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万尼·薄伽丘 Giovanni Boccaccio（意大利 1313—1375）
影响历史进程的100本书之一
伟大的人文主义先驱的代表作
近代短篇小说的奠基之作
欧洲文学史上第一部现实主义巨著
《十日谈》是继但丁《神曲》之后的“人曲”，薄伽丘是替代欧洲中世纪道德秩序的新道德秩序的先驱；在《十日谈》中那些轻佻甚至放荡至极的篇章背后表现的是对精神世界的颂扬，以及对道德价值的肯定；《十日谈》有意表现人们与命运抗争并学会去征服命运，宣布了欧洲已经进入一个以人和现实生活为中心的崭新时代。
——意大利19世纪著名文学评论家 德·桑克提斯
意大利是文艺复兴的发源地，伟大的人文主义先驱——薄伽丘是其最早的代表人物之一。有人曾经说，没有薄伽丘，意大利文艺复兴的文学巅峰便是不可理解的。薄伽丘开辟了文学世界的一条新路，这条道路一直延续到乔叟、莎士比亚和巴尔扎克，使欧洲文学成为更加完整意义上的文学。
欧洲文学史上第一部现实主义巨著《十日谈》是薄伽丘的代表作。全书自始至终都贯穿着人文主义思想，揭开了欧洲文艺复兴运动的序幕。《十日谈》为意大利散文奠定了基础，是近代短篇小说的奠基之作，在叙事文学的发展上占据着重要地位。《十日谈》出版后，立即被译成西欧各国文字，对十六七世纪西欧现实主义文学产生了很大影响，在欧洲文学史上具有重要意义，开辟了欧洲近代短篇小说的先河。后来的许多著名文学家如乔叟、莎士比亚、莫里哀、莱辛、济慈、丁尼生等都曾从《十日谈》中取得他们作品的题材。可见，《十日谈》的影响是超越国界的，是属于整个世界的杰作。
旷世杰作
KUANGSHI JIEZUO
德·桑克提斯曾经说：“薄伽丘是14世纪的伏尔泰。”因为伏尔泰对天主教会所庇护的封建思想进行了深刻、彻底的批判，而这些批判几乎都可以在几个世纪前的《十日谈》中找到它们的先声。罗马天主教会是各国最大的封建地主，也是封建制度的最顽强的精神支柱，而薄伽丘的《十日谈》是欧洲中世纪以来第一部用现实主义笔法反映出广阔的社会生活画面的文学作品，尤其可贵的是作者所表现出的人道主义精神和对人的命运的关注——人们怎样试图摆脱封建教会的精神枷锁，掌握自己的命运，并且揭露了教会的黑暗。
华文精选
愚蠢常存在于会让人脱离幸福境界至大不幸中，而睿智却常存在于将人从危险里拯救至安全之平静中。
我们人类本是天生一律平等的，只有品德才是区分人类的标准，能发挥大才大德的才当得起一个“贵”；否则就只能算是“贱”。这条最基本的法律虽然被世俗的谬见所掩蔽了，可并不是就此给抹杀掉，它还是在人们的天性和举止中间显露出来；所以凡是有品德的人就证明了自己的高贵，如果这样的人被人说是卑贱，那么这不是他的错，而是这样看待他的人的错。
《十日谈》是薄伽丘以1348年佛罗伦萨的一场可怕的瘟疫为背景，借鉴阿拉伯故事集《一千零一夜》的手法构思创作出来的短篇小说故事集。在开篇的《序曲》中介绍了逃出瘟疫的七女三男聚集在郊外一处优雅的别墅里，他们为了消磨时光，除了唱歌跳舞以外，还约定每人每天讲一个故事，十个人十天正好讲述了100个故事，所以称为《十日谈》。这些故事的材料来源是多种渠道的会合，其中有法国的传说，东方的民间故事，佛罗伦萨的市井传言，以及部分现实的或历史的真人真事。尽管如此，百篇故事所贯串的思想却是一致的：对现世幸福的热情肯定，对虚伪禁欲主义的尖锐批判，对人性力量的讴歌赞美。而且，这些故事反映了当时意大利广阔的社会现实，将人间百态尽情展露。
薄伽丘在《十日谈》中对当时炙手可热的天主教会进行讽刺、揭露，尽情地嘲讽了教会的黑暗、罪恶，抨击了僧侣的奸诈和伪善。这种批判表达了当时的平民阶级摆脱中世纪教会和宗教的束缚的要求，如第一天第二故事、第二天第十故事、第六天第十故事等等。作者还在一些故事里对封建教会的蒙昧主义进行批判，如第二天第一故事、第六天第十故事等等。这些故事代表了整个作品，以至一个时代的批判精神。
华文精选
卑鄙的小人怎么也不能领会一句话里的真谛，金玉良言对他们如对牛弹琴。反过来说，有道行的人即使听了一句最不正经的话，也不会因之而降低了人格，正像泥土不能玷污太阳的光辉，地上的肮脏不能玷污美丽的晴空一样。
