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1843年10月5日晚上，查尔斯·狄更斯坐在薄雾轻笼的曼彻斯特舞台上，不会料到此夜发生的一个变化将永远改变他的人生和西方文化。此刻，他正在候场，同为作家的初级议员本杰明·迪斯雷利的演讲结束了，观众热情高涨。
狄更斯、迪斯雷利和政治激进分子理查德·科布登是这个特别活动的演讲嘉宾。该活动为曼彻斯特雅典娜俱乐部募集资金，这家俱乐部是这座工业中心城市艺术和思想启蒙的地标。英国议会大厦建筑师查尔斯·贝格设计建造了雅典娜俱乐部总部，总部及其肩负的文化使命受到许多人的大力推崇，其中既有对文化如饥似渴的工人，也有市领导中的进步人士。但是，国家经济持续衰退，工业革命跌宕起伏，雅典娜俱乐部深陷债务危机，前途未卜。
科布登身为曼彻斯特的高级市政官和议员，希望能力挽狂澜，他和心系俱乐部的市民一起在隔壁的自由贸易厅筹划了一场义卖和“大规模社交聚会”。科布登颇受欢迎，极力反对通过税负沉重的《谷物法》，该法案对进口谷物征收重税，鼓了英国地主的腰包，却使市民买不起面包。科布登每次都能不辱使命，打动观众。除了他，组织方还邀请了畅销书作家迪斯雷利和狄更斯，希望能促成大卖，获取捐助，彻底拯救雅典娜俱乐部。
迪斯雷利的父母是犹太人，当时仅凭一颗忧国忧民之心，在政治舞台上初露头角。他放弃法律专业，写了一连串的爱情小说。后来，迪斯雷利在政府当差近四十年，两度出任英国首相，为国家立下两大伟绩——吞并塞浦路斯和修建苏伊士运河。
但是，那晚的主角是狄更斯，或许他是全世界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大众文化名人。凭借小说《博兹札记》《匹克威克外传》《雾都孤儿》《尼古拉斯·尼克贝》《老古玩店》，他成为国内外最著名的畅销书作家。他以浓重的笔触描述了穷人的苦难、富人的自以为是和故作姿态，这一主题及其令人欲罢不能的故事叙述能力备受称赞。尽管成绩斐然，但坐在曼彻斯特舞台上的狄更斯却一筹莫展。他摆脱了童年的贫困，坐拥连做梦都没想过的功名，但那天晚上困扰他的却是好运为何毫无征兆地很快消失了。
其实，狄更斯从一个伦敦黑鞋油作坊的穷小子到出现在曼彻斯特之前的经历像是一部传奇剧。
12岁那年因父亲欠债入狱，他第一次被迫辍学，父亲是海军军需处的职员，一直过着资不抵债的日子。父亲被关后不久，剩下的家人——妈妈伊丽莎白和三个年幼的弟妹都随父亲住进了马夏尔西监狱。父亲出狱后，他虽能短暂地重拾学业，但家中经济状况再度陷入危机，年轻的查尔斯15岁时又被迫辍学，做了律师事务所的学徒。他发现这个工作和装鞋油比起来可谓半斤八两，他很快开始厌恶法律制度的虚伪，因为其错综复杂、自私自利。尽管他讨厌法律工作，却从中总结出了一个受用一辈子的结论：“法律”和“正义”是两码事。
1829年，狄更斯17岁，从事法院速记员一职，五年后他22岁，开始为一家英国报纸《记事晨报》供稿。因为工作需要，他被派往全国报道各种竞选活动。这期间，狄更斯发现写法律和政治阴谋中的荒诞、悲情题材很有趣，自己也颇具天赋。他敏锐的洞察力和幽默风趣使其许多文章在杂志上发表，这不仅增加了收入，还满足了他的虚荣心。
他的第一部作品是篇随笔，题为《白杨路上的晚餐》，刊登在1833年12月的《每月杂志》上。狄更斯买了一份杂志，回忆起当时的情景：“这是第一本刊登了我心血的杂志，我的思想情感变成了无比荣耀的印刷体。有天晚上我悄悄地把它投了出去，我心惊胆战地跑进舰队街上一个大院子里的一间黑乎乎的办公室，把它投进一个黑乎乎的信箱。顺便提一句亲手捧着杂志时的心情——我记得可清楚啦，我拐进威斯敏斯特大厅，在里面待了半个钟头，眼里全是喜悦和自豪，激动得双眼模糊，无法走在街上，也不便见人。”
狄更斯早期的“业余”投稿虽多是形式简单的短篇小说，但他凭借在《记事晨报》上发表的小品文一炮而红，尤其是他创作的“街道随笔”系列。随笔用栩栩如生、浓墨重彩的笔调向读者描绘了伦敦普通人的生活。狄更斯的《旧货商店和船舶用品商店》《旧堡场》《衣衫褴褛的礼貌人》等文章，吸引了大批狄更斯那个年代的读者，其戏剧性的写作手法也开了今天所谓的新报刊之先河。文论家迈克尔·斯莱特评论道：“在这些随笔中，狄更斯已经开始进行有效的实验，它将荒诞的滑稽与强烈的悲悯融为一体，吸引并留住了后来成千上万的忠实读者。”
《记事晨报》大获成功后，出版商乔治·霍加斯邀请狄更斯多写些此类文章来创办新报《记事晚报》。不久，狄更斯就为新报和其他刊物定期撰稿，署名“博兹”，引起了伦敦文学圈内不小的轰动。1835年10月，出版商约翰·马克隆提供狄更斯100镑，购买了《博兹札记》作品集的版权，这对于一周收入只有7镑的年轻记者来说可是一笔巨款。
当时的作家喜欢在公开发表的作品上署笔名，这引起了“知情人士”的不少八卦，纷纷猜测费兹·布多、蒂彻马什、马夫先生[2]这些经常读到的人物究竟是谁。狄更斯还喜欢在朋友间分享他收到的一张秘密字条，上面以十拿九稳的口吻写着笔名为“博兹”的作家不是别人，正是利·亨特[3]。
《博兹札记》的广告刊登后，“博兹”的真实身份才被揭晓：博兹是狄更斯弟弟幼时的小名，此后多年，狄更斯一直使用这个亲切、流行的笔名。朋友常称他博兹，狄更斯用第三人称自称时，也常叫自己博兹。（在他后来访美期间，美国人民办了个“博兹舞会”，盛情款待他，直至1843年，他在小说《马丁·瞿述伟》的扉页上还署名“校订人博兹”，不过他已将作者名署为查尔斯·狄更斯。）
《博兹札记》于1836年2月出版，大获成功。狄更斯突然发现自己成了底层人民的忠实代言人，坚决与不劳而获的特权和荒唐的欺诈行为为敌。有份报纸赞扬他为“关注社会的鲍斯威尔[4]”，另一份报纸称他的随笔是“一幅完美的画卷，勾勒了英国社会中绝大多数的道德规范、仪态举止和风俗习惯”。约翰·福斯特在《观察者》中写道，狄更斯尤其擅长描写荒诞和悲悯，行文风格得体而尖锐。福斯特后来成了狄更斯的挚友、顾问兼编辑，创作了狄更斯的第一部传记。
《博兹札记》的成功引起了出版商查普曼和霍尔的关注，他们主动找上门来，与狄更斯商讨他们酝酿已久的一个项目。插画家罗伯特·西摩找过这两位出版商，提出做一套体育生活连载小说的想法，他负责木版画，再请人配上活泼的文字。因为狄更斯在《博兹札记》中的出色表现，出版商认为他是为这个项目锦上添花的不二人选，答应提供14镑的月薪让他把项目运转起来。
起初，狄更斯对这个想法不感兴趣，他拒绝道：“虽然我出生在外地，在乡下还待过一段时间，但除了喜爱旅行，我算不上是狩猎、钓鱼的能手；这个主题缺乏新意，陈腔旧调，有太多人写过；再者，历险记应该是先有文字再配插画，比倒过来做效果好很多；我要按自己的喜好创作，自由地描写英国的社会场景和人物。不管怎么样，我只会这么做！”
出自对博兹的钦佩，查普曼和霍尔同意了狄更斯的做法：他先写，罗伯特·西摩再画。一旦这个确定下来，狄更斯马上开工了。正如狄更斯后来写到的，“我的观点被采纳了，我联想到了匹克威克先生，这样就有了第一期”。
西摩一开始想的是出一个连载漫画，靠画伦敦东区打猎人的经历来赚钱，这个想法在狄更斯笔下变得更加丰满。他和西摩只见过一面，1836年4月17日，他们“喝了一杯格罗格酒”（狄更斯的原话），然后讨论第二期插画里的几处必要的改动，小说在第二期已更名为《匹克威克外传》，作者是博兹。当时在插画界小有名气的西摩，一定知道“风向已变”，但仍旧表现得非常友好。狄更斯让他改的地方他都照做了……
……后来，4月20日，西摩匆匆给妻子留了个便条后自杀了，便条的抬头是致世上至好、至亲的妻子。
