。但这么短的时间内，他就敏锐地看出了粟裕的出色才干。
离开新四军前的1月20日，他在华中局扩大会议总结工作时，给予了粟裕和他的一师非同一般的评价。
他称赞说：“我一师几年来工作是获得了最大的成绩，在抗战中建立了最大的功劳。在我全军中以第一师部队作战最多，战果最大。”随后，他还具体列举了一师一些战例以及其他许多工作的成绩。
粟裕与其他师长们都参加了这次会议，对这位军部最高负责人的嘉许，他当然由衷高兴，也深感任重道远。
这时候，苏南的新四军六师打得不够好，有不能立脚之势。刘少奇当即向毛泽东提议，由粟裕统一指挥一、六两个师。
毛泽东很快予以批准，粟裕也就独挑大梁，成为唯一同时指挥两个师的师长。
刘少奇经过九个月长途跋涉的“小长征”后回到延安，向毛泽东详细地汇报了自己的工作。其间，他对粟裕还赞不绝口，高兴地说在华中局和新四军工作时发现两个人才，“一是新四军四师政委邓子恢，他是农村工作的专家；二是新四军一师师长粟裕，是新四军7个师中，打仗打得最多和最好的一个师长。”
毛泽东原本和粟裕有井冈山同吃红米饭的渊源，刘少奇又如此力荐这位“黑马”，自然印象就更深了。
1945年8月28日，毛泽东赴重庆与蒋介石谈判，由刘少奇代理其中共中央主席一职。从这时开始到第二年春天，刘少奇一直主持中共中央工作。
这期间，在东北，刘少奇决定“迅速地、坚决地争取东北，在东北发展我党强大力量”，并成立了以彭真为首的东北局；在华中，他又在10月8日批准了华中局的建议，“同意粟裕留华中任司令”。
同时，刘少奇还决定让年长粟裕九岁，曾参与组织福建西部农民暴动，任闽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的老资格领导人张鼎丞担任华中军区副司令员。
华中军区管辖原来新四军的区域，与陈毅任司令员的山东军区平级，刘少奇此举，无疑是对粟裕相当的信任与重用。
但“有古名将风”的粟裕认为，由张鼎丞担任华中军区司令员，更有利于工作和团结，因此向华中局建议，改任自己为副职，张鼎丞为正职。
在华中局未同意的情况下，粟裕直接致电中共中央，陈述自己这一建议和理由。
刘少奇接到电报后，认为粟裕担任正职是适当的，也依然坚持原来的决定。
10月27日，华中局根据刘少奇的批复，再次宣布华中军区“以粟裕为司令，张鼎丞为副司令”。
当天深夜，粟裕第二次致电中共中央，重申自己的理由，恳切地说：“请求中央以鼎丞为司令，职当尽力协助，以完成中央给予之光荣任务。”
粟裕的诚意终于被刘少奇理解了：他不是在推卸责任，而是出于华中军区领导上层团结考虑，愿意在张鼎丞领导下，不折不扣完成中央赋予的重任。
刘少奇深为粟裕不计个人名利的公心与谦让品格而感动，接电后进行了慎重研究，最后决定采纳他的建议，但同时决定在华中军区组建野战军，任命粟裕为华中野战军司令员，负责前方打仗事宜。决定之后，刘少奇亲自起草了回电。
在执行刘少奇代表中共中央做出的“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决策过程中，华中局和陈毅提出新四军除三师全部调往东北以外，其余都部分抽调去山东或东北。这样，不管是调往山东、东北的部队，还是留在华中的部队，都将打破各部原有的完整建制。
粟裕认为，这不利于部队的建设和作战，而应尽可能保留主力部队的原有建制，以保持传统的作风和战斗力。
因此，他多次向陈毅和华东局（华中局改称）建议，但没有得到同意。粟裕不得已冒着“本位宗派主义之嫌”，再次直接向中共中央陈述自己的意见。
刘少奇出于对粟裕的信任，从谏如流，支持粟裕的意见，他为中共中央起草回电说，“其（粟裕）提议是有理由的”，“各师建制应尽可能不分割”。
华东局因此改变了原来的方案。粟裕的建议与刘少奇的纳谏，均为后来华东野战军表现出强大的战斗力，成为全国战区战绩第一的野战军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1946年8月，粟裕率华中野战军在苏中取得了七战七捷，刘少奇为这位老部下的辉煌战果兴奋不已，特意搞了一个家庭聚会，交代夫人王光美做了几样难得一见的好菜，邀请了朱德、彭德怀等人来喝酒，庆贺胜利。
1948年5月，毛泽东调离陈毅，让粟裕接任其职，担任华东野战军司令员兼政委（粟裕坚持谦让后，改任代司令员兼代政委）。这一决策的运筹过程，除了战局需要与毛泽东的信任外，刘少奇的及时建言，也起了很大的作用。
《一个老兵心目中的陈毅元帅》与《传檄到中原》两书，曾披露陈毅突然被调离华野的真实原因：“中央有人说：‘陈毅在山东，很多有能力的干部他没有充分用起来，很多事情他揽在自己一个人身上，结果这些事情没有做好。’而这人和饶漱石的关系密切。”
这个人是指刘少奇。
饶漱石早年在东北期间，就在刘少奇领导下工作，深受其信任。刘少奇曾在华中局会议上说：“饶漱石同志是毛泽东同志的优秀学生！是一个成熟的革命者。”
