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情未必真豪杰。
粟裕为人，对战场上的敌手智谋百出，可谓“狠”而“阴”，但对自己的部下总是谦恭下士，宽厚至诚，关怀备至，正如萧劲光所说：“治军很严但待人诚恳，和蔼可亲。”
这其实也是许多华东野战军将士共同的心声。
一个麾下人马最多时达到八十万的野战军统帅，“治军很严”不奇怪，这是部队战斗力的保证。但他还能“待人诚恳，和蔼可亲”，尽管并非唯一的例外，却也十分难得。
新四军一师政委刘炎与师长粟裕共事不长，不久就因病离职，由粟裕兼任，粟裕却一直牵挂这位搭档及其家属。
解放战争之初，卧床多年、久病不起的刘炎最终辞世，留下瘫痪在床的年轻妻子陈模。
陈模不久被远送东北大连治病，尽管刘炎临终前曾交代几个人关照寡妻，但陈模住院后，半个来月无人理会。
她举目无亲，一时陷入困境。
正在激烈的华东战场运筹帷幄的粟裕，偶然得悉后，马上叫人从速处理。
陈模因此很快住进一等病房，医生也开始悉心治疗。不久陈模竟能自如起坐了。出院后，粟裕又托人将她送到大连疗养院疗养。
1948年9月，粟裕一攻克济南，便又将陈模接回了山东，勉励她振作起来，并给她安排了一份合适的工作。
粟裕还委托秘书，解决了刘炎无依无靠的岳母随军问题，三个幼年丧父的子女的抚养、上学，也得到妥善的处理。
临沂修建了烈士陵园后，山东分局书记康生询问粟裕，哪位烈士该进陵园？他当然知道，粟裕最了解这方面的情况了。
粟裕第一个就想到了刘炎。于是，已去世三年的刘炎棺椁被安放在了园内，有了最后的栖息之地。
陈模对此，一直十分感激。多年后回忆起粟裕的关照来，还情之所至，泣不成声。
王必成是粟裕三只铁拳之一，与叶飞、陶勇齐名，是令对手闻风丧胆的华东野战军虎将。
人有失足，马有失蹄。解放战争期间，王必成率部三次与国军张灵甫的整编七十四师交手，其中两次大战苏北的涟水，一胜一负。战败的一次，若非粟裕力保，他险遭撤职，淡出疆场。
1946年10月，整编七十四师首次进攻涟水。
这支王牌部队，是蒋介石五大主力之首，号称“御林军”，蒋介石视为国军的模范，军人的表率。全军官兵清一色的美式装备，训练有素。
在华中野战军司令员粟裕直接指挥下，王必成率六师大胜张灵甫，迫使其损兵折将七千余人后，仓皇逃离。
一个月后，张灵甫卷土重来，再攻涟水。
这时候，粟裕已奉毛泽东的命令，只身北上，到北线陈毅的山东野战军筹划宿北战役，南线负责涟水战事的最高指挥员是华中野战军政委谭震林。
因为上了张灵甫声东击西之当，王必成的六师被草率摆在涟水南面，使整编七十四师乘虚从西面而入。
尽管王必成紧急处置，立即转兵，实施补救，毙伤张灵甫一万余人，但最终于事无补，被迫放弃涟水，所部也伤亡五千人。
上级因此追究失城责任，最后“板子”落到了王必成头上。陈毅大为光火，口头通知六师副政委江渭清，令其代行师长职务，并将王必成撤职查办。
但粟裕了解自己的老部下，认为王必成并非前线最高主官，不能承担主要责任，而且他还是不可多得的将才，主张改为留职检查。
陈毅听后，只好作罢。
虽然吃了张灵甫的亏，王必成却很不服气。他找到粟裕请战说，日后打七十四师，绝对不要忘了我王必成的六师！
粟裕当即慨然应允，并叫来参谋长陈士榘记录在案，以示承诺的郑重。
仅仅五个月后，粟裕巧施妙计，以绝对优势兵力将张灵甫包围在山东的孟良崮，并安排了王必成至关重要的作战任务。
这一仗，王必成率六纵（六师改称）勇登孟良崮顶，击毙悍将张灵甫，给这支不可一世的“御林军”划了一个圆满的句号，开了蒋介石五大主力覆灭的先河。
管文蔚是粟裕创建苏中根据地的得力干将，粟裕1944年南渡长江后，力荐他接替自己的苏中军区司令员，以继续打理这片“汉高祖的关中”。
七战七捷之时，管文蔚是华中野战军七纵司令员，奉粟裕之命率部守卫华中重镇海安。他的妻子张云因临产，留在后方静养。