去埋怨那命运之神，为什么他老是让那些庸俗无能之辈窃据着显赫尊荣的高位，把那些人间英杰反而埋没在草莽里。
作为人文主义先驱，作者在反对天主教会的同时大胆地提倡“人性”、“人道”和“个性解放”，他在作品中描绘和歌颂了现世生活，赞美爱情是才智和高尚情操的源泉，谴责禁欲主义，如第五天第一故事。一些故事颂扬青年男女大胆冲破封建礼教和金钱关系的羁绊，谋取幸福的斗争，曲折感人，如第四天第五故事。对于封建贵族的堕落、腐败，作者也予以无情的揭露和鞭挞。他赞赏平民、商人的聪明、机智，维护社会平等和男女平等，如第六天第七故事。不少故事说明人的高贵不取决于出身，而取决于人的才智，如第四天第一故事，第六天第七故事。书中有一些故事还塑造了多才多艺、和谐健美、全面发展的新兴资产阶级的理想人物。
就艺术而言，作者“讲故事”的本领是一流的，他反潮流而行之，采用佛罗伦萨方言来“讲故事”，同时每一个故事又连成一个有机的整体。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作者以其贴近市民的文风，开创了欧洲现实主义小说的先河。
经典导读
JINGDIAN DAODU
幸福在人间
《十日谈》英文版封面
如果说但丁是对爱情表示同情，彼特拉克仅仅表现为对爱情的抽象和一般的赞美，那么薄伽丘则具体地描写了人的爱情生活，并由此提出了闪烁着人文主义思想光芒的“幸福在人间”的观点。作者的构思独具匠心，设计巧妙，题材广泛，内容丰富，几乎包括了作者所处社会的每一个生活侧面。绘声绘影的叙述，栩栩如生的描写，千姿百态的人物，曲折离奇的情节，妙趣横生，引人入胜，给人留下难以泯灭的印象，它不愧是冲破中世纪寒意而傲然绽开的一朵奇葩。《十日谈》中有福星高照的幸运儿，有结局欢乐或悲伤的爱情历险故事，有闪耀智慧火花的美丽格言，也有怪谲荒诞的逸事和赞美骑士勇敢、豪放精神的传奇故事，无论内容或文体，都与中世纪传统的文学作品大相径庭。
我们之强调着薄伽丘的伟大性，与其说是为了他的可惊的形式洗练，优美，及艺术的完整性，毋宁说是为了他的创作方法之划期的性质，为了他是最初的旧现实主义文学家，为了他是开拓意大利乃至于欧洲的现实主义文学的第一人吧。
——青年作家 孟加
正如薄伽丘本人所说，从总体上看，《十日谈》是一部运用喜剧语言写成的文学作品。作者在语言的运用上刻意求工，擅长选择一些生动形象的日常用语，从侧面点染和烘托人物的不同性格，使作品富有浓郁的生活气息。另外，薄伽丘在写作过程中，还恰如其分地糅进一部分法语、普罗旺斯语、意大利各地的方言以及高雅的文学语言，描绘出一幅幅闪烁着艺术光辉的生动画卷。值得一提的是，他有意识地运用手中之笔努力提高通俗语文学作品的威望，为它们的合法地位大声疾呼。薄伽丘采用了多种多样的讽刺隐喻手法，语言鲜明生动，文笔精练，以《天方夜谭》式的框架结构将一百个故事组织得浑然一体。作为欧洲文学史上第一部现实主义小说，《十日谈》揭示了作者所处时代的社会特征，表达了人民的意愿，不仅为意大利的散文创作奠定了基础，也为近代短篇小说树立了典范。
在14世纪中叶的整个欧洲，以封建教会和世俗封建主为代表的封建势力，在政治、经济乃至思想领域内，依然占据着全面的统治地位。薄伽丘正是在中世纪开始向近代资本主义过渡的历史时期中，写下他的扛鼎之作《十日谈》。全书自始至终都贯穿着人文主义思想，统治了西欧1000余年的天主教会的权威，第一次在文艺领域遭受如此严重的挑战。可以说，欧洲文艺复兴运动正是以《十日谈》的嘹亮号角揭开序幕的。
但丁的《神曲》结束了一个时代，薄伽丘的《十日谈》开创了另一个时代。
——意大利著名文学评论家 德·桑克提斯
《十日谈》确实像一面镜子，极其忠实地反映了当时市民阶层及商品社会全盛时期的情况，不过当时的商品社会已经出现了危机的初期征兆。
——《十日谈》研究专家 夸里奥