西摩在信中只字未提事业的落败，对于自己从一个项目的发起人沦落为打下手的遭遇，他没有表达任何不满。这或许是历史上最具讽刺意味的一起案例——一位艺术家的离世标志着另一位艺术家的迅速崛起。
西摩去世后，狄更斯被迫找到了另一个画家哈布罗特·布朗，请他为《匹克威克外传》作画。狄更斯现在有了家室（他和凯瑟琳·霍格斯于4月2日结婚），他向查普曼和霍尔建议，每月薪酬增至20镑，附加条件是自己会把《匹克威克外传》每期的内容从26页扩充到32页。
查普曼和霍尔要把这个项目继续下去需要极大的勇气，因为第一期的销量不足500册，第二、三期略有上涨。到了第四期，故事的内容全是狄更斯说了算。从那期开始，他把匹克威克变成了善良、滑稽的主角，一改之前的傻瓜形象。匹克威克有一个忠实的仆人叫萨姆·韦勒，经常给他出主意。萨姆对认真却又笨手笨脚的主人说的那些啼笑皆非的台词，即使在今天读起来仍不失为黑色幽默的范本：“他现在看上去结实、舒服得多，父亲如是说道。为治好儿子的斜视，他把儿子的头砍了下来。”
杂志早期的轻松滑稽被这种尖刻的黑色幽默取代后，《匹克威克外传》在大众心目中声名鹊起。第四期的销量上升至4000册，第十一期销量攀升至1.4万册。这一系列的最后一期时至1837年11月，当时有4万多名读者排队购买。狄更斯作为文学巨匠的时代正式开始了。
所有的销量要归功于狄更斯在出版业的受欢迎程度及其影响力，他被公认为是凭借一己之力改变了出版业的人。他的影响涉及出版的方方面面，影响之深犹如蒸汽机或鼓风机之于制造业。自从让人眼前一亮的新的小说形式登上历史舞台，出版业在过去的一个世纪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现代批评家就哪部作品标志着这一文学类型的诞生尚存分歧，但是大家公认这一文学类型在以下三部作品之前尚未出现，它们分别是笛福的《鲁滨逊漂流记》（1719）、菲尔丁的《汤姆·琼斯》（1729）和理查逊的《克拉丽莎》（1740）。这种小说形式是把虚构的人物艺术地再现于引人入胜的叙事之中，故事里的世界几乎和现实世界一样逼真，这样构思主要是为了娱乐大众，而没有教化目的。这一做法受到英国读者的追捧。
与之前的主要出版物，如《圣经》、学校教材、赞美诗、使用手册等不同，小说的寿命短，读完就被扔了。因此，市场上出现了对新作品的持续需求，不仅需要有文学特质的作品，还需要一系列的冒险故事、恐怖故事和爱情故事等各类作品。以上层社会为背景的“银叉”小说，属于这种文学类型的分支，在狄更斯成名前的几十年里非常流行。迪斯雷利的《维维安·格雷》（1827）就是这一文学类型中颇为著名的一部。据估算，在1815年和1850年之间共出版了3500部小说，以满足市场需求。
这些小说的印数虽然大多不高，仅有一两千册，但也有几部销量可观。沃尔特·司各特爵士的第一部小说《威弗利》写于1814年，之后直到他1832年去世，几乎每年有一部新作问世。他是第一位以创作的成功表明写小说可以成为一项事业的作家。他的《艾凡赫》首印1万册，在1819年出版后的几周内全部售罄，销售册数史无前例。到了狄更斯的年代，没有一本书能卖那么好，但这并没有打消出版商出版畅销书的渴望。
起初，出版商直接通过邮寄订单把书卖给读者。出版商在报刊上登广告，通过邮局和报童把这些信息传到伦敦以及全国各地的读者手上，读者再征订感兴趣的书。很快，报刊开始汇集各自的新书和推荐书目，到18世纪中叶报刊上会定期刊登文学评论，引导读者购书。
18世纪的出版社大多是家庭作坊，为了处理未销售的库存，防止家里和小办公室堆满书，很多公司直接把书店开在办公室，随进随买。其他的公司，如查普曼和霍尔公司建于1830年，靠卖书起家，后来也想做书。纵向架构的融合出版企业框架一直延续到19世纪中叶，它们集编辑、印刷、市场营销和销售于一体。当然，还有一些独立经营的书店，它们也售卖文具、杂志、报纸和小件物品。
19世纪早期，出版业经历了巨大变革。工业革命不仅推动了制造业的专业分工，也促进了一般商业活动的专业化运作。要成功设计、生产、批发和零售任何商品，每个流程的目的和方法都截然不同，图书的编辑、印刷、供货和零售流程也不例外，各有特点。因此，那些纵向架构的出版企业根据自己的专长和兴趣开始分化。
比如到了19世纪初，朗文家族就开始脱离零售业而专做出版；到19世纪20年代，朗文公司的出版业进一步压缩，专门从事教育出版，延续至今。19世纪40年代，威廉姆·亨利·史密斯奠定了现代连锁零售业的基石，他在全国的铁路站点建立了第一批书亭，他的公司就是当时和今天都赫赫有名的W.H.史密斯公司。史密斯是伦敦西区文具商的儿子，他父亲早期从事批发业务。
伦敦作为图书零售中心的地位也发生了偏移。虽然印刷和出版业还留在中心城，但是零售已经跟着中上层阶级一起迁移到了伦敦西区的科文特花园、圣詹姆斯和切尔西地区。到了狄更斯时代，出现了一大批迎合上层阶级需要的书店，多达二十几家甚至更多，其中包括1782年约翰·哈彻特开的皮卡迪利书店。这家书店至今还在营业，是当时伦敦最大的零售书店。
大约在同一时间，伦敦诞生了另一种图书销售模式。书商詹姆斯·拉金顿声称，为了保护图书购买人的利益，他想出了一个聪明绝顶的点子：薄利多销比厚利少销盈利多。很快，他从出版商那儿收购大量没有销售的库存，打上很低的折扣，看着它们在书店里被哄抢一空，他给书店取了个名字，叫“缪斯神殿”，从此“剩书”销售模式开启了。拉金顿于1815年去世，此前他招来很多书商同行的诋毁，但是出版商私底下对他赞赏有加，因为万一他们看走了眼，把赌注下在一本卖不掉的书上，这种模式倒是提供了一个可能挽回损失的机会。
当时书商之间有个不成文的规定，按封面上的定价销售，不打折，这是图书零售业的主要保障。狄更斯对此不以为然，他是自由市场的领头羊，反对任何固定价格的做法。当然，他信奉价格战中的自由主义并非毫无缘由，因为他早期大部分的稿酬和图书销售不挂钩，都是合同规定的固定稿酬。
他的大多作品都是按每周一期或每月一期、共二十期的形式创作和发表，以杂志的形式或给已有一定地位的杂志供稿的形式出售，每期卖1先令。比方说，《匹克威克外传》每期薪酬是14镑，《尼古拉斯·尼克贝》每期薪酬上涨至150镑，《马丁·瞿述伟》的薪资高达200镑一期，另外还有笔报酬是奖金，和发行量和各种重印数有关。一本作品完成后，出版商的典型做法是把它装订成三卷本，就是所谓的“三层书”，定价为31先令12便士，这对读者而言价格不菲，之前他们只需每期花1先令就能满足阅读乐趣。
其实，“三层书”的主要市场来源于国家大规模的付费借阅图书馆系统，这一市场的兴起归功于狄更斯的走红。规模大的图书馆订购狄更斯后期创作的一部三卷本作品的数量可能多达2500套。图书馆都青睐于三卷本，因为和一卷本相比，他们能收三次钱。狄更斯越来越炙手可热，对出版行情了然于胸。因此，他自然要求合同条款能让他从这些额外的重印书中获取更大回报。
谁也不曾料到《匹克威克外传》走红后出现的各式各样的商品。图书畅销之后出现了一些名副其实的手工业作坊，有做小说人物的瓷人雕塑的，有卖匹克威克歌集的，还有做帽子、笑话书和雪茄的。竟有人未经授权将他的小说改编成了戏剧（剧名为《是山姆·韦勒还是匹克威克》），在河岸剧院上演，这种盗窃行为令狄更斯大为光火，这是狄更斯第一次因为别人靠他的名声牟利发火。
1837年9月，在这部戏上演几周后，狄更斯写信给福斯特，他写道：“如果《匹克威克外传》能往这个可怜鬼（剧作家威廉姆·乔治·汤姆斯·蒙克利夫）的破烂口袋里施舍几个先令，使他不致落入贫民习艺所[5]或监狱，那就让他把屎尿壶倒出来，随他改！我倒十分愿意这成为拯救他的手段。”
