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尤利西斯》是一部现代主义经典之作，堪称20世纪最伟大的作品之一。小说以人物意识活动为中心，表现人物多层次的精神领域，变动不居的情绪状态，纷繁复杂的心理结构，既涉及人物的理性层面，也包括潜意识领域，如幻觉和梦境。小说向读者展示了现代人多元、复杂的内心世界，深刻地反映了爱尔兰人乃至整个西方社会现代人的精神危机。
《尤利西斯》的诞生，向传统小说理论在诸多方面提出了挑战，给现代小说艺术带来了革命性的变化。乔伊斯率先“将小说从描绘外部世界转入内省，将反映意识作为现代小说改革与创新的突破口”。[2]小说创作中心的转移必然要有新的创作艺术和技巧与之相适应。显然，传统现实主义的时空观已经不能适应这一新的要求。也就是说，在以人物意识活动为中心的小说世界中，小说叙述时空必将随着人物意识活动的流动而改变、转移。因此，《尤利西斯》的现代艺术风格“体现了一个以时间、意识和技巧为创作兴奋点的三位一体的艺术核心”，成功地完成了人物意识活动与小说艺术的统一。[3]当然，实现如此复杂的现代小说艺术创新，创作技巧的革新是关键。
《尤利西斯》是一部最具实验性的现代主义作品。为了完成小说技巧的革新，乔伊斯对其他艺术手法进行了广泛的和创造性的借鉴和实验。从宏观层面看，乔伊斯在《尤利西斯》中实现了对多种艺术形式的综合运用，成功地借鉴了诗歌、绘画、音乐、戏剧以及电影等表现手法，将其贯穿于小说各章节之中，为表现不同人物的各种意识活动层面服务，实现各自不同的创作目的。在小说艺术发展史上，打通小说艺术和其他众多艺术手法之间的关节，并在几乎所有的章节里对不同的手法进行大规模的实验，乔伊斯堪称独步。
同时，乔伊斯对小说艺术手法的创新还受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兴起的各种现代文学流派和艺术思潮的影响。例如：印象主义、表现主义与立体主义等。《尤利西斯》整部小说中不断演绎、变化的创作手法使其“几乎成为现代主义最新理论和尖端技巧的实验场”。[4]当然，乔伊斯小说里还借用了此处未提及的其他手法。同时，作家对任何艺术手法的实验和运用都是综合的，绝不是单一的。
一
《尤利西斯》长期以来受到评论界的广泛关注。在20世纪70年代以前，评论家们主要集中在对小说神话、象征模式及人物形象的探讨上。进入90年代以后，评论家们更多地从不同理论流派对其进行研究和探讨，例如：符号学、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以及解构主义等。[5]
应当指出的是，文体问题几乎是探讨《尤利西斯》难以回避的问题。但是，从严格意义上讲，迄今为止，还没有一部专著对这部小说的文体演变进行过深入、系统的探讨。评论家廷德尔（William York Tindall）和霍加特（Mathew Hodgart）的著作不同程度地涉及了小说的文体。70年代初，欧文·R·斯坦伯格（Erwin R.Steinberg）出版了《〈尤利西斯〉的意识流及其它》（The Stream of Consciousness and Beyond in Ulysses,1973）一书。但作者主要将意识流作为写作技巧予以探讨，讨论了它产生的依据及其在小说中的运用。不过，作者也注意到了“伊奥勒斯”一章及其后面章节的文体演变，导致了与前面章节（即第七章以前）在叙述上的断层或叙述中断现象。
80年代初期，玛里琳·弗伦奇（Marilyne French）出版了《世界之书：詹姆斯·乔伊斯的〈尤利西斯〉》（The Book as World:James Joyce's Ulysses,1976）。作者在该书中采用了主题归类法，即把小说各章节的内容分别纳入五大主题：伊塔克的岩石、城市、世界、宇宙和地球，试图从中找到统一的和终极性的主题内容。就小说文体探讨而言，作者把文体与技巧、叙述角度、语调等同起来。[6]虽然对主题的探讨也涉及了文体，但由于弗伦奇试图把连贯、一致的主题思想套在小说文本上。然而《尤利西斯》所塑造的世界及人物，小说的语言及文体风格，远没有作者想象得那么清澈明净，它拒绝统一的主题。因此，她对这部小说主题的探讨和分析常常显得牵强，但作者对文本的阐释对读者多有启发，能廓清他们的一些疑惑。
皮克（C.H.Peake）所写的《詹姆斯·乔伊斯：公民与艺术家》一书（James Joyce:the Citizen and the Artist,1977）在一定程度上涉及了技巧和文体。皮克对《尤利西斯》的研究采用了逐个章节的形式。他对小说写作技巧及风格的研究，基本上以作家曾公之于世的写作纲要为基础。作者对小说每章都有较为细致的文本解读，为读者理解作品提供了不少帮助。文本的解读虽说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作者难免时有扭曲文本，以顺从写作纲要。此外，作者探讨角度主要在技巧，探讨的重心在力求说明公民布鲁姆怎样一步一步地促使斯蒂芬成长为艺术家。
卡伦·劳伦斯在（Karen Lawrence）《尤利西斯的文体历程》一书（The Odyssey of Style in Ulysses,1981）中，明确提出要解决4个问题：一是小说叙事是否具有连续性；二是如何理解小说前后章节叙事要素的巨大变化；三是乔伊斯何以破旧立新，打破传统小说的规范，从而创建新的文本；四是对文本的线性阅读和空间阅读之差异。[7]作者全书的中心仍在小说前后两部分的叙事文体何以泾渭分明，即从第七章开始，文体的演变越来越大，逐渐脱离了前面6个章节的文体形式。乔伊斯在叙事手法上枝蔓横生，堆砌冗杂，完全抛开了传统小说的规范，脱离了其早期追求的审美理想，小说情节、人物的发展退居幕后，读者的阅读期待受到极大的冲击，往往被淹没在浩瀚无边的细节中，迷失方向。卡伦·劳伦斯在书中主要借用了解构主义的视角，探讨小说文体的演变。作者试图说明，乔伊斯抛弃了前面章节的“文体权威”，[8]后面章节的演变失去了自身的目的性，是为演变而演变，[9]文体的巨变导致了语言符号的能指与所指间无法弥缝的裂痕，能指失去了确定的指称对象，导致叙事断裂，文本的发展无所归依，文本的解读出现多重可能性，而文体实验是作家文本虚构的工具。[10]卡伦·劳伦斯的解读带有解构主义批判与生俱来的弱点，破坏有余，建设不足。其对作家文体实验的解读颇具负面色彩，对其文体实验的审美价值挖掘还有待深入。
韦尔登·索顿（Weldon Thornton）著有《论乔伊斯〈尤利西斯〉之声音与价值》（Voices and Values in Joyce's "Ulysses"，2000）一书。该书对小说的叙事技巧的结构意义进行了探讨。作者借用了作家前面章节“初始文体”的概念，认为其叙述者藏而不露（carefully effaced narrator）。这样的叙述者我们不能简单理解为全知全能，他的叙述是为整个小说的后半部做铺垫，是“对整个小说集体文化心态的模拟”。但对小说后第七章以后的“次要叙述者”（secondary narrators），它们各自代表某种叙事理论或模式，都是作家用来暴露其短处的。
作者将作家本人乔伊斯与小说“隐含的作者”（implied author of Ulysses）、文本的隐含作者（implied author of the text）和叙述者加以区分。主要叙述者（primary narrator）不同于次要叙述者，他会与隐含的叙述者密切合作，处处表现出无所不知的特征，在小说人物之间自由穿梭，在人物的意识、场景之间来去自由，言语间评头论足则非小说中人物所能及。
索顿指出，初始文体章节的好些句子，或介乎第一和第三人称之间，或两者糅合一处，许多第三人称“阐释性”的（expository）句子，既涉及文化的氛围，也有人物的内心世界。作者说，作家乔伊斯就是故意而为之，从而颠覆笛卡尔的二元论，打破现代人自我与他人、内在与外在、心灵与肉体相分裂的异化状态，展示人的感官、知觉、意象、思想和联想互相纠葛，盘根错节。
该书的大部分从第七章起讨论小说每个章节的叙事技巧及意义。作者认为，乔伊斯为何要故意用这些不同的叙事技巧，是因为他意识到了语言既能行善也能为恶的力量，并借以向读者展示有些话语形式的危险性。因此，作者认为，作家在小说后面这些章节的叙事技巧的实验和探索，仅就某一章一节而言，称得上独立自足、有其自身的价值，但就整部小说而言，作家乔伊斯是为了揭短。
罗伊·K·哥特弗里德（Roy K.Gottfried）在其著作《乔伊斯之〈尤利西斯〉的句法艺术》（The Art of Joyce's Syntax in Ulysses,1980）中，将句型变化之张力，与小说的人物、情节、主题及作家的创作意图结合加以探讨。其研究既在字句之间，亦能出乎字句之外，较为辩证地探讨了作家驾驭语言的多重性，并将句型变化的功利性和随意性与作家的审美趣味相联系。罗伊·K·哥特弗里德的研究，与卡伦·劳伦斯相比，其角度更为折中平实，后者以为，用目的论研究方法在《尤利西斯》是行不通的。
科林·麦凯布（Colin MacCabe）著有《詹姆斯·乔伊斯和词语革命》（James Joyce and the Revolution of the Word,1978）一书。作者声明，追寻意义不是此书的目的，而是要帮助读者能阅读此书。乔伊斯的写作打破了读者和文本之间的关系，传统文学批评已不适应了。作家不是在关注如何以语言再现我们的经验，而是通过摧毁再现的方式使我们经验语言。作者在书中引用了维特根斯坦，罗兰·巴特以及拉康之理论，反复论证了尤利西斯的叙事方式完全摧毁了传统小说模式，并宣称代表了元语言和传统故事的终结。
