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初版前言里我已说过，《匹克威克外传》的创作旨在对一些趣人趣事做点介绍，并不企望有什么精巧的布局，甚至在当时笔者都不认为那是很可行的，因为本书原本就是以散漫的形式问世的。而“匹克威克俱乐部”这一组织，由于在小说的创作进程中发现难以处理，因此也就渐渐被弃之一旁了。虽然就某一点而言，经验和研究后来使我有了长进，而且现在我或许可以指望用一条总的线索把各章节更紧密地连成一体了，但是目前的各章节仍然还是保持原貌，体现原来的意图。
我见过各种有关《匹克威克外传》来历的文章，无论如何，对我来说，它们都是极富奇谈魅力的。既然探讨本书缘起的文章时有出现，我或许可以推断读者诸君对此事也有点儿兴趣，因此我想在此说一说来龙去脉。
在我还是一个二十二三岁的小伙儿的时候，查普曼和霍尔两位先生迷上了我当时在《记事晨报》上撰写的或是刚发表于《老月刊》杂志的某些文章（其中一些最近已分两卷结集出版，由乔治·克鲁克山克先生插图），跑来约我写点东西以“先令月刊”的形式出版。这种刊物当时对我来说——我相信对其他任何人也是如此——只不过是模糊记忆中连载某种冗长小说的小册子而已。当年小贩们带着它们到全国各地兜售，而我在做人生学徒期满之前，还曾为其中一些洒过不少的眼泪呢。
当我打开我在弗尼韦尔旅馆的房门接待那位代表出版公司的经理时，我发现他不是别人，两三年前我正是从他手里买下了那本赫然登有我的处女作的杂志，而在那之前或以后我再没见过他。那篇登载在《小品文》上的文章题为《明斯先生及其表兄》，我是在一天的黄昏诚惶诚恐、战战兢兢地把它偷偷投进弗里特大街一条漆黑弄堂里的一家漆黑邮局的漆黑信箱的。投寄完之后，我便向威斯敏斯特会堂走去，钻进里面待了半个小时之久，因为我实在已因欢乐与自豪而泪眼模糊了，既看不清街上的一切，也不宜让人在街上看见那副尊容。我把不期而遇的巧合告诉了客人，我们俩都欣然认为是一个好兆头，接着便开始言归正传。
客人提供我的一个主张是，那个月刊什么的应便于西摩先生插图；另外还有一个主意——不知是那位可敬的幽默艺术家的点子，还是我的客人自己的——那就是，最好是写一个“猎迷俱乐部”的活动来与插图匹配：该俱乐部的成员将四出渔猎，因缺乏娴熟技巧而频频陷入困境。我提出了异议，因为考虑到我本人虽然生于乡间并受过一部分乡村教养，但除了对各种运动略知一二之外，决不是什么渔猎行家；再说，渔猎题材也并不新颖，早已被写滥了，还不如顺其自然，根据作品需要去插图，那样将会好得多；我乐意自己去自由发挥，在更广的范围内描写英国的风土人情；而且，不管开头时我给自己规定了什么样的路子，到最后我恐怕还是要从心所欲的。我的想法被采纳了，于是我想到了匹克威克先生，写出了第一期的文章；西摩先生根据校样画了一幅“匹克威克俱乐部”图，还画了其创始人的欢快肖像，后者是依据爱德华·查普曼先生对他经常见到的一个真实人物的衣着和举止的描述画成的。鉴于公司最初的提议，我让匹克威克先生和一个俱乐部联系了起来，还特意加入了温克尔先生这一人物，以备西摩先生之用。我们以二十四页而不是三十二页开始了第一期，用了四幅而不是两幅插图。第二期尚未出版，西摩先生便不幸突然逝世了，这就使一直议而未决的问题立即有了一个了断：每期改为三十二页，只用两幅插图，这样一直出到底。
我的确是极不情愿地注意到，有那么一些语焉不详、东拉西扯的说法被提了出来——声称是为了西摩先生着想——断言他在本书或其中的任何东西的创作中占有一份。前面的段落对此没有进行详实的描述。鉴于对一位艺术同僚的缅怀与敬意，也出于我的自尊心考虑，我谨以自我克制的态度心平气和地把一些事实记录于此：