狄更斯自称不屑一顾，这可能是因为许多工作占用了他太多精力。在连载《匹克威克外传》的同时，他又于1836年11月接受出版商理查德·本特利的邀请，担任另一本新杂志《本特利杂记》的主编。他和本特利签订了报酬丰厚的合约，这使他能从《记事晨报》费神的工作中解脱出来，他立马向《记事晨报》递交了辞呈。
狄更斯一边做新的主编工作，一边撰写《匹克威克外传》，同时还答应写第二部《博兹札记》。如果这么多工作还不算多的话，他在1836年5月还和《博兹札记》的出版商约翰·麦克隆签了份合同，答应写三卷本的小说《伦敦的锁匠加勃里埃尔·瓦登》，计划于11月30日交稿。（当时他还担任了圣詹姆斯剧场的幽默歌剧《乡村风情女》的制作工作，他负责填词。）
除了这些工作，狄更斯还和本特利于1836年8月签了一份合约，同意再出版两本三卷本小说。因为本特利一本小说给他出500镑而麦克隆只出200镑，狄更斯就和麦克隆解除了合约，这减轻了他一定的负担。本特利愿意出这么高的价也是因为匹克威克让狄更斯名声大噪。他为第一期的《本特利杂记》写了一篇没有续集的独立故事，发表于1837年新年的第一天，五天之后他的第一个孩子查尔斯出生了。之后不久，狄更斯对本特利说他要实现自己的允诺，在杂志上连载一个小主人公奥利弗·退斯特的冒险故事。
本特利觉得这样做没有问题，但当他发现狄更斯交的稿子达不到他承诺的16页的时候，开始相应地扣他的工资。狄更斯本就因为小姨子玛丽·霍格斯于1837年5月的突然离世悲痛不已（一些评论家猜测狄更斯和小姨子的感情比和自己妻子还深），妹妹去世后，妻子凯瑟琳又难产了，没能生下他的第二个孩子。在这节骨眼上，当狄更斯发现本特利在他背后做手脚时，立马予以回击，坚持让本特利把《雾都孤儿》视作他承诺交稿的其中一部小说。
本特利拒绝了狄更斯，认为他这样做本质上是一书二卖，但是狄更斯回应说，他现在和当时签合约时相比，早已身价大增。后来狄更斯威胁辞职不做《本特利杂记》主编，才迫使本特利让步。这样，狄更斯在11月把《匹克威克外传》收尾后，心满意足把精力投到《雾都孤儿》的创作上。
关于这个项目的原创是谁有些争议（这本书的插图画家乔治·克鲁克香克后来声称是他找狄更斯，出主意写一个穷困的孩子落入贼窝的不幸遭遇），但是狄更斯依然埋头于这本书的创作，直到1839年4月才写完最后一期连载。这是狄更斯的第二部小说，小说中奥利弗手里端着粥碗，可怜巴巴地问济贫院老板“再要点吃的”的场景令人难以忘怀。毋庸置疑，这部小说成了狄更斯的又一部名作，描写了奥利弗从济贫院逃出后又落入强盗头子费金之手的故事。
现代最权威的狄更斯传记作家彼得·阿克罗伊德评论道，这是第一部以孩子为主角的小说，无论这个创意是萌发于作者回忆悲惨童年的潜意识，还是对一个插图画家建议的回应，都丝毫不会削弱这部小说的影响力。据说这是维多利亚时代的第一部小说（如果从女王1837年6月登基算起），狄更斯在小说中用一个无辜却受到伤害的奥利弗的声音表达了对社会的强烈谴责，作者毕生都在用不同的形式表达这一谴责和不满。
戏剧性地揭露社会不公的创作手法是狄更斯作品中自然流露出的倾向，是他大多旷世之作的灵魂。作家当中也许有人写作风格比狄更斯更别致，思想比他更缜密，但是随着职业生涯的推进，狄更斯在这两方面都有进步。不可否认，他早期作品的情节有时矫揉造作，有些人物设定比较单一，还存有把小说写成传奇剧的不好倾向。尽管如此，狄更斯对社会之恶极度敏感，他善于将自然的善恶交织于矛盾冲突之中，使读者难以抗拒。这些构成了他小说无可争议的优点，在他早期作品中可见一斑。这些特点在《雾都孤儿》中更是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发挥。
显然，狄更斯取材于自身经历：他12岁时就在沃伦黑鞋油作坊打童工，一个人住在寄宿房间里，而其余家人都住在马夏尔西欠债人监狱。他描写的小偷头目费金骗子，与他记忆中遍地耗子的作坊有明显的关联，就连恶棍的名字都取自狄更斯在沃伦作坊打工的同伴鲍勃·费金。
对于童年的贫困潦倒，狄更斯深感羞耻，他只字不提家中的不幸和在沃伦作坊打工的经历，只向妻子和福斯特透露过。直到狄更斯去世，福斯特才在他写的《狄更斯的一生》中披露了这些内容。虽然在后来的作品《大卫·科波菲尔》和《小杜丽》中，狄更斯更直接地取材于这些经历，但读者是通过《雾都孤儿》第一次感受到那些对狄更斯成年生活和艺术创作影响最为深远的力量，这是许多评论家公认的。
从创造者的生平来剖析一件艺术品有其局限性。这种方法运用不当会沦为肤浅的心理分析，用得恰当也会导致人们将注意力转移到创造者的生平而无法从艺术品本身获取力量和快乐。试想如果评论家只争论蒙娜丽莎微笑的原因，那么蒙娜丽莎微笑的美就会被这种讨论所削弱。但当我们捧起《雾都孤儿》，读到奥利弗拿着碗多要一点粥的那种羞耻感时，我们无法不联想狄更斯亲口说过的一番话：“我明白这些经历如何塑造了我，之后我从未忘却，今后我也不会忘却，也无法忘却。”这番话说的是他当年在沃伦作坊，在路人的众目睽睽之下装鞋油的经历。谢天谢地，读者可能这样回应——如果他忘记了，奥利弗·退斯特就绝不会诞生。
这部小说读者众多，每个人对于小说的社会意图都有自己的解读，从街上的俗人到英国最尊贵的人，概莫能外。维多利亚女王认为《雾都孤儿》“饶有趣味”，可她对狄更斯的生活经历竟然一无所知。梅尔本首相对小说颇有微词：“写的尽是济贫院、棺材店、小偷的场景……我不喜欢这些东西；我希望能避开这些东西；我在现实生活中就不喜欢这些，也不喜欢有人把他们搬进小说。”萨克雷的评论更甚，他批评狄更斯美化犯罪，说他的小说以时下流行的耸人听闻的拙劣虚构为躯干。
狄更斯第二部小说广受欢迎的一个有力证据是，有六部根据图书改编的独立舞台剧于1838年上演。但不幸的是，大多舞台剧只拙劣地模仿狄更斯书中的语言。虽然作者本人有时也忍不住观看这些未经授权的演出，但是表演让人难以忍受。狄更斯后来承认说，在看其中一场演出时他不得不躺在包厢的地板上，从第一幕的中间部分一直躺到表演结束。
2
1838年，狄更斯尚未完成《雾都孤儿》（最后一期于1839年4月完成），他又开始创作第三部小说《尼古拉斯·尼克贝》。这部小说共二十期，从1838年3月连载至1839年9月。故事讲述了一个身无分文的年轻人逃离惨无人道的约克郡寄宿学校，来到伦敦追求新生活的故事。这部小说甚至比《雾都孤儿》还受欢迎，第一期销量就高达5万册。
但真正让狄更斯成为文学圈里顶尖人物的是《老古玩店》。小说写的是没脑子的流浪汉耐尔·吐伦特的悲惨人生，小说以分周连载的形式出版，从1840年4月开始至1841年2月完成，每期销量超过10万册。
尽管小说写到一半，纯真、虔诚的耐尔就去世了，这导致评论家的观点大相径庭，一派认为狄更斯是对所有道德剧作了一个总结，另一派则认为这不过是不足挂齿的传奇剧的续篇，但读者对小说趋之若鹜，狄更斯自己也声称：“我认为我会一直喜欢这样的情节，比我之前创作的情节或可能创作出来的情节都好。”
值得一提的是，《老古玩店》吸引了10万读者，这个数字让狄更斯拥有了全国史无前例的读者比例。尽管当时没有文盲率的正式记载，但是《爱丁堡评论》的创办人、著名法官弗朗西斯·杰弗利（杰弗利勋爵）在1844年的那期杂志上写道，英国的中产阶级中有30万读者（人口总数约为200万），上层阶级还有约3万的读者。若一些评论家指出的全国50万读者的人数不虚，那么狄更斯作品的读者人数则仍达到了全国识字人数的五分之一到四分之一之间。且把这个数字和当今的美国作一比较：美国工作人数约为2亿人，识字的成人是购书的潜在人群，若一本书的销量达到了7.5万册到10万册之间，即总人数的二十分之一，该作家便可高居《纽约时报》的畅销书榜单了。