布鲁克·托马斯（Thomas Brooks）在其论著《詹姆斯·乔伊斯的〈尤利西斯〉》（James Joyce's Ulysses:A Book of Many Happy Returns,1982），试图从语言的角度研究该作品。该书写成于卡伦·劳伦斯（Karen Lawrence）在《尤利西斯的文体历程》一书，皮克（C.H.Peake）所写的《詹姆斯·乔伊斯：公民与艺术家》一书，以及玛里琳·弗伦奇（Marilyne French）出版了《世界之书：詹姆斯·乔伊斯的〈尤利西斯〉》等书之后。该书看到了语言对乔伊斯的重要，语言不只是刻画世界的工具，而且是理解世界的方式。作者借用了自我意识和反思性，以说明乔伊斯的写作，并从读者阅读的角度，说明作家不断地回归文本。布鲁克·托马斯想要说明，他与别的评论家的主要区别在于，乔伊斯在后半部小说中，语言并不需要充当起指涉功能。
托尼·思韦茨（Tony Thwaites）著有《乔伊斯作品的时间》（Joycean Temporalities:Debts,Promises,and Countersignatures,2001）一书。作者说，乔伊斯作品的时间有两层含义：一是作家如何在作品中处置时间，时间如何体现在叙事、人物塑造、事件描述之中。时间问题可以小到人物对时间的经验，大到历史问题如何融入时间；二是作品本身引发的时间问题，比如作品的创作与修改、出版与发行、对作品的评论与解说。
作者说，他要借用签名、责任、债务、承诺、会签名几个术语，来说明乔伊斯作品中时间的复杂性。作者一旦签名，就意味着一种承诺，一笔有待兑现的债务，承诺能否兑现，债务可否偿还，还得等到写作出来的作品完成会签名。因此，乔伊斯的作品永远开放，带有不确定性和不可预测性。
作者在书中旁征博引，借用了德里达、拉康、齐泽克、本杰明等人的理论。托尼·思韦茨认为，乔伊斯作品无法给读者提供确定的答案，只是读者悬想推测的各种可能性。作品反思自身、反思未来，但是却无法从作品本身找到令人信服的答案。虽然有乔伊斯的签名，对思韦茨而言，我们只能在边缘去追寻其作品的意义，直到你读完最后一页，也只有几种尝试性的结论。文本只是提供给读者一些扑朔迷离的线索，可以有多种多样可能的解读，但就是没有终结性的解读。
思韦茨似乎找到了乔伊斯作品意义的独特逻辑。《乔伊斯作品的时间》一书看似清晰明了，实则不然。乔伊斯的作品支离破碎，结而未了（incompleteness），这在作家并非率尔操觚，却将作品的意图及意义置于读者全然理解的边缘地带，而作者正要在这无意义中去探寻意义（the meaning of non-meaning）；而思韦茨自己的逻辑复杂，有时甚至是繁难，且时有悖论。正如该套丛书编辑扎克·鲍恩（Zack Bowen）所言，思韦茨的文本，和乔伊斯的文本一样，给了令读者心驰神往的可能性，而非确切的答案。
二
心理分析的批评与乔伊斯的关系可以说是渊源颇深，但乔伊斯本人对弗洛伊德对他的影响总是流露出满不在乎，有时甚至是敌视的态度。但评论家们并不买账。有人就指出，布鲁姆的内心生活，与弗洛伊德似的猥亵（Freudian nastiness）如出一辙。而且心理分析的方法并未随着对乔伊斯研究的深入和成熟而退出。
谢尔顿·布里维克（Shelton Brivic）著有《弗洛伊德和荣格之间的乔伊斯》（Joyce Between Freud and Jung,1980）一书，意欲借助弗洛伊德和荣格的心理分析理论，充分全面地认识乔伊斯。
作者说，乔伊斯的作品从从艺术风格到主题思想，纵横捭阖，极具变化，从精雕细琢的《都柏林人》，到《画像》铺张华丽的印象主义，到《尤利西斯》复调似的雄伟建筑，再到《芬尼根的苏醒》的如梦如幻的拼贴艺术，其变化趋势日渐主观、更具实验性、其视野更加宽广，创作手法也从自然主义、社会批评转移到象征主义和神话模式。诚如作者所言，这诸多变化皆由心生，因此，他的目的就是要解读作家乔伊斯入乎其作品之内而又出乎其外的心路历程，尤其是作家潜意识层面的变化。
作者认为，乔伊斯对人物心理的描述可以与别的作品相媲美，其作品所描写的内容正是弗洛伊德说孜孜以求，并着力有效解决的问题，即人类心理动机的根源问题。作者说，20世纪有两个人物对人心的解读贡献最大，一是乔伊斯，走的是艺术之路，二是弗洛伊德，借助科学的手段。两人都终身致力于人类心灵的探索，将生活表层下面的东西诉诸语言。两人皆迷于语言之微言精义，并有志于弥合我们心有所感与传达于言的裂痕，弥缝内心世界与外物世界的沟壑。他们关注主体与客体间的裂痕或纽带，心思缜密地描述探讨男女之事：男女之爱和男女之性是他们的主题。他们各自向世人展示了一些我们常常忽略或者仍在否认的一些真实。
作者认为，弗洛伊德和乔伊斯虽然都关注心灵与物质世界的裂痕或差距，但弗洛伊德更加关注将二者靠近，并让精神服从于物质。因为弗洛伊德的科学方法使他深深质疑超验或超自然的东西。乔伊斯同样是要将所谓圣洁的情感还俗人间，总是用斯威夫特那样敏锐的眼光揭开所谓英雄色彩下面的东西。但作者还认为，在《都柏林人》之后，乔伊斯的作品日渐凸显出精神价值，其作品在自然主义和象征主义之间求得某种平衡，其内容主题逐渐从失意落魄过渡到超然高举。因此，作者说，他要借用弗洛伊德之理论来探讨乔伊斯心灵世界的形成及其潜意识的方方面面，并如何在作品中得以反映，再运用荣格的理论揭示出作家成熟的思想和意识，展示作家在后期作品中对人文价值的肯定。
但是乔伊斯的作品大多矛盾重重、意义含混，人物之间的关系，人物与外界的关系往往预示着更大层面的问题：艺术家与外在世界的联系、精神与物质的联系、男人和女人的关系、父母与子女间的关系等问题。为什么在其作品中有如此多无法解决的矛盾？我们何以解释这些矛盾？作者认为，心理分析是最能解开乔伊斯潜在的动机和价值，理解其独特而怪异地表达人生经验的理由。作者说，促使他用心理分析的另一个理由是小说的性化趋势（sexualization）。从形而上的层面看，性在乔伊斯的观念中占有重要之地位，所以有人戏称他是最具弗洛伊德特征的小说家，虽然他对这样的说法嗤之以鼻。
总之，弗洛伊德告诉我们精神或心理生活的起源，而荣格的心理分析告诉我们精神或心理生活的归宿何在。因此，作者说，他将从弗洛伊德的视角探讨乔伊斯的诸多困扰（obsessions）的源头，再借助荣格理论，将乔伊斯个性中潜意思的决定性因素与其有意识意义及价值体系相联系，以期待对作家有一个较为全面的解读和认识。
卢克·瑟斯顿（Luke Thurston）借助拉康等人的理论，从心理分析的角度研究乔伊斯，著有《詹姆斯乔伊斯与心理分析之问题》（James Joyce and the Problem of Psychoanalysis,2004）一书。作者声称，以前的心理分析方法狭隘，多是术语重复，未能真正抓住乔伊斯或人类经验之精髓。作者说，他要改弦更张，不再用心理分析批评去探讨人的深层意识或婴儿期的性问题，而是要借助拉康的理论，关注语言对身份的建构或解构。就瑟斯顿而言，要用清晰的概念概述生活或者乔伊斯的语言常常歪曲了关键的内容。作者说，乔伊斯的目的旨在证明，语言与意识不可能用理论清晰连贯地加以阐释。作者借拉康之理论，旨在说明语言与意识之关系龃龉矛盾，不是理论所能言说得清楚熨帖。拉康曾说乔伊斯不可解读。作者声辩道，乔伊斯创作的过程就是其肢解拆卸传统认知的过程。主体并不依赖于传统权威，而是创造自己的语言。作为创造自我的写作行为就是在不断的对自我加以反复地构造。
依据瑟斯顿，乔伊斯从莎士比亚那儿获取灵感，认为虽然我们试图将主体和语言清楚地言说，但我们总是力所不及的。瑟斯顿借用了汉姆莱特的话“我郁结的心事却是无法表现出来的”（I have that within which passes show），说明最要紧的内容是无法诉诸言语的。
在瑟斯顿看来，弗洛伊德总是试图对症侯加以清晰明澈的解释，比如对汉姆雷特的俄狄浦斯情节研究，这正是他的弱势，因为他忽略了最重要的，比如，人的动机和语言的运作神秘莫测，拉康将其定义为无法言说的真实（the unspeakable real）。弗洛伊德坚持给出清晰的答案，是为了男权主义的权威性。
三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来，批评家们的触角逐渐伸向了乔伊斯作品文本之下厚重而又复杂的历史、政治和文化因素。从政治、文化的视角解读乔伊斯，已成潮流所趋。多米尼克·曼加涅洛（Dominic Manganiello）在《乔伊斯的政治》（Politics of James Joyce,1980）一书中，通过对爱尔兰历史的追溯，将爱尔兰问题置于历史语境的审视中，尤其是集中在乔伊斯如何对爱尔兰历史及现状的解读。颇具时代性的冲突和矛盾，比如艺术的自由与政治教条与专制之间，民族意识和文学自觉之间，民族主义与世界主义，个体与民族之间，贯穿了乔伊斯的主要作品。但作者据此力图把乔伊斯推向左派作家，似乎有失偏颇。无可否认，作者的著述资料详实，对读者理解作家作品大有裨益。但是，精神的自由、艺术创作的自由，挣脱一切枷锁、藩篱的束缚，是乔伊斯孜孜不懈的追求。因此，是否可以认定乔伊斯为社会主义作家确实有待商榷。
