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子产铸造刑鼎
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
——《孟子·离娄上》
春秋早期，新建的郑国（今河南新郑）位于晋楚两大霸主之间，强国为邻，地狭势弱。为了免于灭亡，郑国国君从一开始就着意进行社会改革，调整贵族和商人、个体农民之间的关系，使商人和个体农民获得了许多权利和自由。子产的父亲子国，就是一个帮助国君进行改革的人，他后来在旧贵族发动的一次武装叛乱中壮烈地牺牲了。
郑子产在平定那次武装叛乱后，被国君委任为“执政”，负责管理全国的行政事务。他年轻有为，懂得立国的根本是要安抚好平民百姓，得到他们的拥护和支持。因此，他首先采取措施改革军赋制度，从而限制了贵族势力，使他们不能“越制”；提高了商人和个体农民的社会地位，使他们取得了在某些方面能与贵族“平等”的权利。这项改革遭到许多贵族的责骂。但子产很坦荡地说：“他们想怎么骂就怎么骂吧，只要对国家有利，我还会舍出性命去做。我知道行善政只有坚持才能成功。”
过去，郑国的法律刑书是被密藏起来的。平民百姓不知法，不懂法，犯了过错任凭执法的贵族随意处置。平民百姓与其说是怕刑罚，不如说是怕执法的贵族。因为执法的贵族说上一句话，平民百姓就会在糊里糊涂中“犯罪”，招致倾家荡产甚至身首异处的厄运。对于这种做法，郑国的商人和个体农民是很不满意的。
郑子产深知密藏法律刑书对平民百姓是不公平的，因此他极力主张实行“猛政”。“猛政”如火，他说：“火性是猛烈的，使人看见害怕，反倒很少有被烧死的人。水性是懦弱的，人不怕水，喜欢玩水，反倒有许多人被溺死了。”这里说的“猛政”，就是要把严厉的法律刑书公之于众，让平民百姓知道触犯刑律的严重后果，知道畏惧，因而不敢去做犯法的事情。
为了实行“猛政”，郑子产力排众议，于公元前536年铸“刑鼎”。也就是把郑国的法律刑书一条一条地铸在一个很大的金属鼎上，把这金属刑鼎放置在通衢要道，使人人都能看得见，都能知法懂法，依法办事。
郑子产铸刑鼎在春秋各国引起守旧派的一致反对。晋国旧贵族的代表叔向就直接给子产写信，质问子产说：“法律刑书一经公布，平民百姓就知道了如何来避免刑罚，他们就不再害怕执法的贵族了。是非曲直都由刑鼎上铸的法律刑书来决定，那执法的贵族还有什么用处呢？”郑子产回复说：“我这么做是顺应民心的，也是为了救世啊！”
郑子产说得很对。因为郑国从铸刑鼎以后，就限制了执法贵族的权力，使商人和个体农民能够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安居乐业，放心大胆地发展生产了。这样，郑国就出现了一个社会稳定和国力丰厚的局面。20多年后，叔向所在的晋国，也学郑子产的做法铸了刑鼎，公布范宣子所作的刑书。到了战国时代形成了法家学派，而郑子产则被尊奉为这个学派的创始人。
田穰苴严法治军
不教而诛，则刑繁而邪不胜；教而不诛，则奸民不惩。
——荀子
春秋时期，齐国有个大夫叫田穰苴，当时，晋国攻击齐国的阿邑、鄄邑，燕国又侵占齐国的河上地方，齐军屡战屡败，溃不成军。为此，齐景公整天寝食不安，愁眉不展。田穰苴当初不过是个地位普通的人，但他的好朋友晏婴则是齐国大臣。
一天，田、晏二人正在屋里下棋，有人禀报说：“齐王召晏丞相立即进宫，有要事相议。”晏婴便放下手里的棋子，匆忙进宫去了。原来，齐景公正为齐军败阵、边关吃紧而愁容满面。看见晏婴，忧心忡忡地说：“晋国和燕国不断蚕食我国，本应回击他们，但是眼下齐军没有一个好统帅，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呀！”
晏婴沉思了片刻，向景公说：“我有一个好朋友叫田穰苴，此人文能安抚人心，武能克敌制胜，而且精通兵法，您不妨让他担当此任。”
景公马上召田穰苴进宫，跟他谈论边防和军事，发现田穰苴是个文武全才，便提出让他担任大将军，率兵抗击侵略。田穰苴对景公说：“我地位低下，君王把我从平民中破格提拔到三军主帅，恐怕军内官兵不会服气，百姓对我也缺乏信任。资历浅薄而权威不足是无法统帅大军的，希望能派一位君王的宠臣，官兵所尊敬的人来担任监军。”齐景公笑着说：“这个你放心，我将派大将军庄贾做你的监军，有他辅佐你，我看不会有人敢不听你的号令。”于是，田穰苴便接受了这个职务。接着，齐景公又传庄贾进宫，向他介绍了新的三军主帅。庄贾看了看站在一旁的田穰苴，毫不在乎地说：“既然晏丞相保举田穰苴来统帅齐军，说明他自有统兵的才能，何必还要监军呢？”景公解释说：“寡人念你德高望重，久经沙场，而田穰苴是初次指挥这么大的战斗，在齐军中还没有树立起威信，由你来做他的监军，将士们必然会听从号令的。”听了景公的话，庄贾得意地笑了起来，说：“既然这样，那我只好奉命前往了。”当下二人商定，次日中午在营门会合。
回到家里，田穰苴告别了母亲和妻子，立刻去了军营，他下令全军：明日正午，准时出发！并特意让人在营门之外装了一个测影日晷，又安放了一座滴漏，以此来检查将领们是否遵守军令。
可是庄贾根本没把这事放在心上，回到家就与来送行的亲戚朋友喝起酒来。到了约定的时间，庄贾没到军营，田穰苴下令撤去日晷，放掉滴漏中的水，全军列队，开始检阅。宣布完军纪，检阅完将士，已是太阳偏西，这才见庄贾带着几个侍从姗姗而来。田穰苴压着火问道：“为什么迟到？”庄贾一脸酒气说：“我不才，有劳大夫和亲戚们送行，所以耽搁了。”田穰苴说：“将军接受命令，就应忘掉家庭；面对军纪法规，就应忘掉父母；击鼓进军与敌作战，就应忘掉自己的身体。如今敌国入侵，国内不安，君王焦虑，士兵艰辛，国人的性命，都在你掌握之中，为什么还要怠慢！”田穰苴召来军正问道：“按照军法，违约迟到者怎么办？”回答说：“应当斩首！”庄贾害怕了，派人飞报景公求救，但还没等信使回来，田穰苴就斩了庄贾，三军将士无不震惊。
过了一会儿，信使拿着景公的符节来赦免庄贾，骑马奔进军营。田穰苴说：“将领在军中，对君王的有些命令是可以不接受的。”又问军正道：“在军营中骑马奔跑，军法怎么说？”，军正说：“应当斩首。”使者惊慌失措，田穰苴说：“国君的使节，不可杀他。”于是斩了使者的仆人，砍了车子左边的车轩，宰了左边的那匹驾车的马，以此来号令三军。让使者回去报告，然后率领齐军开拔。
由于田穰苴军纪严明指挥有方，齐军军威大振，连战告捷，很快收复了失地。
执法如山，一视同仁，这样才能令行禁止，战无不胜。
秦孝公用商鞅立法
不宝金玉，而忠信以为宝。
——《礼记》
公元前361年，秦国21岁的年轻君主孝公在都城雍州即位执政。这时，齐、楚、魏、燕、韩、赵六国，都很强大，唯独秦国地处偏远，经济落后，政治上也没有什么地位。秦孝公感到迫切需要有一番作为，说：“谁要能献出妙计，使国家迅速强大起来，那就照他说的办！”