另外，当时靠手手相传阅读小说的人数众多，还有很多听众定期聚在酒吧和咖啡馆里听人读小说。因此，狄更斯对身边世界的影响之大，可谓前无古人。如果说出版商一直盼着出现第二个沃尔特·司各特，那么狄更斯毫无争议地填补了这个空缺，其作品定期销量超过《艾凡赫》五至十倍。评论家指出，狄更斯的成功颠覆了图书行业的市场预期，使畅销书作家的报酬达到了“全新的、前所未有的高度”。
尽管狄更斯功成名就，但这并不代表他不会判断失误。狄更斯在尚未完成《老古玩店》的情况下又开始动笔写他的第五部小说《巴纳比·拉奇》，一部基于1780年戈登暴乱的历史小说，暴乱中几百名反天主教人士在伦敦街头遭到政府军射杀。狄更斯构思这个小说数年，始终没有进展。1838年，他写信给福斯特发了一通写这部小说的牢骚，称它是“令人厌恶的噩梦”，因为他既写不出来又忘不掉。
结果证明，要是忘掉不写倒会减少他的烦恼。可他还是全身心投入到这部小说之中，于1841年1月至11月底出版，公众对《巴纳比·拉奇》的反响非常糟糕。《老古玩店》的每期销量高达10万册，到了这部继任篇，前几期销量跌到了7万册，最后一期已然跌至3万册。
虽然狄更斯坚决为自己的作品背书，告诉福斯特他信心满满，“小说终将成功”，但是这一滑坡使他开始慎重考虑美国作家华盛顿·欧文的邀请。欧文是狄更斯作品的忠实粉丝，建议他的英国同行赴美国游讲，坚信这一访问将会“在美国各地取得胜利，这在任何国家都是闻所未闻的”。
狄更斯反对保守政府，提倡个人自由，深谙戈登暴乱和美国独立战争发生在同一时期，或许美国人民比他的同胞更会欣赏《巴纳比·拉奇》。狄更斯认为他肯定会受到美国人民的欢迎，据说美国大众会翘首以盼载着最新一期《老古玩店》的英国邮船，对着船员大声喊：“小耐尔还活着吗？”
另外，狄更斯对地位不高的殖民地人民和他们伟大的民主试验有一种天生的亲切感，因为他自小贫穷。再者，当时英国作家的访美见闻是出版界炙手可热的选题，他或许也能借此分一杯羹。
狄更斯带着这些想法找他的出版商查普曼和霍尔，希望他们资助这次访行。狄更斯劝说出版商的理由是这不仅能促进大家购买更多他已出版的书，而且经历本身也可成为将来旅行杂记的素材。
出版商同意了，1842年1月2日，狄更斯和妻子凯瑟琳登上了载着115名乘客的“大不列颠”号。四个孩子被丢在了家中，由弟弟弗雷德照看，最小的孩子才七个月大。凯瑟琳害怕这次危险、艰苦的北太平洋航行（四年前才有第一艘蒸汽船穿越北太平洋）。狄更斯对船上的食宿水平深感不满和震惊（枕头“没有烤饼厚”，床单揉得像一块松饼）。尽管如此，他们仍于1月22日抵达了波士顿。从波士顿开始，他就一直被记者、编辑、粉丝、好事者攻击，在四个半月的访问中，攻击之声从未式微。
一开始，波士顿的读者太过热情，狄更斯不得不雇个秘书，每日都要安排一场正式的接待会，由英国领事引介。在纽约，有3000多人聚集在帕克剧院，参加2月14日的博兹舞会。剧院里矗立着一幅巨大的狄更斯画像，画像顶部有只老鹰，俯视着模仿狄更斯作品里场景和人物的各种舞台造型。
在美期间，狄更斯见到了几乎所有大名鼎鼎的美国作家和思想家，包括他的坚实拥趸者华盛顿·欧文，还有哈丽叶特·比切·斯托、埃德加·爱伦·坡、威廉·卡伦·布莱恩特、亨利·沃兹沃斯·朗费罗、奥利弗·温德尔·霍姆斯、约翰·格里利、詹姆斯·拉塞尔·罗威尔、亨利·克莱和丹尼尔·韦伯斯特。在华盛顿，美国总统约翰·泰勒在白宫接见了他。
狄更斯在美国虽受到前所未有的关注和赞美，但并非诸事皆顺。首先，有些美国人发现亲眼看见的狄更斯与其成就铸造的人间巨人形象相差甚远。他任初级律师职员时其外貌被描述为脸色粉嫩，天庭饱满，眼睛有神，美国作家理查德·亨利·戴娜写信给布莱恩特却说，第一眼见到狄更斯“你可能会觉得不顺眼”。有人评论说，狄更斯虽然有5英尺9英寸高[6]（高于那个年代的平均身高），但看上去又矮又胖，耳朵有点大，头发乱糟糟，在公众场合和餐桌上喜欢吹毛求疵。
还有人评论说狄更斯喜欢低声说话，语速快，口音重，美国人很难听懂。在衣着方面，他把艺术之美变成了招摇过市，手指、手腕、领带上都是珠宝，穿着一件花花绿绿的背心，美国人觉得太过花哨。萨克雷曾如此描述社交舞会上的这对夫妇：“狄更斯太太一袭粉色绸缎，狄更斯先生一身猩红色，再配上下垂的髦发，他们可真光彩夺目！”大家不难想象狄更斯这身打扮确实吓倒了粗放的美国人。
一个美国记者把他写成了“奢侈阶层的花花公子”。
如果狄更斯不谈及一个令他大为不悦的经济话题，所有这些都可视为他审美上的小怪癖。从在美国第一次公开亮相起，他固然懂得人情世故，知道要去赞美美国的社会制度和理念，但他每次演讲总会谈到一个令他着了魔的问题：他描绘了一个栩栩如生的画面，沃尔特·司各特爵士躺在临终的床上，身无分文，这是因为国际出版商们盗版这位伟大作家的作品，却不支付分文版税。狄更斯从这悲惨的一幕谈起，呼吁建立世界范围内的版权保护协定，保护所有作者的权益，当然包括他自己。
文学盗版在殖民地时代是普遍的商业行为（如今在一些东欧和远东国家，版权仍未得到承认），不久，新闻报纸就开始撰文抨击狄更斯，称他这次访问实质上是披着面纱的国际版权协定运动。这些报纸之所以这么写，要么是因为和出版商沆瀣一气，要么是出自对出版商的同情。狄更斯怒不可遏，写信给他的一位美国朋友乔纳森·查普曼：“对于在国际版权问题上所受的抨击，我感到震惊、恶心，此生从未被弄得如此内心作呕、怒火攻心。我不过说了一句期望有一天作家能受到公正的待遇，立刻就招致你们几十份报纸用流氓的污言秽语污蔑我，言辞之恶毒比他们抨击一个谋杀犯有过之而无不及。”
狄更斯对美国本来抱有的美妙幻想不断破灭，不光是因为版权问题引发的这一件事。访问完波士顿、纽约、华盛顿之后，他计划走访美国南部，包括查尔斯顿、南卡罗来纳州，但最远不超过弗吉尼亚的里士满。
狄更斯后来在《美国杂记》中解释道：他逐渐认识到他对美国一直抱有的幻想和经历的现实有天壤之别。“考虑到这趟行程的周期，再加上这提前燥热的季节——我在华盛顿常热得受不了——况且，生活在奴隶制环境下，会一直沉陷于对奴隶制度的冥想之中，考虑到这种沉思带来的痛苦……脱去了本该有的美丽伪装。”他写道。因此，他决定取消美国最南边的行程。
狄更斯见到美国同胞丝毫不讲个人卫生，颇感失望。有些新闻记者对这位伟大作家的“平民”举止大为吃惊，狄更斯却发现美国人才是乡巴佬，不懂起码的礼貌。
英国外交官当初就说美国白宫缺乏礼节；托马斯·杰斐逊总统穿着拖鞋接待外国国家元首，这是人人皆知的。狄更斯拜访时吃惊地发现泰勒总统接待室里的国会议员和说客们唠嗑、抽烟、吐口水，像是酒吧里的闲汉。宣布他到达后，他被带到了会客前厅，狄更斯说，等在里面“无聊乏味，和我们国家任何公共场所的等候厅一样，像医生在里屋看病，你等在他家的餐厅”。
大厅里还有十五、二十来人和他一起在等，有一个精瘦结实的老头，来自西部，两腿间放着一把巨大的伞，“眉头紧锁，一直盯着地毯，嘴角边的皱纹沟壑纵横，不停地抽动着，他像是下定决心要让总统听进去他不吐不快的一番话，一粒麦子也不能少给他”。狄更斯把这些人的狂热表情描写得淋漓尽致，又描摹了一个“什么也不做，只一个劲地吐痰”的男人才收尾。关于这个明显的陋习，他写道：“这些先生们在这方面做得锲而不舍、精力充沛，把他们的小礼物都馈赠给了地毯，数量如此之多！我敢断定总统女佣的薪水一定不菲。”
