粟裕两让司令一辞元帅，将到手的“功名”拱手于人，在官本位的国度里，的确古今罕见。
难能可贵的是，他辞让的仅仅是名义，司令、元帅的实际责任，他始终一力承担，从来不曾推让过。
他让出华中军区司令员，却做了华中野战军司令员；让出华东野战军司令员，却接受华东野战军代司令员，承担的依然是统率千军万马的统帅之责。
毛泽东因此感慨地说：“你（粟裕）是担的大将衔，而干的却是元帅的任务。”《粟裕传》、《粟裕年谱》的作者之一温镜湖也说，他让出职务，并非推卸责任，相反的是“勇挑重担，不惜牺牲局部利益，不计个人得失”。
粟裕的辞让，出于与人为善，谦恭自抑的本性。江山易改，本性难移，他的辞让之举绝非偶然。
偶然“作秀”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向“草根”看齐，自甘“沉沦”，不与“高标准”靠拢。粟裕以一生的平和低调，给“两让一辞”做了醒目的注解。
他担任南京市长，做了这个前朝京城的“父母官”后，成了显赫的“政界”要人，按“工作需要”的规定，军装之外，可以做一套“上档次”的毛料衣服。
但粟裕这个“土八路”的头儿嫌“太讲究”，说布的不行吗？群众又不是看我这个市长穿得好不好。
他最后只要了一套平常的中山装，而且穿着满世界跑，一直带进了北京的总参谋部，最后灰色成了灰白色，仍不忍丢弃。
粟裕又是三野代司令员，部队发的一双短靴尽管经久耐用，但他让短靴过于超龄“服役”，一穿就是十余年，换了两次底，靴面裂开又缝补，他也总是穿得精神抖擞、怡然自得。
南京是六朝金粉之地，粟裕却不跳舞，不打牌，不应酬。苏联大使馆有时大宴宾客，席上高朋满座。他碍于一市之长的身份与两国之间的友谊，不得不前去“点卯”。
桌上杯盘罗列，珍馐纷呈，他却索然寡味，几无下箸之处，最后空腹而归，又在家里补上一餐。他吃着临时赶做出来的青菜汤面，觉得口舌生津、有滋有味，认为这才算人生莫大的享受。
不久，粟裕收到一纸调令，将到总部做“京官”。他知道北京住房紧张，便给“打前站”的崔协祥约法三章：一、不提任何要求，不住高级饭店；二、不购置新家具；三、不翻修、改建，大兴土木。
崔协祥到京转达粟裕的意思后，给正在为“京官”日多，住房不够而发愁的总参管理局解了围。他们最后在熙熙攘攘的居民区，给粟裕找到了一座老式古旧的平房。
粟裕在此一住三十年，期间还将庭院隔出一半，给另一位“京官”建造新宅。
管理局原本只让粟裕暂住，不想他“赖着”不走，因此很是过意不去，多次提出另盖新房或者原址拆建，但都被已十分满足的粟裕婉拒。直到1976年唐山地震后，住房倾斜十公分，成了“不适宜人居”的危房，他才同意稍作维修。
但他强调只从“安全所需”去维修，不能追求观瞻和舒适。他还亲自把关，审查账目，硬是把两万元的预算款一笔勾去，砍成五百元的零头。
维修人员叫苦不迭，连说这点小钱不够。
粟裕微微一笑，说：“好办，拆东墙补西墙，把东边的旧厢房拆了就行了，废旧木料用起来，问题不就解决了吗？”
粟裕是全军总参谋长，位高权重，按规定，可以配备警卫排与两辆轿车。
但他不要这无数人梦寐以求的排场，将警卫排换成了警卫班，二十多个精壮汉子最后压缩到六个。至于个人安全问题，他说，司机、勤务员和秘书乃至炊事员，都可以是警卫人员。
配备的轿车，他也只要了一辆，一坐就是多年。后来，大家都“鸟枪换炮”了，后勤部门也几次准备给他更换一辆更高级的轿车，他总说不需要。
如果他出京远行，千里迢迢，轿车当然不济事了，依照惯例可以挂公务车（为相当的党政领导人外出时挂于某次列车的专用车厢，在级别上，高于包间而低于专列），但他天生是“贱命”，坚决不要，说：“我们这样的人出门在路上，有什么大不了的公务，非得占那么大的一节车呢？靠窗有个座位，沿途可以看看地形，就很好了嘛！”
有关部门只好依他，从此再也不曾提过安排公务车的事。