因此，他离开新四军前，郑重向毛泽东推荐饶漱石接替自己的职务，使之成为华中局与新四军的一把手。饶漱石也由此成为华中以致后来华东战略区与东北高岗、西南邓小平、西北彭德怀、中南林彪同列的人物。
尽管饶漱石很不地道，后来翻脸不认人，妄图拱倒有知遇之恩的刘少奇，但他们曾经关系密切，也是不争的事实。
建国后，刘少奇虽然短时间兼任过军委副主席，但主要工作在地方，不分管军队的具体事务，不久又相继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家主席，因此与从未脱下军装的粟裕交往不多，但他并未忘记这位老部下。
1951年11月12日，粟裕被任命为中央军委第二副总参谋长。进京之前，他请假半个月，到上海治疗右臂内残留弹头处的发炎。
11月25日晚上，正在上海视察与疗养的刘少奇得知这一消息后，偕夫人王光美“猥自枉屈”，突然造访粟裕的驻地。粟裕的秘书鞠开马上进屋报告。
刘少奇时为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兼军委副主席，可谓位高权重。粟裕深感意外，连忙到大门口迎候，说：“少奇同志，应该下级看上级，岂有上级看下级之礼。真是不敢当啊！”
刘少奇接过粟裕的话，爽朗地笑道：“怎么没有啊？今天，我和王光美同志来看你，不就有了吗？”
粟裕也笑了。随后，两人互相慰问，畅谈甚欢。
有来当有往，尽管相隔久远了一点。1954年5月19日晚上，粟裕也到刘少奇家拜访。
不久，刘少奇要求粟裕将所负责指导的各兵种、各部门以及有密切关联部门的情况和问题，向他和中共中央汇报一次。
粟裕随即向刘少奇提交了报告，分别汇报了海军、空军、炮兵、装甲兵、工程兵、铁道兵、防空部队、公安部队以及全军装备情况的现状，五年计划和远景、存在的问题和措施，并且汇报了1954年各兵种及作战部的情况。
报告中，粟裕还建议：“今后应主要加强海、空军，而最近十年或十余年内尤以加强空军为主。”
1955年全军授衔，在粟裕早已提出辞帅并获毛泽东批准后的9月9日，负责决定元帅人选的中共中央书记处（即后来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成员为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召开会议，有关元帅军衔授予问题成为议题之一。两天后的晚上，中央书记处又召开会议，再次专门讨论元帅军衔授予问题。
会上，刘少奇提出对陈毅授衔元帅的异议。
此前的1954年9月，陈毅被任命国务院副总理，分工为常务副总理，兼管科学院、政法、文化，并“准备做外交工作”。1955年5月，国务院再次分工，确定陈毅分管第一、第二办公室、民族事务和科学、卫生工作。按周恩来、刘少奇、邓小平因工作重心在地方而不授衔的标准，陈毅显然也可以不授衔。
而如果陈毅不授衔，那么南方红军游击队、新四军以及华东野战军（三野）必然要有一位其他代表授衔元帅，时任解放军总参谋长的粟裕将再次成为当然人选。
显然，刘少奇在给粟裕争取授衔元帅的最后机会。
但这两次元帅人选最后确定的会议，中央书记处五大书记之一的周恩来均因正在北戴河疗养而未参加，当中央书记处委托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征求他的意见时，周恩来主张给陈毅授元帅衔。
据《周恩来年谱》记载：“1955年9月11日，周（恩来）致函杨尚昆，主张给陈毅授帅，认为给陈（毅）授帅，对陈（毅）现在和将来的工作都没什么影响。”
周恩来还引用了苏联布尔加宁的例子。他说：“军衔授予，对陈毅同志现在和将来的工作均无不便之处，平时可以不穿军服（必要时穿）。苏联的布尔加宁同志也有元帅衔，现在他做部长会议主席的工作就不常用元帅的头衔了。可以说是一个例子。”
因为周恩来的坚持，刘少奇的异议未被书记处通过，粟裕也因此与军人的最高荣誉——元帅军衔再次失之交臂。
1959年庐山会议上，一年前批判粟裕的彭德怀被打倒。他曾向毛泽东施加影响，说粟裕“里通外国”，引起毛泽东的震怒，不久就解除了粟裕的总参谋长一职。
不想才过一年，“里通外国”的帽子被如法炮制，也扣到了“始作俑者”彭德怀头上。毛泽东生气地说：“其他一切都好谈，里通外国就难办了。”与上一年对粟裕的震怒如出一辙。
会议期间的一个下午，时为国家主席的刘少奇找到粟裕，关切地说：“1958年的事你也可以说说嘛。”
他是粟裕两让司令一让元帅的见证人，当然不相信这位老部下是什么“极端个人主义者”、“里通外国”。因此，他要粟裕提出申诉，恢复被泼了脏水的个人名誉。
不过，粟裕只表示了由衷的感谢，却没有接受这个建议。他不愿在彭德怀受批判的时候，提出自己的问题，坚信几十年的革命实践，足以说明自己的清白。
1969年11月，刘少奇这个被毛泽东培养了二十余年的接班人，没能等上“接班”的风光日子，在饱受迫害中悲惨地辞世，粟裕也失去了一位伯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