除了这些失望，他和凯瑟琳对接二连三的“抛头露面”感到身心俱疲，他们的穿着打扮、举手投足和一言一行都要接受舆论监督，经常还遭到诋毁。最后，狄更斯给他的演员朋友、时而兼任他商业伙伴的威廉·麦克迪雷写信说：“我很失望。这不是我要来见的共和国，也不是我想象中的共和国。”1842年6月7日，狄更斯和凯瑟琳在加拿大休息一个月后，动身回国，欣慰自己终于离开了这些沿海国家，这位作家曾梦想在那里找到“拔地而起的城市，如同童话里的宫殿一般耸立在西部的荒野和丛林中”。
3
狄更斯对美国之行的总体感受是失望透顶，在此期间，他给麦克迪雷等人写了许多长信，一直希望这些信成为他回国后出版的关于“美国印象”一书的素材，这本书他允诺在查普曼和霍尔那里出版。他很快写完了《美国杂记》，于1842年10月出版。这本书不出所料，描写了他观察到的美国的通病。
狄更斯对美国的餐桌礼仪、监狱制度、奴隶制度、美国海上和边境旅行的苛板规定，以及美国蔓延的虚伪、腐败和狂妄自大都予以批判。他认为美国的监狱体系“呆板、严厉、毫无前途……我认为这个体系实施起来只会造成残暴和不公”。尽管读者猜到狄更斯会这么写，但是英国读者对以上内容的冷漠态度让狄更斯吃了一惊。评论家觉得狄更斯的观察没多少新意，乐于分享粗俗的“美国体验”的英国作家都写过类似的内容。
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这本书在美国卖得很火爆。作者要是据此沾沾自喜，那么马上就会被另一个事实泼一盆冷水：市面上几乎全是盗版书，对书的评价是一片骂声。最令人兴奋的评价来自美国的废奴主义者，狄更斯提出在美国废除奴隶制的观点受到了他们的热捧。
1843年1月，《美国杂记》完成不久，狄更斯开始出版第六部小说《马丁·瞿述伟》。1842年，狄更斯收到查普曼和霍尔的2000镑预付款，供他在美国旅行和休假，附带条件是按月连载一部新小说。合同明确规定除了预付款，他还将获得新小说销售利润四分之三的报酬。但有可能是因为《巴纳比·拉奇》的销售业绩不佳，再加上狄更斯已经欠出版社3000镑，出版商们坚持在合同中增加一条附加条款：若《马丁·瞿述伟》的报酬无法偿还狄更斯分期付款的债务，出版商将从狄更斯每期200镑的报酬中扣除50镑。
这种附加条款对狄更斯而言是头一回，显然出自对狄更斯的不信任。狄更斯即便当时斟酌过这项条款的涵义，他对查普曼和霍尔也什么都没说。因为他对新小说信心满满，他宣称小说的主题是“英国的生活和礼仪”，围绕住在乡间邸宅的一家人展开，描写了他们的各种算计和不择手段，以图谋马丁·瞿述伟爵士的财产。
创作不久，狄更斯激动地给他的好友、文学顾问约翰·福斯特写信，宣称欣喜地发现小说中的人物“打开了”。出版商因销量下滑倍感烦恼，但他怡然自得，因为写到第十二期的时候他编排年轻的主角小瞿述伟去美国访问。有些评论家认为这样的剧情发展是狄更斯打破萎靡销售业绩的破釜沉舟之举，而狄更斯却因为有机会再次抨击令他失望透顶的国家而洋洋得意。“马丁让大海对岸的人彻底疯了。”1843年8月他自鸣得意地对福斯特说道。
惹怒美国人（正因为这件事，他失去了华盛顿·欧文这个朋友，之前欧文一直拥护他）的一种办法就是冷嘲热讽，比如马丁的朋友马克·塔普林解释他如何画高贵的美国标志的一番话。他们站在船头，注视着美国海岸线在身后渐渐远去，这时塔普林对马丁说：
“先生，我在想……如果我是个画家，奉命画一幅美国的白头海雕，我该怎么画呢？”
“我认为画得越像真的老鹰越好。”
“不对，”马克说，“先生，我不会那样画。我会把它画成蝙蝠的样子，因为它鼠目寸光；画成矮脚鸡，因为它自吹自擂；画成喜鹊，因为它老实巴交；画成孔雀，因为它爱慕虚荣；画成鸵鸟，因为它顾头不顾尾。”
要是狄更斯以为嘲讽美国的小说能赢得英国读者的芳心的话，他的如意算盘就又打错了。那期的销售册数与上期相比略有提升，从2万册增至2.3万册，但这个数量与《尼古拉斯·尼克贝》的5万册和《老古玩店》的10万册销量比起来相差甚远。出版商威廉·霍尔提醒狄更斯他们签过附加条款：在销售不佳的情况下需扣他的一部分工资，这使得本来就不如意的狄更斯火冒三丈。他立马写信给福斯特，发誓不再给查普曼和霍尔投稿，宣称要与布拉德伯里和埃文斯公司合作。这两位是狄更斯小说的印刷商，每到圣诞节都会给狄更斯送一只火鸡，至少在作家心中，此举既慷慨又有诚意。
不了解实情的人可能认为狄更斯的反应过激了。即便今天，在一些人口远比维多利亚时期的英国多的国家里，谁要有能力写本书在一周或一个月内上架销售2.3万册，肯定会欣喜若狂。这样的人不大会因为个别评论家的不满就不高兴，也不会无法容忍远在大海另一端国家人民的不友好。
可事实是，撑杆跳比赛的杆子从不会往下降，也很少有作家会降低对自己下一本书的期望值。销量减少，热度下降，口碑下滑，这些都会夺走作家的自信。谁要是和狄更斯一样，登过文学的奥林匹斯山之巅，也会受不了有一天被放逐到一座小山坡的待遇。
如果有人敢和狄更斯的朋友福斯特提他是屠夫之子，福斯特一定会翻脸；同样，狄更斯对自己的出身也是耿耿于怀。他生无特权，所有的努力都没有任何信托基金的保障，也没有任何家庭财产可供他退休养老。他经常说，生活的好坏都指望他的下一本书。
读者对《巴纳比·拉奇》的差评，他可以归咎于灵感枯竭而导致判断有误。他决定走访美国的一个目的就是想从写作的苦差事中抽身，找回灵感。《美国杂记》的失败，他可以归咎于同类书的出版早已供大于求，尽管它们品质低劣。但是大众不买账《马丁·瞿述伟》让狄更斯不得不开始怀疑自己的判断力，质疑自己的写作天赋，甚至怀疑自我。
4
狄更斯来到曼彻斯特出现在雅典娜俱乐部时，眉间一定挂着一丝忧虑。一位法国记者此时采访了他，形容他“头发很长，呈棕色，乱糟糟地……盖在额头上，面色苍白”。不过这位记者还指出：“明亮不安分的眼神里透出过人的洞察力和超凡的智慧。”
狄更斯愿意竭力改变雅典娜俱乐部的命运可以说是性格使然，但他这次来到曼彻斯特（查尔斯·纳皮尔勋爵曾把曼彻斯特称为“现实世界的地狱入口”）主要还是因为姐姐的强烈要求。姐姐叫弗朗西丝，比他大18个月。正如她弟弟所熟知的，姐姐范妮[7]嫁给了一个虔诚的福音派教徒，名叫亨利·伯内特。这对夫妇在曼彻斯特郊区的阿德威克住了一段时间。狄更斯和范妮一直关系很好，但由于他不信任有组织的宗教，尤其是一些偏执的小教派，所以他不确定姐姐嫁给这个丈夫是否明智。尽管这样，狄更斯仍情愿住在姐姐和姐夫家，而不愿住当地的酒店，因为他非常厌倦成名带来的无休止的追捧。
要不是因为姐姐参与了该市的福利事业，他甚至不会考虑接受曼彻斯特的邀请。最近数月，他参加了太多的公益事业，超出了个人承受的极限。
狄更斯的传记作者彼得·阿克罗伊德提到，狄更斯曾在伦敦的印刷工人协会、肺结核与胸部疾病医院、聋哑人慈善协会、文学基金会和疗养院发表演讲。他还答应为朋友麦克迪雷安排一个答谢宴。麦克迪雷辞去了特鲁里街剧院的工作，组建了一个作家协会，担任作家国际版权事务委员会主席，还捐助了不久前溺水身亡的演员爱德华·埃尔的遗孤。
面对如此多的活动安排，不难想象狄更斯会感到厌烦。他厌烦没完没了的派对和社交场合（包括萨克雷嘲讽狄更斯和他妻子凯瑟琳着装的那场舞会）。狄更斯的不耐烦可从他参加切特豪斯广场医院晚宴写的笔记中得到佐证，他把那里的客人描述为“一群牛，他们衣冠楚楚，唾沫四溅，驼背大肚，吃得太撑，性情暴戾，喷着鼻息”。
当时，凯瑟琳又传来怀孕的消息，这是七年里的第五个孩子。传记作者们一般认为狄更斯是在年轻时的情人、银行家的女儿玛丽亚·比德内尔拒绝他之后，才在1833年娶了凯瑟琳·霍格斯，安顿下来。但是，狄更斯和凯瑟琳之间的关系，虽称不上有激情，可一直也是互相关爱，互相尊重。可当凯瑟琳向狄更斯透露她再次怀孕之后，狄更斯称她为“一头驴”，这表明狄更斯真站在了悬崖边上，摇摇欲坠。