一天，一个年轻人风尘仆仆地来到秦国，求见孝公，他就是卫国的公孙鞅。孝公先后三次接待了他，两人谈得十分投机。
公孙鞅说：“如果要使国家强大，就不能沿用老办法；如果要使百姓得到实惠，就不能保留旧体制。”秦孝公说：“太对了，快说说你的具体办法吧！”
公孙鞅说：“变法可以分两步走。第一步要实行四条办法：一要奖励耕织，惩办倒买倒卖；二要奖励军功，反对打架斗殴；三要把百姓组织成什伍单位，稳定社会秩序；四要限制贵族的特权，不立新功就不能享有崇高的社会地位。”
秦孝公说：“真是好主意！那第二步是什么呢？”公孙鞅接着说：“第二步要实行三条：废井田，开阡陌；统一度量衡；将全国统一设置成31个县。另外，还要鼓励父亲和成年的儿子以及兄弟分家而居。”秦孝公听完，兴奋得忘了自己的身份，用两膝跪行到公孙鞅的座席前说：“真是好极了！我让你当左庶长，主持这场变法！”
公孙鞅的变法主张，虽得到孝公的赞赏和支持，却遭到守旧贵族的激烈反对，甚至连太子也犯了法。公孙鞅奏告秦孝公说：“法之不行，自上犯之，变法的阻力，往往来自高高在上的那些养尊处优的人们。太子犯了法，是由于他的老师没有引导好，必须处罚太子的师傅！”秦孝公说：“照你制定的条例办。”于是，就在太子的两位老师的脸上，刺下“犯法”两个字。另有一名贵族，名叫公子虔，公然反对废井田，开阡陌，放高利贷时照样大斗进，小斗出，破坏度量衡的新制度。公孙鞅又奏告秦孝公，秦孝公再次说：“照你制定的条例办。”于是，公子虔被判处“劓刑”，割掉了鼻子。
公孙鞅不但主持变法，而且向秦孝公请战，亲自带兵攻打魏国，打了大胜仗，占领了魏国在黄河西岸的大片土地，立了一大军功。
秦孝公自从采用了公孙鞅的变法措施以后，国家一天天兴盛起来，社会风气变得“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乡邑大治”，在诸侯中，秦国的地位骤然上升。秦孝公感觉到了自己这一代，秦国又富强了，非常满意，当公孙鞅从伐魏前线回来以后，秦孝公就把“於”“商”十五邑，封给了他，号为“商君”。后世称公孙鞅就叫商鞅。
刘邦约法三章
世不患不法，而患无必行之法也。
——《盐铁论·申韩》
秦朝末年，当过亭长的刘邦起兵沛县（今江苏沛县），参加了农民起义大军。当陈胜、吴广等主要起义军的领袖相继牺牲以后，他和项羽领导的军队成了反秦的主力。
公元前206年，刘邦乘项羽在巨鹿大胜秦军的时机，领兵攻进蛲关（今陕西商县西北），进抵灞上（今西安市东）。这时秦二世已死，他的侄儿子婴率满朝文武俯首投降，把刘邦迎进了成阳。
咸阳（今咸阳市东北）是秦王朝的都城。这里人稠物丰，繁华富庶。尤其是秦始皇修的阿房宫，规模宏大，堂皇富丽，美人、钟鼓、珍宝、古玩应有尽有。刘邦军队的将士长期生活在穷苦闭塞的农村，一到咸阳这个花花世界觉得样样新奇。他们以胜利者自居，在街面上和阿房宫里乱抢乱拿奇珍异宝和衣物用品，有的人还酗酒闹事，打人杀人，闹得市人惊恐，东躲西藏。
面对这种混乱现象，刘邦的部将樊哙提出应该用纪律来约束部下。谋臣张良支持樊哙的建议，他说：“要得天下先要得民心，绝不能再让将士们这样胡闹下去了。要快点公布个法今，让大家依法行事，把社会治安搞好。”
刘邦听从了张良和樊哙的建议，就派人把秦朝的府库官仓全部封存起来，制定了三条法令，把部队撤回灞上军营进行整顿。与此同时，刘邦还把咸阳和关中各县父老百姓的代表召集起来，对他们说：“过去秦朝的严刑苛法使你们动辄得咎，吃够了苦头；现在为了使大家能安心做事，我只订了三条法律。这就是：第一，杀人罪判处死刑；第二，伤人者按情节轻重治罪；第三，偷盗者也按情节轻重治罪。其他秦朝苛法一概废除，你们不必再提心吊胆过日子了。”接着，刘邦命人广泛宣传，使三条法令家喻户晓。
这三条法令，就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约法三章”。关中父老百姓知道了刘邦的“约法三章”，又看到刘邦的军队撤到灞上后纪律严明，从心里觉得高兴。于是，大家争着拿出洒肉、粮食和衣物到灞上慰劳他们。这时，刘邦告诉他的将士：要好言好语地劝说父老百姓把慰劳品都拿回去。今后军中所需的一切物品都由府库供应，绝不准随便拿老百姓的东西。
从此刘邦和他的军队严格地按“约法三章”办事，保持了咸阳和关中地区的稳定和繁荣，在父老百姓中留下了很好的印象。几年以后，他就打败了项羽，当了大汉朝的开国皇帝。
张释之拒行帝旨
犯罪总是以惩罚相补偿；只有处罚才能使犯罪得到偿还。
——（英国）达雷尔
在汉代，出了一个拒行帝旨、秉公执法的司法官，他叫张释之，是河南南阳人。
有一次，皇太子刘启和梁王刘揖兄弟二人，乘车进宫，按当时的规定，凡进宫者，无论文臣武将、王公贵族，在司马门前都要下车下马，违反规定，必须治罪。可是，刘启和刘揖依仗自己是皇室子弟，根本不把国家法令放在眼里，来到司马门前，不但不下车，而且策马扬鞭，长驱直入。碰巧，张释之也进宫，远远看见一辆车子闯门而入，便问守备的军士：“刚才是什么人，如此目无法纪，直闯司马门？”卫士惊慌地回答说：“是皇太子和梁王，我们也没法管呀！”张释之一听，非常气愤，二话没说就追了上去，冲到太子的车前面，张开双臂拦住了正在行走的车。太子刘启和梁王刘揖见有人竟胆大包天，敢拦自己的车，便破口大骂，傲慢地训斥张释之。张释之毫不示弱，义正词严地质问他们：“国家法令规定，出入司马门者，必须下车，你们为什么不下车呢？难道法令对你们无用吗？”一席话，问得太子和梁王张口结舌，无言以对，只好下车步行。事后，张释之还写了一封奏章，请求汉文帝惩罚太子和梁王的违法行为。为此，汉文帝的母亲薄太后怪罪汉文帝，文帝脱帽谢罪说：“这件事是我教子不严所致。”并严肃教训了太子刘启和梁王刘揖。从此，文帝很看重张释之，把他提升为廷尉。没想到，张释之任廷尉后，做了一件令文帝也意想不到的事。
有一天，风和日丽，气候宜人，汉文帝兴致勃勃地去渭阳城游玩，他率领着文武百官、妃嫔宫女，浩浩荡荡、车水马龙地离开了未央宫，出了京城，缓缓向北而行。由于人多车多，队伍拉得很长，汉文帝在前呼后拥之中，威风凛凛地高坐在御车上，随意眺望，悠然自得。按照汉朝的法令，皇帝出行，老百姓是要回避的，要是撞上了皇帝的车队，必受重罚。这时，正当文帝的御车上了渭桥，突然有个人从桥下跑出来，正巧冲撞了文帝御车的骖马。这一下惊了御车的马，顿时狂奔起来，不但冲乱了井然有序的出游队伍，还差点把汉文帝从车上摔下来，吓得他大叫一声，出了一身冷汗。幸亏旁边的护卫人多，死死地拉住了御马，避免了一场事故。那个吓惊御马的人知道自己惹了大祸，想从路边的田间小道溜之大吉，可是凶悍的侍卫一拥而上，把他按倒在地，绑了起来。文帝虚惊一场，龙颜大怒，命令廷尉张释之对此人严加惩处。