克里斯托弗·鲍尔斯（Christopher Powers）从政治、文化的视角解读了乔伊斯的作品。他在其博士论文《两可的自由：论詹姆斯·乔伊斯和拉尔夫·埃里森作品中文体的政治性》（Ambivalent Freedom:The Politics of Styles in the Writings of James Joyce and Ralph Ellison,2004）中说到，乔伊斯和埃里森这两位作家，一个以英国的殖民统治，另一个以美国的奴隶制，分别作为《尤利西斯》和《隐形人》关注的重要历史题材。作为现代派作家代表人物，其悲喜剧的视野，在他们作品的内容及风格上表现出两可性。他们对重大历史经验所持的态度，相应地反映在文学上，进而影响其文学创作手法的创新。作者指出，这种两可的态度体现在文本中，具体表现在重大历史主题和表现手法的巨大变革上。
按照作者的观点，乔伊斯一向对激进的政治运动持反对的态度，而对爱尔兰民族主义运动持无政府主义的观点，因而，他镶嵌到作品中的是有限的自由观，同时，乔伊斯对当时的凯尔特文化复兴运动所提倡的文化纯洁论持批评的态度。虽然鲍尔斯声明，多米尼克·曼加涅洛在其专著《乔伊斯的政治》对文本研究颇为欠缺，他似乎要加以纠正，因此，作者主要集中研究了小说第十二章的文本，因为该章具有浓厚的政治色彩和政治修辞。事实上，文体与政治观点与态度的关联性，笔者以为仍值得做进一步探讨。
特雷弗·L·威廉斯（Trevor L.Williams）著有《乔伊斯的政治解读》（Reading Joyce Politically,1977）一书。作者指出，从政治的角度解读乔伊斯的作品，旨在说明乔伊斯的作品其实和我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这些作品迫使我们面对意识形态对每个人物的影响。更有甚者，乔伊斯对爱尔兰殖民经验的分析，向我们提出挑战，要我们检视自己习以为常的思维方式，学会用不同的方式思考问题。乔伊斯的作品鼓励我们思考，无论是精神的还是物质上的不平等给我们带来的问题。威廉斯的写作与其教学相结合，并对《尤利西斯》的文本进行了细读。作者还对西方左派批评流派对乔伊斯作品的批评史给予了较为详细的梳理，从前苏联第一次作家大会对乔伊斯的批评，一直追踪到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批评威廉·詹姆逊。
威廉斯分析了乔伊斯的人物以及文体并指出，乔伊斯笔下的人物虽然对殖民统治有所抵抗，但对英国殖民统治及其天主教在爱尔兰的统治及霸权地位主要采取了内化的态度（internalize），这些被压迫的都柏林人将社会的和政治的殖民霸权加以内化吸收，即便有的是无意识而为之，这也会加重他们经济上的贫困和社会地位的低下。当然，作者也未全然忽略小说中爱尔兰人对英殖民和天主教两位“主子”的反抗。
朱莉安娜·M·罗（Julianne M.Roe）在其博士论文《詹姆斯乔伊斯：政治诗学与爱尔兰传统》（Irish for Dummies:James Joyce,the Poetics of Politics,and an Irish Tradition,2001）中，将乔伊斯作为后殖民主义作家进行了研究。作者说，乔伊斯的叙事既破坏了殖民主义压迫者的语言，也摧毁了对“爱尔兰传统”加以重新利用的话语体系。乔伊斯在创作中的大量的语言实验，凸显作家自己的文本特色；作品中所塑造的人物多具喜剧色彩，这增强了文本的滑稽性。这些手法肢解了殖民者语言固有的观念和形式，给被殖民者的反抗运动注入生机、助添了活力。
乔伊斯小说中极具实验性的语言被赋予了相当的话语颠覆力量。作家可用凭借艺术创作的魅力塑造人物独特的身份，可以借助文字的力量棒喝他人，甚至也可以救人于困厄。乔伊斯对这些都极为敏感。在他的小说中，人物往往挣扎于语言的伦理困境。在一定意义上，乔伊斯承袭了中世纪以来所传承的爱尔兰艺术家传统。这些艺术家们在盖尔语复兴运动中，被誉为“真正的爱尔兰人”，因为他们恪守严格的形式，对爱尔兰民族极其绵延的支脉加以叙事，创建他们的身份，或者以辛辣讽刺的笔触，颠覆破坏他们的身份。乔伊斯在他的作品中，既对中世纪的爱尔兰诗歌的文本给予了讽刺，也对“真正的爱尔兰人”的当代文本大加挪揄，以此来摧毁其僵硬死板的文化身份观念及诗歌形式太过霸道的分类。
乔伊斯笔下的艺术家质疑用英语能否塑造出爱尔兰人的个性。一旦爱尔兰人只能以他者身份出现，乔伊斯的文本性就凸显出来：文体的千变万化、文本内容插科打诨，拆卸了权威话语。当然，从另一个角度看，这也暴露了乔伊斯及其笔下的艺术家屈就于狭隘的种族观和偏狭的民族性。这些爱尔兰民族主义的因素，在乔伊斯看来，其实不过是对殖民主义者的东施效颦，而这让乔伊斯觉得压抑、可笑，而他所谓“想象中的社区”（imagined communities）只能从作家创作的文本中去寻觅：变化莫测、琢磨不透、滑稽诙谐，其间的身份与意义新意迭出，不可胜解。
Kyoung-Sook Kim著有博士论文《乔伊斯独特的历史书写：重叙民族和历史》（Joyce's Alternative Historiographies:Renarrating the Nation and History,2006）。该书借助多种理论，其中有保罗·利科有关历史叙事的理论，海登·怀特关于“历史文本实乃文字雕琢而成”（literary artifact），以及弗雷德里克·詹姆逊所谓“人们接近历史，别无他途，唯有通过文本形式”的观点。作者从后殖民主义的视角，重点探索了人们在阐释历史过程，也就是在将历史文本化、叙事化的过程中，这其间会发生多重视角和多重解释。近年来，殖民主义批评理论推陈出新，比如霍米巴巴有关民族第三空间的观点，大卫·劳埃德运用“民族主义抗衡国家”的理念，这些理论将民族观念视作“令人棘手的空间”问题，而本论文作者在文中对这些理论加以批判性、创新性地运用，着力探讨乔伊斯在其创作中如何放弃普通意义上铁板一块的历史观、历史书写观，如何放弃死板的民族族性观和民族主义观，并通过自己独特的文本形式，改写了传统的历史观、历史书写观，民族族性观、民族主义观，从而展现了一个新的“后殖民主义的”爱尔兰。如此崭新的爱尔兰可以容纳文化的多样性、杂糅性和相对性，而不是单一性、同一性和本质性。
詹姆斯·费尔霍尔（James Fairhall）著有《詹姆斯·乔伊斯和历史问题》（James Joyce and the Question of History,1993）一书。作者在该书中试图通过历史的视角，剖析历史之于文学，尤其是爱尔兰历史之于乔伊斯文学作品的交互影响。
在开篇作者就质问：何为历史？历史叙事有几分真实性？历史与小说的区别何在？语言是表述历史最常用的媒介，那么，语言靠得住吗？我们能真的驾驭语言吗？语言的指称性如何看待？作者在书中梳理了罗宾·柯林伍德（Robin Collingwood）、海登·怀特有关历史的论述，尤其借用了詹姆逊“永远历史化”的观点，将乔伊斯的小说创作视为对爱尔兰和欧洲历史的反应。
作者认为，乔伊斯的问题在于，作为一位艺术家，他要在历史中寻求艺术家的主体地位，并试图超越历史。乔伊斯要在爱尔兰一位艺术家，他会面临重重阻碍，因此，他只好将自己流放异国他乡；他也因此越来越身陷于历史的诸多限制，并在其间冲突挣扎。
作者詹姆斯·费尔霍尔在书中借用了诸多理论，试图证明乔伊斯试图通过打破历史与虚构之间的界限，颠覆不可分割的历史主体这一观念，从而开辟出看似封闭的诸多可能性。费尔霍尔特别指出，在《尤利西斯》中，乔伊斯对自己的前期创作有了重大突破。一是，作家颠覆了所谓稳定的、整一的主体观（stable,unified subject）；二是，颠覆了历史和虚构之间的界限；三是，《尤利西斯》向我们预示并蕴含了一种新的创作模式。该模式不是建立在以男性为中心的叙事话语之上（phallocentric mastery），而是以女性的滋生原则为基础（feminine generative principle）。
林恩·A·邦吉尔万尼（Lynne A.Bongiovanni）著有博士论文《消费与被消费：詹姆斯·乔伊斯与帝国的劫掠品》（Consuming and Consumed:James Joyce and the Spoils of Empire,2003）。在该文中，作者从文化、历史的角度探讨了乔伊斯书写爱尔兰民族主义及其民族主义运动的复杂心态和立场。
作者从商品消费着手，也就是都柏林最常见的几样商品，比如土豆、蔗糖、茶叶和香料，逐渐分析出殖民主义者和被殖民者之间千丝万缕、纠葛不清的联系。在《尤利西斯》中，乔伊斯笔下的都柏林，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已具相当规模。都柏林人每日消费着这些英帝国从别的殖民地劫掠来的商品，虽然都柏林人自己身处被奴役的地位，但他们无疑在一定程度上与殖民主义者共谋，协助殖民者掠夺别的殖民地。在维多利亚时代，多柏林的广告词浸透着对都柏林人的精神蛊惑，比如广告词说的，只要买一块英国肥皂，你就在参与推动英帝国主义文明的进程。
乔伊斯洞悉英国殖民主义在爱尔兰的复杂性，以及爱尔兰民族独立运动、民族主义运动斗争的复杂性，因此作者认为，在乔伊斯笔下，殖民反抗与共谋杂然并存。在这块土地上，既有追求民族独立的仁人志士，也不乏背叛革命、出卖自己人之流。这些观点自然会影响到乔伊斯对爱尔兰民族书写的方式和手法。