他甚至提议一家人搬到欧洲大陆，包括现在与他们同住的凯瑟琳妹妹乔治娜，在那儿他们可以生活得节俭一点儿，狄更斯可以写旅游见闻，如此贴补家用也来得容易些。狄更斯猜测也许自己在公众前曝光太多了；也许一旦停下写作，不受关注，读者和评论家就会意识到他们失去了什么。但此刻，他仍旧来到了曼彻斯特，那里的表演不得不继续下去。
曼彻斯特的一位东道主沃特金爵士在回忆录里写道，没有任何迹象表明狄更斯来到曼彻斯特之后有什么不对劲。对于沃特金来说，狄更斯是慈善的化身，毋庸置疑，沃特金的回忆里充满了对狄更斯的赞美，即便算不上是露骨的崇拜，也是热情洋溢的赞扬。
“查尔斯·狄更斯先生能大驾光临，我们必须感谢他的姐姐伯内特太太为此付出的努力。如果这个世上真有节制的圣徒，那么非她莫属。”沃特金写道。狄更斯出现在雅典娜俱乐部的前一个晚上，沃特金和几个同伴去伯内特家拜访了狄更斯。
在屋里的时候，大家发现狄更斯站在壁炉边，打算用玻璃盛酒器倒酒。“递盛酒器的时候，他把自己的玻璃杯打翻了，”沃特金回忆说，“浇在了桌上一本漂亮的书上。”
然而，这个小插曲似乎并没有影响狄更斯，他很快向代表团提出了第二天计划的细节，并询问沃特金，他们打算安排谁坐在他旁边。沃特金提议狄更斯就坐在他姐姐和姐夫身边，因为这样最亲切，狄更斯摇了摇头。
“不行，我觉得不妥，”他告诉沃特金，“完全不妥！你要安排支持我的人坐我旁边。”他解释道。
既然这样，沃特金回答，狄更斯的一边安排坐科布登先生，另一边安排坐曼彻斯特的克肖市长，如何？狄更斯说这样安排很好。
话锋由此转到了狄更斯对大众教育的殷切希望（“教育集会有一万人参加，对不对？”他问沃特金的一名小组成员）。继而，让沃特金有些惊讶的是，狄更斯对雅典娜俱乐部的价值观念、历史和当前所需了如指掌。
“狄更斯似乎对这一切都很感兴趣。”沃特金大加赞赏地写道。当有位小组成员提到保守派一向反对雅典娜等基层教育事业时，狄更斯的反应很强烈。
他说：“如果有哪个党派反对群众教育，我们管不着。但也不用管他们，我们必须继续下去。”
有人想感谢狄更斯的慷慨，因为他不吝名声来帮助他们的事业。有位像狄更斯这样功成名就的作家代表他们，比起区区一个政治家有用得多，一位曼彻斯特人微笑着说。
沃特金说：“我们对他这次到访的高度评价被他谦虚地否认了。”狄更斯对溢美之辞挥手否认，强调他之所以来是因为支持雅典娜俱乐部的立场：有一种“世俗的欲望，让人做尽可能多的活儿，而没有一个慷慨的愿景给他们提供尽可能多的发展机会”。
“我会强调教育的必要性和有用性，”狄更斯对小组成员说道，“我必须清清楚楚地告诉他们。”
当谈话最终转到英镑、先令、便士等钱的问题上时，狄更斯建议说，他在发言中不能把机构的财政状况说得太糟糕，因为捐助者更愿意资助上升中的事业，而不会把钱投进一个跌入谷底的事业。“我可以说这个机构的债务正在加紧清算中，呃？”他告诉他们，“这不失为一个办法。”
小组同意这个策略，也赞同狄更斯直接要钱是不妥的。“太像把他当作摇钱树了。”沃特金插话道。
狄更斯点了点头。他向当事人保证：“我会试图以另一种同样或更有效的方式去鼓励他们慷慨解囊。”
他们必须记住，有些东西比机构本身更重要，狄更斯接着说。曼彻斯特雅典娜俱乐部的存亡并不是你们努力的唯一目标，它的理念才真正值得你们全力呵护。谈到这儿，他们的会议结束了。
5
第二天下午，作为正式演出前的预热，主办方安排了一场参观雅典娜俱乐部的活动，期间狄更斯被引荐给了慷慨激昂的演说家理查德·科布登。两人在俱乐部里边走边聊，一边寒暄，一边交换想法。按照沃特金的说法，“他们走进地下室，爬上顶楼，一路上拿政治和政客开涮”，其中就包括詹姆斯·克罗斯勒，一个体型肥胖的地方政客，他和科布登水火不容。
他们讨论的主要议题之一是科布登参与的全国反玉米法联盟。1839年，曾在曼彻斯特率先建立过一个类似地方组织的科布登，成功建立了一个全国委员会，联合所有利益集团，试图废除保护英国乡绅权益的税制。科布登曾任曼彻斯特商会会长，也是该市首任市议员之一。他于1841年当选议员，迅速成为反对既得利益集团的主要代言人，这些既得利益者对英国的粮食价格推波助澜，导致面包价格虚高。
1840年至1842年英国遭遇大萧条，加上庄稼接连歉收，导致粮食短缺、价格上涨，因此越来越多的英国普通百姓拥护科布登。这个组织也得到了制造商的支持，他们担心税收使玉米价格暴涨会最终导致工人罢工、工资上涨。科布登往返于整个英格兰，在越来越多的人前发表演讲，他和狄更斯在曼彻斯特见面时已是全国工人中的英雄人物。
迪斯雷利将在舞台上与他们一道演说，虽然迪斯雷利本质上是托利党和保守党成员，但颇得自由党的喜爱，因为他主张拥有土地的利益集团有义务维护穷人的权利和生计。因此，这个颇受欢迎的三人组合有政治家、小说家，还有小说家兼政治家，构成了雅典娜俱乐部演讲海报上的黄金搭档。科布登和迪斯雷利作为公众演讲者可能更有经验。（威廉·格莱斯顿曾嘲讽迪斯雷利，说他可能会死于“绞刑或者某种可怕的疾病”。迪斯雷利反驳道：“先生，这要看我是拥戴了你的主教还是拥抱了你的情妇。”）但是，狄更斯根深蒂固的影响力使他成了当晚演讲无可争议的明星，尽管他最近诸事不顺。
1843年晚上，狄更斯在曼彻斯特竭力扮演一个救世主的角色。这样做对他来说很不容易，他的婚姻遇到了麻烦，前途飘忽不定，财务状况随时会崩盘。心头堆满了烦心事，他真能搁在一边，鼓舞大众伸出援助之手，帮助工人获得思想、文艺和教育吗？但是，恰是这些理念构成了狄更斯最优秀作品的核心和灵魂，而且他以前就是他今天为之代言的人群中的一员。
年仅31岁的狄更斯虽尚处在艺术家的成长期，但随着《博兹札记》（虽散漫，但反映了他广泛的社会兴趣）、《匹克威克外传》（虽不够连贯，但人物丰富，有喜剧感）和《雾都孤儿》（虽有几处写得像传奇剧，但主题突出）几部作品的出版，他在写作上表现出了涉猎广、内容深刻、能力突出等品质。这些品质建立在前人成就之上（菲尔丁、笛福、斯摩莱特、理查逊和司各特），奠定了他在大多数现代评论家眼中第一位真正的现代小说家的地位，也让他成为时代的代言人。
作为一个时代的代言人，狄更斯深知他作为发言人和艺术家所取得的卓越成就。今天，我们很难理解如此之高的社会地位，因为每当社会名人在颁奖典礼上发表政治观点时都会受到毫不客气的批判。二十世纪的文学批评也无法接受作家拥有这样的社会地位，评论家认为小说不过是作者的主观幻想，和现实没有任何实质的关联（如果“现实”果真存在的话）。吉尔伯特·索伦蒂诺写的那则家喻户晓的故事的最后一句是：“艺术救不了任何人。”
但在狄更斯的时代，作为故事叙述者的作者在他创作的虚构故事中伺机以待，经常随时“跳出来”，或解释一个人物的活动和心理动机，或评判身边的时事。读者完全接受作者这样做。首先，在那个教育水平低下的年代，没多少人读过大学，所以不难理解大家会认为一个见多识广、严肃写作的作者也许能把人类的本质和社会商业活动的规律阐释清楚。再者，在狄更斯时代，小说不仅被当作是娱乐，也是潜在的信息和智慧的范本。
那时尚未建立现代社会习以为常的社会保障体系。为穷人和生活不幸的人设立的各种慈善机构皆由教会和私人经营，他们大多动机不纯，做法不当。狄更斯“永远不会忘记”自己卑贱的童年，他认为最卑鄙的做法就是这些所谓心地善良的人非要别人信奉他们的宗教才赏你一碗粥。在狄更斯眼里，真正的慈善是敞开心扉的仁慈；把救济当作棍棒，强迫接受者，迫使其成为信徒，着实令人作呕、邪恶无比。