不久，还乡团在后方大搞暴动，抓走了张云等人。
粟裕得悉后，心急如焚，连夜派出一个连，命令说，管司令的爱人张云同志被暴乱分子掳走，现命令你们火速赶去平暴，救出张云同志。
他严肃地强调：“我活要见人，死要见尸！必须给我找到张云同志！”
战区最高统帅直接发话，这个连当然不敢怠慢。紧急出动后，他们跑步三个小时，拂晓之前就赶到暴动地区，快刀斩乱麻，一举全歼还乡团，救出了张云。
直到妻子安然归来，前线的管文蔚才获悉这惊魂的一夜。
管文蔚虽然屡建战功，但似乎命运更不济，后来比粟裕还早四年挨整，在审干中蒙受不白之冤，从此与“显赫”无缘。
他杯中酒常空，座上客稀少之际，粟裕却因到南京之便，以总参谋长之尊，毫不避嫌，到他家里探望。
粟裕一脸久别重逢的喜悦，在沙发上畅叙两人的战争往事，会心之处爽朗大笑。这自然给了心情灰暗的管文蔚以极大的安慰，黯淡的日子里，也有了一丝阳光般的温暖。
二十年后的“文革”后期，许多挨整的老干部都做了结论，有了较理想的去处，但管文蔚依然被定性为敌我矛盾，处境险恶。
管文蔚之子管新凯四处奔波，却求告无门，无奈之下也只好去找粟裕，请他将一份申诉报告转交毛泽东。
粟裕慨然允诺，很快就找到稳妥的渠道，将这份报告送到毛泽东的案头，使管文蔚的问题得到了妥善处理。
老部下宋时轮，粟裕也曾多番照顾，甚至赏罚严明之际，还特别“法外开恩”。
1947年8月，时任华野十纵司令员的宋时轮，在蒋介石整编第五师等部的紧逼下，被迫北渡黄河，并且造成较大的损失。一共损失了官兵一千五百余名，随军民工四千多名，骡马五百余匹。
毛泽东闻报后，十分吃惊，电告陈毅与粟裕：“宋纵自动北渡，致受损失，是一极大错误。”
陈毅与粟裕致电宋时轮并报毛泽东：“北渡责任待后再谈。”但他们其实并未准备动真格，保了宋时轮。
1948年9月济南战役时，宋时轮在曲阜参加华野全军作战会议时，对粟裕提出十纵参加攻城西集团的计划有争论，强调十纵兵员和枪支弹药的补充问题，并说如无补充不能再打。
粟裕耐心地做了解释，宋时轮却不满意，竟中途退出会场，还向粟裕说请求去东北休息。
大敌当前，大战正起，可以代表军委执行军纪的代司令员粟裕却很耐心，一面继续做宋时轮的工作，一面也代表前委向毛泽东汇报了此事，并说我们现正与其谈话，尽量说服其参加攻济战役。
在粟裕等人的说服下，宋时轮很快意识到了行为莽撞，开始老老实实按华野总部的部署行动。
因此，粟裕等人电告毛泽东，说宋时轮经9月4日晚三度谈话，思想已通，仍回第十纵队工作。
前面还有问题不曾处理，又“闹”出一事，毛泽东当然十分生气，尽管宋时轮已转弯，他也还是以军委名义电令粟裕：“宋时轮行为极不当，应予撤职。”
“排炮不动，必是十纵”，粟裕知道宋时轮也是一员猛将，决定继续保他，便向毛泽东建议说：“宋时轮仍保留原职，如必须撤职时，战役结束后，再行调动。”
毛泽东表示同意，回电说：“准予保留撤职处分，以观后效。”为起警示作用，还特意要求将前电和本电一并交宋时轮本人阅看。
战役结束后，宋时轮主动要求华野前委给他严重处罚。
粟裕肚量如海，又爱才心切，决定不予追究。
他致电毛泽东，说宋时轮在此次济南战役中积极努力，作用不小，因此，主张可以不必给予处分，仍留十纵原职。
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毛泽东没有再回电，也就是默认了粟裕的决定。宋时轮由此过关，后来屡建战功，成为一员有名的上将。
“文革”中，担任军事科学院副院长的宋时轮也受到了冲击，被扣上了“修正主义”、“三反分子”的帽子。造反派要求打倒他与另一位副院长钟期光，撤销他们的职务，并打算把两人的材料上报。
这回与战争年代性质完全不同，几乎就是莫须有。
粟裕认为他们工作中难免有缺点和错误，但是不能戴帽子、作结论，也不能开大会批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