张释之一审问，才知道原来这是个初来长安的乡下人，他刚走到渭桥上，就听到了吆喝开道的声音。听说是皇上的马队过来了，所有的人都得回避，惊慌得不知如何是好，忙乱中跑到桥下躲了起来。过了一会儿，大队人马上桥来了，他在桥下屏息呆了好一阵，以为皇上的马队过得差不多了，就从桥下跑了出来，他哪里想到，这个庞大的出游队伍，才走了一半，正赶上文帝的御车上桥，乡下人惊呆了，正好跑到了队伍中间，与皇上的马车撞了个当头，没办法的情况下，只好逃向田野。张释之想，乡下人完全是出于无意，只判他交了一些罚金便放了他。
汉文帝原以为张释之会把那人斩首示众，事后听说已将人放走，只交了些罚金，心里很不痛快。他责问道：“那人惊了我的马，险些害我摔下车去，你竟然只把那恶棍判了罚金，这合适吗？”张释之回答说：“那人不是恶棍，不过是一个初次上京的乡下人，他遇到皇上您的车驾已是心惊肉跳了，完全是出于无意，怎么能重罚他呢？如果我因为您是皇上，就重罚这个无意的乡下人，各级司法官员都会来效法，那么全国要冤屈多少人啊。”汉文帝听张释之这一番有理有据的陈词，便转怒为喜，点头称赞说：“廷尉，你做得对！”
国家的法律对任何人都是一样的，不能因为地位高下而有所改变。只有秉公执法，才能赢得天下人的信任。
尹翁归以一儆百
和民一众，不知法不可；变俗易教，不知化不可。
——管子
尹翁归（前？～前62），字子兄（音况），河东平阳（今山西临汾）人。他是西汉时代一位干练而又廉洁的官吏。
尹翁归幼年丧父，依靠着叔父过活。成年后他当了一名小狱吏，通晓文法，又练得一手好剑术。当时大将军霍光掌握朝政，诸霍住在平阳，他们的奴客仗势妄为，经常携带着兵器在街上捣乱，官吏们对他们无可奈何。后来尹翁归当了市吏，法治严明，吓得这些不法之徒都老老实实，不敢乱动。尹翁归为官清廉公正，谁送礼也不收，那些市井无赖之徒都很怕他。
田延年任河东太守时，有一次巡行各县，到平阳后，要面见县中文武官吏。他让文吏站在东面，武吏站在西面。五六十个官吏都起身就位，唯独尹翁归仍然跪着不起，说：“翁归文武皆备，愿听驱使。”田延年左右的从吏认为尹翁归过于傲慢，可是田延年却不以为然，叫尹翁归起来，提出问题让他回答。尹翁归应对如流，田延年暗暗称奇，当即任命他为卒史，带回府舍。后来见他处理问题精明强干，诛锄豪强有胆略，对他更加敬重，甚至觉得自己的才能不及尹翁归，便提升尹翁归担任督邮职务。当时河东郡二十八县分为汾北、汾南两部。尹翁归督察汾南。他执法无私，对属县中一些犯了法的官吏都严加惩处。那些受到惩处的官吏自知是罪有应得，也没有怨言。田延年被选入朝中担任大司农后，尹翁归随之提升为都内令和弘农都尉。不久又征拜为东海太守。
出守东海前，他想到廷尉于定国是东海人，便去向于定国辞行，乘便了解些东海民风。正巧于定国有两个老乡的孩子，想托尹翁归带去，给安排个差事。他让两个孩子坐在后堂等着拜见尹翁归。可是，他和尹翁归交谈了一整天，也没有敢提起此事。送走尹翁归后，他对两个孩子说：“尹翁归是当今贤吏，为人刚正，廉洁奉公，不便以私相托。而且你们两个人也不能任事，我就更不好启齿相求了。”
尹翁归到东海上任后，首先细心查访民间诉讼，把官吏和百姓中的好人、坏人，以及各种违法事情都了解得清清楚楚，分县做了记载。然后亲自决断，一个县一个县地把犯罪的人都抓捕起来，根据罪的轻重，依法论处，该判死罪的坚决处死，以求杀一儆百、改善社会风尚。东海郯县有个大土豪叫许仲孙，目无法纪，称霸一隅，使附近的老百姓吃尽了苦头，历届的太守对他都无可奈何。尹翁归到任后，毫不犹豫地将他判处了死刑。这一举动对全郡震动极大。从此，东海一带法治严明，秩序井然。
汉宣帝选用良吏，入朝治事，看到尹翁归政绩卓著，便提拔他担任右扶风。尹翁归到职后，选拔重用了一些清廉严峻的官吏。同时，采用在东海时的办法，分县设立各种罪犯的名籍。一有盗窃案件，他就把那里的县官叫来，将主犯的名字告诉他，让他用类推法去追查罪犯的行踪。追查结果，往往正合尹翁归的推断。尹翁归把惩处不法豪强视作当务之急。豪强一旦治罪，即交给掌管畜牧的官，令其给牲畜割草，规定了时间和数量，不准别人替代，完不成定额就加重惩处。有的豪强受不了这苦，就只好自杀。他就是这样以严酷的刑法威震京师，使扶风很快出现了大治的局面。由于他治盗有方、被称为三辅中的第一贤能。
尹翁归于公元前62年（元康四年）病卒。他生前为官清廉，死后家无余财。汉宣帝对他的早逝深表痛惜，制诏赏赐其子黄金百斤，以奉其祠祭。尹翁归的三个儿子后来也都当了郡守。
隋文帝重法轻予
公正的法律限制不了好的自由，因为好人不会去做法律不允许的事情。
——弗劳德
隋文帝杨坚是隋朝的开国皇帝，他耳闻目睹历朝各代枉法乱国的教训，注重依法治国，以俭治家，倡导在法律面前，谁也不能特殊，就是对自己的子女和皇亲国戚，也从不放纵。他曾三令五申，法律是天下人的法律，人人都应该严格执行。
杨坚的三儿子杨俊自幼聪明过人，勇猛善战，而且通晓兵法，在建立隋朝的频繁争战中，屡立战功，朝野内外，声名大振，所以深受隋文帝的赏识和宠爱。但是杨俊自以为天下第一，居功自傲，越来越放肆。杨俊在自己的封地并州为所欲为，欺男霸女，夺财占田，他到处放高利贷，用获取的厚利花天酒地，整天吃喝玩乐，奢侈无度。封地里的老百姓虽然怨声载道，但由于杨俊是皇子，位高权重，也不能把他怎么样。
后来，隋文帝得知三儿子违法乱纪的事情后，非常生气，马上命令监察专使前去调查核实。但是监察专使畏惧秦王的淫威，心想：杨俊再怎么也是三太子，得罪他不也等于得罪了皇帝吗？于是，到并州后只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惩办了几个杨俊手下的走狗，便回朝复命去了。监察专使向隋文帝汇报说，杨俊并没做什么大的错事，只是年纪轻，阅历浅，受了某些人的迷惑，责任并不在他，并且罗列了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帮杨俊遮掩。隋文帝信以为真，对此事也就不再追问了。
从此以后，杨俊更加蛮横放肆，胡作非为了。他想，连皇帝的监察专使都为他说话，其他人更是“小菜”一碟了。于是，他无视朝廷法律，任意欺压百姓，挥霍国家库银，为自己建立了富丽堂皇的宫室，四处收罗美女，纵情淫乐，整日声色犬马，弄得民怨鼎沸，也激起了他周围人的嫉恨。杨俊有位小妾姓崔，在杨俊吃的瓜中下了毒，但是很不巧，因为毒量不够，杨俊只是中毒而没能致命。这些事又传到了隋文帝的耳朵里，龙颜大怒，他立即下诏命令杨俊回京，并亲自责问杨俊的所作所为。当了解到自己这位最宠爱的儿子已经触犯了法律，隋文帝马上下令，撤掉杨俊的官职，并责令他呆在王府中闭门思过，反省错误。
正在此时，有个叫刘开的左武卫将军，为了巴结三太子，也想讨好皇帝，特意在隋文帝面前为杨俊开脱说：“秦王曾南征北战，功勋卓著。这次用些钱财，盖点宫室，纳些美妾，这只是小事一桩。我看陛下还是宽容了他吧。”听到这些话，隋文帝严厉地瞪了他一眼，坚定地说：“法律由朝廷制定，天下人皆应遵守，对谁都不该例外。”说完隋文帝便拂袖而去。