马克·沃尔吉尔（Mark Wollaeger）在《乔伊斯和后殖民理论：分析与比喻的批评模式》（Joyce and Postcolonial Theory:Analytic and Tropical Modes,2011）一文中，对后殖民批判视野下的乔伊斯研究加以梳理，尤其陈述了对乔伊斯后殖民解读的利弊得失和未来研究的方向。
虽然近年来有关乔伊斯的后殖民研究的著作频频问世，但作者认为，有些著作不是在推进研究，反而让研究成果大打折扣。其中的问题不仅仅涉及如何在历史和理论之间找到某种平衡点，更严重的是，在乔伊斯后殖民研究中，爱尔兰历史被不断地稀释了，因为作家的作品被批评家们视为后殖民颠覆性的绝好佳作。本文作者说，他既要关注乔伊斯后殖民研究存在的问题，也要探讨后殖民理论本身的局限性。
作者指出，后殖民批评极尽抽象之能事，具体而言，历史主体的生活，文学中想象的生活世界皆从批评话语中消失了，批评话语演变成了反身自指，批评脱离了具体的历史语境和文本。作者质问，后殖民主义理论源于二战后的非洲和英国—印度文学，那么，该理论能在多大程度上移植到爱尔兰殖民地呢？文森特·J·程（Vincent J.Cheng）所著的《乔伊斯，种族，和帝国》便借用了霍米·巴巴的“殖民仿拟”（colonial mimicry）观，可该理论主要源于印度的殖民经验，该殖民经验遵循的是文化的同化逻辑。在该书中，作者并未处理后殖民理论如何移植到爱尔兰的问题。
从理论根源看，后殖民批评的主导话语大多来自解构主义。有评论家曾言辞激烈的指出，后殖民理论不过是有的人为了把自己界定为第三世界知识分子而找到了一件合法的外衣，其实他们更多的是在表述他们在第一世界学术圈内获取的话语权，而非他们所谓的“身份焦虑”感（agony over identity）。其批评的矛头指向斯皮瓦克与霍米·巴巴，因为他的文化的“杂交性”正好掩盖了他们在西方精英中的优越地位。后殖民批评成为奇货可居、成为他们谋取功名的阶梯，因为第三世界的知识分子并不那么热衷于后殖民批评。
根据作者的观点，乔伊斯后殖民研究使得原本缺乏历史根基倾向的后殖民批评更加恶化，有增无减。这种去历史化的研究倾向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解构主义强调乔伊斯作品中二元对立的消解；二是，批评者们将巴赫金的小说理论引入乔伊斯研究。
后殖民批评将解构中的比喻，诸如“颠覆”、“暴露”这样的字眼，挪用到自己的名下，并给它们挂上了政治化的幌子。而从前的言语/书写、内在/外在之类的二元替换上了自我/他者，殖民者/被殖民者，或中心/边沿，而填充在这些二元之间的则是“杂交性”。但“杂交性”可以具有多样性，而且在不同的历史境遇中其作用与功能也不尽相同。如果我们不能依据具体的历史语境，找出修辞行为与历史之间的互动关系，那么“杂交性”势必会流于空泛。作者认为，乔伊斯似乎迷恋于一些对立面的融合或相互转换，但我们并不能因此就机械地给这种对立面的拆卸涂上某种政治性的色彩，并将该反殖民主义的颠覆性普遍化，这样反而会掩盖乔伊斯在颠覆多种权利形式时所持的模棱两可的态度。解构二元对立和对政治权威的颠覆这二者不能简单地画上等号。
人们通常认为，巴赫金的话语诗学理论会遏制人们随意地把解构性的写作解读为政治上的颠覆，事实上，批评界对巴赫金诗学理论的接受效果正好事与愿违。多萝西·黑尔（Dorothy Hale）指出，解构和后结构主义流派乐于接纳巴赫金理论，因为它们有一些共通的观念，都强调对小说之形式和文化的研究方法。而后殖民理论把巴赫金挪用过来，这样就很容易理解乔伊斯多声部的—解构的—人文主义，而这一点恰好被视为后殖民批评的特征。巴赫金的对话性理论凸现了后殖民批评的语境策略；巴赫金式的小说势必会使小说在形式上具有后殖民性特征。换言之，巴赫金式的多声部阅读方式必然会让官方历史的解读出现多重对话的声音，或者说让官方正史被恶搞（carnivalize the official history）。乔伊斯的作品一向被视为书写后殖民颠覆性的偶像之作，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后殖民批评挪用巴赫金理论去阐释乔伊斯作品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了。
基斯·布克（Keith Booker）曾撰文说，“尤其当我们借助巴赫金的眼光去解读乔伊斯和拉什迪（Rushdie）的作品时，其政治寓意是显而易见的。”不过，正如马克·沃尔吉尔指出的，问题的关键还在于你借助何等的眼光。在对乔伊斯做后殖民研究的早期，人们借助巴赫金的眼光，旨在证明乔伊斯作品的审美价值具有历史的渊源。可后来的研究，比如科林·麦凯布将乔伊斯作为后殖民创作艺术家的原型人物看待，其目的不仅是要人们关注乔伊斯“蹩脚英语”潜在的政治标示（political valance），还要人们关注乔伊斯在爱尔兰殖民经验生产中所扮演的角色，关注乔伊斯生产的精神产品其实在供给帝国大都市的人们去消费受用。这样的解读，已经让所谓的“语言去殖民化”（linguistic decolonization）完全失去了物质基础。
在比喻性的批评中，最具效果的是恩达·达夫（Enda Duff）的著作《属下尤利西斯》（The Subaltern Ulysses）和大卫·劳埃德（David Lloyd）所著的《非常态》（Anomalous States）一书。他们在书中分别借用了“炸弹”和“通奸”两个比喻，其研究走出文本的束缚，到文本之外去挖掘历史。
恩达·达夫在他的书中，开宗明义就质问道，“一颗爱尔兰共和军的炸弹和乔伊斯的《尤利西斯》有无共同之处？”该书随即对暴力、现代主义和后殖民主义展开了深刻而微妙的分析。整部书围绕政治暴力这根轴线，将现代主义和后殖民主义在审美上的差异溶解、重新布置安排、重新组合。大卫·劳埃德所著的《非常态》一书用“参杂”（adulteration）一词作为比喻，是对“杂交”（hybridization）一语的精心构建而来。该词正是用来表达这样一个递增与趋同性同时进行的矛盾过程：一方面统一的英国商品涌入爱尔兰，充斥着爱尔兰市场，但同时爱尔兰民族主义又要力图建立统一的爱尔兰身份。
后殖民批评的过渡理论话，自会引发出怨声，正如该书的标题《超越后殖民理论》（Beyond Postcolonial Theory）所暗示的，更有甚者，还有《反对后殖民》（Against the Postcolonial）这样的书问世。乔伊斯后殖民研究的第一次浪潮与人们对种族和现代主义的兴趣碰巧相吻合。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理论化的趋势逐步蔓延到对乔伊斯作品的后殖民研究，因此乔伊斯批评经历了一些高度理论化的批评手法，这主要体现在分析研究模式上。
乔伊斯后殖民批评研究的第二次浪潮，其主要特征在于心理分析理论的运用，这其间亦颇受霍米·巴巴之影响，尤其以克里斯廷·范·博西曼·萨夫（Christine van Boheemen-Saaf）的著作《乔伊斯，德里达，拉康，和历史的创伤》（Joyce,Derrida,Lacan,and the Trauma of History）为代表。
萨夫在书中说，她笔下的乔伊斯研究颇具“新意”，或许会让人“稍觉不安”，因为她觉得，乔伊斯并非把“与差异的抗争（struggle with difference）作为他小说的主题，也并非要借助表现手法来达成匡补正义之目标”，而是把一个已经被人遗忘的伤心故事（traumatic story）用编码的形式表述出来。萨夫说，如果我们恰当地解读乔伊斯，他的作品其实是在揭示爱尔兰历史的“创伤”，不过，按照心理分析的观点，这种创伤经验不能被理解，不能被言说或表述，只能作为一种症候加以缓解或者任其反复发作。乔伊斯作品意义的扑朔迷离，这本身就是爱尔兰历史引发的创伤性缺失之症候（a symptom of the traumatic absence），不过，萨夫认为，爱尔兰历史的创伤主要还是个语言问题，因为爱尔兰丧失了自己的语言，只好借助殖民压迫者的语言来表述自己。
不过，萨夫的“后殖民主义”观，主要建立在三个方面：一是英国的殖民统治；二是爱尔兰语言的消失；三是借助拉康主体性的模式，即纯文本模式，把爱尔兰历史简化为爱尔兰语言的丧失。这样的纯文本模式已经让爱尔兰历史失去了历史的真实感，失去了对活生生的主体的影响力。此外，把乔伊斯的“蹩脚英语”纳入“少数话语”分析的框架是有意义的尝试，但是作者仍疏于对具体文本的话语分析，因此，萨夫声称乔伊斯的实验性写作乃是一个历史悠久的语言创伤，似乎还需要证明。
马克·沃尔吉尔说，比喻研究模式有种起死回生的力量，它可以让诸多沉寂、不具生命的语言获得新生。文学理论很关键，可以为文学研究开辟新的机遇，让文学能够关乎当下，但如果我们只是按部就班地运用理论，没有让理论接受新材料、新语境的锻造，我们没有修辞复杂性的强烈意识，理论也不会让我们耳聪目明。乔伊斯后殖民研究未来的出路在哪里？马克·沃尔吉尔说，我们应该超越早期的研究方式，即依据后殖民理论，把乔伊斯框定在某种权威话语之内。相反，我们应当吸收新的将文本历史化的新途径，新的分析视角或模式，这样或许可以提供新的方法复活批评性的比喻。
四