薄伽丘是一位伟大的人文主义作家。他在被称为“人生百面图”的现实主义小说《十日谈》中，勇敢地向主宰人们精神世界的天主教会发起了一场进攻战，无情地鞭挞了一部分天主教神父虚伪狡黠和阴险可恶的本性，对荒谬诡谲的中世纪禁欲主义进行了有力的抨击。诚然，薄伽丘毕竟是一位生活在中世纪末期的意大利文人，他没有从本质上揭露罗马教廷的腐朽。薄伽丘自己也是一个笃信上帝的信徒，与但丁不同的是，他不承认上帝有主宰世界的神威，也不为一个人离开尘世后的命运担忧或操心，因为在他看来，幸福和欢乐就在人间。
薄伽丘在《十日谈》中提出了自己的人文主义思想体系，主张一切以“人”为本，用人性来反对神性，提倡人道与神道抗衡，顽强地表现了新兴资产阶级欲摆脱封建约束和宗教枷锁的世俗愿望。而人性，在作者的笔下突出地表现在世俗爱情上。他赋予爱情以全新的诠释，将它视作一种新的道德，新的人伦。在他看来，纯洁的爱情是男女之间高尚情愫的流露，理应得到大家的祝福，因为这种真实的情感乃人生中的一个积极因素，是幸福的源泉。
正因为如此，《十日谈》自1471年在威尼斯初版之后，在天主教会发动的一次宗教狂热活动中，《十日谈》的不少珍贵版本，连同其他一些文艺作品，作为“邪书”被扔在佛罗伦萨的广场上付之一炬。尽管如此，《十日谈》在15世纪的印行达10版以上，在16世纪又出了77版。从以上的两个数据，我们清楚地看到，这部以新颖的文学形式写成的短篇小说集在当时深受欢迎的盛况。（张世华）
为人类悬置希望的坐标
接受美学的创始人姚斯说过：“一部文学作品并不是一个自身独立向每一个时代的每一个读者均提供同样观点的客体。它不是一尊纪念碑，形而上地展示其超时代的本质。它更多地像一部管弦乐谱，在其演奏过程中不断获得读者新的反响，使文本从词的物质形态中解放出来，成为一种当代的存在。”
的确，一部作品的魅力会在某个特定的时期凸显出来。现在重读《十日谈》，我们更能深味其中的道理。
公元1348年，意大利的佛罗伦萨盛行黑死病，病毒蔓延，十室九空。当时欧洲正处于中世纪时期，基督教占绝对统治地位。基督教强调神权至上，彼岸天国，要求人禁欲赎罪，以求来世。面对突如其来的灾难，许多人束手无策，等待上帝的拯救。此时，三个有教养的男青年和七个女青年躲避到郊外一座别墅，他们没有怨天尤人，而是用乐观的心态对待这场灾难，等待灾难的过去。他们每天选举一个“国王”，除了唱歌跳舞之外，每人每天讲一个故事消遣。讲到第十天时，这场瘟疫过去了。这便是意大利著名人文主义小说家和诗人乔万尼·薄伽丘的小说集《十日谈》的梗概。
这一百个故事多描写修道院里的偷情、贵族府第的通奸、市民家庭中的“红杏出墙”以及性的启蒙、性的欺诈、爱的机智、爱的圈套等等，反映了当时意大利的社会现实。这一系列妙趣横生的通俗故事揭露、批判了教会的丑恶行径和虚伪，歌颂爱情，呼吁人人平等，肯定了人的价值，具有强烈的人文主义色彩。
薄伽丘是欧洲那场大瘟疫的亲历者。在《十日谈》中，不仅对其可怕的情景做了真实的描写，而且也暗示了这场瘟疫所造成的人们思想观念的变化：“有些人以为唯有清心寡欲才能逃避这一场瘟疫”，也有些人的想法恰好相反，以为唯有纵情欢乐，豪饮狂歌，“什么都一笑了之，才是对待瘟疫的有效手段。”薄伽丘正是用辛辣而幽默的嘲讽，达到了“一笑了之”的效果。
我们不能想见这场灾难给薄伽丘带来的危难，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他用达信、乐观战胜了这场灾难。是的，正如法国启蒙学者伏尔泰所说：“人类最宝贵的财富是希望。”同样面对灾难，我们不能用不幸的眼光只看到当前的困难，如果那样，我们只会沉沦和堕落。重读《十日谈》，你一定不会空手而归的。（杜娜）
大师传奇
DASHI CHUANQI
薄伽丘（1313—1375）
乔万尼·薄伽丘是一位杰出的人文主义者和意大利文艺复兴运动的先驱。他与但丁、彼特拉克同属意大利城邦时代的三位伟大的文学大师，而后两位大师的作品更多地属于知识阶层和上流社会，而薄伽丘的文学却倾向于广大的市民阶层和普通人。这与薄伽丘的出身和人生经历有着密切的关系。