刘开碰了个钉子，仍不死心。他心里琢磨，我刘开苦口婆心都是为了你们杨家父子。虽然陛下表面上怒气冲冲，大义灭亲，也许心里会感激我，嘉奖我的一片忠心呢！于是，他又去找开国老臣杨素，请杨素出面劝导隋文帝。在刘开的再三鼓动下，杨素借上朝的机会，私下劝隋文帝说：“秦王虽有一些过错，但完全解除他的职务，未免有些过重了吧？请陛下是否再重新考虑一下先前的处分。”听杨素这么不讲原则，隋文帝很不高兴，便说：“国家的法律是我们当初共同制定的，大家都赞同法律面前要一视同仁，依法执法要不分贵贱。现在我儿子犯了法，你们又都来说情，难道我仅仅是五个儿子的父亲，而不是统治万民的皇帝吗？都像你们这样，还得另外再制定一部法律了！”
尽管先后有几个人出面为杨俊说情，但隋文帝坚持执法必严的原则，没有减轻对三太子的处罚。这件事对朝野内外震动很大。文武大臣和老百姓都很钦佩隋文帝这种执法无私的精神，连那些平时不够检点，轻法放肆的人都大为收敛，不敢胡作非为了。
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无论对谁都不例外，这正是法律威严的原因所在。
狄仁杰执法
夫制国有常，而利民为本，从政有经，而令行为上。
——战国策
唐高宗仪风年间（676～679），狄仁杰升任大理丞。
狄仁杰生于唐太宗贞观四年（630），并州太原（今山西太原）人，应试明经科及第，从而步入仕途。从政后，经历了唐高宗与武则天两个时代。他初任并州都督府法曹，后来转为大理丞。
大理丞是官名，是主管刑法的大理寺主官的副职，负责定刑。唐制，大理丞定罪后，须经大理正审核。
狄仁杰为人刚正廉明，公正执法，兢兢业业，一年中便处理了前任遗留下来的一万七千多件案子，没有一个冤诉的。为此，狄仁杰一时名声大振，成为朝野推崇备至的断案如神、扶善除恶的大法官。
为了维护法律制度，狄仁杰甚至敢于在皇帝面前犯颜直谏。
唐高宗仪凤元年（676），武卫大将军权善才误砍了昭陵上的一棵柏树，唐高宗大怒，下令将其斩首。原来，昭陵是唐高宗父亲唐太宗的坟。
狄仁杰向唐高宗奏道：“陛下，权善才罪不当死。”唐高宗疾言厉色地说：“权善才敢砍昭陵的柏树，让朕落下不孝的名声，必须杀了他！”
狄仁杰神色不变，依法据理力争道：“犯颜直谏，自古以来都被人们认为是件极难的事。但臣认为遇到桀、纣之君时，这事才难；如果遇到尧、舜之君时，这事就容易了。权善才误砍昭陵一棵柏树，法不至死，而陛下却要杀他，这是不顾国家法律，不能取信于民啊！陛下这样做，百姓将如何措其手足啊！今天，陛下如果因为昭陵一棵柏树而杀掉一位将军，千载之后，人们将说陛下是什么样的君主呢？因此，臣不敢奉命杀掉权善才，以致陷陛下于不义。”
狄仁杰法行公正，终于使唐高宗改变了主意，赦免了权善才的死罪。
李光弼执法如山
不诚实诚无不动者，修身则身正，治事则事理。
——杨时
李光弼是唐代著名军事将领，他雄才大略，以智勇双全、治军严整著称，李光弼军事指挥才能非凡，为人严肃、果断、刚正不阿。从幼年时期起，就善于骑射，步入军旅生涯后，他在治军管理和指挥作战方面，逐渐显露出卓越的才能，由于他治军严整，指挥有方，被郭子仪推荐当了河东节度副使。后来，他和郭子仪一起率军打败了安禄山救史思明，为彻底平息“安史之乱”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李光弼在统军作战期间，执法严明、军令如山、赏罚分明、威振三军。在一次战斗中，他所率领的部队中，有一员大将持利矛刺杀敌人，猫刺穿马的腹部，并刺中数名敌人，而同时也有迎战敌人的，不战而退。李光弼对以矛刺敌者赏绢五百匹，不战而退者处以斩刑。他赏罚分明的治军方式使得部下和士兵在作战时能够奋勇争先，一往无前。
他的部下都知道他言必果、令必行，执行军纪军令严格无情。唐肃宗即位后，诏令李光弼担任户部尚书并率军赴灵武上任。当时太原节度使政令不行，由侍御使崔众统率驻军。肃宗诏令崔众，让他将兵权交给李光弼。然而，崔众却自恃自己是侍御使，仗着肃宗和朝廷中一些重臣的垂青，在军中狂妄自大，不可一世。过去还时常侮辱太原节度使，如今要他把军权交给李光弼，心中跟本不服气。于是，他就想故意为难一下李光弼。他见到李光弼时，故意不行军礼，并表示不能即刻交出兵权，想给李光弼难看。李光弼对崔众的这种狂妄傲慢和违抗军令的行为感到非常的恼火，立即命令把崔众抓起来，准备以军法治罪。正在这时，唐肃宗又派来使者，传旨诏令崔众为御史中丞。李光弼的部下看到这种情形，就有人出来劝李光弼说：“皇帝重用崔众，最好还是把他放了吧！”然而，李光弼则断然拒绝了部下的劝说，仍坚持按军法处置崔众。他正气凛然地说：“崔众违抗皇上的诏令，故意不交出兵权，置军法军令于不顾，理应当斩，我现在要斩的是侍御使崔众，如果使者要宣布诏令，崔众纵然是御史中丞，官比我大，我也要依照国法军纪将其斩首。”说完，即刻命令军法官当众处斩了违抗诏令的崔众。肃宗派来的使者，十分敬畏李光弼的执法威严，始终没有敢把诏令拿出来宣布。
李光弼执法如山斩御史的消息不胫而走，全国上下反响强烈，在他统帅的军队中，将领和士兵个个受到很大的震动。而一些昔日里受崔众欺压的将士人人扬眉吐气，拍手称赞。全军也由此受到教益，从此以后，谁也不敢违背军令、军纪了。李光弼做指挥的唐朝军队被人誉为“铁军”。
正是因为李光弼带出了一支军纪严明的军队，在随后进行的太原保卫战中，李光弼才能以少胜多，以自己不到一万人的军队打败了史思明率领的十万军队，取得了防御作战的胜利。在这场战斗中，李光弼用弱势军队先后杀伤了叛军七万多人，不能不称是军事史上一个成功的战役，他的胜利也为扭转整个战局起了重要的作用。
柳宗元坚持改革
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恒。
——《周易·家人》
唐代宗大历八年，柳宗元生于河东解城。他从小聪明勤奋，读了很多书，13岁就能写出很好的文章，受到人们的赞扬。
21岁那年，柳宗元考取了进士。他思想敏锐，议论起事情来旁征博引，言词锋利，说理透辟，常常胜过在座的人，一时间名声大振，许多人都愿意跟他交游。那些名公要人都争着推荐他到朝廷做官。考中进士后的第三年，柳宗元才出来做官，担任秘书省校书郎。
26岁那年，柳宗元又考中博学鸿词科，担任集贤殿书院正字。
校书郎和书院正字都负责搜集和保管国家图书。在这期间，柳宗元有机会博览群书，知识更加渊博了。
柳宗元很有抱负，他想对腐朽黑暗的政治进行改革，因此积极参加永贞革新，成为革新派的主要成员。这时，他已升任礼部员外郎，大胆地提出了一些革新建议。
原来，唐德宗昏庸贪暴，百姓叫苦连天。贞元二十一年正月，唐德宗死了。他的儿子李诵即位，史称唐顺宗，改元永贞。
李诵当太子的时候，他的两名亲近侍从官王怌、王叔文经常给他讲一些民间疾苦，也谈到过宫市的弊害。
李诵是个有作为的皇帝，他要改革政治，振兴唐室。但他当皇帝时已经中风，不能说话了。于是，他重用王怌、王叔文，让他们帮他出主意，管理国家大事。这时，朝臣中的柳宗元、刘禹锡、韦执谊、韩泰、韩晔、陈谏、凌准、程异等8人，也参加议政。他们对当时腐朽黑暗的局面看得很清楚，决心在政治上进行一番改革。有了皇帝的支持，他们就大刀阔斧地干起来。革新派的许多措施对国家和百姓有利，史称他们的改革为“永贞革新”。