人们对乔伊斯笔下的女性人物的批评也能见证人们的趣味及思潮的变化。叙泽特·亨克（Suzette Henke）和伊莱恩·昂克里斯（Elaine Unkeless）编有《乔伊斯笔下的女人》（Women in Joyce,1982）一书。该书对女性批评的演绎历程做了一定的梳理。在早期，其女性人物多被模式化，或被定格在某个类型，莫莉·布鲁姆就是性的原型人物。在斯图亚特·吉尔伯特（Stuart Gilbert）则用神化模式理论，将莫莉描述为“大地女神盖亚—忒列斯（Gaea-Tellus），大地母亲西布莉（Cybele）”。威廉·约克·廷德尔曾说，“《流放》中的贝莎·罗恩（Bertha Rowan）是作家牛刀初试，是莫莉·布鲁姆大地形象的初画像。”休·肯纳（Hugh Kenner），用福楼拜似的传统解读《尤利西斯》，认为莫莉不仅代表“大地之神”，还形象地代表了身体的怠惰。
哥德堡（S.L.Goldberg）在他的著作《古典性》（The Classical Temper:A Study of James Joyce's Ulysses,1961）一书中说，“乔伊斯笔下的女性都称不上真正意义上的女人。”而莫莉象征着“大自然的进程……是女性的象征性画像，而非血肉丰满的女人（less a woman than Woman），虽然也点缀了好富有个性的细节……她是荣格说的生命（Jungian Anima），是生机勃勃的肉体之谜，是大地，是大自然。”因此，作家笔下的女性常常被解读为一种象征，解读为大地母亲形象，将其与大自然中的花木、月亮、母牛相联系，代表着生殖力，或被解读为女性多情、直觉的象征，或被解读为妖妇，狐媚惑人。尤其是涉及性问题时，莫莉被有的评论家贬为性动物、荡妇、廉价的妓女。
评论家们大多认可理查德·艾尔曼（Richard Ellmann）的观点，乔伊斯笔下的女性要么处女，要么妓女，这正反映了西方的主流文化。乔伊斯未能超越天主教对女性的俗套，把她们视为守身如玉的处子，或者是被玷污的妓女。“一方面，乔伊斯心存圣母的形象，自己曾寻花眠柳，去过圣母那祈祷，尔后感到罪孽深重，要妻子诺拉宽恕。……可令人不解的是，乔伊斯拒绝将两个极端的形像加以调和折中……莫莉因此代表了女性身上性的一面，而安娜·利维亚则代表了女性身上母性的一面。”
传统批评家们对乔伊斯塑造的既具有现实性又具有象征意义的女性，往往赞誉有加，可女性主义批评家们并不买账。米莉·凯特（Millet Kate）在《性政治》一书中，质疑其女性的被动性，反对将女性塑造成“大自然”、“老是女子气”。弗洛伦斯·豪（Florence Howe）就说，乔伊斯的女性观和世界观，总体上带有男性的偏见。豪指出，在《青年艺术家画像》一书中，女性总是“束缚于陆地”，艺术家可以远走高飞，创造奇迹。而女人总是大地的特征，象征大地，是大地母亲。男性艺术家，准是从自己的角度看待女性，最终将其视为男女有别，其关系为主动与被动、主人和仆人。
玛里琳·弗伦奇（Marilyne French）在《世界之书：詹姆斯·乔伊斯的〈尤利西斯〉》说，莫莉的形象俗套，是女性形象被扭曲的“超现实主义”版本。弗伦奇指出，莫莉具有神话色彩，是她者的原型人物。对布鲁姆，甚而至于对都柏林，她都充当了他们的欲念之物。
不过，该书的编者叙泽特亨克（Suzette Henke）说，现实主义问题，更确切的说，社会及历史的真实性问题，是女性主义评判的关键。但是，乔伊斯后期作品与传统的人物塑造手法相去甚远，其笔触已经深入到人物的潜意识领域，人物形象的碎片化，其叙述文体已经脱离了自然主义小说的疆界。因此仅从现实主义的角度批评会有隔靴搔痒之感。
批评家们一致认为，乔伊斯的小说鞭打权威，控诉爱尔兰体制对男性与女性的精神麻痹——其中有甘愿成为牺牲品的伊芙琳（Eveline）和法林顿（Farrington）到性格上更具弹性的布鲁姆。该书主要关注爱尔兰文化模式对女性的摧残和压迫，对其生活的制约。乔伊斯在他的作品中尤其对这种权威体制下的父权制大加挞伐。在他的作品中，乔伊斯常常打压男性权力，排斥将征服作为掌控他人的手段。他的价值观不只具有人文主义特征，还具有传统的女性特色，比如鄙视战争、暴力和侵略。
总体而言，乔伊斯笔下的女性表现出互为矛盾的张力，既有独立的要求，又有担当传统女性角色的欲望，其内心世界模棱两可，诸多的情绪冲动闻风而应，蠢蠢而动，其复杂性远非传统批评所能企及。
乔伊斯对女性的态度，作品中对性的描写，曾引起女性批评家们，西蒙·德·波伏娃，米莉·凯特，朱丽雅·克里斯蒂娃等人的关注，可乔伊斯的女性人物大多不能博得她们的欢心，且对其多有诟病。理查兹·布朗（Richard Brown）博士的研究深受福柯《性史》一书的影响，著有专著《乔伊斯与性》（James Joyce and Sexuality,1985）。作者在书中追踪蹑迹乔伊斯的藏书及阅读，并结合批评当代话语，考察作家在小说中的处理方式。该书详细探讨了乔伊斯小说，尤其是《尤利西斯》中的各种性的表现形态，并从审美的角度加以把握。作者对乔伊斯的评价可谓“大为不敬”，称其为戏仿者、离经叛道者以及“故意的误读者”，追其一生，对性问题兴趣浓厚，乐此不疲，从其藏书以及所系的内容一看便知。
克里斯廷·弗洛拉（Christine Froula）著有《现代主义的肉身：性、文化和乔伊斯》（Modernism's Body:Sex,Culture and Joyce,1996）一书。作者从女性主义批判视角探索了乔伊斯作品。
弗洛拉认为，乔伊斯的作品不再遵循西方男权主义的文化传统。在她的想象中，作家不是要复活荷马诗篇中集父亲/丈夫/儿子/国王于一身的英雄形象，而是借给读者以新的眼光阅读《奥德赛》，理解其中极端残酷的暴力。英雄凯旋，回到家园，戕害了一百多位求婚者的生命，处死了十多位与求婚者上过床的女仆。这一大团圆的结尾正是建立在暴力与杀戮之上。因此，作者质问，是什么遮住了我们的眼睛，对血腥的杀谬熟视无睹，甘愿把自己的性生活受制于父亲/国王？为什么我们总是原谅这样的情节，甚至津津乐道？有什么文化策略可以让我们不再参与男权文化共谋，将暴力视作金科玉律，把人类的变态当做英雄的壮举？
本书亦如其标题，大胆、泼辣、醒人耳目。弗洛拉认为她揭示了乔伊斯在其文化探索中所发现的革故鼎新的力量。西方男权主义文化一脉相承，从荷马到但丁，再到丁尼生。这一文化的心理机制，理所当然地将具有七情六欲的肉身与性别差异捆绑在一起，并要读者接受荷马史诗中杀戮求婚者一幕，并为之称快。作者认为，乔伊斯正是揭开了这一文化心理机制的面纱。
弗洛拉声称，乔伊斯从《画像》到《尤利西斯》、《芬尼根的苏醒》，一直是现身说法，审视自己欲望的渊源及本质，解剖自己因男性身份所继承的文化假定因素，暴露自己的潜意识，通过对自我的描写进行文化批判，其小说中的人物成为作家的自画像。同时，西方文化中男性主体性（masculine subjectivity），是建立在女性/母亲/妻子/妓女之幽灵这一无意识根基之上。乔伊斯的写作正是将这些幢幢幽灵大白于天日。
弗洛拉以讨论库贝尔（Courbet）的作品《世界的起源》（L'Origine du monde）作为开篇，让人大开眼界。她讨论了作品的题材和人们对它奇怪的接收方式。作者认为，乔伊斯暴露了母性的肉体是男性焦虑来源的禁区，是他创造力源泉的禁区。母性的肉体既是象征性表征的起源，也是象征性表征的目标。弗洛拉认为，与库贝尔的绘画相比，乔伊斯作品可谓文如其画。
库贝尔的作品是一幅裸体躯干雕像，躯干极短，两腿外八字张开，生殖器裸露无遗。通常，买主买了这幅作品后，放在家里时便将其盖住。有趣的是，拉康就是这样的买主之一。弗洛拉强调，作品的标题，世界的起源，把我们的注意力从作品的色情内容拉开，而转向没有表达出来却实际存在的内容：子宫。库贝尔的胆识在于，以含蓄的手法改写了《圣经》中世界起源的故事，从而要我们承认女性的生殖力才是人类生命的源泉。作者解释说，拉康买了这幅画又将其遮盖起来。他遮盖的不只是一幅画，而是向世人展示了他的思维。拉康和弗洛伊德一样，尽量将其神秘化，再次把母性的肉体及生殖力涂抹掉（erasure）。
乔伊斯的目的就是要找到真正的源头，找回有一定女性特点的男性关系。他坚持儿子有要求与母亲身份认同的欲望，而在他的文化中这是被视为女性化的。弗洛拉认为，乔伊斯比弗洛伊德和拉康更深邃，因为他们拒绝理会这些被看成是文化潜意识的内容。斯蒂芬的成长迫使他脱离了母亲的世界，而后其身份几经变迁，最后还是象征性地回到了父亲的文化体系。而《画像》中几位女性人物，并非是斯蒂芬欲望的目标，而是其自身被埋没起来的女性化自我的表现。
五
特蕾西·施瓦茨（Tracey Schwarze）著有《乔伊斯和维多利亚时代的人》（Joyce and the Victorians,2004）一书，将乔伊斯的作品置于当代西方文化及意识形态的视野之下，尤其是对《尤利西斯》中的三位主要人物从性别批评加以分析，对作品的解读、人物塑造的动机研究观点新颖。作者的材料引证广泛新颖，除了有关文化研究的内容，还包括信件、日记、报纸、杂志、诗歌、小说、法律、医学等资料的运用。作者认为，维多利亚晚期和爱德华时代各种社会话语，政治、经济、法律、宗教、道德、男权主义、女性意识等等，它们既是乔伊斯作品的支撑，与其有千丝万缕的瓜葛，同时，乔伊斯和他塑造的人物一样，虽然他们批判那个时代的精神气质、意识形态，却仍然受制于那个时代，永远无法超越那个时代的意识形态。
