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义华[1]
现代化，包含市场化、工业化、城市化、知识化、信息化、世界化以及与此相应的国家政治、社会结构、社会关系、国际秩序巨大变化等众多方面、众多层次的内容。现代化造就着现代契约文明、现代工业文明、现代城市文明、现代技术文明、现代信息文明、现代世界联系，造就着现代人的价值体系、政治与社会存在方式，现代人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和他们的生活方式。这一切，既为人们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和必要的物质基础，同时也常常将人们引向一种新的异化。
如市场化，带来物流、资金流、人流、知识流的解放，但同时又常常会使人与人之间用契约关系、货币关系、利益交换关系取代了原先的自然联系、情感联系，以及因相同价值观、相同意志、相同文化追求形成的多重社会联系。
工业化，带来劳动的解放，但同时又使人的生存与成长、人的全部活动，越来越受制于外在于人自身的经济与政治乃至社会力量；工业化不断追求高度发展，会纵容、鼓励和引导人们追逐利益最大化，“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与利欲不断膨胀相联系的，是物欲的不断膨胀，义与利严重失衡，道与欲的严重失衡，社会两极化趋向亦因此难以遏制。
城市化，人口、资金、人才、知识、信息、生产力、消费都高度集中、特别密集，创造了新的生产力、新的生产方式和新的生活方式，但这一切常常又同时破坏了人与人之间传统的联系纽带，使人在巨大的城市中，反而过于个人化、孤独化，对于物质利益的过度追求，更导致纵欲主义、利己主义、拜金主义泛滥，使人与人之间、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变得非常紧张。
知识化，提高了人们的素养，同时又使人们为科学主义和技术主义所支配，丧失人文主义、理想信念和终极价值的追求。
信息化，使互相全面依赖关系的建立成为可能，但同时又会使人与人的交往虚拟化，人的思维方式与行为方式为工具理性所支配。
世界化，使人们有机会享用全世界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的各种成果，但也可能使人们完全为外部力量所主宰，而彻底丧失自我，如此等等。
至于国家政治、社会结构、社会关系、国际秩序，人们的价值体系、政治与社会存在方式，人们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和生活方式，空前的变革几乎无一不是一柄双刃剑。
正因为如此，人们在确定现代化目标以及选择自己为实现这一目标所应走的道路时，必须非常认真地总结先前世界各国现代化的历史经验和教训，坚持从自己的实际出发，走一条能够有效制约上述新的异化而真正能够将人们引向自由而全面的道路。
近代以来的中国现代化运动，在路径选择上，既依次递进而又互相重叠的多种倾向一直不断地在激烈地互相博弈。人们所设计和鼓吹的数十种乃至上百种现代化方案，大要说来，基本上就是以下三类。
其一，中国现代化运动发端于西方文明的挑战。最初，是西方的坚船利炮，西方的声光化电、机器工业，震动了中国；随后，西方以市场为中心的经济制度，三权分立的政治制度，思想、言论、出版自由的文化制度，震动了中国；再后，西方个人本位、利益最大化、生存斗争优胜劣汰等核心价值观念，震动了中国。中国以西方这些成就为坐标，对自己重新加以审视和检讨。
其二，中国现代化运动开始之际，西方资本主义制度的内在矛盾已日益暴露，以批判和推翻资本主义为己任的社会主义思潮和社会运动已经勃兴。这样，当中国充满期待学习西方时，饱受西方殖民主义奴役之痛的中国志士仁人更容易敏锐地注意到西方社会主义者对资本主义经济、政治、社会及文化种种问题的揭露和批判，并天然认同这些揭露和批判。于是，中国又开始了以西方社会主义为坐标的现代化路径探索。俄国十月革命成功后，这一探索更集中表现为“以俄为师”。
其三，中华民族是一个巨型民族，中华文明是一个历史悠久有着强固文化与制度传统的巨型文明，中国又是世界上屈指可数的巨型国家，师法他者，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完全抛却自己原有的根底。师法他者时，曾一度产生过“万事不如人”的悲观情怀，但更多智者早早就发现，师法他者任何一种现成的模式，都无法全面解决中国所面临的各种真实问题。中国的现代化运动必须是中华民族的自我觉醒，是中华文明的自我反省、自我扬弃、自我更新。因此，在中国现代化运动整个发展过程中，中国如何走符合中国实际的自己的路，一直是一个极为强劲的诉求，并最终取代前二者成为中国现代化运动的主流。
现代化运动是一个可能要持续几个世纪的历史过程，不可能指望有一个包罗万象的方案可以一劳永逸地解决现代化进程中的所有问题。尤其像中国这样一个历史悠久、文化积淀深厚、各个地区发展很不平衡的巨型国家，只能依靠持续不断的探索、实践、总结，再探索、再实践、再总结，才能够通过全面、深刻的自省、自知，一步步达到自觉、自由的境界。套用孙中山先生一句名言：现代化尚未成功，众同志仍需努力！