永贞革新损害了宦官和大官僚的利益，因此，遭到他们的强烈反对。
不久，以俱文珍为首的宦官集团阴谋策划废掉唐顺宗，立太子李纯为皇帝。受到打击的地方官员韦皋等人也纷纷向朝廷上表，逼迫顺宗退位，并且大肆攻击王叔文等人。许多守旧的官僚也都站在宦官集团一边。
这年八月，唐顺宗让位给太子李纯，自己去当太上皇了。李纯即位，史称唐宪宗。宪宗在宦官和守旧官僚的支持下当了皇帝，自然要照顾他们的利益。于是，他一即位，就把王怌、王叔文贬到外地去了。不久，王怌死于贬所，王叔文被贬后又被赐死。柳宗元、刘禹锡等8人都被贬到边远地区做了小小的司马。这场有进步意义的政治革新——永贞革新，只进行了短短的146天就夭折了。
永贞革新，又叫“二王八司马”事件，因为它是由王怌、王叔文和柳宗元、刘禹锡、韦执谊、韩泰、韩晔、陈谏、凌准、程异等8人发起的。
永贞革新失败后，柳宗元被贬为永州司马，在那里生活十年，精神上受到很大的打击。
在永州，柳宗元名义上是司马，实际上是个毫无实权、受地方官监视的罪犯。官府里没有他的住处，他只能在龙兴寺里安身。
10年后，柳宗元又被派到更远的柳州去当刺史。
柳宗元被派往柳州时，参加永贞革新的其他人也都被派到很远的地方去当刺史。刘禹锡被派往播州。播州的经济情况和交通条件比柳州更差。刘禹锡家有老母，柳宗元怕他们一家经不起折腾，很替他们担忧。柳宗元说：“播州荒凉，不是中原人所能居住的地方。而刘禹锡的母亲已经年迈，怎能带着老人同去呀！”于是，他决定和刘禹锡对调一下，让刘禹锡去柳州，他去播州。他还说：“即使因此重新获罪，也死而无憾。”
正当柳宗元准备写表向朝廷申请时，御史中丞裴度向唐宪宗奏明了刘禹锡的困难。唐宪宗同意刘禹锡不去播州，改为到连州当刺史。柳宗元听到这个消息，才放心地到柳州去了。
柳宗元被贬到永州和柳州时，南方许多读书人因仰慕他的名声和学问，纷纷跑到他那儿向他拜师学习。柳宗元对那些好学上进的青年总是热情接待，谆谆教诲，细心指导。但对那些华而不实、投机取巧的人，却毫不迁就和姑息。
有个叫杜温夫的青年，从荆州赶到柳州来拜见柳宗元，还准备到连州去见刘禹锡，到潮州去见韩愈，希望这些名人替他作宣传，为他考取进士和做官铺路。但他不认真学习，没有什么本事，写的文章连疑问词和感叹词都分不清。他给柳宗元写信时，把柳宗元比作周公和孔子。
柳宗元看了杜温夫这种胡乱吹捧的信，知道他急功近利，不择手段，因而十分厌恶，在复信中严厉地批评了他。
柳宗元说：“比人必须恰当。你把我比作周公、孔子，我哪里敢当？这不能不叫我感到奇怪！我想，你去连州和潮州时，一定又要把刘、韩二公也比作周公、孔子；将来到了京城，京城里的名人数以千计，你当然又会把他们都比作周公、孔子。天下哪有这么多的周公、孔子呀？”
柳宗元告诫杜温夫说：“做人应当踏踏实实地学习，充实自己的学问，不要做这些哗众取宠的事。”
柳宗元批评了杜温夫的缺点，又给他指出了改正的办法，这是真正爱护和帮助青年。
柳宗元爱护百姓，同情受苦的人。在担任柳州刺史期间，他帮助许多穷苦百姓赎回了卖身为奴婢的子女，并且革除了这种恶俗。在长期贬谪生活中，柳宗元有机会接触下层社会，进一步了解了民间疾苦。他写了不少文章，揭露当时残害人民的苛政和社会黑暗现象。
永州地方有一种毒蛇，人被它咬了就会死去，但把它晾干制成药，却可以医治许多绝症。皇宫里的御医用皇帝的命令宣布说：“谁要是捕捉了永州毒蛇上交，就可以免除赋税。”于是，永州有人捕捉这种毒蛇。有个姓蒋的农民，祖孙三代都因捕捉毒蛇而没有上交赋税。可是他的祖父和父亲都因为捕蛇而死了。他自己捕了12年蛇，好几次也差点儿被毒蛇咬到。柳宗元问他说：“你为什么干这种危险的事啊？难道不怕死吗？”他回答说：“那些不捕蛇的乡亲，因为交不起赋税，被逼死的更多。我捕蛇每年只冒两次生命危险，而那些乡亲们却天天遭到死亡的威胁。因此，我宁愿一辈子捕捉毒蛇。”
柳宗元据此写了一篇《捕蛇者说》。在文章中，柳宗元感叹地说：“孔子说，苛政比老虎还要凶猛，哪知赋税比毒蛇还要厉害啊！”
柳宗元在柳州刺史任上，做了许多好事：释放奴隶，兴办学校，修整道路，鼓励垦荒。
柳宗元在柳州度过了四年多的时间。在长期的贬谪生活中，他心情忧郁，工作勤苦，他的身体越来越坏了。元和十四年，柳宗元在柳州死去。当地人为了纪念他，特地为他建了一座柳侯祠。
人们都说柳宗元是个言行一致的人，他的改革理想虽然未能在全国范围内实现，但经过他锲而不舍的努力，在他职权范围内极大限度地实现了。
崔隐甫犯颜杀倭人
良好的秩序是一切的基础。
——伯克
唐玄宗天宝年间，吹笛艺人胡雏聪明伶俐，技艺超群。他吹出的笛声清新悦耳，让人流连忘返，因而备受唐玄宗的赏识与宠爱。
不料，时间一长，胡雏竟恃宠而骄，胡作非为，触犯法律，犯了死罪。
洛阳令崔隐甫接到报案，决定将胡雏依法逮捕归案。胡雏吓得连滚带爬，逃进皇宫，苦苦哀求唐玄宗救他一命。
唐玄宗醉心音乐，十分爱惜有音乐天赋的人才。他见胡雏楚楚可怜，便想网开一面。于是，唐玄宗找了个借口把崔隐甫召进宫中，让胡雏站在自己的身边，闲聊了几句后，指着胡雏对崔隐甫说：“朕向崔爱卿讨要这个人，未知爱卿是否肯给？爱卿能赦免他吗？”
崔隐甫见唐玄宗有意袒护胡雏，企图使他逃脱法律的制裁，顿时义愤填膺，毅然摘下官帽放在地上，启奏道：“陛下这样说，简直是轻视大臣而看中艺人啊。既然如此，微臣只得辞职不干了！”
唐玄宗见崔隐甫刚直不阿，忙赔笑道：“朕只是与爱卿开个玩笑嘛，何必当真？”说罢，传令内侍将胡雏交给崔隐甫。崔隐甫刚一出去，马上将胡雏杖杀。
看着胡雏远去的背影，唐玄宗还是觉得他是难得的音乐天才，死了太可惜了。于是，他下诏免其死罪。可惜，他的诏书晚了一步，胡雏已经伏法了。
在这种情况下，唐玄宗只得以国家大局为重，维护大臣的权威，赐给崔隐甫细绢100匹以资鼓励，嘉奖他的执法精神。
崔隐甫刚正不阿，不给皇帝面子，这在当时是冒着杀头危险的，实在难能可贵。
戴胄按律判案
伪乱俗，私坏法，放越轨，奢败制。四者不除，则政未由行矣。
——《申鉴·政体》
唐朝立国以后，制定了《唐律》，共500条。它与前朝的《隋律》比较，减斩刑92条，减流刑71条。其余删繁除细，改重就轻，宽平得多了，因而很得民心。
既然有了《唐律》作为依据，大理寺少卿戴胄（zhóu）审案判刑的时候就照着执行。即便是皇帝讲过的话，如果与《唐律》不符，他也顶着不办。
有一次，唐太宗发布了一道命令：
“在科举考试中，凡是伪造出身和资历的人，要立即向政府坦白自首，否则一经查出，就判处死刑。”
过了些时候，吏部查出有个已经金榜题名的举子，出身和资历都是伪造的。唐太宗知道这件事后十分震怒，立即下令革去这名举子的功名和官职，抓起来交由大理寺处理。