作者说，詹姆逊、阿尔都塞这些文化唯物主义者们都坚持，人的主观性孕育在意识形态中。斯蒂芬无论在《画像》还是在《尤利西斯》，似乎根本没有“飞离一张张网”的希望。乔伊斯说的“民族的精神解放”，其实是破解不了的节。詹姆逊说过，人类意识从本质上看，没有所谓永恒的、无处不在的普遍性，而是受制于此情此景，是历史的产物。所以，艾伦·辛菲尔德（Alan Sinfield）就质疑，既然我们个人的主体性、主观意识镶嵌在意识形态之中，我们达成意识的语言必须与权力结构一致，从而得以维系整个社会结构，那么，我们的意识何以能够反抗该意识形态？
作者说，乔伊斯一直纠结人类现代意识何以能有效地抵制反抗滋生该意识形态的文化。艾伦·辛菲尔德以为，答案不在我们个体具备什么本质上的特质，比如，我们有能力或欲望，可以独立思考，可以超脱于包围我们的各种各样的框架结构，而是主流意识形态结构本身出现了裂痕（fissure），而这个裂痕可以给我们个体创造一定的空间，使得自我得以脱离主流社会秩序，我们的不同观点言论才得以表述。乔伊斯就是旨在暴露本身的矛盾、裂痕，动摇意识形态。其最有效的方法就是将各不相同的话语归置一处，使得话语之间充满矛盾冲突，无法化解，从而达到解构的效果。在终极意义上，乔伊斯并未能将现代意识从民族、宗教、道德、性别这些权威的结构中解放出来，但暴露了自我的虚幻，揭示了权威意识形态的裂痕。
西方马克思主义视野下的《尤利西斯》由来已久。早期批评家们对其批评多持否定的态度，内容上主要集中在“个人主义”和“主观主义”上。他们认为，依据马克思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观点，要理解人类意识，小说家必须将人物置于对社会和历史发展起决定作用的环境中加以研究。批评家卡尔·拉德克（Karl Radek）批评《尤利西斯》的自然主义手法，声称乔伊斯放弃了探索社会发展的潜在规律，呈现给读者的只是些“表象”—“内心的表象”。
马克思主义批评家卢卡奇更进一步指出，艺术家的任务，就是挖掘出支配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揭示出那些深层次的、隐蔽的、中介的网络，而这些网络正好体现了人与社会的关系。《尤利西斯》的主人公，他们孤独，脱离群体，他们身为小资产阶级，其行为脱离社会，脱离历史，他们无力参与任何重大的社会变革。人与环境的复杂关系被破坏了，人与环境之间的矛盾没有了，小说中的人物也就失去了前进发展的动力，作品中成功的主人公多是人物与环境之间矛盾结果的产物。他们的内心世界虽然非常丰富，对外界有着深刻的内心体验，他们专注于自己的主观经验或情感，人物已降低为一连串不相关的经验和碎片。在形式上乔伊斯已经放弃了传统小说的情节观念。正如卢卡奇所言，放弃情节就是抛弃历史，抛弃社会的发展和进步，是对历史的逃避。西奥多阿多诺的观点是，现代派作品的检验标准，应看作品是否对“历史性的时刻”给予了浓墨重彩，而不是轻描淡写，被淡化为某种永恒。
玛格丽特·斯劳希（Margret Schlauch）指出，我们不应错误地以为，内心世界和外在的客观世界没有关系，乔伊斯也不会犯如此低级的错误，恰当的批评方式应该考察内心世界与外在世界关联性。30年代后，马克思主义批评开始关注主体性方面的探讨。
特里·伊格尔顿就是其中之一。在其著述《流放与迁徙：现代文学研究》（Exiles and émigrés:Studies in Modern Literature,1970）中，他声明自己并不持阶级决定论，虽说二者之关系密切。他特别关心的是20世纪一些最伟大的作家，他们的作品会体现他们所采取的社会态度，该态度会影响制约他们的能力，去完成具体生活与整个文化形态之如何得以交互影响。与19世纪的伟大的作家相比，他们能将自己的深思熟虑、本质性的认识（profoundest inwardness）融入那个时代的具体的生活，再将这样的生活化为完整的形式。20世纪的作家失去了这种完整统一视野（unified vision），根据伊格尔顿的解释，因为他们或囿于偏见，或拘于某种偏好，无力“统揽”（totalize）其自身文化的巨大变化，因而丧失了本土英语书写的能力。因此，作者探索了像叶芝、乔伊斯、艾略特、劳伦斯、庞德这类流放迁徙类作家。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他们在面对社会、文化危机时，转而取向别的文化和传统。乔伊斯抛弃了本土的文化根脉，转向欧洲，借助它的一些工具，创造出美学神话体系，并将当代主要经验纳入其中。他对“天主教和民族主义”有所继承，但抛开了他们的具体内容。可他究竟一直受益于其整体性的形式（totalizing forms），可以将艺术与宗教，历史与政治囊括其中，而仍显出有机联系的端倪。伊格尔顿相信，乔伊斯对其文化的态度是暧昧的，这也为其小说创造了张力。伊格尔顿认为，英国小说家们面临的共同问题是，在支离破碎的社会找到一个恰如其分的观点角度，可以头头是道、顺理成章地谈论艺术和道德。伊格尔顿没有责难乔伊斯未能处理小说中的种种矛盾，而是说神化模式赋予小说以连贯性。因而乔伊斯能在矛盾中达到完整统一的视野。
在《批评与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Criticism and Ideology:A Study in Marxist Literary Theory,2006）一书中，伊格尔顿的马克思主义视角研究更为清晰。作者指出，其关注的重心是政治意识形态与文学形式之关系，摒弃“文本与历史间存有直接、自发的关系”，该观点实乃幼稚的经验主义。文本确实言说真实的历史，且能保持历史经验的准确性，但已根据文本生产的规则，对历史材料加以“创作性”（fictive）处理。
伊格尔顿认为，乔伊斯作品中的矛盾复杂，其艺术不仅仅是作家自身阶级状况的表现。乔伊斯作为历史主体，被矛盾地嵌入意识形态的形成过程中，其艺术正是这一过程“内在矛盾”的生产。乔伊斯的文本暴露了意识形态构成性的局限。
伊格尔顿将乔伊斯自然主义的笔触定义为文本意识形态双重关系。一方面，其自然主义的手法表现了都柏林小资产阶级的真实性，同时，其国际化的视角给予他以批判的距离，得以审视这种真实。
西方马克思主义批评家的代表人物之一，弗雷德里克·詹姆逊曾写了《历史视野中的〈尤利西斯〉》一文。在文中，詹姆逊指出神话批评、心理分析和伦理分析介意不合时宜。所谓平行结构的神话的意识形态在当今社会已经作古破产了；在女性批评大行其道的今天，人们却对小说结尾中男主人公在家中的地位难以释怀，不就是为了找个皆大欢喜的结局吗？作者指出，真正的批评就要将形式进行深刻的历史化，从而揭示小说特殊而复杂文本形式之历史必然性。借用罗兰·巴特的话，作者说现代派小说的困境是“意义与存在的脱节”，经验的强烈偶然性，并从历史的角度，探讨这种无意义的存在主义状态之原因。乔伊斯借助“物化”与“去物化”游戏的力量，说明《尤利西斯》文本的复杂性与奇特性，并为此付出代价，即在写作上的完全非个性化，造成传统叙事文本有机单位的破碎。
帕特里克·麦克吉（Patrick McGee）著有《超越马克思的乔伊斯：〈尤利西斯〉和〈芬尼根的苏醒〉中的欲望和历史》（Joyce Beyond Marx:History and Desire in Ulysses and Finnegans Wake,2001）一书。该书共有四部分。第一部分，有关乔伊斯文本之争。第二部分，有关性别及性批评。第三部分，阐释了马克思主义和伦理观在乔伊斯作品中的体现。第四部分，探索乔伊斯将文学作为社会干预的工具，并旨在改变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虽然气势单薄了点。
作者将其批评方法总称为“文化唯物主义”，其本意也是为了传达相对完整的政治含义，只是用的“共产主义”一词显得有点夸张。不过，作者辩称，他说的共产主义并非指一国家或者乌托邦的形式，而是一种欲念（desire），它贯穿在乔伊斯的作品中。你可以称该欲念为社会解放或社会公平正义，或者说财富的重新分配（还有，马克思讲过，财富就是拥有自由的时间）。欲念的最终意义应该是某种我们无以言传的东西。
在阐述马克思主义一章，作者借用了神话故事厄科（Echo），以此假想一个身处下属，却具有颠覆性的意识。作者用了“历史的回声”（history's echo）一词，从而可以再文本化詹姆逊所说的在《政治无意识》一书所阐述的观点，比如历史的“必然性经历”（the experience of Necessity），“事件不可更改的形式”（the inexorable form of events），和“历史是伤害人的东西，就是拒绝欲望、给个人和集体实践设置不可逾越的限制”。这些话对历史的描述算是画龙点睛。本杰明将历史解读为，在胜利者或者权贵们的主宰下对过去加以再现，或者是历史主义的信奉者们，如何与当权者们一个鼻孔出气。
历史已经被扭曲了。作者说，知识分子，包括马克思主义者们，往往忽视自己身处等级分明的制度里，一味居高临下，并未思考自己为何哪些话可说，哪些话不可说，这其中的利益性（interested nature）何在。因此，在一定意义上，历史，作为话语形式，总在为一个社会的主流势力说话，并借助官方的建构，使其强化，并成为通往人类欲念的障碍。拉康曾将权力的道德描述为一种力量，它会对信男信女们说，“欲望嘛，缓缓再说。让他们再等等。”历史大致说的就是这层意思。正因为此，历史就像那克索斯（Narcissus），它自恋。可历史也可以塑造自己的他者，塑造出厄科，而后通过对语言微妙的驾驭操纵，将自身、将主流势力颠覆。