20世纪80年代初，粟裕因脑血栓住院，他的女儿粟惠宁喜欢摄影，特意弄来一个照相机，给几个前来探视的身边工作人员照合影，顺便也给粟裕解解闷。
当时还是上胶卷的那种相机。刘祥顺跟粟裕合照了一张后，刚准备移步，粟惠宁却要他俩别动，说再来一张。
粟裕一甩手，生气地走开了，说再照也是那么回事，浪费胶卷做什么？
粟惠宁一边放下相机，一边委屈地辩解：“怕万一照得不好么！”
孔老夫子号称“万世师表”，尽管一生穷困潦倒，甚至“累累如丧家之犬”，却很会享受生活，讲究“食不厌精，脍不厌细”。
粟裕远没有“师表”和“圣人”这么麻烦。他吃得很简单，最好对付，一向萝卜白菜，粗茶淡饭，对他母亲做的锅巴情有独钟，甘之如饴，百吃不厌。
直接受惠，感受最深的当然是炊事员了，他们“得意”地说，粟老总最好侍候！
粟裕也不总“抠门”，有时还格外大方。
1979年冬，军事科学院人事变动，政委袁升平高升调离，刘震则从新疆军区调进，担任副院长。
粟裕是军事科学院第一政委，当然要尽地主之谊，欢送欢迎会后，便客客气气招待他们，特意选了个较有档次的饭店。
饭后，部门负责人准备结账报销，粟裕却坚持自己付了账。
随行的秘书叫苦不迭，这一顿“昂贵”的饭，刚好花掉粟裕一个月的工资。
揩过粟裕“油”的当然不只袁升平、刘震两人。陈丕显、宋时轮、王建安、陶勇、王必成、惠浴宇、管文蔚等军政大员与老部下，粟裕都在饭店大花“血本”，正儿八经请过。
打江山的功臣，多半骄狂张扬，但粟裕是少有的例外。他始终只觉得自己是普通的老兵。
1939年底，时为新四军江南指挥部副指挥的粟裕路过二团二营驻地，站岗的是刚入伍的士兵，一伸手将他拦在门外。
粟裕客气地说：“小同志，我有事找你们营长，让我进去吧。”
哨兵严肃地把枪一横：“不行，这有规定，等会儿给你通报一声。”
粟裕笑笑，不声不响蹲在了门外。
不久，有位干部从里面出来，看到粟裕蹲在大门口，慌忙问：“副司令，您怎么在这儿？不进去啊？”
粟裕风趣地说：“我本来想进去，可这位小鬼挡驾啊。”
哨兵一听是久闻大名的粟裕，慌忙解释说：“副司令，我不知道是您。”
粟裕哈哈大笑，拍拍哨兵的肩膀，和颜悦色地说：“小同志！你做得对，很对！”说着，他又转身叮嘱那位干部：“这个同志责任心强，你们要给予表扬。”
进城后，粟裕造访别的单位，被不认识的哨兵“挡驾”的次数更多了。他总是主动下车，“老老实实”通报姓名和单位。担心哨兵听不懂自己的湖南话，他还摘下军帽，让哨兵看帽子里写的名字。
一次粟裕独自一人到解放军总医院，探视因病住院的夫人楚青。因为还不到时间，医院的人又觉得他面生，便将他拦住。
于是，一个曾叱咤风云、闻名遐迩的大将，怀抱一网兜苹果，在自己军队医院的台阶上，乡下老头一般安详地坐着，平静地等待。
一天，粟裕的秘书接到一个电话，发现是对方打错后，就将电话挂了。但不久电话又响了，对方请秘书告诉一下姓名，被有严格纪律要求的他拒绝。
秘书刚放下听筒，电话却又不依不饶地响了起来。
粟裕这天碰巧在家，便抢在秘书之前接过电话。他笑容可掬，温和地说：“你要错了。你找的人不住在这里……噢，你问我是谁？我是粟裕，是的，就是原来在三野，现在在总参谋部工作的粟裕。”
对方一听，马上表示歉意，粟裕说“没有关系”后，才轻轻把电话挂了。
一旁站立的秘书，不免深感惭愧。
无独有偶。一个傍晚，粟裕打电话给王稼祥家，准备向他的夫人朱仲丽推荐一位治疗慢性病的中医。
王稼祥家接电话的是个二十来岁的女子，一开口就粗声粗气，说找谁呀？
粟裕一点也不在意，依然和蔼地说：“我是粟裕，请找朱大姐接电话。”
女人似乎很不耐烦，说：“谁？你是谁？”
粟裕只得又重复了一遍，但女人仍旧骄横地问：“找谁呀？”
一旁的朱仲丽十分不安，心想，跟谁接电话呢，如此粗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