大理寺少卿戴胄在审问这个案子的时候，查明了犯罪的情由和事实。他没有根据唐太宗的命令把那个举子判处死刑，而是根据《唐律》的有关条款，判了个流刑（即流放边远之地）。
唐太宗闻知此事后大为不满。他差人把戴胄叫进宫来，很生气地质问：
“我在命令中已经明确宣布，对伪造出身、资历又不肯坦白自首的人要判处死刑，你怎么自作主张，只给他判了个流刑呢？难道你不知道我的命令吗？”
戴胄回答说：
“皇上下的命令我怎么会不知道呢？不过我作为执掌刑法的官员，审案判刑都必须根据《唐律》办事，不然就会出现执法不公，量刑不当的现象。这就是我的失职了。”
“你只怕自己承担‘失职’的责任，怎么就不怕我在全国百姓面前失去信用？这国家大事是我说了算的，你一定要给我改判，一定要按我的命令办事。”唐太宗气势汹汹地说。
岂知戴胄也寸步不让。他大声回答说：
“《唐律》是国家参照前朝法典，根据本朝实际，集中众人智慧，反复研究推敲制定出来，又经过皇上批准才颁布实施的。它是国家的根本大法。而当今皇上的命令，有的往往是凭着一时的喜怒发布的。我认为皇上个人的信用固然重要，但国家的法律，国家的信用更加重要。这是大信用和小信用的问题。现在我为维护国家法律的大信用，只好违背皇上的命令，让皇上失信了。”
唐太宗也是个英明之主，他听了戴胄的答辩之词，觉得句句在理，于是感叹地说：
“我虽然是一国之主，但在处理这件事情上没有你想得深，看得远。国家法律的大信用一定要维护。我看这件事就按照你的判决处理吧。很感谢你帮助我纠正了这个错误。大唐有了你这样敢于秉公执法的大臣，一定会兴旺发达。”
包公秉公执法
凡事不可轻疑，惟断狱不可不疑。
——吕坤
宋真宗咸平二年（999），包公出生在庐州合肥县（在今安徽合肥市）一个官僚家里。父亲包令仪，字肃之，官居朝散大夫、虞部员外郎，负责管理皇帝的林苑。
包公从小不讲究吃穿，严遵父教，刻苦读书。他虽在乡试中名列前茅，但不骄不懈，谦虚谨慎，再接再厉，受到师友的赞扬。
宋仁宗天圣五年（1027），包公辞别年老多病的父母，到京师开封（今河南开封市）参加科举考试，一举考中进士。
考中进士后，包公曾在朝中做官，也曾做过几任地方官。这年，包公被调往庐州（今安徽合肥市）担任知州。
包公听说要回故乡了，心里十分高兴。他急忙交待完公务，就和夫人董氏、老家人包兴等一起回庐州上任去了。
包公刚一到庐州，亲戚朋友和乡亲们就都来看望他，包公一一接待了他们。
老百姓听说包公做了庐州知州，无不额手相庆。他们想：“救星来了，这下可好了，总算有了为民做主的父母官了。那些贪官污吏、土豪劣绅再也不敢欺侮我们了。”
包公上任不久，听说庐州府衙所处的合肥县告状的比以前猛增，感到很奇怪，于是便到合肥县衙去了解情况。
包公到了合肥县衙，亲自审阅老百姓的诉状，发现有告他亲友的，尤其是告他舅舅的特别多。诉状上说他舅舅联络乡绅，抢占民田，横行乡里，欺压百姓，使百姓不得安居乐业。
包公看过之后，非常气愤，问县令道：“这些案件你为何不审理？”
县令见是告包公舅舅的案件，便说：“那些告状的都是无理取闹，我已经命人把他们打回去，现在再也没人来告了。”
包公把脸一沉，问道：“你怎么知道他们是无理取闹呢？你凭什么随便打人？”
县令一时摸不清包公心里是怎么想的，就说：“包大人在这里当知州，他们专告大人的舅舅，岂不是无理取闹？”
包公问道：“我舅舅横行乡里，欺压百姓可是事实？”
县令想：“做官的哪有不护着自己亲人的？”于是笑着对包公说：“包大人，这事下官尚不清楚。不过，即使是真的，为了大人的面子，下官也不敢……”
包公把眼一瞪，满脸怒容，命令道：“你身为县令，就应该为民作主。可你不察明案情就责打告状的百姓。你这样做，按理应该撤职查办。念你是初犯，我今天暂且饶了你。不过，这些案件一定要抓紧审理！”
县令心里很矛盾：“这些案件怎么审理呢？如果依法办案，包大人的舅舅早该逮捕归案了。但是，谁知道这样做是福是祸呢？将来包大人要是在其他事情上找茬儿，我怎么吃得消啊？不审理吧，眼下包大人又这么严厉，一定要让我秉公执法。”他左思右想，顾虑重重，于是便哀求包公道：“包大人，这些案件就算了吧，以后我一定秉公审案，严肃执法，望大人恕罪。”说到这里，他扑通一声跪了下来。
包公见县令跪在自己面前苦苦哀求，知道他在处理这些案件上左右为难，便让他站起来，问道：“既然出难题吗？”于是，他还是一再推诿，请求不要再审理这些案件了。
包公见县令还是拗不过情面，心里不禁一阵厌恶。他把袍袖用力一甩，厉声说道：“限你三天之内一定要将这些案件报到州里，否则唯你是问！”说罢，包公转身便离开了县衙。
县令不敢怠慢，第二天就将与包公亲友有关的案件都上报到州里去了。
包公接到这些案件，立即派两个捕快去捉拿舅舅归案。舅舅见捕快前来捉拿他，跳上前去就给捕快一人一个耳光，骂道：“瞎了你们的狗眼！你们知道我是谁吗？我就是你们庐州知州包大人的舅舅，谁敢捉拿我！”
两个捕快急忙跪倒在地，连声说：“我们不是县衙的，我们是包大人手下的。”
舅舅怀疑自己听错了，问道：“怎么，是包拯派你们来捉拿我？”
两个捕快交换一下眼色，满脸赔笑，连声说：“不，不，不！我们不是来捉拿你老人家的，我们是奉了包大人的命令前来请你老人家过府叙谈的。”
舅舅又问道：“此话可是真的？”
两个捕快又互相看了看，然后异口同声地说：“绝对是真的！”
舅舅蛮横地说：“不管是真是假，舅爷我也不怕。我外甥是知州，量谁也不敢把我怎么样。你们两个快起来，舅爷就跟你们走一趟。”
舅舅坐轿来到府衙，一个捕快跑去禀明包公，包公命他们先把舅舅关押起来。
舅舅一见要关押他，立即大吵大闹，不肯随捕快走。他几次喊着要见包公，但包公一直不见他。
夜里，包公一直放不下这件事，考虑着如何处理舅舅。夫人董氏也为舅舅的事焦躁不安。夜已经三鼓了，两人还翻来覆去睡不着。
董夫人问包公说：“舅舅犯了法，你就不能讲点情面吗？”
包公没有吭声，只是叹了口气。
董夫人又问：“今天舅家表弟前来讲情，你说什么也不答应。咱们刚回来不久，你就这样做，人家会不会说你无情无义呀？”
包公解释说：“夫人，不是我无情无义，是舅舅太不自爱了。我身为百姓父母官，坐镇庐州，应该秉公执法，不徇私情。如果舅舅犯法可以免刑，别人犯法又怎么办呢？法律无情，六亲不认。你跟我这么多年了，难道还不懂得这个道理吗？”
董夫人说：“话虽是这么说，但你就不能法外开恩，宽容一次吗？”
包公耐着性子说：“夫人有所不知，自从我做官后，亲友借我的名声横行乡里。尤其是舅舅，他联络四乡豪绅为非作歹，百姓怨声载道，县官又不敢管。我若宽容舅舅，这庐州将会变成什么样子？我又如何在这里做官啊？”
夫人劝道：“要不然就缓几天再审理，咱好想想还有没有两全齐美的办法。”
包公一听急了，说道：“夫人，你可不要再糊涂了，就是缓上一百天，也不会有什么好办法。为了尽快搞好合肥县的治安，我明天就升堂审理。”
董夫人明知讲情也没用，但舅舅总归是亲人，表弟又亲自来托她，怎能不抱着一线希望劝包公宽容宽容呢？她见包公没有一点讲情的余地，况且又牵扯着合肥县的治安，于是就不再多说了。