狄更斯不激进，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理论（狄更斯出现在雅典娜俱乐部时，恩格斯家族在曼彻斯特还拥有一家棉纺厂）对他来说太过遥远。狄更斯认为完全可以使一个理性的资本主义社会认识到其对全民的责任，幸运的人有义务分一杯羹给自力更生却生活不幸的人。
他反对通过暴力手段来达到目的，但是他非常理解为什么绝望的人会被逼上犯罪的道路而不得不诉诸暴力。他严厉谴责那些将自己的责任推给穷人的个人和富有阶层。他憎恶迫害穷苦人的法律（如《玉米法》、监禁债务人制度以及不规范的《劳动法》），憎恶无能的官僚机构，不健全的公共工程和公共卫生，憎恶个人的贪婪、暴食和冷漠。
但是狄更斯并不是一个没有幽默感的改革者。他热切追求的目标是一个人人都能享受生活乐趣的社会：有文化，有娱乐，有美味的食物，有和谐的关系，还有幸福的家庭。要是狄更斯能活着听到一个名叫罗德尼·金的人喊道：“我们所有人为什么不能和谐相处呢？”他肯定会心领神会地点头，用他喜欢的那句伦敦东区味十足的话回答：“哦，天啊，是这样！”
也许狄更斯是因为他姐姐范妮的执意相劝才接受雅典娜俱乐部的邀请，但是他的人生哲学也决定了他会搭乘火车，踏上从伦敦到曼彻斯特两百英里的旅程。如果说英格兰处于世界工业革命的前沿——随着小农场的大规模集聚，农业、钢铁和纺织品生产都已实现机械化并引领世界——那么以煤炭为燃料的曼彻斯特就是工业革命的领导者。
曼彻斯特小镇在1685年只有6000人口，因地理位置优越，既可通往利物浦航运港口，又靠近丰富的煤炭矿藏，还有快速流动的河流提供电力，这座城镇已成为世界上第一个现代工业城市，到1830年人口增至30万，在狄更斯到来的时候人口已超过40万。当时英格兰全国约有1600万居民，居住在伦敦的约有200万。与美国相比，美国人口有1700万，而居住在其最大的大都市纽约的只有31.2万。
然而，这些工厂、作坊和运输公司的繁荣背后并非没有代价。雇主生活得像君王，越来越多的管理人员也过上了滋润的中产阶级生活。但主要靠劳动力工厂才得以运转，他们和家人生活的环境却肮脏不堪。
托克维尔在曼彻斯特写道：“人类得到了全面发展，但也变得更加残忍；在这里人类文明创造了奇迹，可文明人一转身又几乎成了野蛮人。”大部分城市街道尚未铺砌，工人居住区没有修“普通下水管道”，满地是粪便和垃圾，行人只能绕道。许多人家里是没有铺砖的泥地，没有门窗，“通风不良”，“没有厕所”。因此，1832年，社会活动家詹姆斯·凯写道：“街道狭窄，没有铺砌，街道上都是日积月累车轮压过的凹洞，洞里填满了泥土、垃圾和令人作呕的粪便。”
十年之后，就在狄更斯访问之前，约瑟夫·阿兹黑德在《贫穷的曼彻斯特》一书中指出情况越来越糟：“曼彻斯特的穷苦程度令人发指，”他引用一名当地医生的话说，“我们大多同胞的食宿水平连牲口都不如。”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在狄更斯访问时正热情高涨地做经济分析，他的思想成为马克思1848年发表的《共产党宣言》的基石，他撰文抨击繁荣与萧条的不断循环只会使情况恶化，把劳动者从一个完整的人异化为“体力劳动者”，有产品需求时雇佣大量劳动力，一旦生意下滑他们就被抛弃。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机械化把人变成了生产过程中的一个统计变量，结束了封建时代遗留的雇主和雇工之间的家长式关系，把人与人的关系变成了赤裸裸的利益关系及冷冰冰的“现金支付”关系。
曼彻斯特的情况非常不堪，不止一位现代劳动经济学家说过，如果恩格斯的成长环境好点，比如生活在伦敦，《共产党宣言》可能就不会写成那样。分析家戴维·麦克莱伦说，如果恩格斯久住首都，“那里的制造业主要靠工匠完成，那么他写出来的将是另一番景象”。狄更斯在伦敦的所谓家长式的雇佣关系中做过“工匠”，他当然无法苟同这一观点，但是有一点是毫无争议的——1843年的曼彻斯特如同人间地狱。
曼彻斯特的年死亡率是1/31，而全国的年死亡率是1/45。工人阶级子女5岁之前的死亡率高达57%。
自1841年至1842年，经济大萧条的影响犹存，每天有3000人在施食处排队。全市130多家喷烟吐雾的工厂因商业衰退破产。恩格斯在1842年底写道：“每个街角都是成群找不到工作的人，许多工厂……闲置待工。”
靠手工织布为生的人因动力织布机的发展，生活变得异常艰辛。自1820年至1840年，他们虽还能找到工作，但工资下降了60%。当时仍有约10万名织布手艺人在曼彻斯特生活、工作，一位劳工史学家说，他们的绝望“笼罩整个时期，萦绕着所有的工人阶级”。（有趣的是，这个绝望的时代迫使失业的苏格兰手织工卡内基移民美国，在那里他的儿子安德鲁将成为有史以来首屈一指的工业家。）
他到访的这个城市在许多方面都令他厌恶。他于1838年短暂访问了曼彻斯特，那时他正在创作《尼古拉斯·尼克贝》。“他来的目的是考察棉纺厂的内部情况，我想他这样做和正在写的某部小说有关。”小说家同行哈里森·安斯沃斯在狄更斯的介绍信中如是写道。在那些工厂看到的情景给狄更斯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我（在曼彻斯特）所看到的让我感到无比恶心、无比震惊。”
狄更斯对愿意为压迫者挺身而出的人非常友好，他结交了很多曼彻斯特当地人，其中包括他在查塔姆的第一位校长威廉·贾尔斯牧师。正因为朋友多，他说，尽管这个城市的境况不尽如人意，“每次来到曼彻斯特，我都满怀期待，每次离开，我都开心而归”。但也许有人会问，今晚他还能开心而归吗？
迪斯雷利站在讲台上，犹如一颗冉冉之星，而他坐在一旁，思考的却是自己的多舛命运：书卖得只有之前的五分之一；出版商要扣他的工资；批评者不仅目光短浅，还嘴不饶人。
他面前的这群观众想要什么呢？智慧、安慰，还是救赎？主啊，他连自己的问题都摆不平，又怎么帮他们？
迪斯雷利演讲结束了，该狄更斯上场了。
主持人一番热情洋溢的介绍和欢迎辞，让狄更斯为之一振，他开始演讲，说他相信理性的力量。他赞扬了聚会的场所，在这儿“我们不用管政党分歧，不用担心互相仇视的公众意见……我们就如同身在乌托邦之国，开这个公众会议”。他继而重申了自己的信条：“我认为，对于我们所有人来说至关重要的是，每个人都应该意识到人要关心道德的提升和社会的进步，要拥有不影响他人的娱乐生活，要关心整个社会的和平、幸福和生活的改善。”这一信条为他从事艺术创作提供指引，是他参与公众事业的原则。
狄更斯提到了曼彻斯特和他所代表的雅典娜俱乐部，他说：“这地方很合适……在这狭小的劳动世界里……这座城市应该有一座神圣的庙宇致力于教育这个人数众多的阶层，帮助他们进步，因为他们在各种有用的岗位上帮助我们创造财富。”
他接着又给自己的观点增添了一份诗意，他指着他们所在的大厅说道：“我认为我们应该意识到，当这座城市的工厂再次回响着那些了不起的发动机的哐当声、机械的飞转声和碰撞声时，人的心灵，这个上帝之手创造的不朽机器，不仅不会在喧嚣声中被遗忘，而且能在自己的这座宫殿里栖息并得到滋养。”
他又提到了促使他上次造访这个城市的境况。他提醒听众：“雅典娜俱乐部建立于商业繁荣期，那时，雅典娜俱乐部服务的社会阶层都有工作，收入正常。”
其实，在他提到那个时期，工厂的失业率徘徊在15%到20%之间，在过去的十年里工资也下降了差不多的百分比。“后来就是史无前例的大萧条时期，”他对听众说，“大量的年轻人……突然发现他们的工作没了，生活一贫如洗。”