而对于后殖民主义批评，作者说，他完全赞同诺兰在《詹姆斯·乔伊斯和民族主义》（James Joyce and Nationalism）一书中，直接或间接地批判了乔伊斯的解构主义观。虽然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的批评方法，可以有诸多成果，但是，批评家门往往忽视或者小视了乔伊斯作品中爱尔兰的历史语境，因而虚构出了民族主义和国际主义的二元论。同时，他不赞同所谓“半殖民地”文化的观点。虽然殖民文化是杂交的，但和别的文化一样是相互渗透影响的（permeable）。可问题是，和殖民主流文化相比，如果被殖民文化不与民族意识的欲念相交融，并以此引领追求社会解放的斗争，殖民文化的杂交性将会颠覆、推翻被殖民文化的自主性。正如弗朗茨·范农所言，任何有意义的国际主义意识，必须扎根于民族意识，而且这个过程持久不衰。人们把乔伊斯简单化地定义为和平的国际主义者，无心眷顾家乡的解放，这一结论，因为诺兰而就此打住。
六
国外乔学界对《尤利西斯》文体探讨具有以下共同点：第一，人们在讨论文体时对文体和技巧并没有刻意区分。例如，皮克，廷德尔，霍加特等人在探讨“瑟西”一章时，很少直接从文体角度去分析，或只是稍加涉及，把重点放在讨论该章人物的幻觉上。劳伦斯的著作主要从“戏剧”形式的角度去讨论该章的“修辞性”。第二，将文体探讨与叙述模式混为一谈。虽然评论家们对文体的概念认识并不一致，且各自关注的重点也不一样，但劳伦斯和弗伦奇等人都把对文体的探讨置于小说叙述模式的框架之下，借此讨论文体对小说叙述手法的影响。
同时，国外学者对这部小说文体的研究也存在以下问题。首先，他们对《尤利西斯》的文体研究存在结构及框架上的缺陷。评论家们虽然都把小说前六章的“初始文体”（initial style），即第三人称叙述和人物内心独白相结合的文体形式，视为整部小说叙述的基本模式，但都忽略了对意识流文体的探讨，其中包括卡伦·劳伦斯出版的《尤利西斯的文体历程》一书。其次，对乔伊斯在小说后面部分的文体实验基本上持否定态度，认为该文体实验是小说塑造人物形象、表达人物情感的障碍。简言之，在劳伦斯和弗伦奇等评论家看来，小说后面部分的文体形式和内容之间出现了裂痕，形式与内容未能很好地结合起来。
在国内乔学界，李维屏教授于2000年出版了专著《乔伊斯的美学思想和小说艺术》一书，该书劈两章的篇幅专门论述“乔伊斯与现代主义”和“乔伊斯的小说艺术”，从宏观上论述了乔伊斯在特定历史背景下对现代小说艺术的探索与创新。在“《尤利西斯》：现代主义文学的丰碑”一章中，他从较微观的角度对小说给予了剖析，包括对一些重点章节的主要文体特色进行探讨。该著述引领着同仁去进一步认识、探讨和研究乔伊斯的小说艺术和文体特征。
对《尤利西斯》文体进行较为系统的研究在今天仍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和价值。首先，探讨该小说的文体演变标志着向其现代主义艺术殿堂迈出了坚实的一步。《尤利西斯》小说艺术手法的先锋性和开拓性必然体现在语言表达手段上，即文体的创新上。乔伊斯在小说艺术手法上的实验和创新正是通过对文体的不断创新得以完成的。文体的不断创新和演变反映了乔伊斯审美观念、语言意识的变化，尤其反映了作家对语言表意功能最大限度的挖掘。
其次，《尤利西斯》虽然是一部发表在20世纪初的作品，但作家在文体实验方面所取得的成就以及所涉及的问题对我们至今仍有参考价值。例如，怎样把语言表达模式从传统模式的束缚中解放出来，语言与现实的关系问题，文学语言与非文学语言的界限问题，以及如何将语言艺术与其他艺术相融合等等，都在《尤利西斯》的文体实验中得到了一定的解决。然而，有的问题至今仍是文艺理论界争论的焦点。
本文所指的文体是文学文体。文学文体学主要研究语言表达和文学审美价值的关系，以及语言手段产生的审美效果，即从文体对表现主题和塑造人物形象的审美功能和意义等方面对文学作品的语言形式及表现手段加以描述。[11]因此，文学文体学要解决的实质问题是语言表达形式的文学目的。
就文体学探讨的切入点而言，文体学家拜利（C.Bally）对它界定的范围极广。文体学研究一切能够产生某种特殊表达力的语言手段。这样一来，文体学比修辞学所研究的范围更广，几乎涵盖了所有能够使语言获得某种强调和清晰度的手段，例如隐喻，修辞手段，一切句法结构模式等等，都可从表达力价值的角度加以研究。任何文学作品，其表达形式均体现在具体的语言手段上。尤其在《尤利西斯》中，乔伊斯更是借助其特定的语言手段来完成小说的文体实验。因此，从语言系统看，文字的声音和外形，语音的重复、句子的结构、各种级别的子句的结构、词序以及词序的颠倒等等，都是本书观察和分析《尤利斯西》文体的切入点。对传统的修辞手段的研究也是对《尤利西斯》进行文体探讨的切入点。这始终是文学文体学研究不可或缺的部分。但是，在修辞手段和它表达的审美效果之间，往往难以找到某种对应不变或始终一致的东西。
解决语言表现手段的审美价值问题，必须首先落实其表现形式的意义问题。这里的“意义”主要指文学作品的审美意义。正如威勒克所说，对作品的语言特征作系统地分析，将其解释为“全部的意义”。[12]然而要落实语言文体的“全部意义”，我们只能回到作品的内容中去。
对《尤利西斯》语言文体表达力的探讨，必须结合作品的具体内容。就《尤利西斯》而言，对人物的塑造、对人物内心情感世界的表现及主题的表达仍然是小说的灵魂。应当指出，对《尤利西斯》语言手段表达力的探讨，必须结合作品的具体内容。读者必须通过其审美体验把语言文体手段转换成血肉丰满的人物形象，化符号为内容。因此，研究《尤利西斯》文体很容易滑到对其内容的分析讨论上去。
值得一提的是，仅从语言学文体的角度探讨文体，也有一定的弊端。例如，对《尤利西斯》文体的演绎过程进行系统研究时，这种更注重微观分析的方法难免显得捉襟见肘。对文体探讨的方法，无论语言学文体还是文学文体，关键要使宏观与微观相结合。所谓宏观是指探讨文体如何服务于文学艺术作品的审美目的。正如韦勒克所说，“只有当这些审美兴趣成为中心议题时，文体学才能成为文学研究的一部分；而且它将成为文学研究的一个主要部分，因为只有文体学才能界定一部文学作品的特质。”[13]所谓微观是指对文体的结论应当有语言表达形式的支撑和印证。
总之，对语言现象的考察和分析，是进行文体探讨的切入点。形式的探讨是为了较深入地理解隐藏在形式背后的内容，运用特定形式的目的，再从内容回到形式有助于人们重新思考形式与内容是否在一定范围内得以统一。
文体问题一直是乔伊斯关注的核心问题。乔伊斯对小说艺术手法的实验和探索具体表现在他对语言表现手段的实验上，即文体的探索和实验。换言之，乔伊斯对小说艺术手法的探索与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对文体的实验及探索是否成功。在乔伊斯的创作生涯中，从《都柏林人》、《青年艺术家的肖像》到《尤利西斯》和《芬尼根的苏醒》，每一部作品都是一个里程碑，代表了其文体实验的突破性进展，标志着他在不同阶段探索和挖掘语言表征现实的潜力。因此，文体的实验和演变既是乔伊斯艺术创作的关键，也是解读其作品的关键。
乔伊斯本人曾说过，他只关心文体，而不关心政治。[14]为撰写《尤利西斯》他倾注了七年心血，制订了周密的写作计划。小说除了借用荷马史诗《奥德赛》的神话模式外，其18个章节所涉及的场景、主要人物活动的时间，采用的器官、艺术、颜色、象征、技巧等内容都详细地开列在写作提纲中，由斯图尔特·吉尔伯特（Stuart Gilbert）等乔学专家将其公之于众。乔伊斯曾在写给哈丽雅特·肖·韦弗（Harriet Shaw Weaver）女士的信中说，“十八个章节处理十八个问题，用十八种文体、十八种视角。技巧和内容像手跟手套一样吻合，肌肉和骨节一样契合无间。”[15]
在吸收他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本书试图通过对《尤利西斯》文体这一较为关键问题加以探讨，尤其是对小说中重要章节所涉及的主要文体的演变过程进行研究，以期从另一个侧面剖析乔伊斯对小说艺术形式的探索与创新。同时，本文将从文体的角度，较为全面地考察《尤利西斯》与其他艺术间的关系，从而对作家所作的文体实验有较为客观和全面的认识。
为达到这一目的，本书在考察语言现象的基础上，将结合以下相关因素进行分析：
（1）结合作家的创作意图和目的考察文体。乔伊斯自称运用了18种文体，且每章的文体各不相同，这绝非诳语。他向世人公布的写作大纲更不是事后主观臆造。像这样一部被公认为“20世纪最富实验性的一部小说”[16]不能说没有留下雕凿的痕迹，但确实是精心构造之作。因此，乔伊斯的创作意图和设计是笔者考察《尤利西斯》主要文体特征的重要依据。