第二天早饭后，包公穿戴好，正准备升堂审案，他的儿媳崔氏急急忙忙地走了进来，跪在包公面前，含着眼泪说：“公爹在上，容儿媳敬禀：舅爷犯了法，理应治罪。但自从孩子他父亲去世之后，家中一切事务全由舅爷家照管。若不是舅爷家，我这么一个年轻寡妇如何度日啊？公爹如果审理舅爷，绳之以法，儿媳于心不忍，望公爹开恩。”
崔氏说着，忍不住抽抽搭搭地哭起来。
包公见儿媳哭得那样伤心，也不禁动情了。
崔氏是他的亲儿媳，而且现在是他晚辈中唯一的亲人了。包公在瀛州做官时，他的独生子不幸死在潭州（今湖南长沙）任上，儿媳崔氏只得怀抱幼小的孙子回到庐州老家。孤儿寡母无法度日，多亏舅舅家为她照管家务。
包公在扬州做官时，他唯一的孙子又不幸夭折。只剩下一个年轻的崔氏，日子就加更不好过了。她母亲劝她回荆州（今湖北江陵）老家改嫁，为了包家的名声，她誓死守节，永不嫁人。这时，又是舅舅家为她支撑门户，一直到今天。
包公和这个舅舅年纪相仿，小时候常在一起玩耍，感情一直很好。
包公的父母去世后，包公回家守孝，舅舅家又多方照料他，一直到他外出做官。
几十年来，舅舅虽然做了些危害百姓的事，但也并无太大的民愤。自从包公官做大了，舅舅在其他乡绅的怂恿下，才变得无法无天，仗势欺人了。
想到这里，包公的心情十分复杂。包公望了望那楚楚可怜的贤儿媳，急忙叫她站起来，让董夫人和她一起去后堂。
崔氏见包公没有讲情的余地，就说：“公爹如果不宽恕舅爷，就让儿媳代舅爷领罪吧！”
包公说：“舅爷对你好，对我也好，这些咱们都应该记住。但他犯了法，我如果不秉公执法，老百姓会怎么想呢？其他官员又怎能为民伸冤呢？至于你要代舅爷领罪，我向来不主张这么做。法不罚无罪之人，何人犯法何人当。儿媳，不要再说了，快和你母亲歇息去吧。”
崔氏还想苦苦哀求，但她见包公铁面无私，定要秉公执法，也就无可奈何了。
包公安顿好董夫人和儿媳，来到大堂。
在一片威武声中，包公升堂审案。包公坐在大堂上，将诉状放在面前。他询问一下原告可曾来到，然后就口衙役将舅舅带上大堂。
舅舅来到大堂，一脸怒气。他见包公坐在堂上，冲上去就要打，衙役急忙拉住了他。他立而不跪，昂首挺胸。包公问罪，他不但不招，反而大闹公堂，骂包公是个无情无义的小人。
包公一听，勃然大怒，猛拍惊堂木，厉声喝道：“大胆罪犯，自己不认罪，反敢辱骂本官。来人，拉下去重打四十大板！”
包公一声令下，衙役们急忙上前将舅舅拉下大堂，打起板子来。听见堂下噼啦啪啦的板子声，包公坐在大堂上，心里不禁隐隐作痛。
在包公坐堂审问舅舅的时候，与舅舅一起横行霸道的乡绅都在府衙门外等候消息，探听动静。他们都想看一看包公究竟是怎样处置他舅舅的。
当这些人听说包公重打舅舅时，不禁面面相觑，心里害怕起来。他们交头接耳地说：“原以为包黑子会袒护我们呢，想不到他竟这样无情无义。他对舅舅尚且如此，何况对我们了！”说完，一个个灰溜溜地悄悄逃走了。
当天，包公便按朝廷大法处理了舅舅。
包公亲自审理舅舅的消息不胫而走，在庐州震动很大。官员们都敬重包公秉公执法，铁面无私；土豪劣绅怕挨那四十大板，更怕坐牢判刑，再也不敢为非作歹了；合肥县令亲自到州衙向包公赔罪，并感谢他把合肥县治理得井然有序；老百姓欢天喜地，都夸包公是一个秉公执法、为民除害的青天大老爷。
董家龙规定“三不准”
治国无法则乱，守法而弗变则悖，悖乱不可以持国。世易时移，变法宜矣。
——《吕氏春秋·察今》
在二万五干里长征中，红二方面军某师卫生部长董家龙领队卫生兵路经西康（当时的一个行省，新中国成立后撤销），在一个称作“波巴”的村子里作短期休整。
波巴住的都是藏民，总共有800多户。但是红军初来时，村里却空无一人。每家每户的房前除了一堆供烧饭用的干牛粪外，屋里屋外一无所有。董部长领着警卫员在村里转了一圈，发现许多人家的门楣上挂着避邪的红布条，门板上贴着黄纸佛像。他找来个通司（翻译）一打听，才知道这一带许多人家都有夹墙和地窖，凡是粮食和值钱的衣物都被“坚壁”起来了。显然，这里的藏民对红军是有疑惧的。
而对这种状况，董部长认为：只有用红军遵守群众纪律的实际行动，才能消除藏民的疑惧，使藏民积极行动起来支援红军。于是他立即召集大家开会，明确宣布了“三不准”的规定。即：（一）不准进藏民的家；（二）不准动用藏民的东西；（三）不准撕毁藏民门上贴的佛像和挂着的红布条。
遵照董部长规定的“三不准”，当晚红军围着篝火露宿街头。尽管部队早已断粮，这几天只靠野菜、草根和煮牛皮带充饥，也没有谁进藏民家中寻找食物。
第二天，董部长分配几个同志在村中刷写标语，宣传红军的纪律和共产党的主张。还组织了个宣传队，由通司陪同到附近的山沟里向可能有藏民躲藏的地方喊话，劝藏民回村居住。
最初几天是一无所获的。但是到了第四天，突然有个藏民进村要见红军的“长官”。董部长经过谈话才知道这个藏民就是波巴的小头人。波巴村的乡亲就是由他领着到野外藏匿起来的。
小头人向董部长说：“我原来听说红军是乱抢乱杀的‘恶魔’就把乡亲们领出去躲起来了。昨晚派人偷偷进村察看，回去说红军是在街头露宿的，我有点不信，所以今天特地回来看看。”
董部长热情地向小头人说：“红军是各族人民的子弟兵，是爱民的，绝不会扰民。请乡亲们尽快地回村来住吧。”
小头人说：“为了证实您讲的是真话，能让我在村里到处走走吗？”
董部长答应了他的要求。
小头人在村里看到红军刷写的大标语，让通司把内容翻译了一遍，听后高兴地连连点头。他见各家各屋门上贴的佛像和挂着的红布条完好无损，更是乐得合不拢嘴。打开他家屋里的夹墙，又揭开地窖一看，只见里面放的青稞、酥油、茶叶、衣物不缺不少，笑得更爽朗了。像红军这样秋毫无犯的部队，他还没有见过呢！
小头人赶忙骑马进山，把村里的藏民都叫回来迎接红军。让红军战士住进了藏民们空闲的房子里。军民融洽，欢声满村。
傍晚，小头人领着村里的藏民，捧着洁白的哈达，背着一篓篓青稞面、熟肉和酥油，赶着几十只活羊要作为礼物送给红军，董部长接过哈达，却婉言退回了礼物。后来，藏民们知道了董部长规定的“三不准”，都深受感动。于是决定将礼物由红军作价付款。又根据公平买卖的原则，波巴的藏民为红军提供了一批长征路上必备的物品。
董部长率领的这支红军卫生兵在波巴休整了10多天。临走时，小头人领着全村的藏民夹道相送。军民难舍难分。
陈毅主持制定《入城守则》
法律是无私的，对谁都一视同仁。在每件事上，她都不徇私情。
——托马斯
新中国成立前夕，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决定党的工作重心要由乡村转向城市，人民解放军打过长江后，要做好解放南京、上海的准备工作。不久，又确定上海解放后由第三野战军司令员陈毅担任市长。
为了顺利地解放上海和很好地接管上海，陈毅在江苏丹阳的总前委驻地多次召开干部会议，反复强调要加强入城部队的纪律教育。他还考虑，应该制定一个《入城守则》，以此来统一部队的行动。
有一天，陈毅找了几个干部，一起研究《入城守则》中应该包括哪些条款。