凡在本书中能找到的情节、短语或字词，没有任何一个是由西摩先生创作或提议的。在本书才刊印二十四页，而四十八页的确尚未写出之际，西摩先生就去世了。我相信我这辈子都没见过西摩先生的字迹。除了一次之外我再没有见过西摩先生，那仅有的一次是在他去世的前一天晚上，那次他当然没有提任何建议。我是在有另外两人在场的情况下见到他的，那两人还活着，对所有这些事实一清二楚，而且我还持有他们对这些事实的书面证明书。最后一点是，爱德华·查普曼先生（起初的查普曼-霍尔公司的尚在世的创始人），出于类似的保存真相的目的，以书面形式记录下了他本人所知的本书缘起的情况，以及有关的各种毫无根据的臆断，甚至还向我们表明那些臆断是毫无真实可言的——依所记录的细节来看，这一点不言自明。由于我已决定采取的自制态度，我在此不再引述爱德华·查普曼先生对他那位已过世的搭档曾在某个场合认可那些臆断的记录。
我在《记事晨报》和那本《老月刊》杂志上署名为“鲍兹”，它不仅署在本书的第一期的封面上，而且以后还沿用了很久。这一笔名其实出自我所宠爱的小弟弟的绰号——出于对《威克菲尔牧师传》的敬意，我把他叫做“摩西斯”[1]，将鼻音戏谑地变一下，“摩西斯”的发音便成了“鲍西斯”，再缩短一点，则成了“鲍兹”。远在我成为一名作家之前，我对“鲍兹”已熟悉到如数家珍的地步，因此采用它做了笔名。
有人说，随着小说的进展，匹克威克先生的性格发生了确确实实的改变，他变得更善良更明智了。我认为读者诸君只要仔细想一想，就不会觉得这种改变是牵强和不自然的：在现实生活中，凡是有几分幻想气质的人，首先给我们留下深深印象的是他那些异乎常人的怪癖，常常非要等到和他更熟了，我们才开始透过表层特征而发现他更好的一面。
我惟恐好心的人们不能明察（正如《清教徒》[2]当初问世时好心人不能明察一样），弄不清宗教与宗教口头禅截然不同，虔诚与虔诚外衣截然不同，弄不清谦恭地敬奉《圣经》的伟大真理迥异于抹煞其精义，只是将其字句大胆地乱用在最鄙俗的纷争和最卑微的生活琐事上，致使愚昧无知者为之大惑不解；鉴于诸如此类顾虑，我希望人们能够理解，在本书中被讽刺的永远是后者，而不是前者。更进一步说，讽刺后者乃是讽刺它与前者无法谐调，不可能与前者融为一体（所有的经验足以说明这点），乃是讽刺它是社会存在的最邪恶、最有害的谬误之一——就当前而论，不管其大本营是设在艾克塞特尔大会堂，还是艾贝内泽小教堂，还是两处兼而有之。对如此显而易见的问题，似乎无需赘述了。但是，对那种亵玩神圣事物、嘴上头头是道、心里却不把它当回事的行径，或是那种把基督教与某种人混为一谈的做法，提出抗议是永远不过时的——用斯威夫特的话来说，这类人所理解的宗教只足以使他们相互怨恨，而不是彼此相爱。
在翻阅本书重印本的时候，令我感到奇特而有趣的是：从本书开笔之初至今，几乎是在不知不觉之中，一系列重要的社会进步已在我们周围发生。虽然律师的许可证问题有待解决；陪审团微妙而尴尬的处境有待改观，国会选举的运作方式（也许甚至国会本身）也仍然有待改善；但是法制的改良已斩断了道森和福格先生之流的爪子，在他们的办事员中，一种自我尊重、相互容忍、教育与合作的精神已广泛传播开来，旨在达到上述良好目的；巨大的隔阂已被消除，公众于是得以享受现有的方便与利益，而历来使公众独受其害的诸多无谓的嫉妒、盲目与偏见，无疑也适时地被废止了；有关欠债入狱的法律被修改了；弗利特监狱也已经被拆除！
谁知道呢？等到一系列改良达到其目的之日，我们将会发现，就连城乡的长官们都得学会每天同“常识”与“正义”握手；就连《济贫法》都会怜惜老弱和不幸者；而学校，在基督教的普遍原则之下，将成为遍及这个文明国度的最美的装饰；就连监狱的大门也不仅外面被牢牢地封住，里面也牢实稳妥地拴紧了门闩；维持体面、健康生活所必需的一般财富将被普遍地分享，不仅富有者及国家将因此获得安全，就连最贫困者也能享受这种权利；还有那些微不足道的董事会和团体——与在它们四周怒吼的人类的海洋相比，它们比小水滴还要渺小——它们也将不再永远放任“热病”和“肺痨”肆意摧残上帝创造的众生，或是无休无止地拉起小提琴为“死亡之舞”伴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