雅典娜俱乐部拥有一个藏书达6000册的图书馆；有学习语言、演讲和音乐的课程；有健身设施；定期举办讲座和辩论会。经济衰退导致俱乐部的累积债务超过3000镑，狄更斯对听众说，尽管如此，每周愿意支付6便士得到所有这些资源的市民数量在最近几个月还是翻了一番多，如果在座有更多的人愿意加入，本来就不太高的订阅费还能有所减少。
他渐入佳境。他说，对于建立类似雅典娜俱乐部这种机构历来有一些“过气的”反对意见，他们的想法可以用简短的一句话来概括：“我们经常能听到一大群这样的人，他们是各自时代的智者，他们生下来不为别的，就为传教一些假道理和不入流的智慧……比如，‘学一点知识是危险的’。”
狄更斯停顿了片刻，以示强调，然后接着说：“这批权威人士还说，绞刑判得少是件非常危险的事。因为绞刑判得少非常危险，所以我们现在有大量的绞刑；因为学一点知识危险，我们就应该什么都不学？为什么这二者之间有这么大的差异呢？”
不难想象观众听到这番话后爆发的雷鸣般的掌声。这些话具有《博兹札记》的一针见血，有《匹克威克外传》里萨姆·韦勒的观察入微，有支撑着《雾都孤儿》主题屹立不倒的感染力。
烘托完主题之后，狄更斯进一步说道：“我很想听听这些人计算出来的学习一点知识的危险和愚昧无知的危险相比，哪个危险更大；我很想知道他们认为哪个会产生更多的痛苦和犯罪。”讲到这里，他开始以自己为例娓娓道来，“我很乐意帮助他们算一算，”他针对这些把学习当作奢侈的人，运用了他将要写的一部新小说的情节设计，继续说道，“把他们带到我所知道的某些监狱和夜间避难所。在那里我看到成千上万的不死怪物长年累月受到这种邪恶公理的毒害，在那儿我心如死灰。”
狄更斯宣称，他坚信随着人类对知识的追求和积累，我们有能力改变自己和人生。狄更斯说，有了学问，人就“自己获得了灵魂的财产，这种财产支撑着各个时代的人奋发图强”。他还说，人学得越多，“就会更好，更温和，更善良；当人知道每个时代有多少伟人因为追求真理而受到伤害时……他就会在各种事情上更加容忍别人的信仰，当别人的信仰恰好与自己的不同时，他能宽容地倾听别人的意见”。
演讲的最后，他对雅典娜俱乐部观众预测道：“多年后，你们的机构和其他类似的机构已化为尘土，在这尘土中播下的种子将在另一代人身上结出神圣的果实，这些果实将熠熠生辉，闪烁着智慧、怜悯和坚韧的光芒。”在这个仅有十到十二分钟的演讲中，狄更斯倾注了激情的信念：支持教育，谴责无知和妄图延续无知的人，相信人有决定自我发展的能力。关于这一观点，当今社会理论家仍争论不休。
狄更斯已经从一个身无分文的可怜虫一跃成为一个时代的文学先锋；安德鲁·卡内基将会把另一种自力更生的信条带到美国，把自己从一个做纺织线筒的男孩重塑为钢铁大亨和世界上最富有的人，他后来建立了3000个免费图书馆，帮助他人有朝一日也能踏上他的成功之路。由此看来，人类只要能运用自己的知识、理智和正直的本性，就具备了创造一个公正、幸福世界的全部本领。
6
即便狄更斯每次都是心情愉悦地离开曼彻斯特，他也万万想不到1843年造访这座被称为“世界烟囱”的城市会带给他一份什么样的礼物。雅典娜俱乐部的演讲结束后，他独自走在城市里黑暗的街道上，头脑发热，就在这几个小时里他有了一部新小说的构思，它将成为英语世界最著名的小说。
狄更斯主动寻找灵感当然有很多实际考虑：他欠查普曼和霍尔的债，小说的销量明显下降。他还有一个强烈的愿望：证明批评他的评论家们是错误的，证明给自己和公众看，他的写作才华并没有丢失。
他还有一些其他的切实考虑。那晚演讲结束时，他向观众保证，会一直铭记观众听演讲时的反应——所有注视着他的明亮的眼睛和快乐的脸庞。他知道观众都寄望于他：他不会“轻易忘记这个场景，你们对我的信任就是一份美好的责任”。
他给朋友福斯特的信中写道，当晚走在街上，他脑中还有别的回忆。去曼彻斯特之前不久，他参观了伦敦一所被称为“衣衫褴褛”的学校，由男爵夫人安吉拉·伯德特·库茨陪同。她是慈善家和银行财产的继承人。他曾前往伦敦萨福隆山的菲尔德·莱恩学校调查《马丁·瞿述伟》的接受情况，萨福隆山地区是伦敦最贫穷的地方，狄更斯希望他的访问能为改善工人的不幸带来希望，促成虐待童工现象的“彻底整治”。但是《马丁·瞿述伟》已经无法引起公众的兴趣。
菲尔德·莱恩学校是一所专门为穷孩子建立的免费公办学校，狄更斯的来访使他有机会和这群男孩、女孩面对面交流。这群孩子，用狄更斯的话说，都处于“完全的无知和未开化状态”。这些“学生”大多文盲，衣服肮脏不堪（因此学校被称为“衣衫褴褛”），很多学生为了生存不得不做小偷或妓女。
狄更斯走进学校时穿着夺目的白裤，蹬一双发亮的皮鞋。他的到访遭遇孩子们嘲讽的尖叫，同伴克拉克森·斯坦菲尔德忍受不了学校的恶臭，马上逃离了现场。狄更斯将之描述为“令人作呕的环境，气味难闻，肮脏不堪，瘟疫横行：所有不可饶恕之罪都被释放了出来，在门前鬼哭狼嚎”。尽管如此，狄更斯仍坚持一个问题接着一个问题地问，直到孩子们感受到这个外星生物的关心，才和他认真地聊了起来。
他在萨福隆山学校看到的情况很糟糕，他告诉伯德特·库茨小姐说，“我在伦敦和别的地方见过的所有的骇人听闻的事情”，很少“有这样令人震惊的——这些孩子身上表现出对自己身体和灵魂的可怕冷漠”。狄更斯时代英国的实际情况是，全国每三个孩子中仅有一个能上学，伦敦大约有多达10万名贫困儿童，相当于城市人口的5%，他们没上过任何学，就连这种“衣衫褴褛”学校或更差的学校的大门都不曾向他们打开过。
狄更斯的震惊和沮丧让伯德特·库茨小姐在菲尔德·莱恩学校当场承诺拨款修建厕所，给学生租更宽敞、通风良好的教室。但是狄更斯深知他们这样做不过是扬汤止沸，解决不了根本问题。“在英格兰无知总与罪恶、疾病和苦难在一起，”他愁眉不展地写道，“无知一直在孕育之中且总会被发现。”
这些想法连同曼彻斯特观众全神贯注的神情一齐涌入狄更斯的脑海，他大步走在细雨蒙蒙的曼彻斯特街头，思考该何去何从。如果他是普通人，可能已经收拾行李逃到欧洲大陆一个不知名的幸福地，在那儿能找到很多工作，写写旅行见闻，挣的钱足够衣食无忧，写的书也能“迎合”那些没有品位的大众，不用担心他们喜不喜欢他的文章。他认为更有品位的读者才配得上他的作品，他不是第一个如此思考的艺术家，也不会是最后一个。
狄更斯不仅仅擅长这份工作，他是那个时代最优秀的作家，他的写作天赋曾让十万名同胞每周都为之欣喜若狂。难道他果真要在年仅31岁的时候放弃这一切吗？
那个晚上发生的事情绝非寻常。关于这一点，他给福斯特的信中写得很清楚，狄更斯开始自我批判，程度之甚是任何功成名就的作家都难以做到的，更不用说他已经是那个时代最有名的作家了。然而，他强迫自己直面严峻的现实。也许错并不在忌妒的批评家和善变的读者身上；也许是因为他沉湎绝望不能自拔，尤其是对美国之行和对人性的普遍失望，削弱了他在最近几部作品中的写作能力和人物刻画能力；也许是因为他理所当然地认为公众崇拜他，不管自己写什么读者都会买账。
也许他还能赢得读者的信任，写本可以引以为豪的书。重要的是他或许能另辟蹊径，不用威逼利诱也不用站在演讲台上说教。也许他可以让观众在毫无察觉的状态下接受观点。关键是要找到方法。
那晚，他就这样若有所思地在街上漫步，头脑中萌发了一个新故事。从曼彻斯特回到伦敦后，他保持了晚间散步的习惯，思绪仍萦绕心头……
……直到故事逐渐变得清晰，正如好友福斯特说的那样，“这个故事使他着魔”。他为之恸哭，大笑，失声流涕，故事的片段浮现在他眼前，包括两个叫“无知”和“不足”的孩子，他们是“不幸、可怜、可怕、丑陋、凄惨”的怪物，他们和小丁姆、鲍勃·克拉吉、斯克掳奇和马利等人物都深深地印在了狄更斯的脑海中，也永久地印在了全世界人民的脑海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