在研究过程中，有位干部提出：“入城部队要搞好军民团结，住在市民家里一定要做好卫生保洁工作。”
这时，陈毅插话说：“部队进城后住在哪里？这个问题应该很好地研究一下。依我看，入城部队住在市民家里是不合适的。”
过了几天，陈毅又把那几个干部召集到一起说：“昨天晚上我看了一本史书，其中有军队不入民宅的记载。我看，在我们制定的《入城守则》中，一定要写上‘入城部队在未找到营房之前，一律睡马路’这一条。”
多数干部都同意陈毅的意见。可有位干部却说：“我们的部队打了几十年仗，过去在农村每到一地都是住在老百姓的空闲房子里。上门板、捆铺草，担水扫院子，军民关系搞得很好，为什么到了大上海就要睡马路？”
陈毅解释说：“上海和农村不一样。上海是中国和亚洲最大的城市。这里长期被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的势力所统治。市民群众对解放军还不了解，住在一起是会引起纠纷和误会的。为了获得上海市民的信任和支持，我们的部队一定要做到进城不扰民，宿街不入户，用鲜明的纪律性作为送给上海市民的见面礼。”
听了陈毅说的这一番话，大家的意见都一致了。于是，在《入城守则》中列入了部队“不入民宅”的规定。
1949年5月24日，解放军攻入上海市区。当时正下着濛濛细雨，可是入夜后，解放军指战员却露宿在高屋华厦的屋檐之下。
第二天天亮后，市民们走出家门，看到身穿土布制服的解放军指战员已经起“床”了。他们洗漱之后就吃早饭。吃的是冷馒头和咸菜。市民们见此情景十分感动，赶快从家里拿来面包、热包子和白开水，让解放军指战员食用，但都被婉言谢绝了。
很快地，解放军遵守《入城守则》，“露宿街头”的消息传遍了全上海。市民们从心里感到解放军是真正的人民子弟兵，于是纷纷涌上街头，热烈地欢迎解放军。
解放军通过遵守由陈毅主持制定的《入城守则》，为顺利接管上海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汉谟拉比王制定法典
善为政者，刑先于贵，后于贱；重于贵，轻于贱；密于贵，疏于贱；决于贵，假于贱。
——唐甄
公元前18世纪，汉谟拉比王通过30多年的东征西讨，把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两河冲积而成的美索不达米亚平原统一起来，在亚洲西部巩固和扩大了中央集权的巴比伦王国。它是世界上有名的文明古国之一。
巴比伦王国土地肥沃，水源充足，农业和畜牧业都很发达；加之它又位于贸易和交通的要道上，因而商业也是很繁荣的。在这种环境中，汉谟拉比王为了促进国内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和保持社会的稳定，就制定了一部法典。这部用优美的楔形文字写成的法典，通称“汉谟拉比法典”。
汉谟拉比法典刻在一根高约2.25米，底部圆周1.90米的玄武岩椭圆形石柱上。1901年被法国考古学家从地下发掘出来，现在保存在巴黎的卢浮博物馆里。
汉谟拉比法典分为序言、本文和结语三个部分。本文282条，内容包括诉讼手续、盗窃处理、军人份地、租佃、雇佣、商业高利贷、债务奴隶、家庭与继承、伤害与赔偿、奴隶关系等渚多方面。其中大部分条文是为了处理自由民之间的关系而制定的。
在汉谟拉比法典中，处理自由民之间的纠纷采取了“以牙抵牙，以眼还眼”的原则。比如两个自由民打架，一个人被打断了一根骨头，对方就要同样被打断一根骨头作为赔偿；一个人被敲掉了牙齿，就要把对方的牙齿敲掉。法典里甚至还规定：如果房屋倒塌，压死了房主的儿子，那么，建造这所房屋的人就得拿自己的儿子去抵命。
汉谟拉比法典是尽力保护私有财产的。比如，它规定盗窃王宫或神庙财产的人必须处死；侵犯别人住处的人，必须就地处死掩埋；趁火盗窃财物的人，必须当场丢进火里烧死。同时，法典里还有一些保护妇女儿童的条款。例如其中有一条就规定：要是妇女认为丈夫对她不好或者妨碍了她的自由，可以要求离婚。离婚以后，男子负有抚养子女的责任。
因为当时的巴比伦王国是奴隶制国家，所以汉谟拉比法典规定奴隶主可以自由买卖奴隶，可以用奴隶抵债，自由民打死了奴隶，只需给死奴的主人赔偿20舍克勒（1舍克勒合8.416克）银子。但如果奴隶打了自由民的嘴巴，就要被割掉耳朵。可见奴隶和自由民的地位是极不平等的。
汉谟拉比法典是世界历史上第一部比较系统和比较完善的成文法典。它与口口相传的习惯法比较起来，是易于操作的；它与各种“私刑”和“家法”比较起来，是有了统一的量刑标准。这就为人们依法办事创造了便利条件。因此，汉谟拉比法典的制定是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一个进步。
巴黎公社立法惩腐败
职权，对廉洁者是一根人生的拐杖；对贪婪者是一把自刎的利刃。
——民间谚语
巴黎公社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无产阶级政权。它为了防止公职人员像旧官吏那样攫取高薪，由“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人”，采取的重要措施之一就是取消高薪制。规定任何公职人员的年薪不得超过6000法郎，只相当于一个熟练工人的工资。这就使公职人员与普通劳动者处在了同等的经济地位，不能再靠升官去发财了。
在低薪制下，巴黎公社的绝大多数干部和平民百姓一样过着俭朴的生活。如公社财政委员瓦尔兰每天中午在小饭馆里吃午饭，只花25个法郎，能够吃个半饱；另一个公社委员茹尔德为了节省家庭开支，总是让妻子和平民妇女一起在塞纳河边洗全家人的衣服。有一次，国民自卫军的爱德将军在帝国服装店给自己定做了一套贵重的呢子衣服，并把帐单送到军需部要求公家报销。主管干部审查后，马上把帐单退回，理由是：“公社没有钱购买贵重的衣服。”
为了杜绝政府机关出现腐败现象，公社加强法制，严格纪律，对于那些违法乱纪的人给予了严厉的制裁。例如，有些公社的收税人贪污收缴的税款；有些军官虚报属下的士兵人数，侵吞军饷。这些事一经发现查实，就要被送上纪律法庭或军事法庭进行审判。对于确定有罪的罪犯一律要处以重刑。尤其是对那些为敌人诱降策反而行贿受贿的人，一律以叛国罪处以死刑。
公社的这些决定公布后，得到了严格的执行。1871年4月23日，原公社美术局局长皮洛泰尔因为有盗窃行为被撤职查办；5月初，军需主任古斯达夫·穆埃被控侵吞和贪污公款，也被公社立即解除职务并逮捕法办。
总之，巴黎公社通过立法惩治腐败，有效地制约了广大公职人员的言行举止，使他们不致于蜕化变质。在历史上，巴黎公社仅仅存在了两个多月的时间，但是涌现出来的纯朴、忠诚、无私的典型比以往的任何时代都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