薄伽丘1313年诞生于佛罗伦萨，也有人说是一个叫切塔尔多的小市镇。他是一个商人的私生子，母亲身份不明，大概是个社会地位低微的女人。薄伽丘从小在商人和市民的圈子中间长大，自幼爱好文艺，喜欢读书。14岁的时候，父亲不顾儿子的志趣带他到那不勒斯学习经商，后来又学习教会法典，薄伽丘却对两者都毫无兴趣，只是白白耗费了12年大好光阴。但是在此期间，薄伽丘有机会同王公贵族和人文主义者接触并且开始研读古代文化典籍。
薄伽丘早期写的第一部比较成熟的作品是长篇小说《菲洛柯洛》（1336），用托斯卡尼语散文写成，可以说是欧洲文学中第一部长篇小说。还有被称为是“雏形的《十日谈》”的牧歌《亚美托的女神们》（1341—1342）、在欧洲文学中第一次出现的“心理小说”——书信体小说《菲亚美达》（1343—1344）、长篇叙事诗《菲索拉诺的仙女》（1344—1346）、叙事诗《菲洛特拉托》（1336）和《苔塞依达》（1339）。这些作品为他写下巨著《十日谈》做好了准备。
1339年，薄伽丘的父亲遭到了经济上的打击，薄伽丘结束了衣食无忧的悠闲生活，并于1340年末回到佛罗伦萨。在这个城市激烈的政治斗争中，他坚定地站在共和政权一边，反对封建专制制度。他参加了行会，曾在佛罗伦萨共和政体中担任掌管财政的职务，并七次代表共和政权出使其他城邦。1350年，他和杰出的人文主义作家彼特拉克开始交往，两人从此结下生死不渝的友谊。
在写了杰作《十日谈》之后，薄伽丘的思想产生了动摇。大约在1356年写了短篇小说《不祥之鸦》，诅咒了爱情的罪恶，和前期的思想唱起了反调，并表示今后要埋头研究学问。这是他的最后一部文艺作品。从此，薄伽丘转向了学术研究工作。他晚年潜心钻研古典文学，同时在佛罗伦萨为公众讲解但丁的《神曲》，而且写了《但丁传》。他还提出了“诗学即神学”的观点，阐述了诗歌应当模仿自然，反映生活，强调文学的启迪和教育作用，并要求诗人从古希腊、罗马文化中汲取营养，讲求虚构和想象。他的这些文艺理论为文艺复兴时期诗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1374年，薄伽丘的好友彼特拉克病逝，这给薄伽丘精神上以沉重的打击。1375年12月21日，薄伽丘在贫困和孤独中离开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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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ANSHEN YUEDU
与薄伽丘同属于意大利文艺复兴先驱的还有一位文学大师——彼特拉克。他的著名抒情诗集《歌集》是一曲人间幸福的赞歌，表现了人文主义者以个人幸福为中心的爱情观。这部由336首十四行体抒情诗组成的诗体日记，记载了诗人对恋人劳拉忠贞不渝的爱情，歌咏了美丽的自然风光，抒发了渴望祖国统一的理想，并且创造了独特的抒情风格，在艺术上有很高造诣，对后世有很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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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叟的《坎特伯雷故事集》是一部在西方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独一无二的故事集。一群香客汇集在伦敦泰晤士河南岸的一家小旅店里，他们准备去坎特伯雷城朝拜殉教圣人托马斯·阿·贝克特的圣祠。他们和旅店的主人约定好，在去坎特伯雷来回的路上，每个人讲两个故事，讲得最好的人可以免费吃一顿好饭。于是代表英国社会各个阶层的31位香客开始讲述故事。这些故事真实广阔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生活，寓教于乐，体现出乔叟的人生准则和艺术风格，为英国文学开创了现实主义文学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