（2）在整部小说叙述模式的框架下审视文体的演变。《尤利西斯》的文体演变与小说在叙述角度、情节发展及人物意识层面等因素的变化不无关系。从某种意义上说，整部小说的文体演变与叙述模式形成了一种互动的辩证关系。乔伊斯因叙述角度及内容等因素的变化而尝试新的文体形式，反过来，新的文体形式的实验，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小说的叙述语言和叙述形式，从而使文体的实验转化为对新的叙述模式的探索。因此，对文体的考察必须围绕这些因素，否则，将无法全面评价小说文体演变的价值。劳伦斯和弗伦奇等评论家也是围绕小说叙述模式来探讨文体的变化的。他们似乎都看到了小说文体演变给叙述模式所带来的巨大冲击，但无疑夸大了这种冲击，最后跳到了叙述模式之外去寻找答案。也就是说，他们没有从文体的巨大变化与人物形象及情感发展间的关系考察文体演变。该角度无疑脱离了文学的核心问题，即人物形象的塑造，情感及主题的表达。
（3）结合《尤利西斯》诞生的历史背景考察小说的文体变化。在没有系统的现代主义理论的情况下，乔伊斯完成了对现代小说艺术的创新。他站在当时非常先锋的位置，采用拿来主义的观点，对各种艺术思潮、流派及艺术手法等进行了开拓性的实验，包括印象主义和表现主义，以及音乐、电影、绘画及诗歌等艺术手段。乔伊斯的借鉴是创新，而不是简单的移植。本书有的章节将探讨乔伊斯如何借助文体手段，将其他艺术形式融于文学作品之中。
本书共分六章，不对《尤利西斯》进行逐章分析，而是着重探讨其重要章节的文体特征，以便对整部小说的文体演变取得一定的认识。
本书第一章是意识流文体。该章旨在探讨意识流文学的语言表现手段，即乔伊斯采用何种语言手段才能直接再现人物的意识活动。《尤利西斯》作为意识流文学的经典力作，在诸多方面开了意识流文体之先河，对之进行了大胆的实践与探索。这种探索主要体现在以下4个方面：
（1）采用何种语言手段才能再现人物的意识活动，即以何种语言手段才能逼肖地模拟人物意识活动的跳跃与闪烁等不规则的流动过程。正如威廉·詹姆斯所说，人的意识是奔流不息的、混乱的。但如何才能真实地再现它？意识流小说之鼻祖理查森曾提出过“瞬间思想描写”之说，但并未在自己的创作中真正解决这一问题。斯泰恩曾试图采用文字重复手段，运用现在时态，以达到文字流动的效果，从而达到再现人物意识流动的效果，但终究失于单调。乔伊斯大胆地从打破语言传统句法结构入手，对模拟意识活动达到了形神兼备的艺术效果。
（2）如何才能再现人物的意识活动？“再现”不是叙述，不是描述。亨利·詹姆斯的《淑女画像》、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以及乔伊斯的《青年艺术家的肖像》等小说，皆涉及了人物意识活动的描述，但都不是对人物意识的“再现”。“再现”完全排除了叙述者的干扰。读者与意识活动主体保持零距离，直接聆听人物内心的声音，感受其意识活动的真实。乔伊斯在这方面的实验无疑是对意识流文学发展的一大贡献。
（3）以什么样的语言才能再现人物意识活动的复杂性。弗洛伊德把人的意识分为意识、前意识及无意识3个层次。而意识流文学更关注的是后面两个层次。问题是什么样的语言才能表征无意识与前意识的活动？汉弗莱虽然把语言假定为“（已形成）语言层次”和“未形成语言层”两个层面。[17]但什么语言是“未形成语言层”，并没有答案。乔伊斯在如何挖掘、开发现有语言的表意功能，真实再现人物在瞬间的感知过程、复杂体验等方面做出了不懈的努力。
（4）从横向看，乔伊斯在《尤利西斯》中通过对三位个性鲜明的人物形象的塑造，探讨了如何将意识流文体与不同人物形象相结合，尤其是用不同的文体形式表现人物各自不同的复杂心态。
同时，《尤利西斯》的意识流文体从斯蒂芬、布鲁姆发展到莫莉，该过程体现了意识流文体在小说中由逐步运用到炉火纯青的发展历程。其间乔伊斯对如何完全排除叙述者的干扰，全面采用意识流文体叙事形式进行了有益的探索。
本书第二章探讨的是“伊奥勒斯”一章的新闻体。乔伊斯在“伊奥勒斯”一章采用了新闻标题、新闻语言以及现代报纸的排版艺术。评论界对他在文体形式上的突然转变可谓众口铄金。例如，卡伦·劳伦斯、柯林·麦克卡比（Colin MacCabe）及珍妮弗·莱文（Jennifer Levin）等评论家，大多指责该文体或破坏了小说的“初始文体”，[18]或有损语言的表意功能。[19]理查德·埃尔曼（Richard Ellmann）与索尼·史怀特（Thony Thwaite）则质疑新闻标题的出处不明。[20]事实上，文体形式的突然转变是与“伊奥勒斯”一章的诸多因素机密相关的。例如，叙述视角的转变，场景的变化，独特意象的运用，都柏林人的道德及精神状态等因素皆与此有关。“伊奥勒斯”文体形式的转变是与内容相结合的。
本书第三章探讨“塞壬”一章的印象主义文体。乔伊斯在“塞壬”一章虽然是将音乐艺术运用于文学，但他似认为对音乐的借鉴必须转化为文字的技巧，借助大量的声觉形象，化音乐为文字，达到让读者通过文字能“听得见颜色，看见声音”的艺术感染力。同时，乔伊斯还运用了大量视觉等形象。故而，本书从印象主义文体的角度立论。
音乐与文学这两门艺术的连姻源远流长。诗歌语言中的节奏和韵律直接与音乐艺术相通。正如沃尔特·佩特在《文艺复兴论》里所说“一切艺术都以逼近音乐为指归”。[21]文学艺术从音乐中吸取灵感。作家们有意识地在文学创作中借用音乐技法始于浪漫主义，历经象征主义等流派。爱伦坡、马拉美、魏尔伦等人的诗歌中都表现出对“音乐效果”的追求。[22]随着现代主义小说的兴起，小说情节淡化，作家成了“心理学家”，他们在小说创作中除了对音乐节奏、韵律的模仿，往往还借用音乐艺术的“对位”结构，尤其是音乐家瓦格纳的“主旋律”。例如，福克纳的《喧哗与骚动》，赫胥黎的《旋律与对位》等小说都借用了音乐中的对位结构。
在“塞壬”一章，乔伊斯的文体实验堪称有过之而无不及，为融通小说与音乐艺术在诸多方面进行了大胆实验。例如，如何将音乐的结构运用于文学，如何使语言在作品中产生一种音乐的效果，如何借助声觉及视觉形象塑造形象各异的人物，烘托气氛。更为重要的是，如何借声觉形象传达人物纷乱复杂的情感体验。乔伊斯对此都作了前所未有的实验。从某种意义上说，作家也是在探索新的叙述模式。
本书第四章探讨乔伊斯在“太阳神的牛”一章的文体实验。乔伊斯曾说：“我写的《太阳神的牛》一章，我想是最难写的一章。”[23]作者把“太阳神的牛”分为序曲和正文两部分。在本章，乔伊斯模拟的文体包括：古盖尔语文体，拉丁语文体，盎格鲁—萨克逊文体，中世纪传奇文学文体，哥特式文体，17世纪、18世纪、19世纪，以及20世纪初的散文和小说文体。最后以美国俚语，黑人语言，伦敦方言等结束，影射了20世纪语言的混乱状态。
评论界对乔伊斯如此大规模的文体模仿，历来毁誉参半。文体的形式与小说的内容是否统一是争议的焦点。例如，皮克提出，呈历时性的系列文体是预先设定好的，这是否会造成为了保全形式而牺牲内容。[24]而托马斯·马多克斯（Thomas Maddox）怀疑二者只是机械性地连在一起。[25]莫顿·P·莱维特（Morton P.Levitt）也表示了大致相同的观点。[26]
事实上，通过对系列文体的模仿，乔伊斯在多层面上开展了他的文体实验：（1）如何将文体模仿与“胚胎运动”相结合，既关照了小说的情节，又极富象征意义。（2）如何突破历时性文体模仿的结构局限，将其巧妙地与人物塑造及主题表达结合起来，且起承转合，过渡自然，一气呵成。（3）如何将模仿与戏仿相结合，让古人的文体焕发生机。同时，超越单一性的戏仿，形成文本多层面的戏仿效果。
本书第五章探讨“瑟西”一章的表现主义文体特色。表现主义手法注重表现人物的主观现实，关注“人类深藏内部的灵魂”，[27]以及艺术家的内心真实，认为只有内心真实才是外在真实的本质。乔伊斯在“瑟西”一章戏剧性地再现了人物潜意识的原始欲望、梦想、恐惧和罪恶感等内容。但是，以何种语言文体手段才能真实再现人物的潜意识活动，对人类来说或许仍是个谜。乔伊斯在本章对此进行了多种文体实验与探索：（1）如何借助各种怪诞不经的意象再现人物的幻觉。（2）如何通过非生命体的语言折射人物的潜意识活动。（3）如何借助人物自身语言的矛盾荒唐，一反常态地再现人物的潜意识活动。
本书第六章探讨“伊塔克”一章的非个性化文体实验。非个性化是小说的一种叙述手段，始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这是一种反对作家主观情绪化的叙述方式。其中以福楼拜为代表，主张作家退场。[28]作家对其笔下的人物要持一种超然、冷漠及中立的态度，以求避免在叙述中过多地介入，从而达到叙述的客观性。
真正让乔伊斯受到震撼的，是戏剧大师易卜生作品中那股“崇高而超脱的力量”。乔伊斯曾说即使自己让他人误解为冷漠，仍然决定将该手法运用于创作之中，并在《青年艺术家的肖像》中得以实现。
为了配合小说反高潮时的结尾，乔伊斯在“伊塔刻”一章中尝试了一种非个性化的文体写作。与前面章节的文体实验大相径庭的是，乔伊斯似乎要剥脱语言的情感内涵，将其化为冷冰冰的“骨骼”，以此消弭人物的情感。为此，乔伊斯在诸多方面展开实验。他试图解决以下3个问题：（1）如何以冰冷冷的“非个人问答形式”取代传统的叙述模式。（2）如何将分析、比较、对比、列举等逻辑手段取替传统的叙述、对话等形式。（3）采用什么样的语言手段及文体以达到避免情感的卷入。
综上所述，《尤利西斯》的文体实验独步古今，是作家心血与智慧凝聚而成的作品。小说共18章，每章几乎都有不同的语言，不同的语言节律与速度，不同的文体手法，从而实现不同的艺术目的。不言而喻，每章都是对语言文体手段、小说艺术的新的探索与实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